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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广大读者

　　列文森图书大奖得主 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阎云翔 中国乡村研究经典作品

　　倾十余年田野调查之功 以一村之变直抵中国社会转型内核

　　从婚丧嫁娶、养老育幼、人情礼数、情感道德中

　　洞悉中国社会的关系网络，解读私人生活背后的时代变迁

内容简介

　　《私人生活的变革》历时十余年田野调查，以东北的下岬村为解读对象，从社会关系、养老育幼、青年择偶、家庭财产分割等方面，对中国乡村的私人情感和家庭生活进行了深度剖析，反思了中国近现代以来农村情感生活、亲属关系等私人生活领域的发展和变迁，以及社会在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礼物的流动》是阎云翔根据其博士论文而改写的专著，主要关注了人类学领域中一个十分经典的研究问题，即礼物交换。通过参与观察、深描等人类学方法，关注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礼物交换及其文化意义。阎云翔在更新了传统人类学关于该问题的经典解释理论的同时，也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中“非制度化”的特点，并探讨了乡村的社会结构。

作者简介

　　阎云翔，1954年生，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人类学教授，2007年受聘于华东师范大学紫江讲座教授，主要讲授“文化人类学”课程。著有《礼物的流动》《私人生活的变革》《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等著作。其中，《私人生活的变革》曾获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奖。

　　

　　龚小夏，1956年生于北京。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硕士，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博士。长期在美国从事教学、研究、媒体工作。

　　李放春，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学术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士、硕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博士。

　　刘瑜，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学士、硕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精彩书评

　　这部杰出的乡村民族志探讨了此前从未被讨论过的议题：中国农民家庭生活中的个体性与情感生活。1970年代的中国东北，阎云翔教授曾在当地某村庄做了7年农民，并于1989年以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身份回到那里，开始了为期十余年的考察。他以当地人的视角，描绘出普通村民丰富、细腻又微妙多变的精神世界。从社会关系、家庭财产，赡养老人等公共性议题，到风流韵事、计划生育、性等隐私问题，本书都有所展现。

　　阎教授将一部当代中国农村复杂的、流动的心态史和行为史，呈现在我们面前。

　　——列文森奖获奖辞（列文森奖推选委员会：裴宜理、胡缨、戴安娜?里拉）

　　20世纪90年代中国乡村极好的民族志写作。他花费了数年时间与村民们共同生活，并分析他们的生活状态。他把私人生活研究放在了个体性和家庭联合体重要性的经典讨论之中。他生活过，他做到了，他将深刻的理解和分析带给了我们。

　　——黛博拉?戴维（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当阎云翔首本书，《礼物的流动》于1996年出版后，这清楚地表明一个新的中国研究领军人物开始踏入了该领域。阎教授的第二本书《私人生活的变革》更清晰地表现了他在首本书所展现的才华。事实上，《私人生活的变革》作为《礼物的流动》这一书的同系列著作，它们一起构成了一部关于丰富而独特的村庄民族志。那里同时也是阎教授成为人类学家之前花费了15年观察、生活过的村庄。

　　——《China Quarterly》

　　优秀的研究，它清晰地提供了关于中国乡村家庭生活的变化图景，而从中，村民们的内心道德世界和情感生活流露着些许微光。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在这本精心研究和高度原创性的书中，阎教授再一次展现了他作为民族志学家不同寻常的敏感和捕捉农村社会变化背后的多层微观性因素的能力。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无论是作为人类学者的学术研究，还是作为个体的时代观察，阎云翔一直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解答这些有关“社会转型与个体生活”的问题。

　　——《澎湃新闻》

　　无限贴近具体的社会生活，曾是阎云翔人类学学术生涯的开端。但眼看着曾经细致记录的中国社会一再快速转型，如今的他，似乎更希望在流动的社会中寻找更为本质的、更能经得起时间磨洗的东西。

