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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仲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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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唐史
• 中国历史
• 历史
• 隋朝
• 唐朝
• 政治
• 文化
• 社会
• 历史研究
• 古代史

出版社：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8025515

版次：1

商品编码：12248330

包装：精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10-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518

字数：489000

正文语种：中文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文史爱好者，高中及以上学历者
☆ 本书作者芩仲勉先生是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此书是由先生讲义修订而成，为当时全国通用的隋唐史教材。
☆ 本书语言通俗，简介深邃，从多角度成仙了隋唐五代这段纷繁时期的社会、文化、政治风貌，尤其在一些重要人物，如陈子昂等，以及某些政治问题上的研究，新意迭出，突出反映了作者在隋唐史通论中的创见。

内容简介

本书由岑仲勉先生编纂，他的历史学是中国近代以来、在新旧交替而又急剧变革的这一特定时代下产生的，本书分为上下两册，主要讲述了隋史和唐史两个方面，详尽地讨论了隋唐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或历代人物，集中反映了岑先生数十年中读唐史的心得，在隋唐史通论上亦常发前人之未发。本书语言通俗，见解深邃，把隋唐时期的重大问题一个个如剥笋抽丝般给你陈列出来。

作者简介

岑仲勉（1885—1961年） 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毕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在先秦史、隋唐史、中外交通史、民族史、史地学等方面有较高的造诣，主张西周封建说。著有《元和姓撰四校记》、《西周社会制度问题》、《隋唐史》、《突厥集史》、《黄河变迁史》、《岑仲勉学术论文集》等。

精彩书评

隋唐五代史的研究，“以陈寅恪先生的贡献为zui大……岑仲勉先生治唐史用力zui勤，创获亦多，陈先生而外，当推岑氏。” ——历史学家 顾颉刚
岑君文读讫，极佩。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 历史学家 陈寅恪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岑仲勉在《隋唐史》讲义中对陈寅恪多有批评。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说，岑仲勉《隋唐史》“有意与陈氏为难，处处与之立异”——学者 谢泳

目录

目录

隋史 /
第一节 隋杨之先世及其统一 /
第二节 改地方三级制为变通的两级制——中央集权之中心
工作 /
第三节 国防设备之概况 /
第四节 突厥之起源及为患中国 /
第五节 突厥与东罗马之发生关系——丝绢贸易 /
第六节 突厥之内争、分裂及南附 /
第七节 突厥文化、风俗与我国之比较 /
第八节 平陈 /
第九节 隋代三大工程——建筑与水利 /
第十节 杨氏家庭之变——专制之毒 /
第十一节 炀帝之穷奢极欲 /
第十二节 疆域之开拓 /
第十三节 隋对西北之交通 /
第十四节 对北方交通及所谓“铁勒” /
第十五节 印刷术发明 /
第十六节 西乐输入 /
第十七节 三伐高丽 /
第十八节 隋代经济发展之概况 /
第十九节 义师蜂起 /
附录一 试用辩证法解说隋史之一节 /
附录二 论陈亡之必然性 /


唐史 /
第一节 李唐之先世及其统一 /
第二节 太宗克定突厥及漠北 /
第三节 太宗平服西域 /
第四节 贞观之治 /
第五节 宰相制度之屡变 /
第六节 门第之见与郡望 /
第七节 高宗继成大业 /
第八节 新罗、渤海及日本之汉化 /
第九节 昭、乾二陵及其特点 /
第十节 高、玄二宗频幸东都及武后长期留居之问题 /
第十一节 隋、唐之漕运 /
第十二节 唐之中衰 /
第十三节 武则天之为人 /
第十四节 隋及初唐佛教之盛况 佛道之争 /
第十五节 佛教在唐之宗派、信仰及宣传方法 /
第十六节 佛徒撰译之文艺价值 /
第十七节 文字由骈俪变为散体 /
第十八节 进士科抬头之原因及其流弊 /
第十九节 开元之治及乱机所伏 /
第二十节 自府兵起源以至于隋 /
第二十一节 唐之府兵及骑 /
第二十二节 边兵 /
第二十三节 西方乐曲影响于开元声律及体裁从《实践论》

