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埃尔默像每一个犹太好小孩那样，对法律很感兴趣，尤其是萨柯-万泽蒂案件对埃尔默产生了深刻影响。这起案件是指控两名无政府主义者移民犯有谋杀罪。他被这起案件深深触动，于是研究了有关该案的全部材料。他当时就认为而且现在仍然认为，萨柯和万泽蒂两人是无辜的。当这两人终于在1927年被处决时，他受到极大的震动。

　　与此同时，自少年时代起，他的一生一直没有放弃过写作。说来令人奇怪，埃尔默还对建筑学感兴趣。因此，他常常不知道自己究竟应当去当一名律师、一位作家，还是一名建筑师。不知怎的，环境促使埃尔默上了法学院。但他绝不仅仅是一名律师，他还一直是一位作家，还一直参与房产事务。他差不多是所有的房产集团的“总裁”，他为解决退伍军人的住房问题和贫苦人的住房问题而斗争，通过邮局寄给他的邮件，上面的地址常常只写“芝加哥房产先生收”。

　　1929年美国证券市场出现暴跌后仅仅几个月，埃尔默从法学院毕业，毕业后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才在一家法律事务所找到工作。他作为一名律师，每周的总收入为十五美元。这是一家与政治密切相关的法律事务所，名叫爱泼斯坦-阿维法律事务所。埃尔默要办理各种案件，他们与其说付给他金钱，不如说给他以赞美!埃尔默常常在早晨七点到达那里，他们往往嘲笑他说：“谁希望你这样卖力工作呢?”

　　埃尔默正在为成为一名合格的律师而努力。他处理过世上的种种事情，从而拥有一些非常有趣的经历。他处理过一件争夺激烈的大财产案。一天，在法院审理这起案件时，他和同事前往法院。他带着主要合伙人麦金纳的公文包。当法院传唤这起案子的有关人员时，麦金纳回答说：“准备就绪!”接着，使埃尔默感到震惊的是，他转向埃尔默并对埃尔默说：“埃尔默，这是你的案子。”结果，埃尔默非常幸运地赢得了胜诉。

　　埃尔默承办了很多饶有兴趣的案件，如：利奥波德案、杰克·鲁比案等等。他是通过“内战”而参与利奥波德一案的。他是“内战”圆桌会议的创办人之一。他作为一名和平主义者，对“内战”颇为关心。该圆桌会议的成员之一是利奥波德的大哥，当然，他用的是不同的名字。他常常对埃尔默讲自己家庭的悲剧。埃尔默开始努力争取利奥波德出狱时，与其说是他的大哥的律师，不如说是这位大哥的顾问。在他的大哥去世后，利奥波德写信给埃尔默，要埃尔默去探望他。那时，他写好了自己的著作《生命加九十九年》。埃尔默成了与这本书有关的律师。利奥波德说，他希望埃尔默作为他的诉讼代理人，为争取出狱而努力。埃尔默说，尽管他参与办理过许多刑事案件，但他不是一名刑事诉讼律师。利奥波德说：“正因为你不是一名刑事诉讼律师，我才希望你成为我的律师。”

　　埃尔默律师在上大学之前，就认识克莱伦斯·丹诺，埃尔默去听他的讲座并与他通信。埃尔默曾代表弗兰克·哈里斯去见丹诺，因为哈里斯要求埃尔默为他聘请丹诺作为他的辩护律师，如果说他来到美国是由于撰写《我的生活和爱情》而被捕的话，丹诺表示同意。他还非常欣赏丹诺一再讲的话：对你的诉讼委托人来说，你不仅是他的一名律师，而且还必须是他的一位朋友。

　　埃尔默已成为这样的人，他的有些密友就是诉讼委托人。他总是精心准备，在有关《北回归线》的案件中，格罗夫出版社社长巴尼·罗塞特说，他对诉讼的准备程度几乎令人惊叹。埃尔默在办理每个案件时，从不考虑自己能够忍受的限度，他总是努力工作。在他整个工作期间，收费问题总是使他感到伤脑筋，他从不知道怎么收费。如果能按常规收费、按小时收费或按收益的提成收费，他总是乐意接受，照此办理。埃尔默的儿子是另一个方面的一名出色的律师，他的收入比埃尔默收入最多时高出几倍。

