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本书有两方面的贡献：

第-，可以加深民国史的研究，对一些历史问题获得崭新的认识。比方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过去强调比较多的是工人阶级自身的力量，但是新的史料表明这次起义的成功与上海保卫团的参加是密不可分的。

第二，可以丰富民国史的研究，填补历史研究的诸多空白点。战争几乎贯穿民国历史的始终，然而军事史却是民国史研究中特薄弱的环节，这也是和平年代文人治史的缺失。以军事为切入点来理解社会历史，关注武装力量与上海社会之间的互动，提供透视民国上海社会的新视角，有助于推进上海城市史的研究。

内容简介

近代中国战乱不断，上海商人为图自保组织了自卫团体，这就是商人的民间武装。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商人的武装——商团参与了上海光复起义，推动了长江流域各省的革命进程。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后，上海县商会等团体组织了上海市保卫团，以维持地方秩序为职责，但维持时间不长，就被袁世凯政府下令强制解散。

1924年江浙战争期间，上海商人又纷纷组织武装进行自卫，闸北、南市、宝山等地相继成立保卫团。此时的保卫团规模更大、数量更多，它作为一支重要的民间武装力量，先后参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和一二八淞沪抗战，在上海现代史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1934年1月，保卫团被上海市政府强制接收与改编，成为国家控制下的武装力量。

作者简介

白华山，男。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东华大学副教授。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上海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著有《上海政商互动研究（1927—1937）》，在《学术月刊》、《史林》、《二十一世纪》(香港)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篇。

目录

目录

总 序

绪 言

一、 学术史回顾

二、 研究思路与基本史料

第一章 江浙战争与上海保卫团的兴起

一、 二次革命时期的上海保卫团

二、 1914年《地方保卫团条例》的颁布及其在上海的推行

三、 两次江浙战争期间及其以后成立的上海保卫团

四、 小结

第二章 上海保卫团的制度设计与实际运作

一、 组织系统与领导人员构成

二、 团员、团丁招募

三、 经费来源

四、 保卫团的武器

五、 保卫团的训练

六、 保卫团人员的待遇

七、 小结

第三章 压制、利用与改编：上海保卫团与党派政治

一、 各派军阀对上海保卫团的缴械

二、 保卫团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三、 国民政府对保卫团的整理与改编

四、 小结

第四章 1937年以前的上海保卫团与地方秩序

一、 多管齐下安抚溃军，稳定地方秩序

二、 缉捕盗贼劫匪，维护地方安宁

三、 协防联防，共卫桑梓

四、 保卫团开展的其他维护治安的活动

五、 治安所依，搅乱之源：上海保卫团与地方秩序的另一面

六、 日常活动中保卫团与警察的合作与冲突

七、 日常活动中保卫团与租界的合作与冲突

八、 小结

第五章 1937—1946年间的上海保卫团

一、 “九一八”事变后的上海保卫团

二、 “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的上海保卫团

三、 “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的上海保卫团

四、 上海沦陷后的上海保卫团

五、 战后上海保卫总团的成立与撤销

六、 小结

结 语

附 录

参考文献

后 记

精彩书摘

结语

通过前文的叙述，本书大致勾勒出了上海保卫团兴起、发展与结束的过程。笔者认为，通过研究，似可得出如下结论。

一、 上海保卫团的兴起是上海商人结团自保传统的延续

上海商人兴办地方武装最早可以追溯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上海体操会。为了自卫，1907年，上海地方绅商穆湘瑶等人又发起成立上海商团学会、沪北商团学会、商团补习会、南市商业体操协会、沪西体操会等5大带有商人武装性质的组织。后5会联合组成“南市商团公会”。

上海商团成立于1909年，由沈曼云、王一亭、叶惠钧等地方士绅发起成立。与此同时，商余学会、清真商团、书业商团、闸北商团等其他商团也纷纷成立。1911年11月1日，各商团在南市九亩地集合，公举李英石为商团司令，参加了上海光复起义。二次革命后，各商团被迫解散。

与上海保卫团有着直接渊源关系的是闸北商团。闸北商团成立于1911年2月，由钱允利、俞宗周、王晓籁等发起成立，公推钱淦为会长，钱允利、俞宗周为副会长，王晓籁、朱晓南、沈联芳、朱榜生、严逸士、尹邨夫为会董，聘请吴龙泉、褚银山为正副教练，团员500多人。闸北保卫团参加了上海光复起义。

