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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加] 文森特·莫斯可著，“传播驿站”工作坊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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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
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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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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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重庆出版社，重庆出版集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7559714

版次：1

商品编码：12123553

包装：平装

丛书名：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1224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西方学者以马克思主义视角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大型全新研究成果。

1. 在当今之世界，毫无疑问，马克思是所有伟人中被曲解或误读非常多的一位。这种曲解似乎不仅是“现在进行时”，还将是“未来进行时”，只要“资本”还支配着这个世界。

2. 事实上，马克思始终都有其现实性，只是这种现实性在今天的媒介与传播研究中并没有被充分重视，马克思总是被曲解或误解。本书批驳了这些曲解或误解，并说明当下将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概念运用到媒介与传播研究中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内容简介

本书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的一卷。

《马克思归来》英文版出版于2012年，是2008年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所引发的新一波“马克思归来”热在传播学界所产生的重要成果之一，反映了国外学界在网络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新努力。今天，面对全球资本主义日益深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危机，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不但正逢其时，而且更需要全球学者超出语言、历史、和地理障碍集体智慧和共同探索。

在资本主义危机的当下，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回归对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而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内部，具体的概念和理论层面之外，“马克思回来了”之于从事传播学批判研究的学者们而言又意义何在？《马克思归来》或许可以作为一种回应。

《马克思归来》文集为Triple-C（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Critique）——3C（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学刊于2012年出版的特刊，聚焦在资本主义危机的当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回归对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体现了批判学者通过重读马克思来重新武器武装自己，以在批判学术道路上再出发的努力。

《马克思归来》提醒我们：马克思从未离开我们，是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远离了他。事实上，马克思的思想遗产应该始终成为我们手中的“思想武器”之一，而不是一种装饰或修辞。

2016年春季，此书中文版首次在华东师范大学《批判传播学》书系中推出。2017年，这部译作在重庆出版社重新出版。

作者简介

主编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曾任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信息与媒介系担任媒介与传播学教授。Triple 杂志编辑，著有Internet and Society: Social Theory in the Information Age（2008），Foundations of Critic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tudies（2011），Social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即将出版）等。

主编莫斯可（Vincent Mosco）加拿大皇后大学社会学名誉教授，曾任加拿大传播与社会研究首席研究员，以及皇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近期著作包括：The Laboring of Communication（with Catherine McKercher，2008），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econd edition，2009），以及Getting the Message: Communication Worker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edited with Ursula Huws and Catherine McKercher，2010）。

精彩书评

那句昔日共产主义政党的口号“进入社会主义，还是退回野蛮社会”直到今天仍然能给我们以启示。当历史跌跌撞撞地走向核战争和环境灾难的时候，没有什么能比这句话更清醒地反映出现实了。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资本主义就是我们的末日。

——伊格尔顿

马克思很早以前就观察到，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通过把现实、权力和能动者归于无生命来使自己神话化。

