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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为何比欧洲的厉害得多？
欧洲昔日为何能从四分五裂中崛起？
为何说希特勒上台也算“黑天鹅”事件？
日本投降是原子弹炸出来的吗？
昔日头号陆上强国的海权梦想是如何破灭的？
大国为何不易赢得“小战争”？
美国人在冷战之初为何不用原子弹灭了苏联？
为何说心智开放的军队有战斗力？
内容简介
很多人心仪中“战争的美丽”，只不过是从未上过战场者头脑中的幻象，或从属于胜利者才拥有的讴歌权力。实际上，战争中的残杀和恐怖小至毁灭家庭、大至毁灭国家乃至人类文明，即便正义的战争也难免因其为正义服务到后仍不乏缺憾。
至少截至20世纪，战争，以及在战争及和平时期围绕现在或未来的战争而进行的远不限于军事领域的各种规划、动员、汲取和竞争，大体一直是各主要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内容，也作为一种原动力塑造了人类的物质、精神和制度空间。
作者简介
梅然，先后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长期从事国际安全与战略、战略史、国际关系史领域的研究与教学，撰有专著《德意志帝国的大战略：德国与大战的来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以及《中心-侧翼理论：解释大国兴衰的新地缘政治模式》《俄罗斯、海上霸权国家与世界政治的逻辑》等多篇论文，并参与编写《国际关系史》等著作。
目录
前 言
I 中国和欧洲：从古代到近代
秦国为何能笑到后，但也没笑多久？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为何比欧洲的厉害得多？
欧洲历史上的战祸为何看似比中国的轻？
欧洲昔日为何能从四分五裂中崛起？
“欧洲小龟”当初是如何超过“中国兔子”的？
首个“日不落帝国”是如何兴与衰的？
英国是如何踩着法国肩膀登上世界之巅？
II 工业化时代的国际冲突：德国与一战的来临
列强攫取殖民地都是主要为了抢原料争市场吗？
德意志帝国为何“因害怕死亡而自杀”？
萨拉热窝，1914：一只方向盘如何诱发了世界大战？
为何说走向一战是“头号战斗民族”的政治悲剧？
头号军国主义大国是如何炼成的？
昔日头号陆上强国的海权梦想是如何破灭的？
一战首先是英德间“修昔底德陷阱”的体现吗？
III 希特勒德国的兴亡
为何说希特勒上台也算“黑天鹅”事件？
希特勒上台这只“黑天鹅”是如何出现的？
德国纳粹的“民族社会主义”是啥名堂？
希特勒的“犯罪计划”是啥样的？
希特勒为何急于终结纳粹的“美好时代”？
希特勒如何为其失败挖了大一个坑？
IV 核战争、空中力量和游击战
日本投降是原子弹炸出来的吗？
美国在冷战之初为何不用原子弹灭了苏联？
核“魔鬼”如何成了美苏和平的“守夜者”？
“精确轰炸”为何让美国人更敢动武？
为何武装到牙齿的大国却难对付“小小”游击队？
V 国际格局、国内政治、军事文化和军备竞赛
“熊鲨争雄”格局为何是大国崛起的好时机？
一国会为对内“维稳”而对外打仗吗？
打仗的事为何不能全交给将军们？
为何说心智开放的军队有战斗力？
军备竞赛对战争爆发要负多大的责？
精彩书摘
为何说希特勒上台也算“黑天鹅”事件？
当下有一时髦词，叫“黑天鹅”事件，指出乎世人预料而发生的“反常”但影响重大的事件，如同大家本以为天鹅都是白色的，但冷不丁撞见一只黑天鹅。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被说成2016年的两只大“黑天鹅”。
当年希特勒的上台也算“黑天鹅”，至少是“灰天鹅”。这指的是：他在1933年和1934年先后成为了德国总理和集大权于一身的德国“元首”，但在30年代到来前，大概包括他自己，没几个人能料到这点。
那么，在20世纪30年代到来前，为何说希特勒成为德国的“大独裁者”看似没戏？
魏玛德国：希特勒的“首秀”
随着第yi次世界大战在1918年结束，德国的威权君主制垮台了，皇帝威廉二世逃到荷兰，德国变成了一个民主制共和国。由于制定新宪法的会议是在魏玛（Weimar）这个城市中召开的，这个新国家后来俗称为“魏玛共和国”或“魏玛德国”。它和今天的德国都使用黑红金三色旗为国旗，这是德意志民主派在19世纪40年代设计的。