看诗词与音乐之分合 /
第二十四节 盛唐、中唐、晚唐之诗人 /
第二十五节 四镇始末及其南方屏障 /
第二十六节 突骑施兴废及大食东侵 /
第二十七节 安史之乱 /
第二十八节 藩镇之祸 /
第二十九节 西南之开发 /
第三十节 吐蕃乘虚攻陷河、陇及安西、北庭 /
第三十一节 南诏之兴 /
第三十二节 安史乱中之回纥——不与吐蕃合作 /
第三十三节 唐之马政 /
第三十四节 西方宗教之输入 /
第三十五节 宦官之祸 /
第三十六节 北魏均田之缘起及其制度 /
第三十七节 唐之均田 /
第三十八节 租庸调及杂征徭 /
第三十九节 租庸调变为两税 /
第四十节 户口升降及收支大账 附和籴 /
第四十一节 中唐后理财之言论及方法 /
第四十二节 钱币及矿冶 /
第四十三节 庄田 /
第四十四节 武宗之攘外安内 /
第四十五节 牛李之李指宗闵（宋祁说） 李德裕无党（范

摅、《玉泉子》、裴庭裕及孙甫说） /
第四十六节 吐蕃之衰及河陇恢复 /
第四十七节 西北之内附部落 /
第四十八节 外族之徙入与汉化（附蜑之名称） /
第四十九节 唐末之一瞥及其史料 /
第五十节 农民受严重压迫及其反抗 /
第五十一节 大革命之爆发——领导者黄巢 /
第五十二节 沙陀之起并辨石晋不是突厥族沙陀 /
第五十三节 职官概论 /
第五十四节 散官、爵、勋及赐 /
第五十五节 俸料、公廨本钱及职田等 /
第五十六节 地方区域及社会组织 /
第五十七节 手工业及物产 /
第五十八节 市虚及商务 /
第五十九节 交通之设备及程途 /
第六十节 黄河及河源发见 /
第六十一节 水利 /
第六十二节 学术与小说 /
第六十三节 历法、天文 /
第六十四节 艺术 /
第六十五节 乐、舞及百戏 /
第六十六节 服饰 /
第六十七节 社会杂缀 /
第六十八节 从语与文之关系略记唐代俗语 /