——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姆斯（Rowan Williams）

媒体推荐

我们需要反思马克思。若想寻求资本主义的解救之道，那就要去研究这个体系zui伟大的批评者。

——时代杂志（Time Magazine Europe, February 2nd , 2009）

精彩书摘

　　《马克思归来》：
　　网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与传播研究：《马克思归来》导读
　　赵月枝
　　如果说，正是资本主义的长寿，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长寿，那么，资本主义的危机，就是激活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解放潜力的转机。
　　《马克思归来》英文版出版于2012年，是2008年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所引发的新一波“马克思归来”热在传播学界所产生的重要成果之一，反映了国外学界在网络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最新努力。今天，面对全球资本主义日益深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危机，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不但正逢其时，而且更需要全球学者超越语言、历史、和地理障碍集体智慧和共同探索。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于2013年组织了一个名为“传播驿站”的年轻学生和学者翻译团队，从事这部文集的译介工作。2016年春季，此书中文版首次在华东师范大学《批判传播学》书系中推出。今天，这部译作能在重庆出版社重新出版，是出乎我们这个团队预料的。《马克思归来》所附《“传播驿站”：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成长笔记》和《对“马克思归来”的再思考：第一期“传播驿站”工作坊综述》记录了“传播驿站”的工作方式以及围绕译介此书的一场学术盛会。
　　本篇导读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在梳理国外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发展脉络中，介绍《马克思归来》相对于其它两部大型国外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文集的特色。第二部分结合《马克思归来》相关文章，通过讨论“马克思归来”的不同学术路径，提供理解《马克思归来》内容的学术脉络和理论背景。第三部分讨论《马克思归来》对发展网络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启示及其局限性。
　　一、马克思主义与传播学：文集中的学术史
　　无论从实践层面，还是从理论层面，马克思都是现代批判传播学的奠基者。马克思本人是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实践者。他在《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一系列著作中有关社会交往形式、传播技术、意识形态、知识和社会“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论述，为现代传播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以来，卢卡奇、阿尔杜塞、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者爱德华?汤姆森（E.P.Thompson）和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几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著作，更是汗牛充栋，蔚为大观。
　　然而，颇有悖论色彩的是，作为一个建制的学科，现代传播学却有一个人文社会学科中最为去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美国“冷战社会科学”起源。当然，这也恰恰说明了传播学科作为一个学术斗争关键场域的重要性。当然，这也预示了这一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要进行的“漫长的革命”的艰巨性和曲折性。实际上，就传播学而言，“整个学科是在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背景下，在批判与反批判的较量中发展的。”
　　如果1930年代的资本主义危机和随后的“二战”，催生了作为传播学科“史前史”一部分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播思想，那么，美国主流传播学就是在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和东方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回应中产生的。1940年代到1960年代的美国主流传播学科经典性文献中，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有关美国小镇选民是否受广播宣传影响的研究：《人民的选择》，是对法兰克福学派对媒体的大众宣传作用的担心的侧面批评。该研究证明美国自由多元主义的存在，以此消解法兰克福学派对法西斯主义有可能在美国出现的担忧；传播与发展领域的奠基作：丹尼尔?勒纳的《传统社会的消逝》，是基于对冷战前沿的中东的美国之音的受众研究，其所倡导的传播与现代化框架是美国冷战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冷战时代影响深远的施拉姆等人的《报刊的四种理论》，更是在美国官方和学界密切合作的基础上推出的冷战新闻理论文本，用简单的自由与专制的对立来诋毁苏联的共产主义媒体制度。
　　然而，1960年代的到来，“尤其是1970年代初开始的战后福利资本主义的危机以及“第三世界”的抗争，又催生了以激进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文化研究和后殖民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批判传播学”。具体而言，不但英国的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和文化研究在汲取欧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蓬勃发展起来，即使在北美，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也冲破了麦卡锡主义的思想牢笼，在达拉斯?斯迈思与赫伯特?席勒等一代先驱的努力下，在传播学内部应运而生。一些在资本主义商业出版体系的夹缝里生存的进步出版个体，则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学术的出版，提供的空间。与此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亚非拉国家，不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产生了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思想，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和研究案例。出生于比利时（现定居于法国）、曾活跃于拉美、并与欧洲、北美和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有密切交往的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就是这一时期国际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研究的杰出代表。所以，毫不奇怪，国外学界第一部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和实践的大型文集，上下两卷的《传播与阶级斗争》，就是由阿芒?马特拉领衔，联合独立文化人和出版者塞思?塞格拉伯（Seth Seigelaub）主编，并于1979到1983年间由塞格拉伯在纽约建立的国际总出版社（International General，IG）及其附属的国际大众媒体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Mass Media Research Center，IMMRC）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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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网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与传播研究：《马克思归来》导读

赵月枝

如果说，正是资本主义的长寿，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长寿，那么，资本主义的危机，就是激活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解放潜力的最佳转机。

《马克思归来》英文版出版于2012年，是2008年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所引发的新一波“马克思归来”热在传播学界所产生的重要成果之一，反映了国外学界在网络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最新努力。今天，面对全球资本主义日益深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危机，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不但正逢其时，而且更需要全球学者超越语言、历史、和地理障碍集体智慧和共同探索。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于2013年组织了一个名为“传播驿站”的年轻学生和学者翻译团队，从事这部文集的译介工作。2016年春季，此书中文版首次在华东师范大学《批判传播学》书系中推出。今天，这部译作能在重庆出版社重新出版，是出乎我们这个团队预料的。本书所附《“传播驿站”：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成长笔记》和《对“马克思归来”的再思考：第一期“传播驿站”工作坊综述》记录了“传播驿站”的工作方式以及围绕译介此书的一场学术盛会。

