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芭往事》介绍的是中国芭蕾五十年的甘甜与辛酸。经过长期细致的采访，大量生动的细节和珍贵的图片被挖掘出来，让我们得以看到这门“极美的艺术”、“二十世纪的仪式”如何在新中国蹒跚起步。1950年9月，芭蕾舞剧《和平鸽》演出时，只有戴爱莲一人穿的是足尖鞋，用足尖跳。周恩来总理观看后，对戴爱莲说：“我们还是需要芭蕾的，什么时候能够演出《天鹅湖》呢？”于是，北京舞蹈学校开始筹备成立。
《天鹅湖》这一芭蕾圣殿中的明珠，吸引着尚在稚嫩期的中国芭蕾。1954年，莫斯科音乐剧院总导演布尔梅斯捷尔访问北京舞蹈学校时，曾善意地预言：“中国需要十年才能演出《天鹅湖》。”然而，仅仅四年以后，1958年6月30日，中国首版《天鹅湖》在北京天桥剧院公演。票价一块二，几乎是普通家庭一个星期的菜钱。即使如此，依然一票难求，很多人连夜排队，为的是亲眼看看中国人自己的《天鹅湖》。因为是主演，白淑湘有资格成为舞台上穿尼龙袜的演员。这双袜子是苏联专家为她带来的。其他人只能穿用扣子系、带子绑，最后在腿上勒出一条印的袜子。
七十年代，中国的芭蕾舞演员创排《红色娘子军》，把革命战士以舞蹈的形象展现在舞台上，成为芭蕾舞界的一次创举。这部剧独树一帜的更重要原因，在于它浓厚的中国气质。
在那个特殊年代里，一些人被打成反革命，送进干校，苦度艰难岁月；另一些人正如火如荼地投入到“为工农兵服务”的大潮中。从工厂到农村，从边疆到内地，无论任何地方，什么样的舞台，中芭演员的脚尖都立得起来。
1986年，中央芭蕾舞团出访美国，为演员们带来了从未有的震撼。这是“文革”后中国芭蕾舞首次长时间出访，丰富的物质、新颖的舞蹈、先锋的艺术，封闭十几年的团员们被猛然刺激。回国后，中芭人才开始迅速流失。当时有团里有十三位主演，最后走的就剩下三个，乐队演奏人员也所剩无几，整个芭蕾舞团前后走了一百多人。中国芭蕾在寻求新的涅槃。
继《读库0902》中《母亲和我》一文之后，熊景明老师又写出《父亲的一生》。一代兢兢业业、公而后己的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大潮中跌宕起伏，并随二十世纪一起成为历史。这一代曾经关注天空的年轻人，一生坎坷，他们失去了理想，失去了机会，中华民族也失去了他们。是的，“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理解父亲”。
《京东奇案》是萨苏的大作，记述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生在北京城郊的一桩大案。强奸抢劫连环案，一共三百八十起，每起受害者少则一人，多则五人，这所有的案子，作案者都是一个人。七八年时间才借助一次偶然的案件得以告破，“这……可是咱北京警察走麦城的案子啊”。
最近两年，“毛毛虫童书馆”丛书陆续出版，使得一大批几十年前的中国传统图画书被重新发掘，也由此形成了一股小小的图画书寻根风潮。其实，现代图画书概念在中国流行，不过是最近十年间的事情，但老一代的中国作家和画家们，却凭着对孩子的了解和对深厚的传统艺术素养，创造了一个现在可以称为传奇的中国图画书时代。其中的核心人物，就是曾任《小朋友》杂志主编的鲁兵先生。《鲁兵和他的朋友们》介绍的是开创中国儿童图画书高峰时代的一代艺术大师群体。
本专题还精选彩印了“毛毛虫童书馆”丛书的若干选页，精彩绝伦。正如有为人母者评论《胖嫂回娘家》：“女儿反复打量着那三幅小图，突然，一朵小小的笑容，静静地绽放在她的唇边，这个会心的笑啊，竟让我感动得湿了眼眶。”粗心妈妈抱起枕头当孩子的故事，情节说不上跌宕起伏，却自有一种逗得孩子们从头笑到尾的气质，而如此的心灵共鸣，不仅仅是因为一个滑稽故事，更因为贺友直笔下的花布衣裳、小巷人家，还有农家的田野，已经不再的景致，是这一代人永远的乡愁。
《左派》一文，介绍的是西方的左派知识分子娜奥米·克莱恩和她所代表的反企业运动。少女时代的娜奥米是个成天躲在浴室研究化妆技巧、阅读肤浅的情感小说、迷恋各种品牌商品的普通女孩，执拗地拒绝成为自己有左派传统的家庭的一份子。但是，她最终通过对家族的背叛，重新回归了自己家族的政治信仰。我们刊发这篇读起来也许有些晦涩的文章，是想向读者展示什么是真正的“左派”，而我们习以为常的左派标签，又是一个多么大的误会和错觉。
萨拉·沃特是典型的学者型作家，其研究领域是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历史小说。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她对十九世纪的伦敦生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撰写小说。丰厚的学养和严谨的学风赋予其作品非同一般的逼真细节，成功把读者带回十九世纪的伦敦，仿佛也闻到了那股“热辣辣臭哄哄的伦敦味。”《南茜情史》、《吸引力》、《指匠情挑》，三部与同性恋有关的作品都大获成功，受到媒体和学术界的双重赞誉。保守的BBC接连将其两部涉及敏感内容的作品搬上银幕。《英伦两生花》一文介绍的是极具悬疑色彩的一部《指匠情挑》。
本辑藏书票为李晨老师绘制《老舍与他笔下的人物》。