　　——《第一财经日报》

　　《私人生活的变革》总体上给我*大的感受是“深合我心”，与笔者近三十年的农村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基本吻合。掩卷沉思，由于该书所研究的内容、独特的视角和特有的学术价值，吸引并促使笔者忍不住想说几句，希望那些对当代中国史研究感兴趣、关心中国农民问题的人们都来读一读此书，相信会有收获。

　　——《上海书评》

　　《礼物的流动》作为阎云翔的成名之作，娓娓叙述了作者十五年来对于下岬村礼物流动的跟踪调查结果，阎云翔以此为线索，重建流动之中的人际关系网络，从而把握非制度化的农村社会结构，以及其中的互惠原则与人情伦理、婚姻交换与社会转型等方面的问题。

　　——《澎湃新闻》

目录

　　《私人生活的变革》

　　中文版自序

　　前 言

　　导 论 中国家庭模式与私人生活的研究

　　一、“合作社模式”与缺席的个人

　　二、研究私人生活的新模式

　　三、本书的结构安排

　　第一章 下岬村的经济体制、公众生活与社会关系

　　一、村干部以及国家角色的变迁

　　二、公共生活的起落

　　三、亲缘结构与社会关系

　　第二章 择偶：独立与浪漫的年轻一代

　　一、关于择偶的本土定义

　　二、1946—1962年：年轻一代的独立自主趋向

　　三、1963—1983年：集体化体制下的浪漫爱情

　　四、1984年至今：改革开放以后的新发展

　　五、介绍型婚姻中的爱情

　　六、从自主到浪漫

　　第三章 性爱、情感及其语言艺术

　　一、订婚后的恋爱与婚前性关系

　　二、爱情的语言和姿态

　　三、择偶理想的变化

　　四、爱情的表达问题

　　五、择偶中的浪漫革命

　　第四章 两性互动以及夫妻关系重要性的增长

　　一、家庭结构的变化

　　二、夫妻间的亲密关系与爱情

　　三、家庭劳动分工与家庭决策

　　四、家庭内部性别角色的重新定位

　　五、大家庭的民主化

　　六、家庭关系的结构性变化

　　第五章 私人空间与隐私权

　　一、老宅子的空间安排

　　二、80年代以来的装修热

　　三、内外之别与家庭隐私权

　　四、个体成员的私人空间

　　五、空间格局与人际关系

　　六、下岬村个案与隐私权观念

　　第六章 家庭财产与个人财产权利

　　一、提前分家与“从父居”的消亡

　　二、系列分家方式的影响

　　三、彩礼与遗产预支

　　四、彩礼支配的变化

　　五、新娘在彩礼交换中的角色

　　六、从礼物到预支的遗产

　　七、个人权利的上升与父权的衰落

　　第七章 老人赡养与孝道的衰落

　　一、老人的生活状况

　　二、虐待老人与代际冲突

　　三、关于代际互惠的争论

　　四、父母防老的措施

　　五、孝道的衰落

　　六、无效的法律与自相矛盾的意识形态

　　七、沉默的公众舆论

　　八、信仰世界的倒塌

　　九、经济剥夺与无情的市场逻辑

　　第八章 人口政策与新型生育文化

　　一、计划生育20年

　　二、个人选择与生育模式

　　三、新型生育观的出现

　　四、性别因素：妻子地位上升的影响

　　五、社区因素：村风的作用

　　六、从人口控制到计划生育

　　结 论 国家、家庭与个人

　　一、家庭的私人化

　　二、自主性、情感、欲望与无公德的个人

　　三、情感、欲望、消费要求

　　四、社会主义国家与私人生活转型的悖论

　　五、关于国家作用的争论

　　六、个人的崛起与国家的关系

　　参考文献

　　