本篇导读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在梳理国外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发展脉络中，介绍本书相对于其它两部大型国外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文集的特色。第二部分结合本书相关文章，通过讨论“马克思归来”的不同学术路径，提供理解本书内容的学术脉络和理论背景。第三部分讨论本书对发展网络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启示及其局限性。

一、马克思主义与传播学：文集中的学术史

无论从实践层面，还是从理论层面，马克思都是现代批判传播学的奠基者。马克思本人是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实践者。他在《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一系列著作中有关社会交往形式、传播技术、意识形态、知识和社会“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论述，为现代传播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以来，卢卡奇、阿尔杜塞、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者爱德华.汤姆森（E.P.Thompson)和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几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著作，更是汗牛充栋，蔚为大观。

然而，颇有悖论色彩的是，作为一个建制的学科，现代传播学却有一个人文社会学科中最为去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美国“冷战社会科学”起源。当然，这也恰恰说明了传播学科作为一个学术斗争关键场域的重要性。当然，这也预示了这一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要进行的“漫长的革命”的艰巨性和曲折性。实际上，就传播学而言，“整个学科是在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背景下，在批判与反批判的较量中发展的。”

如果1930年代的资本主义危机和随后的“二战”，催生了作为传播学科“史前史”一部分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播思想，那么，美国主流传播学就是在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和东方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回应中产生的。1940年代到1960年代的美国主流传播学科经典性文献中，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有关美国小镇选民是否受广播宣传影响的研究 ——《人民的选择》，是对法兰克福学派对媒体的大众宣传作用的担心的侧面批评。该研究证明美国自由多元主义的存在，以此消解法兰克福学派对法西斯主义有可能在美国出现的担忧；传播与发展领域的奠基作——丹尼尔.勒纳的《传统社会的消逝》，是基于对冷战前沿的中东的美国之音的受众研究，其所倡导的传播与现代化框架是美国冷战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冷战时代影响深远的施拉姆等人的《报刊的四种理论》，更是在美国官方和学界密切合作的基础上推出的冷战新闻理论文本，用简单的自由与专制的对立来诋毁苏联的共产主义媒体制度。

然而，1960年代的到来，“尤其是1970年代初开始的战后福利资本主义的危机以及“第三世界”的抗争，又催生了以激进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文化研究和后殖民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批判传播学”。具体而言，不但英国的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和文化研究在汲取欧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蓬勃发展起来，即使在北美，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也冲破了麦卡锡主义的思想牢笼，在达拉斯?斯迈思与赫伯特?席勒等一代先驱的努力下，在传播学内部应运而生。一些在资本主义商业出版体系的夹缝里生存的进步出版个体，则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学术的出版，提供的空间。与此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亚非拉国家，不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产生了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思想，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和研究案例。出生于比利时（现定居于法国）、曾活跃于拉美、并与欧洲、北美和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有密切交往的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就是这一时期国际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研究的杰出代表。所以，毫不奇怪，国外学界第一部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和实践的大型文集，上下两卷的《传播与阶级斗争》，就是由阿芒?马特拉领衔，联合独立文化人和出版者塞思?塞格拉伯（Seth Seigelaub)主编，并于1979到1983年间由塞格拉伯在纽约建立的国际总出版社（International General,IG)及其附属的国际大众媒体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Mass Media Research Center,IMMRC)出版的。

这是一部空前绝后的马克思主义媒体与传播学文集，总共收集了128篇涉及“传播实践和理论与它们在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历史背景中的发展的关系” 的文章，涵盖已经出版、第一次翻译成英文出版的文章和原创文章三个种类。第一卷出版于1979年，以“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为两个总揽性主题，所收集的64篇文章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第一次在英文学界出版，有些是原创文章。这些文章聚焦马克思主义关于传播过程的基本理论和对资本主义传播机器、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的分析；第二卷出版于1983年，以“解放”和“社会主义”为主题，同样收入了64篇文章，其中有38篇第一次翻译成英文出版或原创。与第一卷对资本主义现有传播秩序的批判相对，第二卷聚焦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分析不同政治、社会和历史条件下民众和工人阶级传播与文化发展过程的理论和实践以及当代表达。作为一项有意识地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文化理论的发展做奠基性工作的最重要努力，本书的编者在上下两卷结尾收录了1150多条参考书目。与本书相辅相成，法国传播学者逸夫?哈耶（Yves de la Haye）于1980年在同一个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传播方式》(Marx & Engels on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一书，对马恩著作中有关传播问题按相关主题进行摘要和整理，以求为发展“唯物主义的媒体理论”和“反击主导的资产阶级传播理论”做出贡献。