作者简介

张立宪，著名出版人，现居北京。曾任现代出版社副总编辑，策划过《大话西游宝典》、《家卫森林》等，并出版有个人作品《记忆碎片》。其06年凭一己之力推出的《读库》系列被誉为近年来“MOOK出版潮流中最具含金量的一本杂志书”，成为很多精英知识分子和爱书族们收藏的“私房书”。《读书》、《读库》、《读品》（读书界称为“三读”）已成为人文知识分子阅读的风向和标杆。两个月出版一期的《读库》实际上只有一个人在操作，从约稿到编务，大大小小的杂事，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

精彩书摘

在今天，《天鹅湖》与《红色娘子军》同台，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这样的场景不可想象。甚至，只有在政治上毫无瑕疵的人才有资格扮演剧中的正面人物。1967年，洪常青的扮演者武兆宁因为妻子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失去在舞台上指路的资格。
也是在平时训练的教室，全体集合，江青给武兆宁撂下三句话：“你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改造世界观，跟她划清界限。”
按照首长的指示，武兆宁离婚了。
当时与妻子结婚才八个月。办理离婚手续的工作人员不觉得他们是去离婚的，因为他们是笑着去的。武兆宁说，真是挺悲惨的。
离婚后的武兆宁才有资格重新登上舞台。
被江青点名的还有蒋祖慧。蒋祖慧是丁玲的女儿，1970年被送进干校，才知道并不是因为出身问题，而是江青点了她的名。1967年下半年，团里演出蒋祖慧和王希贤编导的《南海长城》，也是江青点名搞的剧目。演出休息的时候，蒋祖慧到后台看演员，演员们很羡慕她坐在江青的后面，希望演出后能和江青合影。蒋祖慧就把演员们的愿望向江青提出来。江青说，我就不去了。蒋祖慧一想没完成任务啊，就多说了一两句，说演员们很热情，希望和您合影。结果这两句话后来被江青认定为，丁玲的女儿很霸道，用群众逼我上台。
轻松的“快乐的女战士”也成为大毒草。江青说，革命队伍中，革命战士这样拉拉扯扯的，很不严肃。于是，李承祥让饰演炊事员的白秀峰粘上胡子，扮相老一些，老班长和小战士的搭配就和谐了，这是革命队伍中老少友谊的表现，避讳了男女问题。
事实上，周恩来总理在看到这段“快乐的女战士”之后，便对创作组说，你们把“四小天鹅”出新了，很是赞赏。
由此可见，与白淑湘等没有资格进入样板团的演员相比，随时待命的不定时审查还算不得痛苦。不过，样板团的危险在于接触江青的机会多，“得罪”她的几率就高，不少人为此被样板团开除，进入干校，看汪曾祺先生回忆京剧样板团的文章便可知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