　　埃尔默还始终反对死刑，他的这种看法部分是由于他阅读了《圣经·旧约》，即使在犹太教公会的控制下，也没有仅仅根据环境证据而能把人判处死刑的情况，这种教导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埃尔默还从他在芝加哥时的经验得知，在被判处死刑的问题上，种族是一大因素。在15年中，他几乎没有一天不在设法通过说服使人相信：一个人是否被判死刑，更大的可能性取决于机遇或肤色。多年来，现在是法官的威利业德·拉泽斯律师和埃尔默仔细研究了伊利诺伊州的每一起死刑案件。他们可以肯定，被判处死刑的每一个人，都恰当地提出了上诉，即使是他们不得不亲自处理的案件，也是如此。在这几年期间，伊利诺伊州没有人被处死。

　　埃尔默最了解的死刑案件是送交联邦最高法院的威瑟斯庞案件。威瑟斯庞原来的律师问埃尔默：“你是否愿意作出努力，请求行政当局给比尔·威瑟斯庞以宽恕?”威瑟斯庞在可悲的情况下，杀死了一名警官。

　　埃尔默律师向州长提出了一项强烈要求宽恕的请求，并列举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证人。接着，威瑟斯庞恰恰做了埃尔默劝告他不要做的事情：在未同律师磋商的情况下，他以个人的名义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了一项人身保护请求。这一请求终于导致联邦最高法院对威瑟斯庞一案作出裁决：禁止以下的人担任起诉人，即由于在良心上有顾忌而自动反对死刑的陪审员和主张在死刑案中采用绞刑的陪审员(斯图尔特法官称之为“主张绞刑的陪审员”)。

　　由于埃尔默律师的高超辩护，比尔·威瑟斯庞最终成功地获准假释。他现在居住在密歇根州，做帮助别人解决困难的工作，他已非常美满地结了婚。

　　2.“作为一位律师享有良好的声誉”

　　1969年3月22日，正当玛丽·加姆皮特罗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一个购物中心溜达时，有人把一本小册子塞到她的手中。她回到家里后，才闲散地随便翻阅这份有人主动给她的印刷品。小册子的标题是《诬陷，理查德·努奇奥向警察开战》。

　　玛丽从这种小号字体印刷品中得知，这本小册子的内容转引自《美国舆论》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名叫艾伦·施坦格。小册子上介绍他是“初学者之廊的一名前业务编辑”，他“刚从芝加哥做了一次调查性旅行回来，他在那里对理查德·努奇奥案件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

　　玛丽在草草翻阅这本小册子时，发现有埃尔默·格茨的照片，而埃尔默是她的丈夫韦恩的雇主。她感到震惊。照片下面的文字说明写着：“红色协会的埃尔默·格茨捉弄努奇奥”。

　　埃尔默阅读了玛丽带给他的这本小册子。在他阅读时，玛丽外出购物。埃尔默发现，促使施坦格写这篇文章的事件是，芝加哥警察理查德·努奇奥因开枪打死了一个名叫罗纳德·纳尔逊的青年而于1968年8月被法院判决犯有凶杀罪。促使施坦格指责埃尔默·格茨，是由于这位芝加哥的律师代表纳尔逊家属向努奇奥提出要求赔偿损失的民事起诉。

　　施坦格别有用心地把这两起不同的案件挂起钩来。他在文章中指责埃尔默积极参与了“共产党人向警察开战”，而这种开战是一种全国性的大阴谋，旨在摧毁地方上的警察，“以便共产党人能推行他们的极权主义专政”。施坦格说，指控警官努奇奥谋杀纳尔逊是要诬陷努奇奥，而“精心组织”这次行动的出谋策划者就是埃尔默。