虽然哈耶的这部书鲜为人知，《传播与阶级斗争》影响了英语学术界的整整一代批判学者。今天，翻阅这部国际马克思主义传播学史上的巨著，它的国际性、它的强烈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取向，它的批判和建设并重的追求，尤其是它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传播与文化建设息息相关的有机知识生产定位，不仅唤起了20世纪令人荡气回肠的世界革命记忆，而且真正体现了“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这句马克思名言的精髓。这里没有经院哲学，没有绕来绕去、不知所云的文献综述，更没有为了学术而学术的花拳绣腿。这里的许多文章甚至没有个人署名，而是革命的主体在革命实践中产生的思想、报告、工会罢工委员会文件、甚至上海工人有关如何在计算机发展中体现群众路线的圆桌讨论的报告。仅128篇文章的部分作者名单就可见其国际性和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有机知识品格：马克思、葛兰西、列宁、毛泽东、格瓦拉、阿连德、法农（F. Fanon)、布尔迪厄（P.Gourdieu)、拉斐伏尔（H. Lefebvre)、古贝克（T. Gubeck)、英国电影委员会（the Film Council, UK),《工人生活》（Workers’ Life)、自由传播小组（Free Communications Group)、社区媒体发展委员会（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Media)。

如果有一个同时作为思想家和革命导师的马克思曾经在场于传播学界，而且产生过巨大影响，那么《传播与阶级斗争》就是历史见证。之所以用大量的篇幅来介绍这部文集，正是希望以此为《马克思归来》提供一个历史的参照和背景。当然，历史的吊诡之处恰恰在于，《传播与阶级斗争》问世的1979——1983年，正是国际垄断资产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第三世界运动所进行的反扑在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取得关键性进展的年代：在英、美两国，以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为代表的保守政治势力上台；在世界范围内，新自由主义随着媒体的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和去管制化为开端，开始成为全球性主导意识形态（global ideology par excellence)。[ ] 在国际传播领域，到了1984年，作为对以不结盟国家为主体和达拉斯?斯迈思、赫伯特?席勒和阿芒?马特拉等一代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积极参与的“全球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的反击，英国和美国就退出了联合国。此后，正如《马克思归来》的两位编者在他们的《导论》中所显示的那样，在国外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可查到的有马克思主义内容的文章明显缩减，而本书中来自土耳其的学者艾尔番?埃尔多甘（Irfan Erdogan)，则干脆用“失踪的马克思”来作为他有关马克思在传播研究中的位置的量化研究的论文主标题。

当然，即使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1990年代，马克思也并没有完全失踪。实际上，对有些学者来说，他根本就没有离开过。1980年代以来，在以斯迈思、席勒、马特拉等学者的引领下和几代学者的努力下，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并不友好的学术氛围和缺少学术资源的条件下，在与来自这一传统内部、外部以及处于内外交界的“灰色地带”的各种学术思潮的论争中推进。正如我在第二部分会进一步显示的那样，所有这些争论和积累，为2008年以后，马克思在传播领域的“归来”，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知识储备。

实际上，早于《马克思归来》出版一年，英文批判传播学界就出版了代表国外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最权威和高水平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这部由当时在国际媒体与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AMRC)任职的珍妮特?瓦斯科（Janet Wasko)、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和海伦娜?萨欧索（Helena Sousa) 三位资深欧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主编的长达600多页、包括26篇特邀论文的大型文集，聚集了国际学术界包括阿芒?马特拉在内的、从198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学术语境下一直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媒体与传播研究的一批学术中坚的总结性、综述性和开拓性论文。

