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知识背景不同、人生趣味殊异的各色演讲者,被附加了一层中国文化护守者和传道者的光环,他们在此合二为一。本应由宗教完成的人生启蒙及安慰,转而由文化使者担当。借助这种气息相通的形式,造成一个个人文气场,确认,沟通,使孤单的个体找到组织,获得生命的鼓舞与力量。
没有个体温度的文化,是冰冷的文化,也只是书斋的摆设,激发人内心情感的文化一定是活的,能惠及社会人心的。能担当起这个角色的人屈指可数,钱文忠可谓其中的佼佼者。他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学者,这不单指其饱满俊朗的容貌,也不仅指其渊博的学识,还包括其得体优雅的穿着,看似刻意的举止,总之,他浑身散发出一股久违了的名士气息。正是这股味道,征服了难以计数的观众和读者。
——老愚
内容简介
演讲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一种奇异的现象,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道,业,惑,三者,孰为大?道也。
没有个体温度的文化,是冰冷的文化,也只是书斋的摆设;激发人内心情感的文化一定是活的,能惠及社会人心的。
能担当起这个角色的人屈指可数,钱文忠可谓其中的佼佼者。
他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学者,这不单指其饱满俊朗的容貌,也不只指其渊博的学识,还包括其得体优雅的穿着,看似刻意的举止,总之,他浑身散发出一股久违了的名士气息。正是这股味道,征服了难以计数的观众和读者。
他不是道德偶像,他也不屑于做那样一尊雕像。他相当机智地活着,享受着生命给予的全部恩惠,他也以自己的才能滋养更多的有缘人。在不经意间,他成了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在他面前,嫉妒、厌恶等一切负面情绪难以发挥作用,因为他是钱文忠。
能担当起这个角色的人屈指可数,钱文忠可谓其中的佼佼者。
钱文忠擅于表达精细的思维。他的演讲好听,在于他是一个真正的行者。那些出自兴趣的山水人文访寻,在增加阅历之外,对好多问题有了新的心得。特出的贯通能力,使他能把许多事物糅合起来,并从中发觉新意。也由此造成他博大的气象。与聆听者的沟通,也自然会造成新的话语与思想。
作者简介
钱文忠,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上海复旦视觉艺术学院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北京电影学院客座教授、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儒藏》精华编纂委员会委员。
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师从我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季羡林先生。大学一年级起,开始撰写并发表学术论文,获“季羡林东方学奖学金”一等奖。上世纪80年代中期,留学德国汉堡大学印度与西藏历史文化学系,师从著名印度学家A. Wezler教授、著名佛教学家L.Schmithausen 教授、著名伊朗学家R.E.Emmerick教授,主修印度学,副修藏学和伊朗学。
著作:《瓦釜集》、《末那皈依》、《季门立雪》、《天竺与佛陀》、《国故新知》、《人文桃花源》、《玄奘西游记》、《巴利文讲稿》、《钱文忠内外学》、《医圣李时珍》、〈〈汶川集〉〉(合著),《钱文忠解读<三字经>》大陆版和台湾版,《我的老师季羡林之学生时代》、《钱文忠说即墨》、《戊子草》、《班墨传奇》。
译作:《绘画与表演》(合译)、《唐代密宗》、《道、学、政》、《梵文基础读本》(续补);另有资料编集与古籍整理十余种,发表各类论文二百余篇。
内页插图
目录
世界背景下的中国文化
今天,为什么我们还要讲《三字经》?
“国学热”的呼吸与叹息
我读《大学》、《中庸》
墨子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玄奘与时代精神
鉴真东渡
留学岁月与中国机会论坛发言
近现代中国佛教和中国社会的几点思考
中国传统中的商人与财富
新时代需要新慈善
我们的读书现状和老一代学者的读书生活
作为长者和学者的季羡林先生
后记
钱文忠著述年表
精彩书摘
中国传统中的商人与财富
近三十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发展,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就连带有最大偏见的人,恐怕也无法漠视。今天这样的盛会,本身就是中国发展的途中成果和见证。我们都知道,在三十年前,今天的盛会乃是一件绝无可能之事。
中国在这三十年里所取得的成就,有很多表征,商人群体的堂皇登台和壮大,以及全社会财富的急剧增加,无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两个。当代中国的商人群体究竟有多大,占全民人口的比例究竟有多少,我不知道,也不知道是否有人确切的明了。但是,我们应该还记得这样的四个字“全民皆商”,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我同样不知道,别的民族、别的文化中是否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词汇?答案恐怕是没有。至于社会财富的急剧增加,那多少还是有一些数字依据的。请让我们看一下“皇甫平”之一周瑞金先生言简意赅的总结:“国内生产总值GDP,2007年是1978年的67倍”,“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百分之十,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体”,“1978年一年的劳动所得只相当于2003年的11天”。中国人口在这个阶段增长了5亿人,但是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亿5千万减少到2007年的1479万。
在一个民族、一个文化的生命史中,三十年仿佛是电光照露,只能是短暂的一瞬间。而,正是在这短短的三十年里,中国走过了别的国家花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也未必能够走完的里程。为之震惊的不仅是中国以外的世界,我们自己难道不也会在安静下来的时候,感觉到匪夷所思和不可思议吗?