精彩书摘

隋 史
第yi节 隋杨之先世及其统一
经济情势较稳固，即造成统一较有利之条件，而统一之形成，又可以发展经济。因之分裂时期之长短，与经济破坏之大小密切相关。
由十六国并为南北朝，又由东魏、北齐而合为北周，北方诸民族早融会于鲜卑帜下，加以魏孝文帝力求汉化，异族之歧见渐泯，百姓苦兵革已二百余年，想望太平甚切，南北之统一，业成为必然性。但统一事业落于隋杨之手，则是偶然性。
杨坚自称汉太尉震之十四世孙。震八世孙，燕北平太守铉。铉子元寿，魏初为武川镇（今内蒙武川县）司马，因家于神武树颓焉（即朔州神武郡殊颓县，今山西寿阳县北境。《廿二史劄记》一五谓元寿家于武川，误）。坚父忠，西魏恭帝初，赐姓普六如氏，北周时封随国公，官至泾州总管，娶吕氏，生坚。坚娶独孤信第七女（后号文献后），生五子，勇、广、俊、秀、谅。
独孤氏出自鲜卑。鲜卑或云东胡种。缪凤林因谓文献后为汉胡之混合种（母崔氏），炀帝为汉人与混合种之后裔。此种断定，其意向实注重在“北方之汉族，因与杂种混合，再造其新生命”之推论，因名隋、唐两代为“汉胡混合之北统”。但对于手创统一事业之杨坚，并未觅出混合种的凭据，仍是立论不完。如果吾人能向上古追寻汉族的起源（春秋时晋有狄，燕有山戎，王畿有伊雒之戎，例不胜举），则杨、李之为混合，譬诸沧海一粟而已。
坚承袭家荫，无赫赫勋绩，其得篡周立隋，实以受遗辅政为一大枢纽。周武帝功业方隆，平齐之后，正将饮马江南，乃不半年而殂折。嗣子宣帝，立未二岁而卒。初膺疾时，坚以后父奉诏入侍，于大象二年（五八○）五月，与刘昉、郑译等合谋，矫制令坚受遗辅政。静帝年仅八岁，完全为所播弄，登位之后，即晋坚为假黄钺、左大丞相，百官总己以听。同年九月，丞相去左右之号，坚为大丞相。外镇如相州尉迟迥、申州李慧、荥州宇文胄、青州尉迟勤、郧州司马消难、益州王谦等，虽后先发难，然以缺乏联络及计划，不久即被平定。周之宗室，则毕王贤（六月）、赵王招、越王盛（七月）、陈王纯（十月）、代王达、滕王逌（十二月）均以谋执政之罪名而被诛（除毕王系明帝子外，余五王均文帝之子）赵国在洺州，越在丰州，陈在齐州，代在潞州，滕在荆州，五王均以大象元年五月之国。二年五月廿四日静帝即位，到六月四日，便假赵王招嫁女突厥为名，召五王回京。。随于大定元年（五八一）二月篡位，自其受遗诏起计，不出一年，便移周祚，得国之易，无有如杨坚者。
坚以父忠封随国公，因改朝号曰随，又恶“随”字带“走”，故去走为隋。清代金石家见初唐石刻常作“随”，遂疑旧说之误。近年石刻大出，则隋石刻无不作“隋”。往日新朝，往往反胜朝之所为，初唐间作“随”，实因此之故。然初唐以后，又作隋者多，作“随”者甚少，苟非杨坚先曾改定，则无以解此等异同之迹也。
第二节 改地方三级制为变通的两级制——中央集权之中心工作
秦始皇废封建，设郡四十，以郡统县，是为两级制。汉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刺史以察郡国，秩不过六百石。其后议者谓以卑临尊，轻重不相准，故汉成帝时遂更为牧，秩二千石，则尝一变矣。始时州牧奏劾二千石长吏者，皆下三公，遣吏验实，然后退黜。及光武即位，不复委任三府，故权在州牧，废置自由，则又一变矣。其始以六条诏察，过是者罢免，其后又兴赋政、治民之举，则又一变也。始则传车周流，后乃更改为重镇，争据土地，则又一变也。愈变愈重，至于东汉之末，方镇之形已成，而刘焉建论，犹请重其权任，郡守之权，悉归牧镇而不知朝廷，袁绍、董卓首乱而争权，苏峻、桓温效尤而跋扈，自晋至陈，擅伐之际，多由于此。”（元朱礼《汉唐事笺》四）方镇之祸，至唐而臻于极点。