因此，对于《马克思归来》来说，如果《传播与阶级斗争》提供了纵向的历史性比较，从而清楚地显现出马克思主义传播从一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国际性事业到英文学术界的一个学术项目的话，那么，《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提供了横向的比较。从它们的组织、生产和出版方式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和《马克思归来》这两套论文集又有明显互补性：前者特邀资深学者、在IAMCR这个建制度学术机构的组织下，以工具书的形式在学术出版社出版，具有更高的组织性和权威性；后者以开放资源的网络学术刊物《资本主义?传播?批判》特刊的形式，通过征文活动组织文章，在作者层次方面更有代表性；在主题方面，后者因为不仅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学视角，也更加广泛。

《马克思归来》的两位主编中，首位是出生于奥地利的新锐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他于2000年取得博士学位，先后在奥地利和瑞典任教，现在是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的传播学教授。从2000年代初开始，他就大量出版马克思主义信息和网络研究的学术著作。其次是加拿大卡尓顿大学现已退休的知名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 。福克斯在这个项目中的主导角色,以及本论文集作者群体中在读博士生和年轻学者的显著地位，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在经历了一段低潮期后，在学术承接方面“后继有人”的局面。实际上，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在1990年代以来加速了其把信息、知识生产、高等教育和学术出版当作资本积累新场域的过程，年轻一代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所以也毫不奇怪，论文集中有不少文章研究的就是这些领域的问题。当然，就其生产方式而言，本论文集以摆脱了资本主义商品关系和知识产权关系的开源网络出版形式出现，也体现了网络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实践精神。