也许是成就过于巨大,震撼了我们;也许是这些成就来得太快,晕眩了我们。总之,我们似乎还没有在意,或者说还没有顾得上进行深层次的思考。是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不可分的。没有这八个字,中国的今天还至多只能是一个模糊、飘渺的幻影梦想。
于是,很多人把商人群体的登场和壮大归因为受外部世界的影响,把财富的急剧增加视作是这样一种影响的结果。我们当然不能说,这样的观念是不对的。这样的意见自然有它的理由:我们难道不是都从传统中听说过“士农工商”的“四民”之说吗?“商”难道不是“四民”之末吗?可是,中国传统中不是经常有一些令人羡慕的商人吗?今天,成功的商人难道不是太多人的人生目标了吗?
我们难道不是都从传统中听说过“为富不仁”吗?今天难道不是还依然有人认为“有钱人没有好东西”吗?可是同时,难道不是几乎全民都在疯狂地追逐财富吗?
问题是,如此这般将中国有关商人和财富的正面观念完全归结为外来的影响,是否准确?中国本身的传统中对于商人和财富的观念难道是一贯不变的负面吗?外因在完全没有内因的环境下,可能发生作用吗,或者说发生那么巨大的作用吗?倘若,中国本身的传统中没有足够的资源,那么,我们奉为圭臬的“中国特色”的来源又在何处呢?依据又在哪里呢?
冷静地反思中国自身的传统,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观点貌似“常识”,却是没有足够的文化史依据的。在中国的传统中,有关商人和财富的观念,以及它们的地位,绝对不是那么低下和简单的。它们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脉搏,呈现出复杂多变的韵律。中国传统中商人和财富的地位的独特性,也正是一种中国特色。
前言/序言
演讲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一种奇异的现象,众多嘴皮高手,辗转大江南北,鼓舌作态,或传授所谓养生秘方,或兜售企业管理秘诀,或阐述发财进步之道。在活到老学到老的气氛下,再学习产业催生了一个庞杂的明星讲师群。大师横飞,但什么样的人有资格成为师者,却未有明示。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道,业,惑,三者,孰为大?道也。
传道有二义:一日明白人,知道世界运行之理,通达自在;二日有德行之人,行状合乎规矩,乃坦荡荡真君子也。以此标准衡量,合格者几稀矣,故所见者多为传技之徒。道之不存,传技不免沦为贩卖机巧之勾当。
在国家影像主义的强力塑造下,粉墨登场者皆成明星学者,并由此形成中国特有的文化粉丝现象。在现实生活中迷茫丛生的人们,在场感受肩负某种文化使命的人所营造的知识气场,身心浸润其间,享受一种滋润心灵的精神按摩,一股特别的气息,注入他们枯寂的心田里,生成支撑生命前行的力量。知识背景不同、人生趣味殊异的各色演讲者,被附加了_一层中国文化守护者和传道者的光环,他们在此合二为一。本应由宗教完成的人生启蒙及安慰,转而由文化使者担当。借助这种气息相通的形式,造成一个个人文气场,确认,沟通,使孤单的个体找到组织,获得生命的鼓舞与力量。这一个个使者犹如蜜蜂。
没有个体温度的文化,是冰冷的文化,也只是书斋的摆设,激发人内心情感的文化一定是活的,能惠及社会人心的。
能担当起这个角色的人屈指可数,钱文忠可谓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学者,这不单指其饱满俊朗的容貌,也不只指其渊博的学识,还包括其得体优雅的穿着,看似刻意的举止,总之,他浑身散发出一股久违了的名士气息。
时代回响与思想交锋: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中的知识分子群像 本书聚焦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经历剧烈动荡与转型的关键历史时期。它并非一部宏观的政治史或经济史著作,而是以一种细腻且深入的视角,剖析了活跃在那个风云变幻年代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思想蜕变、精神困境以及对国家命运的责任与担当。 全书以时间为轴,辅以主题探讨,精心选取了数位在不同领域产生深远影响的代表性人物作为切入点,力求展现那个时代思想光谱的广阔与复杂性。这些人物的故事,交织成一幅关于启蒙、救亡、以及对“中国出路”不懈探索的宏大画卷。 第一部分:旧邦新命——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求索 本部分主要探讨甲午战败后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前,传统士大夫阶层如何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以及知识分子群体内部最初的自我革新尝试。 一、从“师夷”到“体用”的困局 我们将详细考察洋务运动时期,以张之洞、李鸿章为代表的开明官僚,他们在引进西方技术与维护儒家纲常伦理之间挣扎的艰难历程。重点分析“中体西用”思想的内在逻辑及其局限性,揭示这种折中方案为何最终无法挽救王朝的衰微。书中通过梳理大量私人信函和当时的官方奏折,还原了他们在决策过程中的思想冲突与政治压力。 二、戊戌变法的理想主义与悲剧 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知识分子的思想脉络被置于聚光灯下。