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高阳原”位于隋大兴、唐长安城的西南郊,距唐长安城遗址约8公里,地势高亢轩敞,南枕秦岭、北望长安,是隋唐时期长安城内居民理想的身后之所,故隋唐时期的各类墓葬分布十分密集。近年来,随着西安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高校园区、高科技产业开发区等国家重点投资项目纷纷落户长安区。按照《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长安区郭杜街道办事处一带配合基本建设开展了为期六年(2001~2007)的考古发掘工作,先后共发掘隋唐墓葬约600座,发现各类文物超过6000件,取得了大批珍贵的考古发掘资料,丰富了隋唐考古的研究领域。隋唐时期的墓志资料在发掘出土的文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出土墓志数量为110种(含砖志)211石,其中仅存志盖者4种4石,无盖者5种5石,余101种皆志、盖并存;又砖志8种,其中墨书3种、朱书1种,余4种为镌刻。时间跨度自隋开皇三年(583)一直到中晚唐时期,《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总字数约2万字,其内容涉及到隋唐史研究的诸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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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 王素
序 王素
前言
凡例
一 隋皇甫光墓志 开皇三年(五八三)十一月十四日
二 隋宋虎墓志 开皇五年(五八五)八月十二日
三 隋皇甫谦墓志 开皇五年(五八五)十一月廿日
四 隋皇甫九会墓志 开皇五年(五八五)某月廿日
五 隋刘侠墓志 开皇六年(五八六)十一月十九日
六 隋田悦墓志 开皇六年(五八六)十二月十四日
七 隋刘世清墓志 开皇十一年(五九二闰十二月七日
八 隋修西魏吕思礼墓志 开皇十二年(五九二)正月十五日
九 隋郁久闾可婆头墓志 开皇十二年(五九二)正月廿六日
一〇 隋牛谯州墓志 开皇十七年(五九七)闰五月十日
一一 隋李裕墓志 大业元年(六〇五)正月十一日
一二 隋李公积墓志 大业五年(六〇九)正月廿八日
一三 隋斐某妻吱氏墓志盖 志石佚
一四 唐穆孝恕墓志 武德八年(六二五)十一月十九日
一五 唐刘某妻庐渠夷墓志 贞观元年(六二七)八月卅日
一六 唐阴弘道墓志 贞观十四年(六四〇)二月廿九日
一七 唐李毗墓志 贞观十七年(六四三)四月廿一日
一八 唐贺兰谊第四女墓志 贞观十七年(六四三)十月廿
一九 唐韦弘谅墓志 贞观廿二年(六四八)十二月廿七日
二〇 唐蔺二洛妻张弘墓志 显庆三年(六五八)正月十四日
二一 唐挚开绪妻陈氏墓志 显庆三年(六五八)五月廿一日
二二 唐刘腾墓志 显庆四年(六五九)十一月七日
三二 唐刘金光妻吕阿满墓志 龙朔元年(六六二八月廿日
二四 唐刘某妻趟客女琛墓志 龙朔元年)六六二十月八日
二五 唐李元会墓志 龙朔二年 (六六二)十二月□日
二六 唐胡仵墓志 龙朔三年(六六三)二月十八日
二七 唐许孝义墓志 麟德元年(六六四)十一月二十八日
二八 唐牛相仁墓志 麟德二年(六六五)五月一日
二九 唐吕文强墓志 乾封二年(六六七)正月廿四日
三〇 唐张慈墓志 乾封二年(六六七)正月廿四日
三一 唐牛度墓志 总章元年(六六八)五月十三日
三一 唐刘智墓志 总章二年(六六九)十一月廿七日
三二 唐李恫墓志 总章三年(六七〇)正月
……
后记
前言/序言
《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收录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二〇〇一年至二〇〇六年在西安南郊“高阳原”隋唐墓地发掘出土的隋唐墓志一百一十三种,其中隋代墓志十三种、唐代墓志一百种,涵盖了自隋开皇三年(五八三)至唐咸通十二年(八七一)前后延续长达二百八十九年的历史时期。
“秦中自古帝王都”,汉、唐长安城曰:西汉初建成以宋至唐末毁于战乱,一千二百多年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遣留下了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周边发掘的隋唐墓葬已达数千座,其中不乏高官巨宦、历史名人的墓葬,无论是发掘数量还是墓葬等级,毫无疑问位列全国第一,成为研究隋唐历史、文化和考古的无法回避的重要资料。作为距离西安主城区最近的县(区),长安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即成为基本建设考古的前綫,一直持续至今。在韦曲北原上发掘的一大批贵族墓葬,如北周隋唐韦孝宽家族墓地、唐代韦氏“荣先陵”,以及近年未发掘的唐玄宗武惠妃墓、唐郭子仪家族墓等,每一次考古发现,几乎都能够改观或加深我们对那个历史时期的认识。
隋唐高阳原的所在地,现代的行政区划范围大致为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以西,至郭杜街道全境。高阳原位于隋大兴唐长安城西南郊,出长安城安化门向西南十里即可直达。这里地势高亢,泉深土厚,山水环绕,川原形胜,是长安城内居民理想的身后之所。唐代人用极富诗意的话未形容高阳原地理形胜曰:“西瞻碧岫,隐隐干重;东瞰黄陂,汪汪万顷;朱城北眺,楼观惊飞;丹岳南临,莲峯对耸。可谓神皋形胜,负郭名区。”又曰:“乃左连冯翊,右接扶风,南据碧岩,北临清渭。八川资其沃壤,三辅名曰神皋。”
