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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从一个年份-1909年切入，描绘了晚清顶层设计的改革方案，如何在经历了旧官僚体制处处掣肘，新社会矛盾重重纠葛后，游走在权力与资本、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最终一步步走向失败，酿成了一个王朝的悲剧。一百多年前，改革曾经是中国的主旋律。一个锐意改革的王朝为什么最后会垮掉？中央威权削弱，政府公信力丧失，全民腐败，社会躁动。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晚清败亡，不是源于革命的摧毁，而在于抗拒改革数十年后，在一次次盲目的改革中死于冒进，这也是中国近代改革的主要症结之一。

作者简介

雪珥，本名蒋文胜，澳大利亚籍华人、太平绅士(Justice of the Peace)，中国改革史及战略史学者。
1991年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曾在中国担任公务员9年，获得中国律师资格；中国财经专栏作家之一，后以此职业身份获得澳大利亚技术移民；曾在澳中两国经营企业十多年，现已退出工商界，专事研究。
自2006年开始中国改革史的系统研究及写作，同时研究中国战略史及国际关系，重点是南海战略、新疆战略及中美、中澳关系。
目前担任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研究员、西悉尼大学澳中文化艺术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文化部恭王府特聘研究员兼近代改革研究室主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家族企业》杂志顾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长江商学院等多家商学院EMBA授课教授；《中国经营报》、《国家人文历史》及美国《华盛顿邮报》等多家报刊专栏作家。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著名政论家亦忱】
雪珥：从坟墓里掘出晚清败亡信史（节选）



澳洲华裔历史学者雪珥先生，堪称当下身处海外，却用汉语写作十分勤奋的业余历史学家。自从2008年他以独特视角研究中日甲午战争的《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一书，进入中国晚清历史研究话语圈以来，他在短短的四年中，携《国运1909》、《辛亥计划外革命》、《绝版恭亲王》、《天子脚下》等多部专著在国内出版发行，而标志其晚清改革史研究，堪称独树一帜。
相信所有读过雪珥著作的人，对雪珥讲述的晚清改革历史，很难不会产生一种历史现场感。这大概可说是出国之前在国内当过新闻记者和律师的雪珥，利用自己身处海外的独特优势，能依据那些来自西方报章当年的新闻报道和英美档案资料，来研究晚清历史所独擅的神奇本事：此君竟能将一个进入了坟墓里百余年的旧中国，讲述的栩栩如生，犹如昨日发生的故事一样而令人感慨不已。
读雪珥的近代改革历史研究专著，如果只能用一句话来概括其精义和特点，大概也只有用意大利哲学家、历史评论家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在90多年前所说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来加以表述，恰如其分。
事实上，也确实有许多被现实社会问题所困扰的人，只要被雪珥撰写的著作引进近代中国的历史泥沼之后，大都能触及当代中国问题所奠基的坚硬石块之上，并恍然大悟：哦，原来太阳光所能照到的神州，真的是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历史上曾演出的诸多故事脚本，如今只要稍微加以彩排并换上一拨演员，照样可以在中国的政治剧场中如法再次上演。
在此，说一句可能不被雪珥先生认同的话：其实任何人来评论他的近代改革史研究，大抵无人可及雪珥本人对晚清败亡所做的“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的精准定义和评价。
我们通读雪珥四卷本的中国近代改革史研究，不难发现雪珥研究一个政权的改革历史的基本立意和独特视角：如果不以被卷入改革洪流中的各色人等的“人性”为中心，不以关涉其切身“利益”与“权衡”为基本着力点，而只倾向于研究各种外来的空洞“主义”与“学说”，却放弃研究各种各样的现实社会问题的产生机制与消解之道，则任何高调的“改革”旗号，终究难逃被滥用的命运，而终蜕变成为统治集团内部，或统治集团与觊觎权力宝座的在野政治势力，展开权力斗争的各种花样翻新的幌子。
通读雪珥的上述著作，应该不难发现，雪珥研究中国近代改革历史的一个极为独特的观点是，他言之有据地认为，晚清的败亡并不是源于革命的摧毁，而是在抗拒改革等死数十年之后，是在一次次盲目乱改革中自寻死路，才促成其快速奔向历史的坟墓。这其实也是中国近代改革史的主要症结之一，即，当一个个主政者可以混日子过的时候，则统治阶层拒绝一切有关改革的争论，一门心思安享权力作威作福，可当抗拒改革导致自己临近穷途末路之际，则改革的“主义万能”思潮却一直盛行不衰，众多政治投机者都指望靠“主义”走捷径，又纷纷忽略国家治理、吏治整顿、民生改善等其实更具技术性的改革问题，结果造成不少“改革者”或“革命者”凭借一个个蛊惑人心的“主义”，便成就了自己作为借“改革”或“革命”上位取而代之者的事功，在靠空洞的口号加暴力手段轻易占据统治地位之后，无不只热衷于“利用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托克维尔语），而可怜的亿万民众也就自然如雪珥所言，“只能在‘黑狼’、‘白狼’，或者‘饱狼’、‘饿狼’之间进行被动的选择。”
谈到许多人之所以会产生读雪珥的近代改革历史研究著作，有一种借古讽今的意味洋溢其著作的字里行间，这一点也不难理解：所谓一切历史的当代性，其实就是真实的历史与真实的现实生活的紧密相关性与合乎逻辑的延展性。或者换过一种说法，一切由当代人所阐述的真实历史，都是当代人以当下所面对的现实问题来拷问过去，借历史的还原，来为当代的问题寻找答案，或为了在迷失了目标的前进道路上找到行进的方向感。
因此，可一言以蔽之：我们研读雪珥先生的中国近代改革史专著，其令人称道的一点就在于，我们从雪珥有根有据建立在西方新闻报章和档案资料基础上的晚清败亡信史叙说中，恰恰能找到一种近代中国改革历史行进的方向感。