“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民），皆取旧壤之名，侨立州县。”（《隋书》二四）盖“司、冀、雝、梁、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非旧土也。”（《宋书》三五《州郡志》）近世欧人殖民地之New York，New Antwerp，New Brunswick等称，实同斯义。我国上古之“地理层化”，一部分亦因此而产生。始不过安置难民，后乃假为夸大，南北东西，相承一辙，“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宋书》一一《律志》序）阎若璩云：“据《魏志》，朔州陷后，寄治并州界，领大安、广宁、神武、太平、附化五郡。阎若璩考之，则所谓朔州洎大安、广宁、神武、太平四郡，皆在今寿阳县境，东西距只一百三十里，南北百五十里，而所容若此，其侨置夸诞，大可笑云。”（《尚书古文疏证》六下）今试就《魏书?地形志》专论之，既有汾、营、青矣，复有南汾、南营、南青以骈之；既有兖、徐、豫矣，复有西兖、南兖、东徐、北徐、东豫、北豫以参之，州名之易混也。各州所辖之郡名，重见叠出，淆惑观听，莫斯为甚。南营五郡，全与营同；汾州四郡，同于南汾者三，犹是楚州也；而称沛郡者二，犹是南广也；而称襄城者二，犹是南郢也；而称永安者二。新蔡凡八，尚有东新蔡；汝南、襄城各七，尚有西汝南；陈留、沛各六，前者有北陈留、南陈留，后者有北沛、西沛，郡名之易混也。沙州二郡二县，湘州三郡三县，显州四郡四县，南朔、北江皆六郡六县。双头郡县中，有二郡共一县者，更有设郡无县者。平均每郡不足三县，三县者占全郡数百分之五十五有奇，领两县以下者几及半数，郡制之破碎支离，无有若是之甚者。又如梁天监郡三百五十，县千二十二；北齐天保郡一百六十，县三百六十五；周大象郡五百八，县一千一百二十四，每郡平均亦不及三县。陈州四十二，郡一百九；大象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每州平均不及三郡。天保州九十七，郡一百六十，且不足两郡（以上各数，均见《隋书?地理志》）。分划细碎，不适合于当日社会之实况，诚王应麟所谓地转狭而州益多者矣。
天保七年十一月诏：“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因省州三，郡一百五十三，县五百八十九，（《北齐书》四）是开精简之先河。隋文受禅，杨尚希上表云：“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寮以众，资费日多，史卒又倍，租调岁减，清干良才，百分无二，动须数万，如何可觅?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张之义，瑟无胶柱之理。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才。”（《隋书》四六《尚希传》）帝览而善之，遂于开皇三年十二月，废诸郡五百余，扫六百余年州郡县三级之制，以州刺史治民，名则因循，事同郡守，是为郡县制一大变革。
寻以户口滋增，重行析置，计开皇、仁寿间原北朝域内增州五十六，废州十三，两者相比，尚赢四十三，合诸平陈后所置五十七州（废玉、洭、韶三州不计），共数三百。刘炫所谓“今州三百”，（《隋书》七五《炫传》）其总允符。迨大业三年，改州为郡，刺史为太守，益事并省，名虽同于隋前之郡，实则无异开皇之州。而以郡统县，表面又略类乎秦制。总计当日存郡百九十，三分省一；县一千二百五十五，平均每郡领六县以上，其辖境视文帝时扩大，是为隋代之第二次改革。
《隋书?地理志》九州郡县分配数目表