魏玛德国既有议会，也有总统和总理；议会和总统是分别经普选产生，议会掌握立法权，总统是国家元首，总理及其内阁具体负责行政；总统有权任免总理及内阁，但总理和内阁成员的人选和政策得到议会的支持也很重要，因此，通常是在议会中占据多数的政党或政党联合来组阁。
但在一开始，魏玛共和国就像捡来的早产宝宝，看似弱不禁风，从自家人那儿也得不到深情厚爱。比如，德国的典型右翼，例如在皇帝时代属于权力精英的很多将领、贵族地主和大工业家，讨厌民主制，认为它会加剧政治内斗，导致和平主义泛滥，方便工人阶级用选举抢班夺权和宰割有产者的财产。而且，在很多右翼民族主义者看来，建立魏玛共和国的那班人，即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派等，就是内奸卖国贼：在一战后期，前线德军并未溃败，是这些人在国内蛊惑人心和煽动暴动，才导致德国因后院起火而没法继续打下去。
再比如，魏玛政府刚一诞生，就被迫在巴黎和会上接受了著名的宰割德国的《凡尔赛条约》。虽然该条约是战胜国倚仗武力而强加的，谁在德国当政大概都没法拒绝，但魏玛政府作为签字人还是遭到了很多德国人尤其右翼的鄙视，增加了它的“原罪”色彩。还比如，在魏玛政府建立之初，德国的经济也很糟糕，还出现了空前绝后的超级通货膨胀，钞票贱得还不如手纸。
这样，在一开始，就有激进右翼想用暴力推翻魏玛共和国。只说两个此类事件。一个是闹得大的，叫“卡普政变”（Kapp putsch，卡普是此次政变的一个领导人），是半军事化的治安部队（freicorps）于1920年3月在柏林发动的，把德国政府都撵跑了，但没过几天也就黄了。
另一个更像瞎闹，当时的实际影响与前者没法比，但后来要有名得多，因为其主角是希特勒。1923年11月间，希特勒及其领导的“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NSDAP）即“纳粹党”在慕尼黑发动了“啤酒馆政变”，前后不到一天，结果希特勒在监狱里被关了一年出头。这算希特勒在德国政坛的真正“首秀”，也让他在全国出了名。他在狱中还完成了一部“名著”：《我的奋斗》。
但是，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德国的局势看，希特勒向高权力的“奋斗”看似没啥戏。这比考上维也纳艺术学院难得多，这所学校希特勒在年轻时考了两次都没过，现在人们不免会想，当年将他录取了多好……
为何希特勒看似没戏？主要说四点。
魏玛变得更耐看了
第yi，这一时期，在多数德国人眼中，魏玛共和国看似更顺眼了，甚至比以前更亲切起来，德国大众变得更愿意去维持魏玛政体。
这首先在于：1.德国的经济和民生有很大改善。比如，德国的名义GDP在1926年增长了9.9%，德国在1929年再次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强国。2.德国的国际地位也在改善。比如，1924年底订立的《洛迦诺公约》规定了德国的西部边界不受侵犯，从而限制了法国对德动武的任性（法国曾在1923年出兵以迫使德国履行赔款义务），同时又为德国修改东部边界留有余地。对于达成该条约，1923—1929年间任德国外交部长的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Gustav Stresemann）起到了很大作用，他也是魏玛德国具国际声誉的政治家，并凭借达成《洛迦诺公约》等成果在192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虽然德国仍要向一战的战胜国提供巨额赔款，但赔款的数量和方式也变得宽松些了。德国还加入了类似今天联合国的当时头号国际组织“国际联盟”，类似于拿到了国际社会的“身份证”，很大程度上不再是见人矮三分。
即便在今天，20世纪20年代仍被广泛视为德国的“黄金二十年代”，在2013年出版的埃里克·维茨（Eric Weitz）的著作《魏玛德国：希望和悲剧》（Weimar Germany: Promise and Tragedy）就论述了此时德国的活力和创造力，并将柏林视为当时世界上具艺术气息的城市，同时感伤于魏玛民主后来在右翼进攻下的覆灭。
在上述背景下，当时的大多数德国人觉得，魏玛共和国值得维持下去，这也体现在选举上。
谁更像选举的赢家？
