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本书是政治传播、舆论、民主理论、美国政治历史等领域的必读书。
可读性强,理论叙述与历史叙事相结合。
有助于了解美国历史和政治。
内容简介
《用数字说话:民意调查如何塑造美国政治》涉及两个主题:一是民主与理性的关系。二是民意调查的数据具有工具的和象征的两个功能。本书既有对民意调查的技术、历史方面的探讨,还有对它背后所隐含的政治哲学方面的思辨。
作者简介
苏珊·赫布斯特(Susan Herbst),美国知名政治学家,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校长,是该校1881年建校以来首位女性校长。
译者张健,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录
目录
导语/00
第一章 定量与理性
第二章 数字与符号政治
第三章 舆论表达与统计方法
第四章 党派政治与模拟调查的符号运用(1856—1936)
第五章 国会议员、记者与意见评估(1930—1950)
第六章 当代公众舆论研究
第七章 群众估算与公众舆论
第八章 意见量化与民主
参考文献
译后记
精彩书摘
民调与大众传媒
本书不少篇幅讨论记者所进行的民调以及调查研究,因而对当代民调业的讨论也从新闻组织开始。正如詹姆斯·布赖斯在《美国联邦》中所指出的,记者有助于塑造公众舆论,但他们也会尽其所能来尝试评估大众情绪。记者们一直对评估公众舆论感兴趣,这是因为在一个民主政体里,公众舆论很重要——公众舆论就是新闻。对公众舆论的严密评估可以帮助编辑考量公众想要听到或读到什么,并因此而形塑新闻内容。另外,人们喜欢阅读或者听到关于公众舆论的新闻,意见调查也使得大规模的社会比较成为可能。
记者早就发现他人所提供的民调数据非常有用。在19世纪,他们报道由志同道合的党派读者所寄送给他们的民调。到了20世纪,新闻组织经常订阅民调服务,并且持续地刊登或者播报由他人收集的关于公众情绪的数字。然而,在最近的几十年,一些新闻组织建立起它们自己的内部民调机构。两位新闻学教授——戴维·韦弗(David Weaver)与麦克斯·麦库姆斯(Max McCombs)提出:记者最早开始对社会科学方法感兴趣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在社会科学下设置了首个新闻学培训项目后,很多大学创办了新闻学的研究生项目,这些项目的研究者接受社会科学的学术训练。据研究者迈克尔·瑞恩(Michael Ryan)的调查,到70年代晚期,77个新闻学硕士项目中,61%的项目规定了一门量化研究方法的课程。
菲利普·迈耶(Philip Meyer),以前是记者,现在教授新闻学,他普及了“精确新闻学”这个术语,用于描述记者、编辑如何能够运用社会科学技巧的方法。他于1973年出版了《精确新闻学》(Precision Journalism),这本书影响深远,在新闻学院中拥有广泛的读者。在书中,他认为记者应该充分利用社会科学的发展,量化工具在报道新闻中非常有用:
社会科学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帮助我们……社会科学在许多领域的发现提供了一种对传统智慧的持续审核。仅仅密切关注和查明社会科学家们正在做什么,我们可以为自己省去不少麻烦,省去不确定性和错失的良机。更为重要也更为直接的实用价值在于,我们可以去追随他们这样的榜样,同时丢掉哲学家的扶手椅,放弃这样的观念,即某些事实与常识就能使任何问题迎刃而解,把黏性的、高性能的研究技巧变成我们手中的技巧。
像新闻学课程一样,新闻机构以调查研究和民意调查的形式,持续采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日报、电视新闻节目涵盖了形形色色的有关民调与调查研究的报道。1980年,戴维·帕尔兹(David Paletz)与一个研究团队进行了一次内容分析,目的是探究媒体如何使用民调。他们发现,在3个非选举年期间,《纽约时报》刊载了380个民调;在同样的时间里,NBC和CBS的夜间新闻节目也一直在报道大量的民调——数量分别是83和40。迈克尔·特劳戈特(Michael Traugott)与罗伯特·鲁希(Robrta Rusch)研究媒介中民调的扩张,他们分析了由《纽约时报》在1980年、1984年、1988年总统大选年中报道的大量民意调查,发现在每次竞选期间被报道的民调的绝对数量都增加了;引用民调一般是报道文章的一部分,这些文章强调竞选策略和“赛马”。
尽管美国每年所进行的政治民调的数量没有明确报告,但是媒体要负责生产和推广许多数据。一些全国媒体联合起来进行民调(比如,《纽约时报》/CBS新闻民调或者是ABC新闻/《华盛顿邮报》民调),还有很多民调是由地方新闻机构来完成的。艾伯特·坎特里尔(Albert Cantril)认为,尽管在最近的几十年里,民调数量不断增加,但1988年的大选期间民调似乎“无处不在”。许多媒介渠道都用到了一本名叫《热线》(Hotline)的出版物——选战的每日报告,是一本州和地方民调的汇编。实际上,州和地方民调一般被全国性新闻机构所忽视;1988年之所以获得关注,也是因为这份《热线》。但全国性新闻机构对《热线》的依赖是有问题的,因为《热线》省略了许多方法上的数据,而这些数据恰恰能够帮助消费者评估民调的可靠性。
媒体中数量庞大的民调塑造了美国当代新闻业的特征。尽管我会在结论章节中探讨民调与量化对民主交流的影响,但在此应该指出的是,有很多记者担心民调在媒介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菲利普·迈耶报告说,许多依赖民调的新闻机构,让他感到“不安”。有时候,记者、编辑因为他们可能在大选中造成公众舆论的“乐队花车效应”而感到内疚,尝试减少这些感觉到的民调影响。报纸以及电视新闻广播在报道民调结果时采用这样的方法,即他们“试图隐瞒”数据的精确性:
比方说,当《纽约时报》去年11月报道盖洛普公司最终的民调结果时,它删去了盖洛普机构的基本预测——布什会在两党投票中获得56%的选票而获胜,只是报道了能够显示“尚未决定(如何投票)”的那部分不太精确的数字。《今日美国报》采用了高登·布莱克(Gordon Black)的直接预测,在头版用一张图表显示55%的人支持布什,但没有在与图表一起的报道中提及预测结果,而是强调选民中的“倾向者”与“尚未决定者”。这三家网络化的民意调查都没有尝试给出“尚未决定”的选民的发布情况。
比尔·科瓦奇(Bill Kovach)是《纽约时报》在华盛顿分部的编辑。他认为,民调对记者来说很有用处,但在很多方面上也是有问题的。民调造成了“赛马”式的报道,这过早地在选战中将候选人从竞争中排除出去。此外,许多媒体机构在它们内部的民调活动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经常会无视其他民调人员的结果。这可能是危险的,因为那些其他的民调结果可能会与报纸自己的民调结果不同。科瓦奇想知道,是否媒体与他们的民调一起为公共辩论创造了议题:“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危险?”他问道,“其他的观点、议题以及办法都被排挤出去了,然后采用了一个不完整的议程?”事实上,大量来自记者与其他人士对媒体运用数据的批评声音,集中于媒体如何报道数据上。传播复杂的调查结果的困难、记者们缺乏恰当的量化方法培训、没有批评性地报道民调数据,所有这些都受到相当大的关注。10记者可能有时候会符号性地使用民调数据,像19世纪那样,但是当代民调报道中真正的问题在于对数据的错误解读。在结论一章笔者会按照民主理论再来讨论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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