州别领郡数领县数平均每郡领县数*
扬四四二六九六
梁三四二二三六
冀三一二二一七
雍二八一四六五
荆二二一二二五
豫一六一三九八
兖六五七九
徐五四○八
青四三六九
合计一九○一二五三七
*作者计算时只取整数。
说明：《地理志》云，“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上表只得一千二百五十三县，比志少二数。又隋世并非行九州之制，修史者泥于《禹贡》九州，遂将各郡强行分配，以致背于现实，读隋史者应毋泥视之。

刘秩云：“隋氏罢中正，举选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通典》一七）又“旧周、齐州郡县职，自州都、郡县正已下，皆州郡将、县令至而调用，理时事。至是，不知时事，直谓之乡官，别置品官，皆吏部除授。”（《隋书》二八，开皇三年）至十五年，并罢州县乡官。（同上）换言之，“六品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县无复辟署矣。”（《通典》一四）此又隋代中央集权之施于用人者。
官制为政治运用之工具，兹并类及之。
北周官制复古，名不尽传。隋废周之六官，制名多依前代之法。政权揽于尚书省，置令及左、右仆射各一人，总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六曹事，每曹设尚书一人，合左、右仆射，是为八座。次于仆射者为门下省（即秦、汉之侍中）之纳言（二人），内史省（汉为中书，周改内史）之令（二人）。开皇三年，改度支为民（非户）部，都官为刑部。
开皇三年，制刺史、县令三年一迁，佐官四年。十五年十二月，诏文、武官以四考交代。
官阶凡九品，品各有正、从，禄给皆以春秋二季，京官、外官各不同。
京官：凡食封官不判事，及九品皆不给禄，余分为十六级：
1.以百石为差者七级。正一品九百至正四品三百石。
2.以五十石为差者四级。从四品二百五十至正六品一百石。
3.以十石为差者五级。从六品九十至从八品五十石。
外官：唯刺史、二佐（长史、司马）及县令给禄，依当州、当县户数为九等之差。