第二，以上述为背景，在当时的德国大众中，属于中间派和左派（简称中左）的政治主张受支持度高，接受魏玛民主的政党受支持度高，右翼则不受追捧，极右或极极右的纳粹党更不受待见。
这典型地体现在议会选举上。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两大左翼政党是以工人为主要支持者的“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和更激进的“德国共产党”（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两大中间派政党是“德意志中央党”（Deutsche Zentrumspartei，该党属中间偏右）和“德意志民主党”（Deutsche Demokratische Partei），三个主要的右翼政党则是：大的右翼政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属于温和右翼的“德意志人民党”（Deutsche Volkspartei, 斯特莱斯曼来自该党），极右的纳粹党。顺便说一下，二战后至今，德国的两大主要政党是偏左的社会民主党（SPD）和偏右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前者就是从战前的社会民主党发展来的，后者则是以昔日的中央党和民主党等为主要前身，当前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就来自“基民盟”。
在1924年5月、12月和1928年5月的三次议会选举中，纳粹党之外的前六个党是得票率高的六大党，得票率分别是：社会民主党： 20.5%，26%，29.8%；共产党：12.6%，9%，10.6%；中央党: 13.4%，13.6%，12.1%；民主党：5.7%，6.3%，4.8%；民族人民党：19.5%，20.5%，14.2%；人民党：9.2%，10.1%，8.7%。
再“隆重”展示纳粹党的数字：6.5%，3%，2.6%！后两次太寒酸了。说明一下，纳粹党由于啤酒馆政变而遭到官方封杀，是换个“马甲”而参加1924年的两次选举。
若仅就这几个党统计，在这三次选举中，中左政党的得票率总和分别是52.2%、54.9%和57.3%，右翼政党是35.2%、33.6%和25.5%。社会民主党、中央党、民主党是魏玛政体的主要支持者，魏玛宪法当初也主要是在这些政党的参与下制定的；共产党则将魏玛政府批判为资产阶级政权，也可以说是反魏玛的；在右翼中，民族人民党和纳粹党是魏玛政体的反对者，相对温和的人民党还谈不上要推翻它。这样，接受魏玛体制的几大政党的得票率合计分别是48.8%、55.1%和55.4%，反魏玛的右翼政党则是26%、23.5%和16.8%。而且，在这三次选举中，中左政党的得票率和接受魏玛政体的政党的得票率是逐次上升，右翼政党的得票率和反魏玛右翼政党的得票率则逐次下降，在第三次选举中尤其跌得多。以选举结果为背景，魏玛政府的总理和部长在多年中也主要出自接受魏玛政体的政党。
这些接受魏玛政体的政党大体都主张容忍或有限接受《凡尔赛条约》；主张维护和平，或者，对于搞侵略扩张或用武力推翻《凡尔赛条约》有不同程度的保留；主张种族平等，或者说并非极端的反犹主义者。共产党也反对侵略扩张和反犹主义。
这些与民族人民党和纳粹党都有明显反差。德国典型右翼（指温和右翼之外的右翼）的基本主张就是：以“威权政体”取代魏玛民主；推翻《凡尔赛条约》，重建强大军队，收复被剥夺的领土，甚至夺取新的生存空间；整肃国内社会秩序，打压或封杀社会民主党、共产党、自由主义者和犹太人。多数右翼分子心仪的“威权政体”还是昔日的君主制，希望让逃亡在外的威廉二世回来继续当皇帝，或者让其后代即位；另外一些右翼则倾向于打造“墨索里尼”式的强人政体，纳粹党就是如此。
因此，上述选举结果能清楚表明，当时德国大众的主流政治倾向至少不是向右的。
右翼在选举中也不是没有大收获，这主要是在总统选举中。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是分开进行的。在1925年的总统竞选中，皇帝时代的陆军元帅、一战中的“战争英雄”、右翼分子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作为“无党派独立人士”参选，并终当选。