目录

目录

本书初版自序

第一章 金銮殿上新来的年轻人
紫禁城的鸡叫
1909年的春天故事
爱新觉罗“软着陆”
大清青年近卫军
“橡皮图章”雄起
大海航行“拷”舵手

第二章 老官场的弯弯道
袁世凯冬眠
金枪不倒张之洞
庆亲王的首富宿命
弄潮儿溺水
不端的年代
“蒙”“瞎”官府
腐败的跳蚤
司法独立vs私法独利
善耆不善骑
“唐僧”不是吃素的
官场如赌

第三章 黄龙旗下的资本主义
“铁老大”出轨
爱国公债终误国
“牛”背上的大清
开滦煤矿地道战
“黑金”超限战
帝国的墙脚
“爱国”企业家
【延伸阅读】胡雪岩：花花轿子人抬人
伶仃洋畔建“特区”
腐烂的根基
【延伸阅读】帝国商人反击战

第四章 大清国的“新新人类”
“半吊子”大跃进
难产的美国梦
文化有罪，汉字无理

第五章 鼓与呼：世乱难为人
“烂尾”的仁政
宜春没有“春天”
在失望的田野上
枪杆子霍元甲

第六章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无毒不“圣人”
康有为“熊市”
大清国的流感
瞎眼的叹息

第七章 亮剑，抑或舔伤
龙旗插上东沙岛
中朝“间岛”争端
【延伸阅读】带刺的金达莱：清代视野下的朝鲜问题
【延伸阅读】虎落汉阳：大韩帝国出轨
哈尔滨的枪声
日本常青藤
大清羊皮日本狼
【延伸阅读】豺狼之恋：国人对日绵羊观
流产的中美德联盟
大清海军搁浅泥沼
【延伸阅读】蛟龙捍海:晚清海军扬威世界的五个瞬间

尾声 大清政改的飙车与出轨

【附录一】有关中国1909年的各方声音

【附录二】落花流水春去也：1909年大事盘点

后记 百年改革史，也是一部“石头记”

别册 他人说

精彩书摘

“唐僧”不是吃素的
“唐僧”当然不吃素，这是全大清国的领导干部们都知道的。

“唐僧”大名唐绍仪，大清国正部级领导干部、后来的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时人多在日记、书信中用隐语“三藏”称谓之，与称呼李鸿章为“合肥”、翁同龢为“常熟”相仿佛。