　　《礼物的流动》

　　中文版自序

　　致 谢

　　1 导 论：人类学中的礼物与中国社会

　　人类学话语中的礼物

　　中国社会中的礼物馈指与人际关系

　　本项研究的框架

　　2 下岬村：田野工作地点的概述

　　3 礼物世界：初步的分类

　　4 礼物经济与关系网络

　　5 乡村社会中的关系结构

　　6 互惠原则与人情伦理

　　7 礼物交换关系中的权力与声望

　　8 婚姻交换与社会转型

　　9 结 论:社会主义、关系、人情与礼物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私人生活的变革》

　　择偶理想的变化

　　老一辈回忆说，在五六十年代，很少出现婚前性关系，因为新娘必须是黄花闺女，而订婚夫妇除了在父母眼皮底下之外也没有什么接触的机会。另外，那30年里的意识形态也不容许有那种行为。无论是在自由恋爱还是在介绍型婚姻里，婚前性关系都是个很敏感的内容。我自己70年代生活在下岬时，就经常听到已到婚龄的朋友谈论起新娘是否处女对于婚姻的重要性。

　　在调查这个题目时，有好几个中年人谈起他们年轻时规矩之严。有个男人悄悄和一个姑娘谈恋爱，最终在1967年结婚。这人回忆说，他们当时总是在晚上到野地里去呆上很长时间。他碰过她的身体，但是不敢有进一步的举动，因为如果女方怀孕的话，两人的名声就完了。

　　一般情况下，我在调查时总是先搜集最近的资料，之后再沿着发现的各种蛛丝马迹往前追寻。在调查婚前性关系时我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1991年，我在当地的一次婚礼上第一次触及这个题目。新娘当时已经怀孕4个月，而村里有些人并没有对此表示大惊小怪，这令我印象很深刻。1997年时我仔细研究了下岬村的计划生育报表，从中发现了婚前性关系普遍的程度。不过，直到1998年，我才碰到一个愿意详细讨论这个题目的村民。

　　在1998年夏天一个炎热的上午，我与50岁的老梁讨论1949年以来夫妻关系的演变。老梁在过去的10年里一直是我的重要消息来源。他说，自从记事以来他就从来没见过自己的父母睡在一起。他爹除了回来吃饭睡觉之外从来不着家。即使在冬天农闲时，他爹也是到外面去呼朋唤友。老梁的姐姐嫁给了个聋哑人，他无法想象姐姐怎么能够一辈子没声没息地和一个人呆在一起。说到今天的年轻人，老梁摇了摇头，感叹说时代也变得太快了一点。

　　据老梁介绍，现在的年轻人订婚之后，每个姑娘都会在男方家里住上一个星期，之后两人再一起去照订婚相。显然，照相前住一个星期这道手续是80年代才出现的。多数情况下是姑娘住在男方家里，因为男方父母照例将这看作是敲定婚姻的办法。不少未婚夫妻在这期间都有性关系。老梁估计，80年代中期以前有大约1/5的人这么做，80年代末期上升到1/4，90年代后期就已经到了1/3。他还说道：

　　其实我家也这样。我们大小子订婚那天，他问我老伴是否能让未婚妻在家里呆上两天，因为她打算帮我们干点活。我们都很高兴，觉得姑娘会来事儿。姑娘的确很会干活，她和我老伴、儿子一起下田。一切都很令人满意。可是，第二天清早，我却发现她没有睡在房子里，而是到库房里和大小子睡在一起。我们老两口都感到害臊，不过后来老伴想通了，说这样媳妇就不会把儿子给甩了。我相信老伴的话，因为这方面的事情女人比男人明白。所以到第二天晚上，我们甚至都没有给她在屋里铺床，而她和我儿子吃过饭后就不见了。这些年轻人真有精神！整整辛苦了一天，他们还有玩的功夫！要是在过去，我可没脸告诉你这个，不过现在人人都这样，也就无所谓了。

