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人故事》,赵珩先生文化随笔集。讲述旧京文人的雅事趣闻,也描绘百姓的衣食住行。赵珩先生以他文化世家的熏陶和积淀,在高雅和世俗日常间书写了一幅旧京生活画卷。
《故人故事》是一本着眼于近百年社会生活的掌故笔记。近年来,社会生活史已经成为近代学术的重要领域,我国对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近三十年来也越来越得到普遍的重视和发展。社会生活史的内容与不同时期的政治历史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近百年的社会生活,随着社会形态的发展而变化急速。还原曾经发生过的生活场景不但需要史料的记述和现代影像资料,也需要凭借一代人的记忆。《故人故事》虽然涉及到不同的领域,但只是根据个人闻见的零星记录,希望这些材料可以作为史料的参补。逝去的旧事和人物已经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忘,这本小书虽然内容芜杂,并且难免有个人闻见的局限,但是作者愿意就此与读者共同探讨社会生活史料的作用与价值。
赵珩,1948年生,北京人。原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辑、编审。现为北京市文物局专家,学术委员。北京史研究会理事,学术委员。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特聘教授。首都博物馆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多年来从事文化史、社会生活史、戏曲史研究。著有《老饕漫笔》《老饕续笔》《彀外谭屑》《旧时风物》《百年旧痕》等。
自 序
松风画会旧事
文人雅集的最后一瞥
民国初年两次重要的文物展览
岁时节令戏与合作戏、义务戏
清末民初文人士大夫的春节活动
漫话堂会
有正书局与珂罗版
百年摄影与业态发展
堂谕与点名单
闲话老饭店
北京的骡车、洋车与三轮
民国时期北京兴建的两处公墓
春节花卉与果盒
家厨的前世今生
也说民国衣裳
门洞春秋
今昔天乐园
祭祀与摆供
朱启钤与北京中山公园
水梦庚和他的几个子女
恽毓鼎恽宝惠父子
杨锺羲和他的《雪桥诗话》
陈鸿年与他的《故都风物》
朱启钤与北京中山公园
上海的黄浦公园建于1868年,也叫外滩公园,向来被认为是上海乃至于全国的第一座公共园林(public park)。其实,黄浦公园是当时工部局建造为洋人游乐的公园,而不是对一般中国人开放的,直到1928年6月才面向公众,因此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座中国公园。
中山公园开放于1914年10月10日,从第一天就对所有的民众开放,因此北京中山公园才应该算得是中国第一座真正的公园。
中国古代讲究左祖右社,中山公园位于故宫的右侧,位置正是原来社稷坛。自1913年起,中山公园就开始了筹备工作,经过了近一年的修整清理,终于以“中央公园”之名在1914年正式开放。
说到中山公园,必须提到曾任北京政府的内务总长、交通部总长并代理过国务总理的朱启钤先生。朱启钤先生字桂辛,号蠖公,贵州开阳人。他是民国很有名的政治家、实业家和古建筑学家,同时,他也是个很具两面性的人。一方面,他曾是民国后陆徵祥、赵秉钧内阁的总长,1915年又成筹安会成员,是拥戴袁世凯称帝的积极分子,洪宪称帝失败后曾被通缉;而另一方面,他又具有非常强的民主和民生思想。他积极主张旧时的皇家园林对外开放,让普通百姓享受到城市的园林生活;是他提出了“公园开放运动”,要将城市的一部分山水园林化。他懂古建,中国营造学社就是他创建的,梁思成、刘敦桢都是在他的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的,而中山公园正是在他的这种思想下实现的第一个城市公园。 1928年北伐成功后,当时第一任北平市长何其巩将中央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北平沦陷时期又恢复中央公园原名,1945年光复以后再改为中山公园。