唐绍仪和唐僧一般生得十分端正，而且据说身高在1.80米，以此伟仪出任中国外交部长乃至总理，当然很能为国争光。

“三藏”不吃素，而是杂食、通吃。作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他熟悉美国式的政治“西餐”，民主、文明不离口，令美国人爱煞乐煞，《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等大报不时刊发有关他的报道。“西餐”之外，唐绍仪对中国特色的权力烹饪亦颇为拿手，烹煮煎炒，左右逢源。

在大清国他能一人兼任外务部右侍郎、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税务处会办大臣、邮传部左侍郎等，跨越外交、交通、财税各领域，到了民国则能迅速与革命党混成同志加兄弟（他是最早加入同盟会的前清干部），乃至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

中国历史，尤其近现代史，从来就不缺风派人物，但风派人物做到上水平、上档次、上规模，则唐绍仪绝对是凤毛麟角。

1909年对于“唐僧”来说有点流年不利，风向不好判断。

开年的时候，他正好在美国忙着外交大事，一是为东北的开发开放争取美国援助，二是响应德国皇帝的号召，争取建立中、美、德三国同盟。这两件都是全球瞩目的大事，因此，当唐绍仪在 1908年的秋天率团到达美国后，美国报纸就一直在紧密追踪，《纽约时报》专门刊发了两个整版的长篇报道，配发了唐绍仪的大幅照片。

“唐僧”到了西天，虽然宾至如归，却只拿到了无字的经书。现实的美国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最终选择了与日本妥协，以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权换取日本对这一地区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承诺。

当唐绍仪在华盛顿的新年钟声中郁闷彷徨时，国内传来惊人消息：大清国改革开放的旗手袁世凯，离奇而突然地由于健康原因退居二线。

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动态的罗斯福总统于1月2日致信德国皇帝，认为袁的下台表明“中国人不管在内政还是外交上，都难以执行任何既定政策，我们除了和他们更为慎重地打交道外，没有别的选择”。总统同时提到，“此间的中国特使”被这一消息震惊了，将立即回国。

一周之后（1月 8日），北京下令召回唐绍仪。次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美国各大报同时刊登了这一消息，明确指出，唐被召回是受到了袁世凯事件的牵连。同一天的《基督教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则用将近整版的篇幅刊登文章《当代中国为年轻美国提供巨大机遇》（Modern China Offers Great Opportunities to the Young American），将唐绍仪的照片与摄政王载沣的照片并列，并在导读中用显著的字体写道：“袁世凯的命运关系到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

在袁派人物中，唐绍仪第一个随袁下课。随后，民政部侍郎赵秉钧、邮传部尚书陈璧、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等纷纷跟进，或因健康问题退居二线，或因腐败而被“双开”，或因“工作需要”被明升暗降。大洗牌开始了！

唐绍仪和袁世凯能成为铁哥们是一段洋溢着古典英雄主义的佳话。

唐绍仪是广东人，其父唐巨川是茶叶商，专做外贸，十分平凡，但他却有一个相当不凡的族叔——唐廷枢。唐廷枢是大清国首批外资企业“首代”，是著名的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的买办，后来成为李鸿章大搞经济改革的得力干将，主持或参与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在官场与商场、内企与外企、民企与国企之间游刃有余，大小通吃。

托福于“改革开放”，大清国在内忧外患中放下身段，与时俱进，扩大执政基础，唐家这样的新兴阶层被迅速地纳入大清国组织人事部门的培养考察对象。唐绍仪12岁那年（1874年）被选为公费留学生前往美国，在那里生活了足足7年。从日后唐绍仪的表现来看，这不仅令他掌握了流利的英文，而且还让他熟练掌握了将政治作为走秀的美式风格。

难能可贵的是，“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唐绍仪没有成为内白外黄、不适应中国国情的香蕉式人物，他融汇中西，以其深厚的跨文化修养为基础，以美式作秀为独门武器，迅速在中国特色的厚黑官场中脱颖而出。