官等差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刺史四〇石六二〇五八〇五四〇五〇〇四六〇四二〇三八〇三四〇三〇〇
县令一〇石一四〇一三〇一二〇一一〇—〇〇九〇八〇七〇六〇

京官、外官各有职分田，又给公廨钱以给公用，惟禁出举收利。

前言/序言

编 撰 简 言
郭沫若先生曾言，写语体比写文言字数要增三分之一。现在讲义油印，字体已缩至小无可小，加以纸张、页数之限制，为适应本校经济状况，自不得不采用文言。
中古史料全是文言，如翻作语体，稍不留神，即失去或违反原文之意义；而且无数名词，难以转俗，势不能不多插引号“”，文语夹杂，阅览时更增一层困难。
同时，不了解文言，就无法直接阅读古文；学生在高中之日，既多专攻语体，如大学仍不授以浅易文言，为之引导，则到将来自己阅读时候，必发生许多误解，展转贻累，为害不浅。近年学者，甚至旧日名家，圈点古书，往往失句，欲救其弊，是须预防。
中国新史学研究会规定：“各通史组都在讨论教学提纲，各断代史组都在讨论历史事件或历代人物。”本讲义之编撰，大致与此一规定相符，极力避免与通史之讲授相复，无使徒耗光阴，不裨实用。详言之，编撰目的，即在向“专门化”之途径转进，每一问题，恒胪列众说，可解决者加以断论，未可解决者暂行存疑，庶学生将来出而执教，不至面对难题，即从事研究，亦能略有基础。
通史讲授，多浑括全朝，然有利亦有弊，其结果往往抹煞多少时间性。本篇编次，有时序或重点可循者，仍按后先叙述，不特求与通史避复，亦以补其所略。
苏轼称韩文起八代之衰，此以名家之言而漫不加察者也。由骈文转为散文，高、武间陈子昂实开其先，唐人具有定论，继陈而起之散文作家，实繁有徒，下逮韩、柳，完全踏入锻炼之途，唐文至此，已登峰造极。稍后，即转入樊宗师之涩体，终唐之世，无复有抗衡者。欧阳修作文重简（如《新唐书》）、炼（如《醉翁亭记》），故盛推韩，由今观之，韩可谓为“散文之古文”，去古愈远，然可信当时一般人读之，亦非明白易晓者。故推究唐文改革，分应附于高、武之间，以纠正九百年来之错觉，此又历史时间性不可抹煞之一例。
汉武力征匈奴，匈奴不得志于东，乃转而西向；亚历山大王之拓境，接于今新疆之西边；帖木儿方整军东征，偶然殂谢。此等大事，我国史家多熟视无睹。余曾谓读愈古之史，愈须通晓世界史，zui近亦有联系世界史之揭示。今试就突厥言之，彼得周、齐岁馈缯绢，不适于用，谋专利转鬻于波斯；波斯弗应，又远求之东罗马。夫于是产生突厥、波斯之战争，产生波斯、东罗马之廿年战争，其导线则不外我国之丝业。世界上无绝对孤立之民族或国家，对于其他民族或国家，彼此总会发生多少相互的影响，故凡关于对外事件，本篇尤郑重视之。
历朝制度、名物，每更一姓，虽必有所易，然易者其名，不易者其实。甚至外族侵入，仍有相联之迹（如唐府兵与元怯薛，特勤与台吉，莫离与贝勒等），故每论到典章、文物，非徒略溯其始，抑且终论其变，求类乎通史之“通”，不锢于断代史之“断”。
凡斯管见，约陈数端，愿与同事、同学切商之。
岑仲勉一九五○年
后 记
一九五○年初编隋唐史讲义，据学生反映，要求成立一完整中心系统，将各重要问题配合来讲授。我当时曾报告组织，以为此种提议，自是近年之迫切要求，故讲授各节之间，往往指出其联系性质，然亦自有许多困难之点：（1）秦以后每一朝的历史，几无不是前朝之复演，脱不了封建性质，这就是我国近世以前历史的重心。（2）断代史与通史讲授应略有不同，前者似当对事实作更详细之叙述，倘过求总括，便易流于概论，与一般通史无异。（3）尤其是，每朝总有其极盛、中衰、崩溃的时期，各有环境，不断发展，同一类的事实未必能拉在一起，且容易抹煞时间性。（4）以一个观点来总括许多问题，zui容易流入唯心论的解释，一着错则全盘皆错，贻误后学不少。若分题解释，是取法于纪事本末的体裁。（5）大学生的攻读，应鼓励自觉而不应偏重灌输，如专凭个人意见来论断，则易流入暗示而阻窒其进步。（6）而且我国中古史的史料，在许多方面，仍感觉缺乏（例如晚唐史料，多属牛党著述，关于盛唐的府兵制度的记述，亦极不完备），吾人往往只见其片面，就无从遽下判断。（7）一般承认之旧说，倘细加分析，仍不少误解。（如谓府兵废而唐衰，然府兵制亦具许多弱点，且处于不得不废之势。又谓开元之盛，产生李、杜之诗，然唐代极盛时期不在开元）即发觉前人许多错误，更不轻容易自以为是，而包括多个问题于一个观点之下。况杨隋御宇，先后仅三十余年，时间极短而事实颇复，情形亦自有异。（8）断代史中更有若干独立的问题。总之，此为讲授断代史方法之一个大问题，学生的要求，当尽可能副其期望，但不能完全迁就。全书大致都本此方针进行。其《唐史》五十三节以下，到一九五三年暑假前才告续完，此后一年间又略辑补充材料，发给诸生。去岁十一月承高等教育出版社函，属将上下册合并修改，公开出版，始再着手整理，接纳时人批评，汰其芜秽，间有拙见不敢苟同者亦再申管见，凡以表争鸣之实，初无求遂过之心。附图中一半系托地理系徐均祥同志代为描绘，誊贴之事则邹生文光任之，并附于此，以识不忘。一九五七年一月仲勉记。