　　老梁又说，他的二小子和三小子分别在1987和1991年订婚，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简直成了家庭传统了。他一面开着玩笑，一面却小心地观察着我的反应。我告诉他，有好几个全国性的调查都显示，年轻一代中的婚前性关系在全国各地都大大增加，所以他的例子并不特别。比如，有个调查发现，24%的农村受访者表示可以允许订婚男女之间有性关系，或者并不将婚前性关系当回事（ZGNCJTDCZ1993：53）。80年代末另外一次调查则发现，41%的男性与30%的女性认为婚前性关系并没有什么不好，而且完全是属于私人的事情。尤其是在婚前性关系发生在未婚夫妇之间时，极少有人觉得有什么不道德的地方（Zhao和Geng 1992：10）。 显然，在60年代曾经是禁忌的婚前性生活在90年代巳经流行于订婚夫妇之间。听完之后，老梁显得轻松了许多，我们又开始谈起美国60年代的性革命来。

　　

　　《礼物的流动》

　　礼物交换关系中的权力与声望

　　尽管表达性和互惠性在人情文化的创建方面占据着突出的位置，然而下岬村民的礼物交换却并不总是平衡的。礼物的不对称流动司空见惯，尤其是在等级性社会关系背景当中。在许多情况下，非均衡的送礼牵涉到其他形式的社会交换，因而产生人际关系中的权力和声望。出于对等级情境下礼物交换的关注，我在本章中主要探究两个问题：第一，谁从礼物交换中获得了声望和权力——赠礼者还是收礼者？第二，在社会等级体系中不对称的礼物朝向哪个方向流动——是朝向地位高者还是地位低者？

　　这两个问题早就吸引了人类学家的注意力（参见Malinowski1984; Mauss 1967），并一直是个重要的论题。大多以往研究的结论认为，是赠礼者通过将收礼者变成债务人而获得声望和权力，因而在非均衡的交换中，礼物通常是沿着社会等级向下流动（参见Befu1966–67; Raheja 1988; Sahlins 1972; A.Strathern 1971; Vatuk andVatuk 1971）。葛里高利进一步断言，赠礼者的优越性是“全世界礼物交换体系的共同特征”（Gregory 1982:47）。

　　然而，下岬村的礼物交换体系呈现出与这些早期结论截然不同的景象：收礼而不是送礼被认为是声望的象征。在某些情况下，礼物沿着社会地位的阶梯向上单向流动，而收礼者仍然保持着对赠礼种类型的非均衡互惠：一种源于家庭的发展周期，另一种源于社会地位的鸿沟。我的分析集中于后者，即在身份等级中，礼物从下层向上层的单向流动现象。我进而讨论支撑这种单向送礼的社会–文化机制，并试图解释为什么下岬村的个案展示出与以往的研究大相径庭的特性。最后，我将论述对所有礼物交换研究来说简单然而核心的问题：为什么人们要参加馈赠活动？下岬村随礼行为的模式表明，是收礼的荣誉驱动着村民们随礼。

　　礼物交换的不均衡

　　在我进行田野调查期间，许多村民抱怨随礼太多，令他们不堪重负。抱怨随礼开销太大的同时，他们又试图向我表明他们并不小气，相反，他们十分懂人情，在随礼时总是力求慷慨。结果，一半以上的下岬农户一年需要在随礼上花费500元甚至更多（参见第4章的调査结果）。谈到随礼上的经济负担，大多数村民坚称他们送出的礼要比收到的礼多。

　　如果这么多的村民送出的礼比收到的礼多，那么这些礼物流向了何方？换句话说，有没有人收到的礼比送出的礼多？据普通村民所言，答案是“有，是干部”。他们把最近随礼风的兴盛归因于干部们的居心不良。下岬的一个教师说:“现在人们想方设法操办各种典礼，从中收礼，报纸上对‘送礼风’批评得越多，它刮得越厉害，为什么？因为这阵风是从上而刮下来。所有这些新风气是干部们和上面的其他人制造的，因为他们可以收礼，不用考虑回礼。”礼物交换关系中的权力与声望然而，当我向村干部提出同样的问题时，他们却全都否认他们曾经不回礼。一个干部坚称：“那会使我显得像个不知羞耻、不懂人情的人，没有人愿做这样的傻事，损害自己的名誉。”然而一些地方干部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抱怨他们的上司：他们向乡里的或县里的国家干部送礼，但那些人却不回礼。

