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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梁士诒(1869—1933)，北洋军阀旧交通系首领。广东三水人，清光绪年间进士。1897年任国史馆协修，1903年入袁世凯幕，任北洋编书局总办。1911年为大清袁世凯内阁署邮传部大丞。辛亥革命后，任民国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交通银行总理、署财政部次长，成为旧交通系首领。1918年6月任交通银行董事长。8月出任安福国会参议院议长，依附于北洋军阀，1921年12月，出任内阁总理。1925年2月应段祺瑞之约，赴北京参加“善后会议”。不久任“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长、交通银行总理、关税特别委员会委员。1927年初，任张作霖控制的政治讨论会会长、税务督办。广东籍的梁士诒，在近代中国政坛举足轻重。研究民国建国史、民国政治史、袁世凯政权史、北洋军阀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日关系史等方面，都不能绕开梁士诒这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岭南文库》曾出版李吉奎著的《梁士诒传》，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参考著作。今由李吉奎教授编辑整理《梁士诒年谱》，并附大量首次出版的有关梁士诒的史料。本书收入《岭南文库》。

内容简介

　　《梁士诒年谱(套装上下册)》广东籍的梁士诒，在近代中国政坛举足轻重。研究民国建国史、民国政治史、袁世凯政权史、北洋军阀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日关系史等方面，都不能绕开梁士诒这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岭南文库》曾出版李吉奎著的《梁士诒传》，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参考著作。

前言/序言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即梁士诒年谱，以下称《梁谱》）于1939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46年第二次印刷。因系自费印刷，印数不多，流传不广。1962年，台北文星书店出版《中国现代史料丛书》（吴相湘主编），将之收入影印。因环境所限，此影印本仅在港台及海外发行。1985年，上海书店亦据商务版影印，收入《民国丛书》第二编（历史、地理类）第八十五种。现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将《梁谱》作为《岭南文库》之一种，重加影印刊世。 《梁谱》刊印时，初无序跋，仅有《例言》六则。该书署名“凤冈及门弟子编”。凤冈书院乃梁士诒在籍设帐授徒之所，“及门弟子”者，台版指为梁氏之幕僚岑学吕。然据《梁谱》《例言》所称，“本书前后纂辑，中经多手，但承先生亲知鼎助，或供给资料，或指示体裁，或司理校刊，始克出版”，是该书之完成，非可仅归功一人，固无疑也。《例言》称，“此编掇拾网罗，时经五载”，而书稿付印于1939年12月，则其着手当在1935年前后。据《张元济年谱》（柳和城等编著，1991年，北京商务印书馆）记载，1934年4月20日，叶恭绰致函张元济，为编《梁燕孙年谱》，询问经济特科阅卷大臣姓名、录取人名、考试题目及遗闻轶事。由于叶氏与商务印书馆主持人张元济关系密切，故于史事有所咨询，且将书稿交商务出版。可以认为，叶恭绰作为梁士诒的密友和第一助手，是《梁谱》编纂之主导者和财力支持者。
