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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媒介政治社会学分析》着重围绕传播媒介有关的几个重要方面展开分析，具体涉及媒介技术、媒介生产、媒介话语以及媒介行动。但本研究与基于传播本体意义上的分析不同，而是将这些重要方面与政治、资本、社会，乃至于个人建立起关联分析。显然，这一过程需要展开跨学科思考，并实现跨学科的视界融合与转换，以获得更丰富的阐释和研究发现。
　　同时，《媒介政治社会学分析》还坚持了全球视角和本土经验，但这不是一个本土经验验证全球理论的依瓢画葫芦的过程，而是一个检视理论和阐发本土经验独特性的过程。此外，由于与此或多或少有关的研究不乏卓著成果，因此本研究同时也是对相关成果进行梳理与对话的过程。

作者简介

　　谢进川，1974年生，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社会学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传媒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近年来主持了多个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教育部、北京市的项目。出版了《传媒治理论》《微博传播与社会管理》《媒介政治社会学分析》3部学术著作，在《中国青年研究》《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新闻界》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主要研究领域：新媒体政治与国家治理、传媒社会学。

目录

第一章 媒介观念
第一节 媒介发展的未来
一、四个发展变化趋向
二、不同媒介的内在关系
第二节 媒介化社会与中国体验
一、媒介化社会
二、媒介中国体验
第三节 媒介视界的基本需求与跨学科特质
一、媒介视界的融合与转换需求
二、媒介视界的跨学科特质

第二章 媒介技术与社会变迁
第一节 媒介技术认知的两种倾向
一、技术决定论
二、社会建构论
第二节 媒介技术的偏向与社会嵌入
一、媒介技术的多重偏向
二、媒介技术的社会嵌入
第三节 新媒介技术的社会批判

第三章 媒介生产的逻辑及其关系
第一节 媒介生产的经济逻辑
一、三个运作规范
二、经济逻辑争议
第二节 媒介生产的政治逻辑
一、政治逻辑及其争议
二、媒介发展与机遇政治
第三节 媒介专业主义与职业生存
一、媒介职业化及其争议
二、媒介专业主义及其批判
三、公共媒介与商业媒介的分化
第四节 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反批判
一、来自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二、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三、媒介生产中多重逻辑的关系

第四章 媒介话语秩序与话语政治
第一节 媒介话语与意识形态化表达
一、意识形态与霸权
二、媒介话语的意识形态化表现
三、媒介的去意识形态化政治
第二节 现实主义电影与都市的政治隐喻
一、何谓现实主义
二、现实主义电影与疏离的都市人群
第三节 作为话语政治的“发展传播”
一、作为研究议题的“发展传播”
二、“发展传播”的话语政治变迁

第五章 媒介与社会政治行动
第一节 媒介与社会动员
一、社会运动理论的媒介认知
二、媒介动员的实践及其反思
第二节 弱势群体与传播增权
一、弱势群体确认与权利保障
二、传播增权路径及其特殊表现
第三节 微传播监视政治
一、从规训手段到社会监视权力的生成
二、微传播监视的政治价值
三、微传播监视的行动逻辑
四、微传播监视困境
第四节 公众的网络媒介行动悖论
一、公众性与个人性
二、政治感与感觉政治
三、平等性与卑微性
四、批判权滥觞与批判气质缺乏

