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适用于历史学研究者爱好者,特别是历史地理学研习者阅读 作者从认识与理解空间及其力量出发,思考“空间”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意义,以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的互动为视角,阐述幅员广阔、多民族统一国家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缘结构的形成与演进,以及此种地缘结构对地区开发模式、经济格局之演变、文化区域的分合乃至国家政治模式等方面的影响,进而分析区域差异及多样性与中国历史的总体发展之间的关系。书稿分别讨论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区域多样性”、“中国历史发展的五条区域性道路”、“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经济地带及其变动”、“王朝的‘核心区’及其变动”、“内地的边缘”、“‘边缘’的‘核心’”、“权力与城市空间”、“乡村聚落形态的演变及其区域差异”等主题,多角度、多层次回答“统一、多元中的中华帝国是如何可能的”这一宏大命题,探索出了一些论证翔实、思想深邃、极具启发性的历史阐释路径
内容简介
运用“空间”的观念与方法,思考“空间”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意义,分析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空间结构,可称为“空间维度下的历史分析”。全书分为“区域多样性”、“核心与边缘”、“城市与村庄”三大部分,分别讨论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区域多样性”、“中国历史发展的五条区域性道路”、“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经济地带及其变动”、“王朝的‘核心区’及其变动”、“内地的边缘”、“‘边缘’的‘核心’”、“权力与城市空间”、“乡村聚落形态的演变及其区域差异”等主题,多角度、多层次回答“统一、多元中的中华帝国是如何可能的”这一宏大命题,得出了一些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认识。
作者简介
鲁西奇,男,1965年10月生,江苏东海人。1982-1995年间就读于武汉大学,1995年获博士学位;1989-2007年间在武汉大学工作,2001年任教授。现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与历史地理研究。出版《区域历史地理: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人群;聚落;地域社会:中古南方史地初探》、《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等专著6种,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项,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校优秀青年教师资助项目1项。入选首批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兼任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专家。
目录
空间与历史:空间视野下的中国历史(代序)
一 “空间”的力量及其意义
二 “区域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
三 核心与边缘:中国历史上的“核心区”与“内地的边缘”
四 村落与城市:传统中国乡村聚落与城市的形态和空间结构
五 多元、统一的中国是如何可能的?
卷一 区域多样性
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区域多样性”
一 景观多样性
(一)自然景观的多样性
(二)文化景观的多样性
(三)景观认知与意义的多样性
二 历史进程与道路的多样性
(一)历史进程的区域差异
(二)历史道路的区域差异
(三)影响历史发展诸要素的区域差异
三 区域多样性的方法论意义
(一)“五种社会形态演进”阐释模式的终结
(二)走出“王朝更替”的叙述与阐释模式
中国历史发展的五条区域性道路
一 中国历史发展的五条区域性道路
(一)中原道路
(二)南方道路
(三)草原道路
(四)高原道路
(五)沙漠-绿洲道路
二 适应、抉择与互动:历史道路区域性差异的形成
(一)适应
(二)抉择
(三)互动
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经济地带及其变动
一 三大经济带格局的形成
二 三大经济地带的变动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游畜牧经济带、旱作农业经济带的南移
(二)宋代旱作农业经济带与畜牧经济因素的南渐
(三)明清时期稻作农业与旱作农业因素的北渐
三 影响地带性差异之形成及其变动的诸因素
卷二 核心与边缘
中国历史上的“核心区”:概念及其分析理路
一 冀朝鼎的“基本经济区”概念及其分析理路
二 “核心区”概念的重新界定
三 不同层级的核心区与王朝国家的地方控制方式
中国历代王朝的“核心区”及其变动
一 秦汉时期的核心区及其转移:从关中到“三河”
二 北朝至隋、唐前期的核心区:关陇、河东与河洛
三 六朝及南唐、南宋的核心区:宁镇与江淮
四 中晚唐五代与北宋的核心区:汴洛与河北
五 辽金元三朝的核心区:从草原到燕地
六 明清两朝的核心区及其变动:南北直隶与畿辅
七 结语
“内地的边缘”:传统中国内部的“化外之区”
一 隙地、蛮荒以及帝国疆域内部的“化外之区”
二 “内地的边缘”的区域特征
三 “内地的边缘”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地位
“边缘”的“核心”:白莲教“襄阳教团”的形成与扩散
一 问题之提出:传统中国秘密社会的结构性特点
二 明清时期的鄂西北地区:“异端的渊薮”
三 清中期鄂西北白莲教传播的“核心区”及其“核心集团”
(一)黄龙垱与刘起荣、张汉潮集团
(二)夹河洲与宋之清-高均德集团
(三)刘家集与齐林-姚之富集团
四 跳跃式传播:“襄阳教团”的扩散及其方式
五 边缘区域内边缘人群中“核心集团”的凝聚与分散
卷三 城市与村庄
空间与权力: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政治文化内涵
一 城市:权力运作的场所和工具
二 城墙:威权的象征
三 城墙内外:城市的空间分划及其意义
四 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研究理路