瀚海拾遗：先秦至魏晋的风云变幻 一部聚焦于中华文明奠基与转折时期的宏大叙事 本书并非仅仅聚焦于那个波澜壮阔的隋唐盛世，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为古远，却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时期——从史前文明的曙光，到周秦汉的制度构建，再到魏晋南北朝的文化交融与分裂重塑。我们试图描绘一幅宏阔的画卷，展现的是华夏民族在漫长岁月中如何凝聚、冲突、再生，最终孕育出足以支撑隋唐繁荣的底层逻辑与文化土壤。 第一卷：文明的序章与礼乐的构建（远古至西周） 本卷追溯了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从黄河流域的仰韶、龙山文化遗址中，我们试图重建早期社会形态的图景。重点探讨了“夏”的考古学证据与历史记载的相互印证，而非简单地罗列神话传说。核心在于理解部落联盟向早期国家形态过渡的复杂性。 随后，笔触转向了周的兴起。我们深入分析了“封建”制度的运作机制，它如何通过血缘纽带维系广袤疆域，以及“礼”与“乐”如何在社会结构中扮演的粘合剂角色。周公制礼的意义，并非仅是典章制度的修订，而是构建了一种超越地域、深入人心的文化认同体系，这种体系的韧性，决定了后世王朝统治合法性的底层标准。我们探讨了青铜器铭文作为一手史料的价值，从中解读周王室权威的衰落过程，为东迁埋下伏笔。 第二卷：霸业的兴衰与思想的勃发（春秋战国） 这是思想最为活跃、权力结构最为剧烈的转型期。我们摒弃了将春秋视为“礼崩乐坏”的简单描述，而是将其视为中央权威衰弱后，地方力量通过军事和经济手段寻求自我实现的动态过程。对“春秋五霸”的兴衰，采用动态权力平衡的视角进行考察，而非僵化的君主功过评述。 战国部分，重点剖析了“变法”的内在逻辑。无论是魏国的商鞅变法，还是秦国的穰鞅变法，其核心都是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如何最大限度地激发农业生产力和军事潜力。我们详细比较了法家、儒家、道家、墨家等诸子百家的核心思想，并着重分析了它们如何迎合了当时各诸侯国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政治需求。例如，儒家在早期更多是士人阶层安身立命的哲学，而在秦统一后，其“德治”思想如何在汉初找到了新的适用空间。 第三卷：帝国的塑造与王朝的初创（秦汉帝国） 本卷聚焦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帝国——秦朝的建立及其速亡的深层原因。我们认为秦朝的贡献不在于“暴政”，而在于其彻底的制度创新：郡县制的推行、统一文字和度量的强大效能。秦亡的教训，不在于制度的先进性，而在于其在执行层面未能有效平衡效率与民力的承载极限。 汉朝的建立，是对秦制的一次深刻反思与修正。我们详细梳理了“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如何恢复生产力，以及董仲舒如何将儒家思想提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实现了理论上的“柔性统治”。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非简单的文化排他，而是国家权力对思想资源的有效整合。同时，对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不仅是地缘政治的胜利，更是对帝国物质需求与文化视野的极大拓展。 第四卷：危机的降临与士人的觉醒（东汉末年至三国鼎立） 东汉中后期的社会矛盾积累，是理解魏晋风度的重要前提。本卷细致分析了外戚、宦官、士大夫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以及土地兼并导致的尖锐阶级矛盾，如黄巾起义的爆发。 三国鼎立，被视为一次“精英驱动”的政治重组。曹操集团的崛起，体现了实用主义政治对传统士族政治的强力冲击。我们不仅叙述了赤壁之战的军事部署，更深入探讨了三国时期在屯田制、官渡之战的后勤保障等方面体现出的管理智慧。三国时期的政治军事对抗，实则也是不同政治哲学和权力基础的较量。 第五卷：文化与名士的时代（魏晋玄学与南北对峙的格局奠定） 这是本书着墨最深、最具思辨色彩的篇章。魏晋时期，政治上的压抑催生了哲学和艺术的空前繁荣。玄学的兴起，是对汉代儒家教条主义的反叛，它回归到对“有”与“无”、“名教”与“自然”的本体论探讨。竹林七贤、王与马等士族阶层的行为模式，并非单纯的享乐主义，而是一种在特定政治环境下，知识分子寻求精神自洽与人格尊严的方式。 南北朝的长期对峙，看似是分裂，实则是文化和民族融合的“熔炉期”。北朝的胡汉融合，催生了强悍的军事力量和务实的治理模式；而南朝则继承并发扬了东汉以来的汉文化精髓，为后世留下了璀璨的文学和艺术遗产。我们考察了佛教在南北朝的传播路径与本土化过程，理解它如何填补了传统儒家伦理在乱世中留下的精神真空，最终为隋唐统一后的大融合提供了共同的信仰基石。 结语：隋唐气象的深层根源 本书旨在揭示，隋唐的统一与强盛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建立在对先秦奠基、秦汉帝国结构、以及魏晋文化洗礼的深刻继承与扬弃之上。只有理解了周礼的框架、秦制的效率、汉政的柔性、以及魏晋士人的精神追求，才能真正洞悉那个万国来朝的盛世，其内在的文化张力和制度弹性源自何处。这是一部关于“如何成为一个强大的、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文明共同体”的史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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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最让我称奇的是它在“叙事之美”与“考据之精”之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点。许多历史著作要么过于偏重考据而显得晦涩难懂，要么过于追求故事性而失之偏颇。但这部作品在呈现李世民的雄才大略时，既有史料的扎实支撑，又不乏引人入胜的叙事节奏。读到安史之乱爆发的那一段，那种从盛世走向倾颓的无力感，被作者描绘得入木三分，让人切实体会到“由盛转衰”的复杂性和偶然性。它让我开始重新审视“天命”这个概念，明白历史的走向往往是无数“人祸”积累的结果。这本书不仅是历史知识的普及，更是一次关于权力、制度和人性的深度哲学思考之旅，极大地拓宽了我的历史视野和思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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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需要反复品读的严肃学术著作，其深度远超一般的通俗读物。我特别关注作者对隋唐社会经济基础转型的解读，特别是府兵制从鼎盛到衰落的内在逻辑剖析，逻辑链条清晰，论据充分。很多过去我对此类制度的理解还停留在表层，但通过本书的阐述，我明白了制度的生命力与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之间的微妙关系。