《马克思归来》一个关于重塑与反思的宏大叙事在这个时代，当古老的哲学思想与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发生激烈碰撞，当被遗忘的理论在历史的尘埃中被重新拾起，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正悄然展开。《马克思归来》并非是对一位历史人物的简单复刻，也不是对某个固定主义理论的僵化解读。它是一场关于思想的复活、一次关于现实的拷问，更是一次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深刻追问。故事的起点：一个时代的脉搏故事的开端，并非一个浪漫的童话，也不是一个预言的启示。它发生在一个充满矛盾与张力的现代社会。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科技飞速发展却加剧了贫富差距，信息爆炸的时代掩盖着深层的社会病灶。人们在物质极大丰富的背后，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焦虑与失落。传统价值体系在冲击下摇摇欲坠，新的信仰与认同在摸索中形成。在这个背景下，一些长期被边缘化、被认为是陈旧的理论，开始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显现。这并非偶然，而是时代呼唤的必然。当既有的社会模型遭遇瓶颈，当主流的解决方案显得乏力，人们自然会回溯历史，寻找那些曾被认为是颠覆性的、但或许蕴含着未曾被完全理解的智慧的思想。 “马克思”的复苏：一个象征的意义 “马克思”在这里，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他更像是一个集合了特定时代思想力量的符号，一种对批判性思维和深刻社会洞察的象征。他的“归来”，不是肉体的复苏，而是其思想精髓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的复活与再激活。故事中的“马克思”，可能以各种意想不到的形式出现。他或许是一系列关于当代资本主义运行逻辑的犀利分析，或许是一份对新兴科技对社会结构影响的深刻预警，又或许是对当下权力结构和分配不均问题的无情揭露。这种“归来”，充满了哲学思辨的色彩，它逼迫我们审视那些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质疑那些被奉为圭臬的经济规律，并开始思考“还有另一种可能”的社会形态。人物的抉择：个体在时代的洪流中《马克思归来》并非是空洞的理论探讨，它将深刻的社会议题融入引人入胜的人物命运之中。故事围绕着一群在时代浪潮中挣扎、探索、抗争的个体展开。有在科技巨头中身居要职，却对数字资本主义的异化感到深深不安的工程师；有在新兴的共享经济中辛勤劳作，却面临着不稳定收入和权益保障缺失的劳动者；有在传统媒体衰落后，试图用独立视角记录社会真相的记者；有在城市角落里，以非传统方式组织社区互助的理想主义者；更有对既有社会结构充满质疑，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寻找出路的年轻学生。这些人物，他们各自在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的方式，感知着时代的脉搏，体验着社会的变化。当“马克思”的思想以新的形式渗透进来，他们的人生轨迹开始发生微妙的改变。有的人被其深刻的洞察所启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有的人则对其激进的批判感到恐惧，选择逃避或反击；还有的人，则在思想的碰撞中，找到了凝聚力量、改变现状的勇气和方向。他们的故事，交织着个人理想的追求、现实利益的考量、以及面对宏大社会变革时的迷茫与抉择。在“马克思”思想的启示下，他们重新认识了自己所处的环境，开始思考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思考如何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和价值。主题的深度：重塑与反思的交响《马克思归来》的核心，在于“重塑”与“反思”。重塑：这种重塑，首先是对理论的重塑。它并非简单地搬运十九世纪的理论，而是将其核心精神——批判精神、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对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关注——与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现实进行深度对接。它探讨如何在新的技术革命、新的全球化格局、新的信息传播方式下，理解和运用这些思想。这是一种理论的“常新”，是思想生命力的体现。其次，是对社会结构的重塑。当古老的理论在新的语境下被重新审视，人们开始质疑现有的权力分配、财富积累和劳动价值的衡量标准。故事中，人物们在“马克思”思想的启发下，开始探索新的合作模式、新的分配机制、新的社群组织方式。这种重塑，可能是温和的改良，也可能是颠覆性的创新，它指向的是一个更加公正、更加平等、更加具有人性的社会未来。反思：这种反思，是贯穿始终的主题。首先是对资本主义运行逻辑的反思。故事将深入剖析当代资本的运作方式，从金融资本的膨胀到平台经济的逻辑，从消费主义的盛行到数字鸿沟的加剧，无不体现着作者对资本力量及其社会影响的深刻洞察。其次，是对技术发展的反思。在技术至上的当下，《马克思归来》提醒我们，技术本身是中立的，其影响取决于其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它拷问技术进步是否必然导向人类福祉，还是可能成为加剧不平等和异化的工具。再者，是对个体存在的反思。在高度社会化和信息化的时代，个体如何保持独立思考，如何避免被算法和消费主义裹挟，如何在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找到真实的自我？故事中的人物，他们的经历正是对这些问题的生动诠释。叙事的张力：现实的批判与未来的憧憬《马克思归来》的叙事，充满了张力。一方面，它毫不留情地揭露和批判当代的社会问题，从贫富差距的扩大到劳动者的困境，从环境的破坏到意识形态的操控。它用一种冷静而犀利的笔触，描绘出当下社会令人不安的图景。另一方面，它又在批判中蕴含着希望。它相信思想的力量，相信个体觉醒的可能，相信通过集体的努力，能够重塑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这种希望，并非虚幻的乌托邦，而是建立在对社会现实深刻理解和对人类理性反思的基础之上。它鼓励读者，在看清问题的同时，也去寻找改变的力量，去参与到社会进步的进程中。阅读的价值：一次思想的洗礼《马克思归来》不仅仅是一部小说，它更像是一次思想的旅行，一次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深度勘察。它邀请读者，放下既有的成见，以一种开放和批判的心态，去审视这个世界。它或许会让你感到不适，让你质疑你一直以来所相信的，但它同样会为你打开新的视野，激发你思考新的可能。这本书，适合那些对社会现象有敏锐的观察，对人类命运有深切的关怀，并渴望理解当下时代脉搏的读者。它将带领你穿越迷雾，抵达思想的深处，去探索那些关于公平、正义、以及人类解放的永恒追问。它让你看到，“马克思”的“归来”，并非是对过去的怀旧，而是对未来的召唤。它提醒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关于人的价值、关于社会公正的根本性议题，依然值得我们去思考，去探索，去为之奋斗。《马克思归来》：一场不落幕的思想革命，一次关于人类未来的宏大追问。

用户评价

评分☆☆☆☆☆

终于捧读了这本《马克思归来》，迫不及待地想分享一下我的感受。拿到书的那一刻，就被它厚重的质感和封面设计所吸引，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在阅读之前，我脑海中浮现的是教科书上那些略显枯燥的理论，但当我翻开第一页，就被作者的笔触深深吸引。那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方式，让原本可能晦涩的概念变得鲜活起来，仿佛一位智慧的长者，在耳边低语着那些关于社会、经济和人性的深刻洞见。我特别欣赏作者在论述过程中，并没有回避那些复杂和矛盾之处，而是坦诚地呈现了不同观点和历史事件的细节，这让我觉得作者是在和我进行一场平等的对话，而不是单方面的灌输。书中对于一些历史人物的刻画也栩栩如生，让我能更直观地感受到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面临的困境。每一次的阅读，都仿佛是一次穿越时空的旅行，让我对我们所处的现实社会有了更深的理解和反思。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理论的探讨，更是关于我们如何理解历史，如何审视当下，以及如何展望未来的一个重要启示。我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慢慢品味书中的每一句话，去消化和吸收作者传递的宝贵思想。