重点阐述了康有为如何利用儒家经典诠释君主立宪的合理性,以及梁启超在思想启蒙方面的卓越贡献。我们探讨了变法失败的深层原因,不仅是权力斗争,更在于其对社会基层力量的动员不足,以及思想准备的仓促。梁启超在流亡期间所撰写的系列评论文章,被视为中国现代政治学思想的奠基之作,本部分对此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 三、清末留学生群体的思想孵化器 辛亥革命前夕,大量赴日、赴欧的留学生成为了革命和激进思想的传播者。本书对比了不同留学群体(如早期军事留学生与后期法政、文学留学生)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设想差异。通过对黄兴、孙中山等人的早期著述的研读,揭示了他们如何将西方共和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进行嫁接,构建了初步的革命话语体系。 第二部分:思想的狂飙——五四精神与知识分子的抉择 五四运动不仅是政治抗议,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本部分着重分析了白话文运动、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引入,以及不同思潮的激烈碰撞。 一、新文化阵营的内部分化 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在启蒙道路上的分歧构成了本书的核心分析对象之一。胡适所倡导的“渐进改良”与陈独秀对“彻底打碎旧偶像”的激进主张形成了鲜明对比。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批判,则代表了知识分子群体在启蒙受挫后的深刻反思和痛苦内省。书中特别关注了文学革命中白话文的推广策略,以及如何通过教育体系将新的文化观念植入社会。 二、马克思主义的输入与本土化尝试 2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知识界崭露头角。本书详细梳理了早期介绍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渠道,包括翻译作品的质量与选择倾向。重点分析了李大钊、陈望道等人在传播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如何努力使其适应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现实,以及他们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认识论上的根本差异。 三、知识分子的“出走”与“坚守” 大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面临艰难的政治站队问题。部分转向乡村,投身社会科学调查(如费孝通、晏阳初等人的平民教育与社会改造实践);另一些则陷入了对国民政府的批评与失望之中,思想趋于左倾或彻底绝望。本部分通过个案分析,展示了在政治高压下,知识分子如何试图在学术研究或文化普及中寻找保有独立性的空间。 第三部分:抗战烽火中的文化担当与精神史诗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知识分子的个体命运被彻底纳入国家存亡的叙事之中。 一、“内迁”与“坚守”:西南联大的精神遗产 西南联合大学的建立与运转,被视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极端困境下维护学术尊严与教育传统的典范。本书不仅描绘了物质上的匮乏,更侧重于精神层面的凝聚力——在炮火威胁下,一代学者如何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培养下一代精英。例如,对冯友兰、吴有训等人在战时坚持教学和研究的细节描绘,突显了其超越政治和物质的文化使命感。 二、文艺战线上的“民族魂”塑造 抗战时期,文学、艺术和新闻宣传扮演了动员民众和鼓舞士气的重要角色。本部分分析了左翼文学家在抗战统一战线中的角色转变,以及他们如何将阶级斗争的叙事暂时搁置,转向更广阔的民族叙事。同时,考察了以林语堂、徐志摩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国际舞台上向西方介绍真实的中国形象所做的努力。 三、战后知识界的思想重塑与流向预判 抗战胜利后,短暂的和平并未带来思想上的统一,反而加剧了国共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知识分子开始重新评估自身的“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本书将分析战后知识分子在对未来政治走向的判断中产生的迷惘与分裂,为他们最终在1949年前后的不同选择埋下伏笔。 本书旨在提供一个多维度、去意识形态化的知识分子群像速写,展现他们复杂而真实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先行者”与“殉道者”的双重角色。全书基于史料的扎实考据和审慎的学术判断,力求还原一个充满张力、充满理想与幻灭的“思想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