　　施坦格还把这位芝加哥的律师称作是“列宁主义者”和“共产党的先锋队员”。施坦格提出这些指责的证据是——“芝加哥人需要了解格茨的惟一事情”——埃尔默同“共产党的全国律师协会”的关系，但没有举出两者间关系的日期。

　　小册子并没有说明哪个组织出版《美国舆论》，也没有说明哪个组织给艾伦·施坦格的文章以报酬。不过，埃尔默·格茨很快就了解到，施坦格的新闻记者式的抨击是由约翰·伯奇协会主谋和资助的。

　　20世纪60年代期间，伯奇协会是那些应麦卡锡主义而生、靠冷战偏执狂而滋长起来的右翼激进派团体中最大最活跃的一个团体。伯奇协会成员由于他们的“控告厄尔·沃伦”运动，掀起反对美国参加联合国的进军而臭名昭著。他们有意识地采取的策略是，确定他们要攻击的敌人，安排一些人“抛头露面”，由后者在无伤大雅的名义的掩盖下达到目标。

　　伯奇协会的那些抛头露面的人士往往制造一些极端事件，如“警告共产党商品进入当地企业委员会”，该委员会反对波兰的火腿和捷克的玻璃器皿。另一些抛头露面的人试图做一些比较受人欢迎的事，“支持你的当地警察”运动散发了大量的小传单和8万6千册施坦格写的关于努奇奥案件的小册子，把伯奇协会成员同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联系起来。

　　在所有的右翼激进派团体中，伯奇协会的成员专门提出“叛国”的指控。罗伯特·韦尔奇原先在波士顿的一家家庭糖果企业工作。1958年他放弃了这个工作，成立伯奇协会，对共产党人进行攻击。

　　韦尔奇在把美国领导人叫作卖国贼之时并没有党派偏见。他在为期两天的伯奇协会成立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以及以后每隔两周一次对伯奇协会新成员发表的讲话中，一再指责富兰克林·罗斯福犯有“真正的叛国罪”，理由是他在大战期间同苏联人达成了协议。后来，韦尔奇又指责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是“共产党阴谋的自觉代理人”。尽管韦尔奇不久否认了这种指责，但它通过诸如巴里·戈德华特这样的保守派散布了恐怖气氛。戈德华特在1994年总统竞选时回避了韦尔奇的签名支持。保守派有了像韦尔奇这样的朋友，就不需要敌人了。

　　虽然伯奇协会对其会员人数保密，但是据观察家们估计，在20世纪60年代初，伯奇协会会员约有五万美国人。有三名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也参加了伯奇协会，但在其会员资格成为选举时的一个问题后，每个众议员在选举中都吃了苦头。

　　伯奇协会会员对暴露高层人士的“叛国罪”有着强烈的欲望，为了满足这些人的欲望，伯奇协会办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刊物——《美国舆论》，每月出一期，登载由一批人数比较固定的自由撰稿人写的文章。

　　从1963年开始到1985年这本伯奇杂志停刊这段时间内，艾伦·施坦格为它写过100多篇文章。他擅长于利用报刊的片断资料、共产党人的只言片语和国会红色搜寻小组的索引材料，断章取义，拼凑成攻击文章，搞打一枪就溜走式的新闻报道。施坦格在炮制其右翼激进派作品时，是不会花较多时间仔细琢磨的。他喜欢用三个词组成的句子，惯于搞“叛国罪”指控。施坦格还忍不住把埃尔默·格茨同那些在芝加哥游行示威反对越战的“卖国贼”挂起钩来。

　　伯奇协会的会员们没有预料到他们的受害者会起诉他们犯诽谤罪，联邦最高法院的先例是，社会著名人士难于在破坏名誉诉讼中因名誉受到损害而得到金钱赔偿，艾伦·施坦格指控埃尔默·格茨是“列宁主义者”和“共产党的先锋队员”，但是伯奇协会的会员们没完美的辩护：美国名律师胜诉案例精选电子书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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