对于佛道两教在唐朝的兴衰更迭，书中也给出了非常新颖的视角，不再是简单的宗教冲突，而是将其视为权力斗争和文化认同的一部分。虽然阅读过程中偶尔需要查阅一些专业术语的解释，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带来了知识上的巨大提升。这绝不是一本可以囫囵吞枣的书，它要求读者带着思考去阅读，并回报以深刻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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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我原本以为这会是一本枯燥的“砖头书”，没想到翻开后就被深深吸引住了。作者的文笔极富画面感，仿佛那些历史人物从泛黄的纸页中走了出来。读到初唐时期的文化繁荣景象，李白、杜甫等人的风采虽未详述，但其时代背景被烘托得淋漓尽致，让人对那个“诗与剑”并存的黄金时代充满了无限向往。最打动我的是，作者在宏大叙事之外，对普通人的命运也有所关注。例如，对底层官吏的艰难处境、对受战乱影响的百姓生活的侧写，让冰冷的历史多了一丝人性的温度。这种将历史还原为无数个体生命体验的写作手法，极大地增强了阅读的共鸣性。它让我意识到，每一次王朝的更迭，背后都是无数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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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叙事结构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典范。它没有采用简单的线性时间轴推进，而是巧妙地穿插了人物传记式的侧写和区域性的专题探讨，使得整个隋唐时期的画卷立体而饱满。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边疆问题时的视角——不再仅仅局限于中原王朝的视角，而是融入了突厥、吐蕃等周边民族的动态，展现了一个多民族交融共存的广阔世界观。在军事策略的描述上，作者运用了大量战例分析，那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谋交锋，读来令人热血沸腾。特别是对于“玄武门之变”前后各方势力的暗流涌动，那种步步为营的政治权谋，比任何小说都来得更加扣人心弦。全书的论证过程严谨有力，史料的运用更是令人信服，无疑是近年来历史研究中的一道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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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历史巨著给我的震撼无以言表。阅读过程中，我仿佛置身于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亲眼目睹了隋朝的建立与迅速衰亡，以及唐朝初年群雄逐鹿的残酷景象。作者对历史细节的把握极为精准，从宏观的政治格局到微观的宫廷秘闻，无不展现出深厚的功力。尤其对隋炀帝杨广的评价，不再是脸谱化的暴君形象，而是立体、复杂的多面体，其雄心壮志与致命的失误交织，令人唏嘘。书中对科举制度的兴起、均田制的瓦解等社会变革的深入剖析，为理解后世的演变提供了坚实的基石。语言凝练而不失文采，叙事流畅，即使是初次接触这个时期的读者也能轻松跟随作者的思路，领略那个伟大时代的风云变幻。那种身临其境的历史沉浸感，是许多同类作品难以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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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还可以吧，应该有帮助，买了很多，囤着慢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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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买了好多书，送货快，价钱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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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不错，值得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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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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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前段时间几十单都评了下，现在字数不要求10字以上了，一个字就行；然后评完才看到规则是少于10字没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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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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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享值暴跌抢不到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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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生理学教学和科研30年，曾任生理学教研室主任，上海医学院教学督导组组长，现任生理学课程（上海市精品课程）负责人，承担“生理学”和“高级生理学”等多门课程的教学，获复旦大学教学名师称号，主编和参编多部国家级规划教材和其他教材，总数达20余部。主要科研方向是心血管活动的神经调节，高血压和心肌缺血发病的中枢神经机制，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基金资助，发表研究论文80余篇，获多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二、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