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高统治者到官僚队伍,再到商人和底层民众,1900年的大清上上下下都透着一股衰败相,乌云暗沉,山雨欲来。本书就1900年的大清事迹“切其一片”,一片虽薄虽小,但通过对切片的病理分析,意义却未见得轻而浅。清政府对危机的发生起了什么作用,危机产生后又是如何处理的?鸦片战争60年后,社会阶层的变化对此又有什么影响?在这场惊涛骇浪中,官员们又是如何应对的?简言之,本书将视角投射在清政府对危机的判断和管控、新的社会阶层对社会进程的影响、中高级官员对时局的判断和应对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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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近代史学者雷颐先生新近著作。
◎1900年这场巨大的悲剧,惊心动魄,风云变幻,拉开了 20 世纪中国的序幕。义和团成员、中国民众、大臣官员、清政府及整个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是近代中国无法忽视的一段特殊历史。
◎本书以独特的切片视角,取1900年前后一些大大小小的事件与人物,通过具体事迹、个人命运,剖析晚清政治与社会之病理:质朴民众的爱国热情被用作工具,以圣主为自己做合法性辩护的官场特色,盲目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一再误国,臣子为“圣明天子”做替罪羊……上上个庚子年的病症依然值得认真回顾与深思。
##很多地方没说明白,也缺少细节,比如为什么列强支持光绪,为什么朝廷重用陈国瑞。解释又无力,总是总结说清政府不行,对人物的分析评价还掺杂了些没有证据的猜想
评分##得到APP每天听本书分享:孙中山对1900年发生的事有两个基本的洞察:第一,“皇权的威信扫地以尽”;第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中国切片》的作者认为,假如将1900年作为一枚中国历史的切片,那么孙中山的这两句话,就是对这枚切片最准确的病理报告。教案往往是小规模的国变,而庚子国变就是一场超大规模的教案。无论是义和团还是八国联军,都是被一股暗流推上了历史的舞台,这股暗流就是清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由于新旧两派的权力斗争,数十年间,清政府内部在涉及洋人的问题上始终没有达成共识,这使得它的政策总是朝令夕改,前后矛盾。今后在看待历史问题时,如果你能找到这样的变量,看出什么东西名存实亡,什么东西虽死犹生,那或许就是《中国切片》这本书带给你的一点点启发。
评分##权力斗争造成政令的反复无常,逐渐腐蚀了清政府的合法性。
评分##得到APP每天听本书分享:孙中山对1900年发生的事有两个基本的洞察:第一,“皇权的威信扫地以尽”;第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中国切片》的作者认为,假如将1900年作为一枚中国历史的切片,那么孙中山的这两句话,就是对这枚切片最准确的病理报告。教案往往是小规模的国变,而庚子国变就是一场超大规模的教案。无论是义和团还是八国联军,都是被一股暗流推上了历史的舞台,这股暗流就是清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由于新旧两派的权力斗争,数十年间,清政府内部在涉及洋人的问题上始终没有达成共识,这使得它的政策总是朝令夕改,前后矛盾。今后在看待历史问题时,如果你能找到这样的变量,看出什么东西名存实亡,什么东西虽死犹生,那或许就是《中国切片》这本书带给你的一点点启发。
评分##2021读完的第3本书
评分##最早察觉到1900年前后这一重大变化的人,可能是革命者孙中山。他在1895年和1900年的10月分别策动了两场武装起义。虽然这两场起义都失败了,但他敏锐地感觉到,在这五年间,国人对革命者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1895年的广州起义后,举国上下都把革命者视为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可是到了1900年的惠州起义之后,国人对革命者的恶评就不多见了,一些有识之士,甚至开始为革命的失败感到惋惜。事后,孙中山对这一年发生的事有两个基本的洞察:第一,“皇权的威信扫地以尽”;第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
评分##1900的内忧外患,慈禧为首的朝廷进退失据,管控失力,终成大乱。乱潮中义和团被利用又被抛弃,终成替罪羊。大臣们也是替罪羊,鲜有几个通权达变的保全性命。乱作一团,尽没有变好向上的可能,东南互保也是隐喻,全都只为1911-1912埋下伏笔。百姓苦。
评分##最早察觉到1900年前后这一重大变化的人,可能是革命者孙中山。他在1895年和1900年的10月分别策动了两场武装起义。虽然这两场起义都失败了,但他敏锐地感觉到,在这五年间,国人对革命者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1895年的广州起义后,举国上下都把革命者视为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可是到了1900年的惠州起义之后,国人对革命者的恶评就不多见了,一些有识之士,甚至开始为革命的失败感到惋惜。事后,孙中山对这一年发生的事有两个基本的洞察:第一,“皇权的威信扫地以尽”;第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
评分##代序:切片的意义。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允许外国人入华传教,由此引发的冲突时有发生。到天津教案发生时已近三十年,其间发生许多大小教案,但近三十年的时间清政府一直没有制定出一套经过冷静思考后得出的处理教案的模式。天津教案后果如此严重,却依然没有引起清政府的足够重视,因此三十年后的庚子之变,危机广度与深度比天津教案要严重得多,对清政府的打击更加巨大,使清政府遭遇了最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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