闸北光复后，沈联芳任闸北商团总会长，尹邨夫为司令，共设6区，团员发展到1 000多人，在1913年被解散以前，是保卫闸北的一支重要的民间武装力量。

前文已经分析过，上海各保卫团的首领多曾担任闸北商团、上海商团的首脑，有着举办地方武装的丰富经验。因此，上海保卫团的兴起，表面是上海商人应对战争保护地方安宁的一种举措，实则是对过去商人结团自保传统的一种继承与延续。而时人的评论中对保卫团要继承商团的精神也充满期待：“上海光绪中叶，各绅董曾办民团，一些没有成效，以致一班滑稽的人，把团勇呼作团鱼，留为笑柄。后来改办商团便大不相同了。所以此次的保卫团必须要放出商团的精神商团的毅力来。”

二、 上海保卫团成为维护地方治安的重要力量

上海保卫团成立于江浙战争期间，通过协调各方力量安抚溃兵，武装出防，有力地维护了战时秩序；江浙战事结束后，各保卫团在缉捕盗匪的过程中又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与牺牲。不仅如此，各保卫团还在日常活动中，查禁贩毒赌博，打击拐卖人口，招领迷途人员，解送无业游民，其维护地方治安的活动，已经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为此，1925年11月，上海总商会议董沈联芳致函总商会，请求对闸北南市两大保卫团的维护地方治安的功绩进行嘉奖。其呈文称：

去秋江浙战事倏起，沪埠南市闸北于仓卒之间设立保卫团，保护人民财产维持地方治安，继而给养军队，昼夜出防，苦以无资无械，皆由抵借筹垫而来。所编团员均系商界中人，充当义务，其领袖团总暨各支部团长，莫不具有身家，愿尽心力而为之。凡遇盗匪抢劫等案，随时会同各支部舍身勇往，直接拘拿。年余以来，成效卓著，匕鬯无惊。窃维租界与南市闸北犬牙相错，唇齿相依，设或界外小有不靖，界内岂能安乐？现在南北各市乡均亦逐渐仿行，将来华界各保卫团联成一气，固如磐石，倚若长城，实与沪不驻兵之命意相符、人民之公意相合，想沪埠全体人民所乐观其成也。惟念各保卫团愿尽义务人员，统计不下一千数百人，自去年担承保卫以来，栉风沐雨，已及一年以上，考其成绩，似非由公正商业机关出而呈部核奖，不足以昭激劝而励将来为此具函上陈，拟请合同上海县商会闸北商会筹备处函致淞沪保卫团联合会，请即知照各市乡保卫团，造县义务人员请册，由该联合会汇总函复到会，即请三商会会呈内务部，给予奖章，以资鼓励，为地方尽力者劝。镛为公民一份子，目睹情状，深知各保卫团人员无邀功冀奖之心，而地方人民受甚惠者不能缄默不语，尚祈查照迅赐核办，无任盼祷之至。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保卫团不少团员随军队赴前线杀敌，作出了一定的牺牲，南市保卫团团长姚慕莲在战后发表的回忆南市保卫团的文章中就称：“在抗战时期，团员罹难者多人，至今思之，犹有余痛。”不仅如此，上海保卫团还在前线救护伤员、刺探情报、构筑防御工事，在后方查缉汉奸、维持秩序，切切实实地担负起了支援前线、稳定后方的重任。在上海沦陷后，上海保卫团不少成员编入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及其以后的忠义救国军，继续坚持敌后抗战。

抗战胜利后成立的上海保卫总团，尽管仅仅存在了半年，与以前相比，维护治安的能力也有所降低，但“各团员均能任劳任怨，热心服务，在五个月中曾先后捕获盗匪犯案八十余件之多，沪北区团副官叶祖炳，且因捕盗而殉职”仍然一定程度上担负着维护地方治安的重任。

据潘明新回忆“保卫团留给人民的印象只是卫大不卫小，不用说显然是资产阶级用以自卫的。”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如果说，上海保卫团成立之初是地方绅商出于结团自保的目的而成立的，那么，随着各项活动的开展，上海保卫团与地方警察一起，日益成为地方安宁的守护者，甚至某种程度上比警察还要更富奉献精神：“军警是为了生活而来干的，保卫团的团员是义务的，他们不拿薪金，他们是为了保卫治安，他们抱了保卫地方就是保护自己而来干的宗旨。这里所得的功效，可能显露出真诚的勇敢与伟大的精神！”

二、 各种因素制约着上海保卫团的治安能力

上海保卫团的成立一般要得到官方的同意，出防执行任务时往往要得到警察、驻军的配合，甚至还要得到租界巡捕房的配合。遇到大股恶劣的武装官兵时，保卫团往往无能为力。保卫团的团丁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军阀部队的溃兵，一旦遇到军阀部队收编，往往会整队离去，不仅大的保卫团如闸北保卫团如此，小的乡镇保卫团也是如此，如1925年2月江湾保卫团100余名团丁被奉军整体改编。保卫团枪械被军阀部队缴去，团丁或是被军阀部队裹挟而去，或是直接被军阀解散，都直接影响着保卫团维护地方治安的成效。