　　《梁谱》始编于抗战爆发前，成书于日伪统治时期，当时兵燹满地，民不聊生，居此乱世，尚能编成此书，固自不易。但该书出版之日，有读之者评价甚低。1940年9月5日，张元济致函顾廷龙（时任上海合众图书馆总干事），询代合众图书馆从友人处乞得《三水梁燕孙年谱》一部收到否？实际上，顾氏在9月3日已收到此书，其年谱称：“又（收）到《梁燕孙年谱》二册。先生（按指顾氏）于此年谱多有批评：‘叙述时事极多，惟皆近乎报纸体裁，空论饰词太多，体例不纯。电稿或载或不载，不相呼应。语语欲谋洗刷当时之讥，于洪宪称帝时尤盛（甚?）’”。龙且“以为年谱之作，必须数十百年之后，听恩怨胥泯后为之，乃称史实。若梁谱所叙梁之谈话，以及三言两语，何以编者能闻而牢记之？谓有日记，然亦不能记两人之言而不误也。于是对以前达官年谱之简要，真可推为客观矣。是非今日时流所知也。”（《顾廷龙年谱》，200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顾氏日记，自说自话，当时并未公开。顾氏曾为吴大澂（愙斋）编撰年谱，此言近似夫子自道。二十二年后，吴相湘在《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影印本）前言中所叙，与上引顾说颇有异同，略谓：“岑学吕所写《梁谱》两卷，叙梁氏生平行谊，有关交通、外交、财政、金融、经济诸大端，甚为详尽，且附记当时重要史实及文字甚夥，乃至政令文教，亦旁征博引，不厌其琐。与一般编制年谱之过于简略者，实则别具体裁。然就其包含如许丰富的原始资料而言，殊有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又谓，“大抵梁氏一生，毁誉参半，名满天下，而谤亦随之。且以喜用权谋之故，往往形迹不为人所谅，其衷曲亦无由大白于世。《梁谱》于此等处，有为之辩护而转难泯其掩饰之迹者，有举其内幕为人所不知或知之不甚详者，亦有意在隐讳而事迹反晦而不明者。”（《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1962年，台北文星书店）其所谓“动而得谤，名亦随之”，若见黑而愈描，当明而不辨，真是撰谱之人不以读者为心也。
　　顾吴二人均系学界名宿，取向不同，评论有异。众所周知，梁士诒之被指责而《梁谱》所载见黑而愈描、当明而不辨者，其为两大端。前者指替梁士诒被定罪为“帝制犯”辩解，是愈描愈黑也。梁氏之于帝制活动，虽非得已，然先消极而后积极，证据俱在，辩之何益？后者指华府会议解决胶路问题，梁之所说究竟是“借款赎路（自办）抑“借日款（赎路）自办”，此为阁员勾结洛吴，指为“卖国媚外”而攻倒梁阁之要害，而该谱编撰当明而不辨，或所辨不足以明是非，至使真相不明者也。为弥补缺憾，1970年（庚戌），由叶恭绰述，愈诚之笔，在香港出版了《太平洋会议会前后中国外交内幕及其与梁士诒之关系》一书，通过史料，澄清梁阁之倒与胶路关系，证明绝无“借日款自办”之事。但因此书在内地并未公开发行，知之者少，撰述者往往沿用旧说，指梁为“卖国媚外”，故治此段史事而引用《梁谱》者，未可囿于《梁谱》也。
　　梁士诒生平不记日记，生前亦未编文集、写回忆录（或自传）。《梁谱》编撰者如何收集资料，不详。按理应从其家属故旧寻求支持，以期完善。然而，编撰者似未清理过香港梁氏居所所保存之资料。1986年，香港苏文擢教授受梁氏家属委托，将梁宅收藏有关梁氏之书翰照片，汇印成《梁谭玉英居士所藏书翰图影存》（以下称《影存》），自费印刷赠送。1989年冬，三水县政协在广州举办“梁士诒史料征集研讨会”，随后，以《影存》为基础，编印《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梁士诒史料集》（下称《史料集》），公开发行。《史料集》编者虽从北京、上海等处档案馆获得若干资料，然受条件所限，未能有更大进展，故有关梁氏资料之搜集，远不能称之为完备。
　　岭表地区自开发以来，二千余年间，人文蔚起。近代以降，得风气之先，引领风骚，独步神州，其载入史册之人物事件，斐然可观，交通系领袖梁士诒，固其中之佼佼者。然对此人之研究，则殊欠充分。2005年，《岭南文库》曾出版传记《梁士诒》一书，对记叙梁氏生平志业，不无作用。今《梁谱》既不易觅，又为研究者所需，故《岭南文库》决定将之影印发行。年谱、传记，体裁不同，视角有异，二者并行，或相得益彰。
　　梁氏逝世后，治丧机构曾编印《梁燕孙先生哀挽录》一册。哀挽之词，虽未可以作信史，然臧否异同，亦可概见时流之所见。今作为《梁谱》附录之一收入。为补该谱史事记述之不足，本书编辑辑录资料若干篇，是为附录之二。年谱之有附录，本书并非创举，意在有裨原谱而已。
　　梁氏去世至今已八十年。八十年来，国家变化，天翻地覆。梁氏当年始创之交通银行及其经营之国有铁路，非但在继续运作，且兴旺发达，超越梦想。今日中国，外汇储备超过三万亿美元，雄冠全球；铁路总长度位居世界第二；梁氏未闻未见之高铁，总长度为世界第一。盛况如斯，曾经统辖全国交通金融而苦苦挣扎于外债如山、国库如洗窘境中之梁“财神”，若九原有知，亦当莞尔而笑矣。