开放前的中山公园十分凋敝破败,除了社稷坛之外,里面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么多建筑和设施。一进来南门便是大片的空地,进了戟门就是社稷坛,后面是拜殿,其他建筑很少。清末的社稷坛非常荒芜,太监为了捞些“外快”,甚至在里面擅自豢养牛羊谋利。在清理时,可以说是杂草荆棘丛生,粪便到处皆是,于是朱启钤动用了大量的民工和北洋军队清除。
中山公园自开放以来最大的特色就是集中了民国初年的建筑思想, 1914年开放后,陆续按照朱启钤的思想在它的西南部设计了水榭和唐花坞,周围有假山,前面有个很小的湖,这都是社稷坛里原来没有的,也是朱启钤城市园林化的体现。例如唐花坞就是中西合璧的建筑,最能代表典型的民国建筑。此外,朱启钤也从其他地方搬迁了许多建筑到中山公园内。如圆明园在焚毁后,遗留的兰亭八柱被整体搬迁至公园的西南部。再有就是把兵部街鸿胪寺里的习礼亭也拆了落架,整体搬迁到中山公园靠中轴线西南一点的地方。1918年还从河北搬来了北宋的石狮,放在了坛门外。公园的董事会建在公园的西庑,朱启钤还一度在北部的大殿建立了公共图书阅览室。中山公园的每一处,无不渗透着朱桂老的心血。
今天一进中山公园南门,就会看到一座汉白玉的牌坊,这座汉白玉的牌坊是很有来历的。它原来在东单大街的西总布胡同路口,叫“克林德碑”或者叫“克林德坊”。1900年庚子事变时,德国驻中国公使克林德坐着轿子经过东单,遭到清军虎神营的射杀,被虎神营当场打死。克林德这人在八国联军中地位很重要,也很跋扈。虎神营敢于对他开枪也是受到当时端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大学士徐桐这些极端顽固派的指使。当时两派的斗争很激烈,像朱祖谋等就非常反对这种极端而违犯国际公约的做法。由于“拳乱”的原因,八国联军公然践踏中国主权,这当然是一种侵略。但是在进行外交交涉中,对公使开枪也是违反国际惯例的。这一事件轰动世界。射杀克林德以后,八国联军尤其是德国在赔偿要求之外,提出建一座克林德纪念坊,上面题字就是“克林德坊”,建成后当时的醇亲王载沣(当时还没有摄政)亲自到克林德坊致祭、谢罪。
从1901年到1918年,克林德坊在东单北大街上立了十七年时间。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立在中国的这座牌坊自然成了中国人的耻辱,刚好中山公园开放不久,于是就把克林德坊移到了中山公园南门内。将“克林德坊”改成了“公理战胜”四字。
原来在1914年中山公园刚开放的时候,这个牌坊的位置原有个大理石的亭子,这也不是原来社稷坛有的,而是按朱启钤意见建造的,亭柱上镌刻有格言。这种格言亭或格言碑,朱启钤本来计划在北京建八个,但后来只建了两个,一个在东单的西北处,一个建在中山公园南门处,这是朱启钤动员军火买办、实业家、慈善家雍剑秋出资捐建的。雍剑秋在1918年之前住在北京,后来移居天津,至今马场道有他的故居。朱启钤在马场道也有住宅,我家从20年代后每住天津也是住在马场道,与朱家和雍家父子两代(雍剑秋、雍鼎臣)都有过从交谊。
这个格言亭是八角形的,完全是仿西洋式建筑,也最能体现民国初期的风格和朱启钤的建筑理念。后来要给“公理战胜”坊腾地方,于是就将整个格言亭搬到了中山公园东北部,如今天进东门不远就能看到,这个格言亭还在。但是在“文革”中把格言亭的八条格言都磨去了,这八条格言有孔子、孟子、子思、岳飞、王阳明等语录。
中山公园的水榭建于1917年,建成后经常在那里举行画展,例如1935年举办了轰动北平的张大千个人画展。那正是张大千意气风发的时候,也是在此邂逅了女艺人杨婉君,后来因此而成为了他的如夫人。水榭一年到头不断举行画展,湖社、松风画会、齐白石、陈师曾、徐燕孙……1947年还在那儿举办了一次大型的北京画家联合画展。