评分☆☆☆☆☆

这本书带给我的震撼，远超我的预期。起初，我对“马克思”这个名字多少有些心理预期，以为会是严肃、学术的论述，但《马克思归来》所呈现的，却是一种全新的视角。作者以一种非常现代、甚至可以说是富有想象力的方式，将那些宏大的历史叙事与个体命运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我常常在阅读过程中，被书中描绘的场景深深打动，那些鲜活的人物，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奋斗与挣扎，都让我感同身受。书中对于一些社会现象的剖析，更是犀利而深刻，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隐藏在表象之下的逻辑。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并没有简单地重复前人的观点，而是试图在前人的思想基石上，进行更加深入和个人的探索。这种勇气和魄力，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尤其喜欢书中对于“力量”这个概念的解读，它不仅仅是物理层面的力量，更是思想的力量，是集体行动的力量。这本书让我重新审视了“变革”的意义，以及个人在历史洪流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每一次合上书本，我都会陷入沉思，思考自己在这个时代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才能为这个世界带来一点积极的改变。

评分☆☆☆☆☆

《马克思归来》这本书，绝对是我近期读过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之一。它不是那种读完就忘的书，而是会深深地烙印在你的脑海里，时不时地在你脑海中回响。作者的文字充满了力量，但也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温柔。他能够将那些看似遥不可及的宏大理论，化解成我们 everyday life 中能够理解和体会的情感与现象。书中对于“贫富差距”和“阶级固化”等议题的探讨，尤其让我感到共鸣。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我们身处一个物质日益丰富的时代，却依然有那么多人感到迷茫和焦虑？这本书似乎给了我一些答案，它引导我看到了问题的根源，并且鼓励我去思考解决之道。我特别喜欢作者在描述一些社会矛盾时，所展现出的同理心。他没有站在道德制高点去批判，而是试图去理解，去展现不同立场的人们是如何思考和行动的。这种 nuanced 的表达方式，让这本书读起来更加真诚和可信。读完这本书，我觉得我看待世界的方式发生了一些微妙但重要的变化，我变得更加敏锐，也更加愿意去关注那些被忽视的声音。

评分☆☆☆☆☆

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思想的洗礼。《马克思归来》这本书，让我对很多过去习以为常的观念产生了动摇。作者的叙事逻辑非常清晰，但又充满着意想不到的转折。他能够巧妙地运用各种譬喻和故事，将复杂的社会经济学原理，变得生动有趣，易于理解。我尤其欣赏作者在探讨“发展”这个问题时，所展现出的批判性思维。他并没有一味地歌颂进步，而是深入分析了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个体和社会带来的深远影响。书中对于“公平”的定义，也让我有了新的认识。它不再仅仅是简单的平均主义，而是一种更加 nuanced，更加注重过程和机会的理解。我常常在阅读时，感到一种强烈的启发，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我脑海中被点亮了。这本书让我开始反思，我们所追求的“成功”到底是什么？我们所付出的努力，最终会走向何方？这种自我审视，是我在阅读其他书籍时很少能获得的体验。

评分☆☆☆☆☆

《马克思归来》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感受是复杂而深刻的。作者以一种极其独特的方式，将历史、哲学、经济学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宏大而又精密的思想体系。我被书中对“权力”的剖析深深吸引，它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权力，更是经济上的权力，是话语权的权力。作者以其深邃的洞察力，揭示了这些权力运作的规律，以及它们如何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书中对于“自由”的探讨，也让我受益匪浅。它不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与个体生存和社会结构紧密相连的现实命题。我常常在阅读时，感到一种既兴奋又警醒的复杂情绪。兴奋的是，我似乎看到了事物的本质，理解了隐藏在背后的逻辑；警醒的是，我意识到自己可能一直身处某种看不见的束缚之中。这本书让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以及我对这个社会的认知。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消化和吸收书中的思想，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本书将成为我书架上最重要的藏品之一，我也会反复阅读，从中汲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