城墙内的城市?——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再思考
一 问题之提出
二 城墙之有无
三 附郭街区的形成与发展
散村与集村:传统中国的乡村聚落形态及其演变
一 问题之提出
二 北方地区的乡村聚落形态及其演变
三 南方地区的乡村聚落形态及其演变
四 从散村到集村:传统中国乡村聚落形态演变的总体趋势
五 散居与聚居形态下社会组织与社会控制方式的差异
主要征引文献
图目
图1. 汉代的经济区划
图2. 隋代的经济区划
图3. 秦汉时期的核心区及其变动
图4.十六国北朝至隋唐前期的核心区
图5. 六朝政权的核心区
图6. 中晚唐五代北宋的核心区
图7. 辽金元政权的核心区
图8. 明朝与清朝的核心区
图9. 清乾隆后期白莲教“襄阳教团”的“核心区
精彩书摘
《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
本课程的名称叫“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其名称,就与我们熟悉的大多数专题课程有所不同。这种不同,还不在于名称的涵盖大小问题,更在于这个题目指明了一个专门的研究课题——中国历史发展的空间差异与空间结构,而不是一个专业领域(如中国历史地理、中国经济史之类)。或者因为这样的原因,这门课显然有点特别,所以我想对课程开设的想法作一点交代。
之所以想起开设这样一门课程,最初的动因是我看到一份谢和耐(Jacques Gernet)在法兰西学院的授课表,比如,1976-1977年度开讲的课程是:“中国17世纪一名具有现代思想的人——刘献廷”,以及“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最早反应”;1977-1978年度,他接着讲“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反应”(续),又开了一门“传教士写的首批中文著作”;1978-1979年度,他开讲“王夫之著作中的历史与政治”,以及“中国的自然哲学——张载的《正蒙》”。显然,这些都是专题性课程,而且研究性很强。我一直在设想,我们有没有可能开设这样的专题性课程?这可能不太适合本科生教学,但我想值得尝试一下。这不仅对于学生是一个挑战,对于教师来说,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另一方面,我学习历史地理有十多年了,特别是近十年来,主要精力一直放在这方面。大家知道,历史地理学,如果说还是一门学问的话,实际上包括两方面内涵:一是历史的地理,或者表达为时间维度下的地理变化,也就是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演变。这是历史地理学的主要方面,也因此,很多学者,把它划归地理学领域,因为其研究对象是地理环境。另一方面的涵义不是那么受重视,但也是历史地理的本义,即空间维度下的历史,也就是地理空间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或者说是用地理空间的观念分析历史发展进程。在最初进入历史地理研究领域时,我较重视前一方面;近年来,随着自己关注的重心逐渐向社会特别是乡村社会结构的转移,更多地注意后者,即将空间观念用于对历史事件、现象与总体发展趋势的分析方面。
更重要的是,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是统一的?换言之,中华帝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样性与多元化国家,是如何成立的?我们所在的这个国家,从自然、民族、文化、经济体系等各方面,不同区域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们学习历史,固然需要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但归根结蒂,却不能不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因此,在这个课程之下,我即试图将近年来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通过课程的方式,逐步地系统化,力图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本课程的主旨是:从空间观念出发,以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的互动为视角,阐述幅员广阔、多民族统一国家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缘结构的形成与演进,以及此种地缘结构对地区开发模式、经济格局之演变、文化区域的分合等方面的影响,进而分析区域差异及多样性与中国历史的总体发展之间的关系。
……
前言/序言
空间与历史:空间视野下的中国历史(代序)
一“空间”的力量及其意义
正如所有现象都在时间中存在而有其历史一样,它们也在空间中存在而有其地理;如果说时间是历史学考察世界的独特视角的话,空间,就是地理学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显然,因为世界的所有表象乃至其本体都处于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之下,所以,历史与地理就成为我们了解世界的核心,时间与空间的观察视角与分析方法也就是认知世界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上的大多数学问都是“历史地理学”,或至少以“历史地理学”为基础,因为几乎所有学问研究的对象都在时间与空间里,而其研究方法也都离不开时间与空间的分析方法。
时间的力量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从咿呀学语的孩童,一天天长大,然后结婚生子,成就自己的事业,这是时间的赐予;人类从匍匐在大自然面前瑟瑟发抖、无可奈何的原始人群,成长为可以较大程度地利用自然、控制自然的高智能群体,这一过程是在时间里完成的。同样,时间让我们忘却悲伤和屈辱,抚平身体与心灵的创伤;时间让无恶不作、不可一世的权贵与富豪终究成为一堆白骨或骨灰,让铁骨铮铮、品德高尚的志士仁人在记忆与传说中永生,让荣华富贵和穷困潦倒都随风飘去。凡此,都是时间的伟力。不仅如此,正是因为有可记忆的时间,我们才能回忆起自己的“过去”,并给自己的“今天”下定义;正是因为有可记录的时间,人类才会有可供建立有序与结构的历史;也正是因为有时间,人类的知识才得以累积,并逐步形成越来越庞大但仍然有序的知识体系。毫无疑问,时间塑造了人类和我们每一个人,给人类和我们自己以一个“身份”和界定,使我们拥有可藉以生存的知识与技能,并给我们提供了思想的“先验架构”。
那么,空间的力量表现在哪里呢?或者说,空间是怎样拥有并展现自己的力量的呢?