枪械是上海保卫团维护地方治安活动的重要工具，但是在风云变幻的军阀混战时代，保卫团却成为各派军阀嫉恨的权势力量，屡屡被缴去枪械。由于保卫团所招的义务团员多是兼职的商人，不善或不会使用枪械，在日常生活中，因操作失误或管理不善，导致自伤、伤人乃至死亡的事故屡屡发生。民国时期，枪械在社会上有广泛需求，并且价值不菲，加上保卫团对枪械管理不严，很多枪械在出防后被团员携带至家中或经营场所，这使得保卫团的枪械屡屡成为盗贼打劫的目标。保卫团枪械的大量流失，以及保卫团团员的不谙熟枪械的使用，这就使得保卫团维护地方治安的活动受到很大影响。

影响保卫团治安能力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保卫团的经费。各保卫团成立之初，经费由各业商家自筹。但随着规模的增大和各项运动的展开，经费逐渐不敷使用。保卫团只好援引《地方保卫团条例》就地筹饷，靠征收保卫捐来弥补经费的支绌，却遭到商人们的强烈反对，反对主要理由是战争结束后，保卫团无存在的必要性，因为“论治安有地方警察负责，论御敌有军旅防守”。战争年代，自愿捐款，自愿充当义务团员；一旦战争结束，就以生意忙辞掉义务团员职务，地方商号也不愿再捐款，反而把征收保卫捐视作是“猛兽之食人无厌”。一方面说明了商人的投机心理，另一方面说明商人自卫行动的被动性和临时性。可以说，经费制约着保卫团的深入发展，影响了保卫团的治安能力，这也成为孙传芳解散保卫团和上海市政府改编保卫团的理由与借口。

由于保卫团的团丁大多来自被裁的军警士兵，这导致一些保卫团团员团丁素质低下，假借武力行不法之事，或充作盗匪，为非作歹，或非法拘禁，擅用私刑，或假借武力，草菅人命，或聚众滋事，破坏秩序，或欺男霸女，作威作福，这样，一些保卫团团丁就由秩序的守护者，变成了秩序的破坏者。一些保卫团的领导人，因保卫团实力的扩充而得以权势膨胀，不仅让保卫团不时充当装缀场面的工具，甚至滥用职权，耀武扬威，称霸地方，这些都影响着民众对保卫团的观感。尽管与取得的成就相比，保卫团的这些破坏秩序的行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毕竟给民众留下了负面的印象，一定程度上损坏了它自身的形象。

四、 上海保卫团经历了一个从商办到官办的过程

上海保卫团是上海绅商为应对战乱而结成的民间自卫武装，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官方警卫力量的重要补充。但是，我们要看到，保卫团毕竟是游离于政府权力架构之外的民间武力，作为一种军事存在，既分割了政府权力，又影响着政府在民众的权威。而且，在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上海保卫团还有着与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合作的历史，有着“资敌”的纪录。

但是，随着1927年国民党政府的成立和“以党治国”政策的推行，随着中央集权化的完成和国民党政府着力权威重建，国民党政府势必要把北洋政府时期因地方政府权威衰败而暂时让渡给民间社会的权力收回，这就决定了作为民间武力的上海保卫团不可能与官方所属的警察系统长期共存、平行存在。保卫团被整理和改编的过程，既是其步入正规化、制度化的过程，也是其被官方接纳、控制的过程。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特征突出表现在国家对暴力手段的合法垄断上。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中，军事暴力工具的国家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不仅包括强大中央国防军的建立，而且还包括地方性武装力量的创建和对传统民间自卫武装的接收与改编上。因此，保卫团被改编的过程，也是民国时期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一环。而在此过程中，保卫团的自主性大大减弱，其在政治立场上也越来越与政府的立场趋同，在很多场合上，也积极秉承国民政府的旨意办事，如在1932年3月2日，闸北保卫团就秉承南京国民政府镇压人民反日爱国运动的立场，绑架并枪杀了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义勇军负责人韩波涛等人，引起舆论大哗。而1946年昙花一现的上海市保卫总团，从成立到最后被撤销，都完完全全是上海市政府主导下的结果。

总的来说，尽管后来被政府改编治安能力有所下降，尽管在日常活动中出现了部分团员、团丁假借武力为非作歹的事情，但我们必须看到上海保卫团维护地方秩序的活动是它的历史表现的主流，上海保卫团多管齐下安抚前线溃军，集合各种力量缉捕盗贼劫匪，坚决打击贩毒、赌博、拐卖等犯罪行为，协力调解各种争端，有力地补充了警察力量的不足，为护卫桑梓保卫地方安宁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就像当时媒体所评价的，“保卫团三字，终能占据上海史中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