1881年，年仅 19岁的唐绍仪回到了伟大祖国，作为组织上重点培养的又红又专的接班人，被派到朝鲜任朝鲜海关帮办、德国人穆麟德（P. G. von Mollendorff）的秘书——作为宗主国，当时中国直接掌管朝鲜的外交、海关等事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中日角逐朝鲜为唐绍仪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舞台。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22岁的唐绍仪因此与26岁的袁世凯相识。当时，朝鲜亲华高官被亲日派打伤，避居海关公署，袁世凯前去探望，正好唐绍仪亲自扛枪守卫在门口，其勃勃英姿给袁世凯留下了深刻印象。从那时起，两人结为知交，小袁由此十分关注小唐在政治上的进步，积极提携，一帮一，一对红。更具古典传奇色彩的是，十年后在甲午战争打响之前，有情报显示日本人决心刺杀抗日最力的袁世凯，为协助袁撤离，唐绍仪亲自带着两支枪、两把刀、两匹马，连夜护送袁世凯转移到英国军舰上。

托庇于袁世凯的大力提携，加上本身与李鸿章的特殊关系，唐绍仪在甲午战争后成为中国首任驻朝鲜总领事，时年33岁；随后又随改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回到家乡广东任职。当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时，他协助袁处理最为棘手和微妙的外交事务，为袁平安度过1900年春夏之交的义和团及八国联军动乱立下汗马功劳。1901年，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唐绍仪被任命为天津海关道，执掌了大清国最著名的肥缺之一。

1904年英国入侵西藏，中央决定派唐绍仪率团前往印度，主持对英谈判。自此，42岁的唐绍仪开始单飞，当然按照官场潜规则，他依然是袁派人马。谈判十分成功，唐绍仪的外交才干受到朝野更大关注，他得到了迅速提拔，继而在外交、国税、交通等方面同时执掌重任。

唐绍仪的工作作风是相当美国式的，雷厉风行，不大给人留余地留情面，由此也树敌不少。他在个人操守上并不十分严谨。《申报》就曾报道说，唐绍仪在担任副部长时，嫌工资待遇低，“用款浩繁，入不敷出”，请求老哥们袁世凯帮忙，把他调回广东去督办粤汉铁路，但被中央拒绝。《申报》评价其“实不外拜金主义也”。

根据翰林院侍读马吉樟的弹劾，唐在担任邮传部副部长时，“所用垂参，皆其同乡亲戚，以贿而行，咨调司员，亦多以贿成者”。虽然史料中并没有证据对此证实或证伪，但从唐在1910年出任邮传部第一把手时的表现来看，弹劾内容当不是道听途说。根据《民立报》报道，唐绍仪出任部长后，“日食非百金不乐，一切举动，皆摹仿西洋豪华，非中国诸王大臣所可及。惟对于部中司员异常刻薄，闻近日又有裁员减薪之举，邮部之司员无不怨形于色。夫减之诚是，然唐自待亦太过也”。

时人也记载说唐绍仪“广交游，善挥霍，每日四餐，每餐十金，犹云无可下箸”。日本人佐藤铁治郎的记载干脆说“唐本骄奢淫逸，无利不为”。

可以确认的是，有点狂傲而又不很自律的唐绍仪，其同僚关系及群众关系并不很好，因此《民立报》说“唐之为人，京官排挤者甚多”；但因为唐个人的工作能力及袁世凯的照应，其官位一直坐得稳如磐石。

擅长公款吃喝的唐绍仪，在政治上的胃口也不错，来者不拒。到了民国，袁世凯当大总统，唐绍仪当国务院总理，几十年的老哥们却自此闹别扭。后世的主流史家多将两人的矛盾解读为人治与法制、独裁与民主的政见之争，其实唐在骨子里是很有点魏延式风格的，脑有反骨。与他十分熟悉的叶恭绰在晚年回忆道：唐绍仪“有劝人退位之习惯，以为政治家无身临绝境之理，退可复进。故劝清帝退位，劝袁退位，劝段（祺瑞）退位，又劝孙（中山）退位，劝蒋退位，而不知除清室被逼外，余皆不听其言，蒋尤误会，以及干祸”。

一贯通吃的唐绍仪，在日本大举侵华时，不顾各界劝说继续留在上海，与日方颇多可疑来往，最终被重庆下令“定点清除”。军统特工冒充古董商混入其家，用利斧将其劈死，从容撤退。唐绍仪可算是清末民初名人中死得最惨的一人。

