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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智库是什么？智库的作用是什么？麦甘博士分析智库的角色定位和功能发挥，美国二十家智库领导亲自撰文，谈论智库的地位、价值及作用。

内容简介

　　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外交关系协会、胡佛研究所……
　　美国近三十家领先智库具有哪些独特性？
　　美国近两千家智库的政治和知识生态环境如何？
　　《美国智库与政策建议：学者、咨询顾问与倡导者》聚焦美国智库和公共政策研究机构的发展状况，探讨了智库对美国政治、公共政策制定和治理的影响，并分析了一系列影响智库提供独立分析和建议的关键因素，包括党派政治、自由与保守主张组织的成长、限制捐助者资助政策等。本书还收录了二十家智库领导的文章，就智库在国家乃至全球层面应有的地位、具有的价值和发挥的作用提出了非常有见地的观点。

作者简介

　　詹姆斯·G. 麦甘（James G. McGann），著名国际智库专家，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智库与外交政策项目（TTFPP）主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人文与科学学院劳德学院高级讲师、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主任、费尔斯政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从2006年开始主持的智库与市民社会项目每年都会发布一份全球智库排名报告，对全球智库进行综合评价。该报告是当下国际上关于智库研究的报告。
　　肖宏宇，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自2016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创新项目“国外政治文化研究”课题负责人。出版《非洲一体化与现代化的互动》，发表《西非区域意识、民族主义与独立运动》《世纪之交的英国对外援助政策：应时而动提升国家形象》等论文，翻译《非洲政府与政治》《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ｑｗ》《维多利亚女王》《叶卡捷琳娜大帝》等。
　　李楠，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外国语言与文化教研室讲师、“国外政治文化研究”课题组成员，师从北京外国语大学孙有中教授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跨文化传播以及美国社会与文化。