但是，此次选举中的投票也不表明选民是倾向于右翼的。
1.在第yi轮投票中，四大中左政党社会民主党、共产党、中央党和民主党各有一位候选人参选，他们的得票率总计达到了56.3%，几位右翼候选人的得票率则是40%左右。
2.兴登堡之所以当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第二轮选举中，右翼候选人只有兴登堡一人，这能保证右翼选民的选票会集中投给他，共产党则拒绝与其他中左政党协作，撤回本党候选人，而共同支持中央党的候选人威廉·马克斯（Wilhelm Marx）。结果，共产党领导人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älmann）的继续参选多少造成了中左选民投票的分散，马克斯以三个百分点之差败给兴登堡。
右翼是威胁，但还不敢蛮干
第三，虽然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存活率在提高，但右翼仍是决定其寿命的大敌人，不过他们一时也不敢乱来。
反对魏玛政体的典型右翼在当时的德国比比皆是，民族人民党和纳粹党就是两大政党代表。官方内的右翼分子也不少见，首推总统兴登堡，他说威廉二世永远是自己的“主子”，他同意参选总统也是事先征求了主子的意见。他对于魏玛共和国就像一个男人面对老妈硬塞给自己的太太，一直想“换妻”。德国军方的领导层也是一个右翼集团。
但还不好说这些右翼势力是让魏玛共和国这艘船说翻就翻的惊涛骇浪，主要谈四点。
1.右翼也前怕狼后怕虎。比如，他们担心，多数国民（如选举表明）会不支持或反对用暴力去推翻魏玛政体，这可能引发国内大乱，比如工人们在社会民主党或共产党的鼓动下造反。在前述的卡普政变期间，工人的罢工就遍布德国，多地还发生了武装暴动。再比如，他们还担心，如果将威廉二世重新扶上皇位，尤其是通过暴力，其他国家比如英法也可能不答应。这些担心在兴登堡的身上就都有。很多右翼分子本希望，兴登堡当选后能马上利用总统大权搞政变，但兴登堡觉得不能轻举妄动，自己还是继续“潜伏”为好。
2.在上述背景下，右翼还是倾向于文斗而非武斗。他们打算主要或优先用和平的“合法”方式改天换地，准确地讲，通过参与民主去颠覆民主，通过在宪法内行动去破除宪法。比如，用极端宣传去鼓动大众，再用全民公决去决定国家走向；通过赢得选举而控制议会，再通过修宪改变政体。与此相关，连纳粹党在啤酒馆政变后也硬着头皮“参政议政”。
3.如果右翼要搞“和平政变”，“圈粉”仍是令人挠头的大问题。换言之，既然多次选举表明多数老百姓并非倾向于右翼，那如何让他们右转？与此相关，右翼内部也有明显的“激进”与“务实”之争，在民族人民党内部就很明显。务实派主张，为了吸引选民，纲领应有务实灵活的一面，不能尽是苦大仇深、战天斗地的愤青味；但激进派反驳说，这是好死不如赖活，会把右翼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没性格没气质，很可能还会“掉粉”。
4.由于政见有异，加之权力之争和个人恩怨等，右翼内部其实也不团结，各怀鬼胎，吵吵闹闹。兴登堡就曾哀叹右翼的四分五裂令其难以成事。对此，可参考在2016年出版的论文集《魏玛共和国中的德国右翼：对德国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历史的研究》（The German Right in the Weimar Republic: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German Conservatism, Nationalism, and Antisemitism）。
前言/序言
这里呈给大家的是一些学术随笔，也算是伴随读书和思考的一些札记。我希望，它们的话题和内容有一定的学术或思想内涵，而其文字表述也适合大众读者。