　　受访者含混而矛盾的回答给了我很大启发，并引导我就礼物交换的平衡问题做了一项特殊的调查。我发现礼物的不对称流动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家庭发展的周期和社会地位等级。前者是每个家庭中普遍存在的过程，下岬村民们对此并未特别关注。后者只在收礼者和送礼者社会地位悬殊时才引起不对称的送礼，在这个背景下，一些人（大多是干部）确实只收礼而没有尽回礼的义务。

　　首先让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家庭的发展周期可能引起礼物的非均衡流动。分家后，年轻夫妇需要在经济上、社会上巩固他们自己的小家庭，他们也得判断要和谁建立长期的礼物交换关系。由于在孩子长大前，他们操办仪式的机会不多，至少十年内，他们只能涉身于单向的随礼。在这期间，年轻的夫妇是注定的送礼者。而且由于人际关系在长时期内可能发生的变迁，他们的一些礼物会得不到回礼。每个家庭都要经历这个时期，但有些家庭要比其他家庭承担更多的风险。如果一个人想在村里出人头地，他就需要尽可能大的社会关系网，因此，他必须冒险给那些以前从未有过、以后也许也不会再有礼物交换关系的人随礼。

前言/序言

　　十年以前，当我选择博士论文题目时，我感兴趣的是农村社会那种有序而又“非制度化”的特点。在那里，个体村民的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人际关系来界定的，社会结构就建立在以个人为中心的流动的人际关系网络上。因人成事是社会实践的常态，制度原则不过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锁头。怎样才能更好地把握流动的人际关系和非制度化的农村社会呢？礼物交换正巧为我提供了一种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研究对象；通过考察礼物的流动，我便可以重建流动之中的人际关系网络，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农村社会的结构。为此，我先后在1989年和1991年两次回到我以前曾经生活过七年的下岬村进行实地调查，结果发现光是礼物之流本身便是十分复杂的社会实践过程，于是将我的研究目标限定在农村礼物馈赠文化方面。本书便是根据我的博士论文而改写的一本民族志。
　　从论文选题的确立，到长期的实地调查，再到论文的写作和本书英文版的完成，前后将近有八年之久。这期间的切身体验，再加上此前两年的课程训练，使我由衷地喜爱人类学并为自己能够如愿以偿地从事人类学研究工作而庆幸。这门学科最使我着迷的有两点：一是长期的实地调查可以使我尽可能地靠近社会生活实践过程，二是民族志这一人类学特有的写作方式给了我再现和探讨这一过程的最有力的工具。
　　我觉得，人类学家的主要长处就在于他们总是力求从普通人的角度观察和体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用民族志这一特殊的文体再现社会生活，并以此为基础再深入分析和探讨象征体系、社会制度等等。为了能够找到老百姓而不是学者的视角，为了能够体验而不仅仅是观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人类学家就必须在他们所研究的社区与他们的研究对象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一般都要一年以上）。这里，实地调查（或者“田野作业”）并不仅仅是一种收集资料的方法，而是人类学家理解他人和体验自我生命的过程，也是人类学这门学科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本。那种手持录音机和笔记本四处访谈的调查方式是人类学家的大忌，因为如此收集来的是零碎的、抽离于生活之流的资料，而不是对于生活过程的观察与体验。所以，许多人类学家终其一生只在一个或两个社区内从事研究，同该社区不少成员结为毕生挚友，并因此而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怀有深切的同情和强烈的道义责任。这是那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队”式的调查所无法达到的一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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