江湖有江湖的道道，政治有政治的规矩，出来混迟早都是要还的。

唐绍仪的悲剧在于太缺乏政治信用，随风摇曳，虽然讨巧，却也招嫌，聪明反被聪明误。在晚清乃至民国的不端年代，“不择手段”日益成为主旋律，不仅难以觅得值得爱戴珍惜的同志加兄弟，而且也难以找到值得尊重致敬的敌人。“潜规则”乃至“无规则”成为真正的规则，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则怕耍赖的，刘邦类型的无原则的“痞子”才能成为笑到最后的胜利者……

前言/序言

总序（作者：皮钧）
改革面对的是没有“剧透”的历史——改革的逻辑、改革的对象与改革的边界

任何改革都是有逻辑、有对象，也是有边界的。但兹事体大，旁观者难以看清，非躬身入局者，不可察也！
中国史书汗牛充栋，保留了相当珍贵的文献。但从实践角度来看，可以“文人史”与“现实史”划分之。
“文人史”很像今天的网络文章，多为借史抒怀，虽不乏文彩灿然者，却往往隔靴搔痒，见表不见里，疑伪亦疑真，难以直指历史本来面目：为尊者讳，不过是为胜者旌名，但于历史之规律，往往淹没其中。即使是孔子的春秋笔法，“笔则笔、削则削”，也只能说是春秋时代发生的事情，与孔子的道德观有出入而已，但与春秋时代的社会变革本身并没有太多的直接内在联系。此种叙史方式占了中国史书的90％以上。后人读之，莫名其理；但美过往，无益将来。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指的就是这类史书。
“现实史”之所以难写，一方面是关键文献不足，特别是涉及到最高决策层的东西，大家都讳莫如深，导致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在史书中成了“神话”，无头无尾、无因无果。另一方面是作者见识不足，不能对那些在历史上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伟大人物所面临的形势进行“归位思考”，特别是在重要转折时期，当时人、当时事的独到眼光与判断，不一定都和盘托出。后人必须从史迹中找出其基本逻辑和本源思考，并还原到历史场景中去，才能看清本真。否则后人无法从历史中汲取有价值的经验与教训。这就需要绝大的现实眼光与时代眼光（注意：不是历史眼光，看了剧透的人是没有资格评论历史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凯撒的《高卢战记》、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能够成为真正不朽的历史巨著的原因。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既是一篇光辉的哲学文献，又是一篇光辉的历史文献，其意同也。
“改革史”尤其如此。
本书的作者雪珥先生曾先后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工作，又恰逢改革开放之伟大时代，亲历了许多事件，并与诸多决策者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加之本人酷爱历史，中英文俱佳，又练就一支妙笔，故而能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资料中挑出“改革史”这一特殊题材，生成经世致用之佳作。
改革的逻辑
改革都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而进行的——改革往往不是结果导向，而是问题导向——没有问题谁改革啊？！
找出改革的出发点和根本原因，才是改革史研究的历史使命，而不是仅仅看结果。从中国历史上看，改革者往往都是以悲剧人物收场。在中国这样一个“成王败寇”文化盛行的场景下，没有几个人愿意认真研究改革者尤其是那些“失败”了的改革者。而历史规律往往提醒我们，要学会在前人停止的地方再出发，而不是重新发明“轮子”。
雪珥先生的改革史恰恰遵循了这一点：《国运1909》《辛亥：计划外革命》等，都是按照这个逻辑展开的。不仅详述了当时的史实，更重要的是认真考察了改革的推动者即当事人的思考与行动。很多结论都值得深思：如清末的宪政并未改变中央集权的模式，反而是“集权者的尺码从XXL换成了地方无数小S号”。这个一百多年前改革者面临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在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中又认真提出，只能说明需要改革的问题并没有在百年前的革命中解决，甚至，很多问题不是革命能够解决的。
因此，改革的落脚点一定是问题，离开问题的改革都是臆想。
改革的对象
改革的对象既不是敌人，也不是朋友，而是“筹码阶层”。
古往今来，人们往往把改革的阻力笼统归于体制因素或是既得利益集团，既不准确，也不科学。因为这样模糊的表达，恰恰说明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有些以壮士断 雪珥·中国改革史系列之年代卷·国运1909：晚清帝国的改革突围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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