我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主要教学和研究领域是国际安全、战略史和国际关系史，“国际安全”主要是指“军事安全”，“战略史”主要是指国家间围绕战争与和平的竞争和合作的历史。这里的文章都是属于这些领域的。这些领域也是我个人的学术兴趣所在。战争中的残杀和恐怖是小至毁灭家庭、大至毁灭国家乃至人类文明的悲剧，即便正义的战争也难免因其为正义服务到后仍不乏缺憾。虽然不乏有人心仪于“战争的美丽”，即那些看似在战火而非“平庸的”和平中才更有机会绽放的智慧、勇气和忠义，但这往往是那些从未上过战场者头脑中的幻象，或从属于胜利者才拥有的讴歌权力。但是，至少截至20世纪，战争，以及在战争及和平时期围绕现在或未来的战争而进行的远不限于军事领域的各种规划、动员、汲取和竞争，大体一直是各主要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内容，也作为一种原动力塑造了人类的物质、精神和制度空间。因此，作为一种研究路径，战争不失为透视人类历史命运的一大窗口。
《战争、帝国与国际政治变迁》的各篇文章大致是按照历史脉络而展开。历史而非理论路径也是我个人的偏好所在，前者看似能让我更直观、真切和近距离地去感受现实世界。这并非否认理论的价值，《战争、帝国与国际政治变迁》也会谈及不少理论观点。
这些文章分为五个部分。第yi部分是关于从古代到近代的中国和欧洲，主要围绕军事冲突与文明及国家兴衰等话题，将古代中国与工业革命前的欧洲作比较，论述了欧洲是如何崛起的，还有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头号强国西班牙的兴衰，以及英国的崛起。第二部分是关于19世纪末到第yi次世界大战发生之际的国际冲突，主要是谈德国与一战发生的关系。第三部分是关于纳粹德国，主要讲它是如何出现的？它的意识形态基础是什么？它为何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它在二战中的规划和走向是什么？第四部分是主要与二战后期相关的若干军事竞争话题，讲的是核战争、空中力量以及游击战与反游击战。第五部分是若干重在总结历史经验但不限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综论”性话题，主要涉及国际格局对大国兴衰的作用，以及国内政治追求和“政军关系”“军事文化”、军备竞赛对国家间冲突的影响。
也可以说，这些文章大致主要是围绕两个问题：一是战争与国家尤其大国的兴衰，二是战争的动因。而且，每篇文章都在不同程度上同时涉及这两方面，并都涉及战争与国际政治历史变迁之间的关系。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而《战争、帝国与国际政治变迁》只谈及了其中的少数话题。如果以后还有机会，我想用新的文章不断地去增补它。
虽然《战争、帝国与国际政治变迁》中的话题大体属于我在先前的教学和研究中有所关注和了解的对象，但将很多话题形成为这里的文字，依然需要将头脑中相对碎片化的知识和认识加以整理和完善，依然需要结合他人的研究和自己的思考去补充新的知识和认识。因此，这些文章的写作也是一个让我个人在学养上得以提高的机会。
我要衷心感谢汉唐阳光的出版策划人尚红科先生对这些文章及我本人的抬爱和包容，以及对《战争、帝国与国际政治变迁》的出版付出的积极努力，也衷心感谢胡子华、李占芾等学友为编辑这些文章付出的辛劳。
书中或难免有知识和观点上的错漏，它们概由我本人负责。
梅然
2017年6月于北京
用户评价
这部新作，光是书名就透露着一股厚重的历史气息与宏大的叙事野心。我猜想，它一定深入剖析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那些决定性的转折点，那些由冲突与权力博弈塑造的世界格局。我特别期待作者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史料中，梳理出不同时代帝国兴衰的内在逻辑。是侧重于经济基础的推动，还是更倾向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较量？优秀的战争史研究，绝不只是简单复述战役的胜负，而是要揭示战争背后的深层社会结构性矛盾。我希望看到作者能跳出单一民族国家的叙事框架，站在全球互联的视角下，审视那些看似孤立的冲突是如何相互作用，最终催生出新的国际政治范式的。譬如，冷战后期的多极化趋势，是如何在区域热点冲突中悄然酝酿和自我修正的？这种对“变迁”的动态捕捉，是判断一部历史著作是否具有深刻洞察力的关键所在。如果作者能成功地将宏观的帝国兴衰史与微观的决策过程巧妙地结合起来，展现出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交织的复杂面貌，那么这本书无疑将成为该领域内不可多得的佳作。