1949年以后,那儿也还经常举行画展,我小时候经常在水榭看画展,不但有中国画展,也有西洋画展。“文革”前夕,水榭举办的最后一次画展是在1966年3月—“德国五百年名画展”,其中还有丢勒的作品,因此记得特别清楚。我那会儿上高中,利用中午时间在中山公园瑞珍厚吃了午饭,一个人去看德国五百年名画展。3月中旬春寒料峭,中山公园一个游人也没有,水榭没有暖气,冷得不得了,寒气彻骨,也正像当时的政治环境,正是山雨欲来之时,印象非常深刻。
中山公园有四处重要茶座,东南部最著名的是来今雨轩。为何叫来今雨轩,用的是杜甫的《秋述》诗前“旧,雨来,今,雨不来”的典故,今雨喻意新朋也。来今雨轩是典型的民国式建筑,红砖房、歇山瓦顶,有廊柱,周围有廊子,房内有地板和护墙板,半中半西。来今雨轩是1915年建成,为的是便于公园董事会活动。匾额是徐世昌写的,署名是“水竹村人”。一开始是饭馆,分中西餐,中餐是淮扬菜,西餐是英法菜,但西餐生意不行,不久就关张了。中餐生意却还好。最著名的是中山公园的茶座儿,在半中半西建筑外面搭了很大的罩棚,罩棚底下能放几十张茶桌。
如果说,民国时期北京有一个地方是各个领域的名人都曾留下过足迹的,那么无疑就要数来今雨轩了。民国的大总统,国务总理,各部总长、次长等军界政界人物;无数文化界、金融界、实业界人物,只要来过北京的,几乎无不到过来今雨轩。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王国维、鲁迅、钱玄同、郁达夫、徐志摩,包括到中国访问的泰戈尔等无一例外都到过来今雨轩。30年代末的北平沦陷时期,有一个不太出名的京味儿小说家叫耿小的(耿小得有一米八五的个子,很高,秃头,我在1988年还曾见过他)曾说过一句话,他说,来今雨轩是什么地方?那是“小国务院”,真是一语破的。在来今雨轩可以讨论国是,可以谈论艺术。张恨水的小说《啼笑因缘》基本上是在来今雨轩写完的,鲁迅翻译《小约翰》也是在来今雨轩完成的。
来今雨轩在旧址营业到80年代末,在那里经常可以遇见熟人,时不时就见有人起来握手寒暄,有时也能碰见多时未见的老朋友。来今雨轩的人员最庞杂,旧派新派参半;政界、金融界、艺术界各方面齐集;老中青都有,保守的、时尚的融为一体。当时游览的地方没那么多,中山公园又是所有公园中开放最早的,而且从位置来说是城市的中心。来今雨轩的茶座是春夏秋三季,没有周六日之分,永远红火,但到冬天就撤了。
除了来今雨轩,迤西墙一带,还有长美轩、春明馆、柏斯馨等三处茶座,董事会也在西边,当时朱桂老在开董事会之余,也常在这些茶座上坐坐,会会朋友。
我的曾伯祖次珊公1914年被聘为清史馆长,自然被朱桂老视为前辈。50年代桂老住在东四八条,我家住在东四二条,他的哲嗣朱海北(乳名老铁)夫妇与我祖母一辈也是往来不断,其文孙朱文相曾是中国戏曲学院的院长,与我更是非常熟悉,可惜英年早逝。文相的夫人宋丹菊是四小名旦之一宋德珠的女儿,也是熟人。不久前在故宫参加纪念朱家溍先生百年诞辰,又见到了文相的公子,我家和朱家可以说四代的交谊了。
我通常对怀旧题材的书籍持保留态度,总觉得它们容易陷入矫揉造作的抒情陷阱。然而,《故人故事》却给我带来了惊喜。它的叙事结构非常巧妙,采用了多线并进的方式,不同年代的片段交织在一起,却又在关键时刻产生强烈的共振。最让我欣赏的是,作者对于人物心理的刻画入木三分,没有脸谱化的好人或坏人,每个人都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无奈之处。比如那位在变迁中坚守传统的匠人,他的固执和最终的妥协,让我看到了个体在宏大历史面前的渺小与挣扎。这本书的语言风格是冷静克制的,不滥用华丽的辞藻,而是用精准的意象和动作来推动情节和情感的发展,这种高级的留白处理,极大地激发了读者的想象空间。它不是在“告诉”你发生了什么,而是在“引导”你去“感受”那些未说出口的遗憾。