目录

第一章 智库与政策建议

第二章 美国智库的历史

第三章 定义智库

第四章 营销、公共关系与公众参与

第五章 测评智库的影响

第六章 智库经费

第七章 智库面临的当前趋势

第八章 结论

第九章 建议

第十章 关于智库价值、作用以及影响的文章

附录A 美国智库—全球背景
附录B 美国智库简况

参考文献

拓展资料

索引

译后记

精彩书摘

布鲁金斯学会

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 主席

什么是智库？简而言之，智库是对公共政策问题进行研究之后将其研究结果和建议提供给决策者、舆论领袖以及公民的一种组织。有些智库专注于某个单一领域，而另外一些智库则涉猎广泛。但几乎所有智库都支持相同的基本价值观，即高标准的知识质量、独立和无党派，都希望能对美国的自身管理和领导国际的方式产生建设性的影响。
这就是布鲁金斯学会信奉了九十年的使命。我们的学者包括了民主党人、共和党人、过去的决策者、学者、外交官和记者，他们的思想就像他们的背景那样多元化。自从学会成立以来，我们的研究和建议促成了里程碑式的创新。在20世纪，我们的学者在多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20年代的政府预算体系、30年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创建、40年代联合国的诞生和“马歇尔计划”的出台、50年代总统届满过渡过程的完善、60年代放松管制案例的确立，以及70年代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成立。
近年来，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们在不同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包括20世纪80年代的医疗保健和税收政策领域，90年代的福利、公共服务和竞选经费领域的新理念，以及“9·11”事件后领导人们寻找更有效的方式组织美国政府来保卫国土。我们目前的研究议程包括重新改造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恢复财政健全的联邦预算、改革卫生政策、与全球贫穷作斗争，以及通过改善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来努力应对新出现的全球安全挑战。
我们认为，布鲁金斯学会的独特优势就是我们专业知识在广度和深度上的结合，还有我们在制定政策建议时所承诺的开放态度、严谨研究与分析。这意味着学会优先考虑质量。我们的学者在为他们的政策方案据理力争的时候，通常会避免脱离自身研究立场。
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一点使布鲁金斯学会区别于以下两类智库：第一类是建立在关注单一问题或营利性质基础上的智库，他们拥有具体的观点，“他们的”智库就是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这些观点。第二类是公开表明自己是自由主义派组织（或者有时称自己为“进步派”）或同样直率的保守派组织智库。不足为奇的是，这些智库的研究成果往往是由其意识形态立场或赞助者立场驱动的。事实上，有很多捐款者相信，尤其是与他们达成共识的政党上台执政的时候，如果他们支持那些有明显保守派或自由派观点的智库，他们对政治进程的影响力就会有所提升。
这些组织和其他组织将不同的政策目标作为其出发点，然后用它们的研究来支撑那些预设立场。这种做法被称为“危险研究”，指的是电视游戏节目中，主持人提供答案，参赛选手相互竞争来提出正确的问题。虽然这样可能会赢得认可，被持特定观点的政客引用，但这不符合布鲁金斯学会历来坚持的开放和实事求是的研究前提。我对布鲁金斯学会做法的偏好是显而易见和自然而然的，但那些争夺注意力、影响力和资金的不同智库仍有广泛的多样性空间。当一个国家的公民和领导从不同的声音和观点中采纳意见时，国家会变得更好。
作为一名负责采访政策制定者和政府官员的记者，我认为在鼓励辩论一方尊重另一方的文明对话精神下，将所有的选择清晰列出并加以辩论，在此基础上作出的决策才是最明智的。不幸的是，一些与企业或者游说组织有关联的新成立的智库有时成了政治两极化问题的一部分，影响了我们社会中的许多机构。十多年来，过分的党派偏见一直处于白热化状态，有时对智库运作的环境造成了有害影响，从而影响了它们的工作质量。
需要事先声明的是，党派之争本身是我们政治制度一个自然和健康的组成部分。这在我们国家生活中以两党制的形式被制度化。事实上，很多智库思想的消费者，包括媒体、政客、决策者甚至是广大公众在内，都期望公共政策研究能给他们一个明确的选项。
有时候人们会因为过度党派化而指责公众，因为公众渴望看到不同极端之间面红耳赤地进行争论。然而，民意调查数据显示，事实并非如此。公众希望领导人和那些提出建议的人去争论什么才是对国家最好的，而不是相互指责对方。此外，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并非像以往描述的那样分裂，现在的情况也没有像过去某些时候那样糟糕（例如，我们现在的分裂没有民权运动时期那样严重）。在某些方面，公众态度呈现了相当程度的延续性。温和派在选民中一直属于多数，经常占到选民人数的40%。过去40年以来都是如此。
反对极端两极分化并回应美国温和派的希望，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鼓吹中间路线。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 提出了一个很有效的观点，他认为我们的两党制应该为美国人民提供“一个选择，而不是回声”。一个试图居于政治两极光谱中间的智库，只会达成平淡无奇的妥协，而不是创新的解决方案。当政治光谱发生变化的时候，智库就不得不调整其目标。
我们布鲁金斯学会的目标不是停留在政治光谱上的任何特定位置。相反，我们的目标是找出问题，研究尽可能多的相关因素，提出解决方法，并将这些想法传播给尽可能广泛的受众。
一些新闻界人士认为，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应该引用一个保守派声音和一个自由派声音。有些智库创造了一种我称之为“交叉火力”（crossfire）的陷阱，在这种陷阱中，这些组织将自己定位在意识形态光谱上的一端。当我们的学者在做电视谈话节目或者参加会议小组讨论的时候，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落入这种陷阱。我们认为，“理想”智库的一个标准就是不可预测性，当然这不是指研究质量，而是建议的主旨和方向。有时候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人会喜欢智库的提议；有时候欢呼声又来自于保守派人士；有时候两方都不满意，有时候又都满意。但在每一种情况中，无论往哪个方向发展，学者们都应该忠于自己的研究和分析。
与此同时，对美国和世界构成重大挑战的新问题，理想的智库应该时刻保持警惕，以确保其相关性，应该寻找富有想象力的有效方式将自己的想法、建议纳入辩论和政策过程的主流中去。
虽然这些可能听上去是为自己服务的，但我们认为布鲁金斯学会自己就是这个模式。我们努力保持自己成果的质量和独立性，不断寻找增强我们研究影响力的方法，同时确保我们的工作与工作方法能够成为解决政治两极化的方法。只要是高质量的研究，我们就不会放弃提出具有争议性的建议。
符合所有以上标准是一种谨慎的平衡行为。这要求学者能够向不同受众进行使人信服又具有说服力的演讲。学术界人士期望看到的是影响公共生活长期趋势的高质量分析。记者想要得到以上所有分析，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写出来……且按时交稿。布鲁金斯学会必须谨慎思考我们能够适当地满足哪些要求、什么时候满足，以及怎么满足。当机会来临的时候，永远要在我们基本使命和标准的指导下说“是”或者“不”。
最后一点，我们的国家和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如此艰巨，整个智库行业的集体资源力量如此薄弱，坚持不懈地进行高质量的相关独立研究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我和其他智库同行都在寻找途径力求变竞争为合作。
我们的作用、我们的价值以及我们的影响不仅有利于帮助我们信守布鲁金斯学会的传统，同时也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指导，为我们的智库同行树立了榜样。