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在一个没有桌椅的教室里(即在每个方向都一样的平面内),老师任意选择一个位置,学生散立周围,以便看到老师,并听到老师的讲话;他们的排列易形成为半圆形,成排地面对老师,而且是密度很高地靠近老师。在这里,老师与同学们组成一个“空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区位”),人与人之间存在“距离”,每个人的目光都指向一定的“方向”,并共同构成一种存在内在“关联”的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老师的“位置”构成了空间的中心:学生们自然而然地面向老师,形成向心性,从而在空间感觉上强化了老师的中心性和权威。这就是“位置”的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这个世界的某一特定位置上(地理的、经济的、社会的乃至文化的位置),这个位置至少在最初是先于我们而存在的,也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它在很大程度上给我们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空间和机会,同时也界定、制约或影响了我们的生存与发展。比如:一个秦巴山地山谷村庄里的少年,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与机会,与北京城里同样年龄的少年,显然有着天壤之别。对于个人来说,不同的“位置”意味着社会经济与文化地位的不同,也将使他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对于人群与社会而言,“位置”的差异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生计的方式(经济形态)、人群的组合方式(社会组织方式与社会形态)乃至政治形态。
空间的第二个要素是“距离”。托布勒(WaldoTobler)著名的“地理学第一定律”就是:“地理事物或属性在空间分布上互为相关,而相近的事物相互间的关联更为紧密。”距离导致了“核心”与“边缘”的差异。在师生交谈的集聚圈中,随意地观察就可以发现:与老师距离最近的往往是与老师关系最密切、对老师讲授内容最为关注的学生,而与老师距离越近,学生的密集程度也就越大;游离于这个集聚圈边缘的,往往是对这种谈话不感兴趣或不屑一顾的特立异行者。在另一方面,老师也倾向于喜欢那些靠近自己的学生,对他们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并希望通过他们影响全体学生。这样的阐释模式完全可以用于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观察与分析。正如施坚雅所指出的那样:“核心区”集聚了区域范围内大部分的人口与财富,越靠近核心,其密度越大;它也受到政府的重视,而得到诸多的“优惠性”政策。边缘区域的人口密度较小,经济欠发达,财富总量低而且分散;政府控制薄弱,社会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出现另类化倾向。显然,“距离”是核心与边缘分异的基础。
距离的力量还不止于此。仔细观察我们假想的这个师生空间中的学生部分,可以发现:关系最好的同学可能有意无意地靠在一起,而关系疏远的同学则自然而然地保持了彼此间的距离。反过来,在一个教室里,长期的同桌可能构成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而坐在角落的那个同学可能与全班的所有同学都很疏远。这是距离对社会关系的影响。在传统中国华北平原的集居村落里,村民之间的交流相对频繁,关系相对紧密,从而可能形成相对严密的社会组织结构;同时,由于居住集中,官府也易于控制,国家权力对集居村落的渗透也就相对深入、广泛。而在广大的南方地区,人们选择把自己的住房建在尽可能地靠近生存所依赖的水田、山林或湖泽旁,从而形成分散居住的状态,各农户之间的来往、交流与互相依靠均相对少一些,彼此之间相对疏远,其社会联结方式与社会组织结构则要复杂得多;官府控制散居村落的难度也较大。当然,“距离”的概念、界定与意义在今天已经或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可能与同居一室的人形同陌路,而与远在天涯的人则亲如水乳,密若一体。这也是距离表现其力量与意义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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