评分阅读体验上，我更倾向于那些叙事语言富有张力，能够将读者瞬间拉入历史现场的作品。这部书的结构设计，想必也是其吸引力所在。我推测，它可能采用了一种横向对比与纵向深挖相结合的叙事手法。例如，在探讨“帝国”这一主题时，是着重于罗马、中华帝国这类传统模式的比较分析，还是将目光投向近代殖民帝国乃至当代超级大国的权力扩散机制？不同文明形态下，对“霸权”的理解和实践必然存在显著差异。如果作者能以一种跨文化的视角，对比分析不同帝国在文化输出、制度移植和军事投射上的策略差异，那将极大地拓宽我们对“帝国”概念的认知边界。此外，关于“国际政治变迁”的部分，我非常好奇作者如何界定“变迁”的临界点。是依据重大的条约签署，还是基于权力平衡的微妙倾斜？那种缓慢积累、最终爆发的系统性危机，往往比突发的事件更难捕捉。我期待书中能有扎实的理论框架支撑，去解释这些看似随机的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结构性驱动力，而非仅仅停留在事件的罗列。
评分这部书的学术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论证的严谨性和材料的新颖性。我设想，一本探讨如此宏大命题的著作，必然需要扎实的档案工作作为基础。如果作者能引入一些以往研究中较少被引用的外交电报、私人信件，甚至是经济贸易数据，来支撑其关于权力转移的论点，那么其说服力将大大增强。特别是对于“战争”的分析，单纯从军事史角度是远远不够的。战争往往是政治意图的延伸，也是技术革新的催化剂。我希望看到作者能够深入探讨技术（比如信息技术或武器系统）如何重塑了决策者的风险评估模型，进而影响了冲突的发动与升级。此外，当代国际政治的变迁，越来越受到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如果书中能在传统的主权国家叙事之外，探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乃至意识形态社群对既有帝国秩序的侵蚀与重塑作用，那这本书的视野将更为开阔，更具现实关照的意义。
评分我一直认为，好的政治史著作，其语言本身就应该具备一种冷静而精准的力量，不含多余的煽情，却能精确打击读者的认知盲区。这本书的行文风格，想必是追求一种理性的、分析性的陈述。在讨论“帝国”的衰落时，常常会涉及道德批判，但我更希望作者能保持距离，专注于探寻制度性僵化、过度扩张导致的资源错配等结构性病灶。对于“国际政治变迁”的阐释，关键在于区分“表象”与“本质”。例如，某次区域冲突可能是局部民族矛盾的爆发，但如果它揭示了现有国际安全架构的系统性漏洞，那么它就构成了重大的“变迁”信号。我期待看到作者对这些信号的敏锐捕捉和深入解读，避免陷入那种历史宿命论的悲观论调。真正的深刻，在于揭示变迁过程中的复杂性、多路径性和非线性特征，让读者明白，历史并非一条预设的轨道，而是无数个体选择与结构约束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
评分对于这样一部主题宏大的作品，其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能否提炼出具有普适性的历史规律，用以反观当下。我猜测作者在结尾部分，必定会试图将历史经验投射到我们当前所处的复杂国际环境中。这绝不是简单的历史套用，而是基于对长期趋势的精确把握。例如，考察历史上帝国面对新兴挑战者时的战略误判，这对当前各大国处理竞争关系，无疑具有极强的警示意义。如果书中能清晰勾勒出不同时代“政治变迁”的周期性特征，比如权力转移的阶段性模式（如“安全困境”的周期性加剧），那么这本书的价值就超越了单纯的史学研究，而上升到了战略哲学的层面。我期望它能提供一个清醒的视角，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所经历的“变迁”，究竟是权力结构的一次正常调整，还是一个旧秩序彻底瓦解的前兆，从而指导我们如何更审慎地参与到塑造未来的进程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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