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 (本书内容介绍) 本书聚焦于近年来在古都长安城郊高阳原地区新发掘、新出土的一批隋唐时期墓志。通过对这些珍贵史料的系统整理、深入解读与综合研究,本书旨在揭示隋唐时期社会结构、丧葬制度、人物事迹、文化风尚以及都城周边地域社会变迁的复杂图景。全书力求以扎实的文献考据和精细的考古实物分析为基础,辅以历史地理学的视角,构建一个多维度的历史叙事。 第一部分:考古背景与墓志概论 第一章 考古发掘报告与区域定位 本章详细记录了高阳原地区近年来隋唐墓葬群的发掘历程、年代序列及墓葬形制。高阳原作为隋唐长安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周边藩屏,其墓葬分布具有显著的区域特色。本章通过翔实的考古发掘图件、照片和数据,描绘了墓地的空间布局,并初步划分出不同时期、不同社会阶层的集中埋葬区域。重点阐述了本次新出土墓志的发现环境、埋藏状态及其与墓主人棺椁、随葬品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后续的文字解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章 墓志的形制、书写与艺术特征 隋唐墓志在材质、形制、篆额(龟趺、圭形、长方形)及志文书写风格上,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本章对新出土的墓志进行分类整理,包括墓志盖与志石的形制特征比较。特别关注了墓志的书法艺术价值,记录了不同时期(如初唐、盛唐、中晚唐)墓志中隶、楷、行草等书体的演变轨迹,并尝试通过书写者的笔法特征,推测书写者的身份背景或其所受的书法教育体系。同时,对墓志上可能出现的线刻纹饰,如神兽、花卉、祥云等,进行细致的拓印与描摹,探讨其艺术母题的宗教和文化内涵。 第二部分:人物群体与社会阶层考察 第三章 帝国中枢的精英群体:官僚士族的墓志解读 高阳原作为接近帝都的区域,埋葬了大量在长安任职或籍贯于关中地区的官员。本章集中研究了涉及三品以上高官、皇室宗亲、驸马等核心统治阶层成员的墓志。通过对志文中官职授迁记录、封爵情况、所获殊荣、赠官衔和谥号的系统梳理,还原了他们在隋唐政治舞台上的履历。尤其侧重于对“阙文”或“缺载”部分的考证,结合《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及唐代官修史书,进行交叉验证,以期订补正史记载之不足。 第四章 地方势力与异地迁徙者的轨迹 隋唐时期,人口流动频繁,关中地区汇聚了来自全国乃至周边地区的移民。本章分析了具有明确籍贯地(如江南、河东、陇西、域外)的墓志文本。通过对比这些墓志与原籍地的史料,探讨了人口迁徙的规模、原因(如戍边、避乱、入仕)及其在中晚唐对关中地区社会结构的影响。对涉及少数民族(如突厥、粟特、鲜卑后裔)贵族或官员的墓志,则着重分析其汉化程度、文化认同的表达方式以及他们在唐朝军事与行政体系中的具体角色。 第五章 宗教与学术界的代表人物 新出土的墓志中包含若干与宗教、学术、艺术领域相关的人物。本章专门研究了涉及僧侣、道士、诗人、乐工及医学家的墓志。例如,对某些高僧的生平、寺院隶属关系的考证,有助于我们理解佛教或道教在长安周边的传播情况和寺院经济的规模。对于文人墓志,则关注其诗文作品的存佚情况,及其在唐代文坛中的地位。 第三部分:丧葬制度与文化意蕴的深层解析 第六章 隋唐丧葬礼仪与制度的物证 墓志不仅是人物传记,更是丧葬制度的直接物证。本章将墓志的规格、墓葬形制与随葬品(如明器、壁画、玉器)进行综合分析,以考察隋唐时期丧葬礼仪的继承与演变。重点探讨了墓志中对“孝道”的强调、对来世信仰的描绘,以及对墓主生前社会地位的僭越或恪守情况。通过对比不同等级墓葬之间的差异,勾勒出唐代丧葬制度的阶层化特征。 第七章 墓志文本中的伦理观念与女性书写 隋唐社会对女性的定位在墓志文本中有所反映。本章专门分析了女性墓志,包括贵族妻妾、命妇以及地位较高的女冠的志文。研究其志文中对女性德行、宗族关系、婚嫁经历的描述,探讨唐代“贤妻良母”的典范构建,以及女性在家族权力继承链条中的隐性作用。同时,关注墓志中对逝者生前人际网络(如姻亲、门生、故旧)的追忆,揭示唐代人情社会的复杂面貌。 第八章 隋唐思想文化在墓志中的投射 墓志铭文往往是逝者生前思想观念的集中体现。本章深入挖掘墓志中引用的典故、诗句、宗教术语(如佛教的轮回观念、道教的羽化飞升思想)。通过对这些文化符号的解读,分析了儒、释、道三教思想如何相互渗透,共同塑造了隋唐士人的生死观和宇宙观。特别是对于反映时代精神和审美情趣的辞藻和对偶句式的研究,有助于把握当时知识分子的集体心理倾向。 结语:高阳原墓志群的历史贡献 本书最后总结了这批新出土墓志对现有史料体系的补充和修正价值,它们为研究隋唐史提供了第一手的、未受后世修史者过多干预的珍贵信息。高阳原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唐代都城周边社会生态、文化互动及丧葬历史的认知。本书的研究方法论——即考古学、文献学、碑志学和历史地理学的多学科交叉融合,也为未来类似遗址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