前言/序言

前言


我于23年前开始研究智库。那时皮尤慈善基金会（PTC）的几位同事问我，为什么我们要在智库上投入大量资金。当时，皮尤基金会每年花费约1100万美元用于公共政策研究。这个简单的问题促使我去探究智库和智库思想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智库和智库思想值得我们的支持。1983年，美国的政治和政策建议领域仍以进步年代的观念来界定自身，即知识应被用来影响政府决策。此后，随着共产主义在欧洲的衰落、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革命、政党政治的兴起和“9·11”事件之后的新挑战，独立非营利研究机构或智库的工作环境及其概念范式和组织范式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在美国尤其如此。不断加快的信息交流和每天轰炸我们的海量信息，使决策者和大众更加难以获得对当代问题的全面了解。人们更加需要智库来弥合以下领域之间的鸿沟：思想领域与政治领域；原始信息与相关数据；学术研究与政策相关性；媒介与资讯。
然而，随着运作环境的变化，智库作为评论家、分析师和顾问来发挥作用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美国智库与政策建议：学者、咨询顾问与倡导者》旨在记录和分析这些变化，同时对美国1700多家智库在政治、公共政策和治理能力领域的影响加以探讨。在全美20家顶级智库主席的合作和支持下，本书深入研究了美国智库的政治和思想生态，且从一个业内人士的角度，分析了智库在美国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自我1991年完成博士论文《公共政策研究行业中对金钱、学者和影响力的竞争》（The Competition for Dollars, Scholars and Influence in the Public Policy Research Industry）以来，世易时移，公共政策研究机构最初的承诺和目标不得不加以调整。
20世纪初期以来，在选定政策议题和提供分析方面，为数不多的精英智库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在过去的20年中，智库数量有了大幅度增长。随着智库“产业”的不断壮大，这些组织发挥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从提供客观的学术研究转变为传播专业化和行动导向的政策评估，而后者旨在影响决策过程和政策制定。
首先，我研究了美国政治制度和公民社会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为智库从最初的创立到持续的大幅增长提供了可能性。我还发现，除其他因素外，美国的分权和多元化政府结构也推动了智库产业的发展。此外，即使政府规模不断扩大，对政府和政策制定而言，智库及其研究成果仍然是有益的补充。显然，美国政治文化中的渗透性、分权化和多元化性质，即一些人所描述的“美国例外主义”和“过度多元主义”，推动了美国1736家智库的发展和多样性。
其次，根据智库的组织结构及其提供建议和影响公共政策的策略，我尝试着对美国智库进行分类。为了区分现代智库，我对独立智库进行了下述分类：研究多样化型与研究专业化型智库；受托/合同研究组织型智库；倡导型智库；政策企业组织型智库。对某些最有影响力的智库进行分类时也考虑了政治倾向因素，以显示智库在整个政治领域的影响力。另外，本书还简要讨论了隶属政府和政党的智库，使读者能够全面了解美国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
根据以上分类，我提出了一些方法，用以检验智库对公共政策和舆论的实际影响。其中一些指标包括了智库的资源规模、受众范围，以及被政策制定者纳入考虑范围的政策建议数量。研究表明，尽管在智库所言与政策制定之间找到一定的因果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智库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尤其体现在政策辩论的早期阶段。
此外，我就资金对智库议程、智库研究战略及智库效率的影响展开了讨论，并在书中展示了美国顶级智库资金开销情况的图表，图表中的数据源于我对这些智库展开的一项调查。该项调查为本书的出版奠定了基础。根据该调查结果，尽管所有政治倾向的智库和所有类型的智库都拥有相当可观的预算，但仍存在一定差异。
在概述了美国智库行业格局和讨论了该行业当前所面临的挑战之后，为确保智库有效性和促进智库建言献策，我提出了若干建议。此外，为保障这些机构研究成果的独立性和高质量，我认为周期较长的资金支持和相关标准的采纳是必要的。
本书的后半部分介绍了20家美国顶级智库主席所撰写的论文，这些论文就智库的作用、价值和影响进行了探讨。这些论文还讨论了一系列的环境因素（包括党派政治；倡导自由团体和倡导保守团体的发展；资助政策研究的挑战；专业化智库和“527免税组织”的发展；捐助者和政策制定者的短期导向；全天候有线电视新闻网络的崛起）。这些环境因素改变了智库提供分析和建议的市场环境。论文内容阐述了过去15至20年间各类智库的情况，并强调了智库这一机构群体所面临的种种挑战。
这些挑战出现的部分原因在于最近出现的两极化趋势和政治结盟压力。华盛顿特区和公共政策进程的政治属性是不言而喻的，思想竞争成为美国民主经验的标志，当下的党派偏见亦达至“狂热”状态。在善与恶的斗争中征募智库来提供弹药，似乎成为现在许多政治家的所思所想。党派政治和“思想的斗争”变得更加复杂，党派机构也变得更加普遍。其结果就是政治光谱的两极趋势，形成一方是自由主义组织而另一方是保守主义组织的两分法，中间则是少量的中立组织。因此，在审视某一议题的一系列想法、意见和政策选择之时，越来越难找到客观的分析。
许多人认为智库的主要责任是为国会议员和行政部门提供政策建议，而本书中的章节会阐明智库的其他作用，例如，提供辩论场所，通过政治对话来发现真正的问题，对构成公共政策的问题进行定义，为各种政策选择提供支持，以及拓展政策选择的范围。作为创始人，詹姆斯·艾迪生·贝克三世公共政策研究所（James A. BakerⅢ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的爱德华·杰雷吉安（Edward Djerejian）提醒道，“很少有智库思想能够一举成为公共政策。通常而言，思想更有助于全国性辩论，从而间接影响政治气候。有时候，这种影响可能是巨大的。”这种持续影响的可能性，为我传达以下重要认识提供了动力，即智库是什么、智库的作用是什么，以及智库对政府和市民社会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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