第六章 媒介与社会风险治理
第一节 风险与风险社会
一、风险含义及其起源
二、风险社会观念
第二节 媒介与风险表达
一、风险表达的必要性
二、风险表达中的民意问题
三、媒介在风险表达中的功能
第三节 风险共识与风险分配正义
一、风险共识
二、风险分配正义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媒介政治社会学分析》：
　　政治始终存在对传播的干预需求。对西方政府来说，专门有总统的新闻管理机构存在。在美国，就是白宫新闻办公室。这种性质的办公室的存废也反映了其在政治过程中的意义及被政治人认识的重要程度。白宫新闻办公室是由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创立的，最初的目的是用来控制和管理所有分支的信息流，并企图越过媒体与群众直接交流。但“水门事件”后，这些目标遭到解体。其后继者卡特执政后，忽视了这个机构的新闻管理，决定将白宫向媒体开放并作为恢复政府诚信的措施之一，但在媒体对一系列关于伊朗人质事件等尴尬的报道中，卡特被迫下台。到了里根总统时期，白宫新闻办公室才完全发展成为一个运转良好的公共关系机器，里根也借此成为伟大的交流家。①有意思的是，这种对传播内容的管理需求也带来了传播学专业人才的增长，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传播学专业人才的数量就达到15万，已经超过了13万记者的数量，并且这一差距一直在拉大。政客、商界、利益群体、名人以及其他新闻制造者们的已经包装好的新闻材料成为日常信息系统的主流，这样的视频新闻稿也被称为是新闻机构的“汉堡助手”。②
　　但这样的方式并不能完全满足政治对媒介传播的需求，更为直接的方式则是有效的干预和管理，特别是在主权范畴内，由于政治与媒介之间的地位总体上并不平等，后者往往成为前者的规制对象，直接影响了媒介的生产过程。
　　一、政治逻辑及其争议
　　媒介生产的政治逻辑总体上表现为一种控制取向。媒介与社会的重要研究者克罗图概括了政治对媒介进行控制的运作规范与方式：对“非法”的管理、对所有权的管理（包括媒介所有权和节目所有权）、对媒介内容和发行的管理（包括公平管理、道德管理、分级管理等）。①
　　美国历史上有两个重要的法案与此有关。一个是《1996年电信法》。该法案取消了“政府禁止公司可以拥有超过12个以上电视台”的规定，并规定每个公司所拥有电视受众的数量可以达到美国收看电视节目家庭总数的35%。该法案还取消了公司可以拥有广播电台最大数量的限制。这一规定无疑是鼓励了集中和垄断。另一个是《2000年无线电保护法》。美国调频50赫兹的伯克利自由广播电台是自由无线电运动最著名的参与者，电台创始人与联邦通讯委员会在法庭上已经对峙多年。2000年美国政府允许这类电台运行，但遭到现有广播公司协会的反对，后者通过成功说服议会限制其数量，最终通过了《2000年无线电保护法》。这一结果被认为是为了现存的广播公司的利益而进行的无线电频率保护。
　　……

前言/序言

　　对一般人来说，如果没有传播媒介，生活会怎样？这是一种认识其重要与否的方法。不过，认为重要和如何理解这种重要却是不同的问题。
　　著有“信息社会三部曲”（《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终结》）的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曾有过这样的表述：
　　“在我的学术历程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命题：对构成社会基石的权力关系的研究。在我研究都市化时，都市问题对于新的政府政策和新的社会运动形成至关重要。如今，传播领域——包括在新技术环境中的新媒体和传播的横向网络——是权力关系得以展开的场域。传播是我们这个世界政治运作的中心，因此，在过去十年，我决定进入这个领域。这个决定反映了我一以贯之的思路。”
　　对手我来说，2000年进入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那时我对传播媒介的关注源于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领域。但从2009年开始，特别是微博等新媒体传播在中国的表现，使我认识到其在中国将是一个重要的存在，并将给中国打上深深的烙印。从近十年来看，传播媒介的发展对当下中国的影响日渐巨大。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不断吸纳媒介因素，同时也不断地被它卷入其中。源于这种认知，我对传播媒介持续关注，并将其纳入近些年的学术研究中。作为研究者，这恐怕是“与时代同行”含义的另一种注解。
　　在社会生活中冠以某某媒介称谓的且具有重要意义的词，至少有两个：货币媒介与传播媒介。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其中介性，又各自有其自身独有的生成性和作用机制，并带来诸多影响。但二者的不同点也很明显，货币媒介强调物质性或非物质性交换，而传播媒介强调的是信息交换和意义生成等非物质性交换。作为一个系统，货币与物品、市场等直接相关联，传播媒介除了与市场相关联外，还与信息的来源、意义生产、共享、支配与控制等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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