　　李吉奎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于广州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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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错的书，值得一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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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宗教在社会生活中起主要作用，也对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包括建筑、雕刻、绘画、工艺美术。 建筑：这一时期的建筑有独特的成就。 两河流域南部原是一片河沙冲积地，没有可供建筑使用的石料。苏美尔人用粘土制成砖坯，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为了使建筑具有防水性能，他们在墙面镶嵌陶片装饰，类似现在的马赛克。 苏美尔人最重要的建筑为塔庙。是建在几个由土垒起来的大台基上，这种类似于梯形金字塔的建筑被称为“吉库拉塔”。乌鲁克神庙是塔庙的最典型的代表。 乌鲁克城废墟上的这座塔是残留的最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塔庙（层进式神庙）之一。据考证，塔庙建于公元前21世纪，它是乌尔那姆（Nammu）国王为了表示对生育女神的尊敬而建的。 雕刻：这一时期的雕刻相当发达。 苏美尔人的圆雕像很可能是用于宗教目的。雕像身体呈圆拄形，双手捧于胸前，姿势虔诚，面部表情平静划一，眼睛瞪得很大，流露出纯真、朴实、专注的表情。 阿卡德人的雕刻具有更强的写实性。在尼尼微出土的《萨尔贡王青铜头像》刻画写实。神志庄严威严，个性坚毅，显示出精湛的工艺水平。《纳拉姆辛浮雕石板》以其写实的手法刻画了纳拉姆辛王率军政府山地的历史场面。对角线的构图使浮雕具有动感和空间感，简单的风景刻画表现了特定的环境。 绘画：现存的苏美尔绘画代表作为乌尔城出土的军旗，即在刷有沥青的木版上用贝壳、闪绿石、粉红色石灰石镶嵌成的战争和庆祝胜利的场面。画面共分三层，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逐步展开，人物、动物、器物的安排有条不紊。人物形象以侧面、正身、侧足为主，倾向于平面的描绘。色彩对比鲜明，四周和各层之间用几何形装饰，很象一幅挂毯，具有浓厚的装饰性。 工艺美术：苏美尔人是古代最杰出的工艺美术师，他们留下了大量精美的工艺品，如黄金器物、武器、金头盔、匕首、乐器等。 苏美尔人的牛头竖琴是最古老的精美乐器。琴架顶部以牛头作为装饰，用天青石和金箔制成，牛的神志表现得十分生动，顾起的牛鼻似在翕动。琴身由黄杨木制成，正面在沥青上用贝壳镶嵌着人和动物，表现了古代神话中的英雄吉尔伽美与双头公牛以及一些神化的动物在进行人类活动的情景，具有浓厚的奇异色彩。 编辑本段 （二）巴比伦美术 巴比伦人在文化上继承了苏美尔人—阿卡德人的传统。（可惜，迄今为止所发现和保存的巴比伦美术作品却为数不多。）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是汉漠拉比法典石碑。 汉漠拉比建立了庞大的巴比伦王国，并颁布了著名的汉漠拉比法典。法典刻在黑色的玄武岩石碑上，上部为浮雕，下部为文字。浮雕刻画了汉漠拉比王肃立在太阳神的宝座前，听他口授法典。太阳神的威严和汉漠拉比的谦恭形成有力的对比，整个场面充满了宗教的虔诚和严肃。 编辑本段 （三）亚述美术 简介 公元前1600年前后，巴比伦被加喜特人灭亡。以后的600年中，两河地区文化处于退化时期。 野蛮加喜特人很少创造出杰出的艺术成就，而在底格里斯河上游的亚述高原兴起了另一支闪米特人，他在公元前10世纪前后兴起，史称亚述人。 亚述人的性格极为膘悍，崇尚武功。他们连年进行对外征服战争，征服了整个两和地区和埃及，成为盛极一时的亚述帝国。但这个矛盾重重的大的国并不长久，在内外矛盾的夹攻之下于公元前612年灭亡。 亚述人在文化上同样受苏美尔人影响，但却不具有苏美尔人那种宗教的虔诚。他们的艺术主要为世俗生活服务，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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