评分这本《故人故事》实在让人读了心头一紧,又忍不住一页页翻下去。作者的笔触非常细腻,仿佛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那些逝去时光的温度。尤其是一些关于童年记忆的描绘,那种带着阳光味道的旧物、街角小店老板慈祥的笑容,都唤起了我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我几乎能想象出故事里的人物是如何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挣扎、欢笑与成长的。它不仅仅是讲述了几个人的故事,更像是一部关于“时间”的哲学探讨。我们总以为自己掌握着生活,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时代的匆匆过客,被命运的洪流推着向前。这本书让我停下来,认真审视自己生命中的那些“故人”——那些曾经影响过我,如今却已散落在天涯的人们。读完后,我久久不能平静,仿佛刚参加完一场盛大的告别仪式,既有失落,也有一种释然的平静。那种复杂的情感纠缠,非亲身经历难以体会。
评分我最近读了很多关于现代社会疏离感的书籍,但《故人故事》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它讲述的“故人”和“故事”,似乎自带一种穿越时空的魔力,让人暂时忘记了眼前的喧嚣和焦虑。作者构建的世界观非常完整,无论是人物的社会地位、阶层差异,还是他们所处的特定地域风貌,都描绘得一丝不苟,具有强烈的地域文化气息。我特别喜欢其中关于“信物”的描写,那些被反复提及的小物件,不仅仅是道具,更是情感和记忆的载体,承载着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这本书的深度在于,它探讨了“身份认同”的流变,当时代的面貌改变时,我们如何定义自己,以及如何与那些定义了我们过去的“故人”和解。读完后,我甚至开始翻找我自己的旧物,试图从中找寻失落的联系。
评分这本书的文学造诣是毋庸置疑的,但更让我感到触动的是它所蕴含的人文关怀。作者的笔调充满了同情与理解,即便描写那些犯了错、走错了路的角色,也从未流露出审判的姿态。相反,他以一种近乎悲悯的眼光,去体察每一个个体在命运面前的无助。这种温厚的情感基调,让阅读体验变得非常温暖,即便故事本身充满遗憾和伤感,读完后也不会让人陷入绝望。我发现这本书的语言充满了音乐性,长短句的交错、排比的运用,都经过了精心的打磨,读起来朗朗上口,充满了韵律美。它不是那种追求快速消费的快餐文学,而是需要静下心来,细细品味其中味道的作品。每次合上书本,我都会有一种被净化和滋养的感觉,仿佛进行了一次心灵的深度SPA。
评分说实话,这本书的节奏一开始有点慢,我甚至怀疑自己能否坚持读完。但一旦适应了作者营造的那种缓慢、沉静的氛围,就会发现它如同陈年的老酒,后劲十足。它不是那种追求情节跌宕起伏的商业小说,而更像是一部文学散文诗。书中的某些场景描写,比如雨后泥土的气味,或者某件旧家具上光滑的包浆,都达到了近乎诗意的程度。我特别留意了作者对于“沉默”的运用,很多重要的转折点,人物之间的交流都是极其简短的,甚至完全是无声的对视,但那种无声胜有声的力量,透过纸张直击人心。这本书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在成长过程中,那些被忽略的、悄悄溜走的珍贵瞬间。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故事”往往藏在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而非戏剧性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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