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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周作人，中国新文学新文化史上一个巨大复杂的存在，他站在血腥飞舞、风雨迷茫的时代，亲历学术间的起落，深感历史的残酷。颇受争议，却难掩夺目风采。
2.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是现代文学史的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有不少评论家认为，周作人的文学成就要高于鲁迅。

3.周作人的散文，平淡如水、自然如风，展现出平和、空灵的人生境界，是中国散文史上的一座高峰。鲁迅晚年向斯诺夫人推荐周作人，认为他是中国优秀的散文家。

1.周作人，中国新文学新文化史上一个巨大复杂的存在，他站在血腥飞舞、风雨迷茫的时代，亲历学术间的起落，深感历史的残酷。颇受争议，却难掩夺目风采。
2.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翻译家、思想家。一生著译传世约一千二百余万字，其中翻译作品居一半有余。

3.周译特色有三：一是选目，二是译文，三是注释。所译多为世界文学经典之作，如欧里庇得斯的悲剧，路吉阿诺斯的对话，《古事记》，《枕草子》，日本 狂言和“滑稽本”等，取舍精当自不待言。周氏精通古希腊文、日文、英文等多种外文，追求直译风格，自家又是散文大师，所译总能很完美也很自如地传达原著的意味。周氏为译文所加注释向为其所重视，在译作中占很大比例，不妨看作是对相关外国的文学与文化问题的重要研究成果，而他一生置身于主流话语体系和正统思维方式之外，保证了这些注释不受时代局限，价值历久不衰。

1.周作人，中国新文学新文化史上一个巨大复杂的存在，他站在血腥飞舞、风雨迷茫的时代，亲历学术间的起落，深感历史的残酷。颇受争议，却难掩夺目风采。
2.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是现代文学史的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有不少评论家认为，周作人的文学成就要高于鲁迅。

3.周作人的杂文平和冲淡、趣味横生、博通古今、优雅慢调。

内容简介

周作人的文章属于耐看的一类，声名远远高于同代的作家，学问力度毫不逊于鲁迅。他将思想家的意绪和艺术家的灵感汇于一身，以小品文的面目出现，叙天下经纬，议红尘旧事，形成了独立的文风。本书收入周作人《自己的园地》《苦雨》《乌篷船》等多篇经典散文、随笔，杂谈，篇篇精到，让读书观字之你我，随其恬淡之语感其情调之线，在枯燥的文学和历史中，找寻一点点光亮。

通过民国翻译大家周作人经典译本，重温日本文学、希腊文学的闲雅之美。

周作人的文章属于耐看的一类，声名远远高于同代的作家，学问力度毫不逊于鲁迅。他将思想家的意绪和艺术家的灵感汇于一身，以小品文的面目出现，叙天下经纬，议红尘旧事，形成了独立的文风。本书收入周作人《荣光之手》《日本管窥》《在女子学院被囚记》等多篇经典杂文、小品文、杂谈，篇篇精到，让读书观字之你我，随其恬淡之语感其情调之线，在枯燥的文学和历史中，找寻一点点光亮。

作者简介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岂明，号知堂、药堂等。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精彩书摘

（二）虾油黄瓜

我从朝鲜经由满洲到北京去的路上，想起来是在山海关左近的一站。有一种什么东西装在小小的篓子或是罐里，大家都在那里买。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想来总是北方名物吧，我也是好奇，便也买了一个。木刻印刷的标签上，看不很清楚的写着“虾油玉爪”。虾的油是什么东西呢？至于“玉爪”，更加猜不出是什么了，心想或者是一种盐煮的小虾米吧。便朝着篓子看，同车的日本人也伸过头来看，说这是什么呀。答说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呢！说是不知道就买了么，便大笑一通。

到了北京之后，打开盖来看时，这却很是珍奇。是一种盐渍的没有像小手指头那么粗的黄瓜，满满装着，像翡翠的碧绿。要得这样一篓——说是篓却是内外都贴着纸，涂过防水的什么东西——小黄瓜，以我们日本人的常识来说，不知要从几百株的藤上去采摘，而且这样小的黄瓜除了饭馆里用作鱼生什么陪衬，才很是珍重的来加上一两个，算是了不得。于是才知道，从前认作“玉爪”的原来是“王瓜”之误，便是日本所谓黄瓜。虾油者似乎就是盐腌细虾腐烂溶解的卤汁。后来留心着看，此物往往用作一种调味料，譬如我们叫作成吉思汗料理的烤羊肉，就必须用此，但是因为有一种异样的气味，所以对于日本人是不大相宜的。用了这种卤汁浸的黄瓜，味道很咸，不能多吃，但是当作下酒的菜却是极妙的。回国后过了十多年，偶然有一个在上海的友人，托人带了两瓶这东西给我，我很高兴能够再尝珍味，赶紧拿来下酒，可是比起从前在路上所买的，却没有那新鲜的风味，不觉大为失望。现今想起来，觉得那时胡乱买得一篓，真是天赐口福了。

在女子学院被囚记

刊一九二九年四月《华北日报副刊》

署名岂明

收入《永日集》

四月十九日下午三时我到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学院（前文理分院）上课，到三点四十五分时分忽然听见楼下一片叫打声，同学们都惊慌起来，说法学院学生打进来了。我夹起书包（书包外面还有一本新从邮局取出来的Lawall 的《四千年药学史》），到楼下来一看，只见满院都是法学院学生，两张大白旗（后来看见上书“国立北京法政大学”）进来之后又拿往大门外去插，一群男生扭打着一个校警，另外有一个本院女生上去打钟，也被一群男生所打。

大约在这时候，校内电话线被剪断，大门也已关闭了，另外有一个法学院学生在门的东偏架了梯子，爬在墙上瞭望，干江湖上所谓“把风”的勾当。我见课已上不成，便预备出校去，走到门口，被几个法学院男生挡住，说不准出去。我问为什么，他们答说没有什么不什么，总之是不准走。

我对他们说，我同诸君辩论，要求放出，乃是看得起诸君的缘故，因为诸君是法学院的学生，是懂法律的。他们愈聚愈多，总有三四十人左右，都嚷说不准走，乱推乱拉，说你不用多说废话，我们不同你讲什么法，说什么理。我听了倒安了心，对他们说道，那么我就不走，既然你们声明是不讲法不讲理的，我就是被拘被打，也决不说第二句话。于是我便从这班法学院学生丛中挤了出来，退回院内。

我坐在院子里东北方面的铁栅边上，心里纳闷，推求法学院学生不准我出去的缘故。在我凡庸迟钝的脑子里，费了二三十分钟的思索，才得到一线光明：我将关门，剪电话，“把风”这几件事连起来想，觉得这很有普通抢劫时的神气，因此推想法学院学生拘禁我们，为的是怕我们出去到区上去报案。是的，这倒也是情有可原的，假如一面把风，剪电话，一面又放事主方面的人出去，这岂不是天下第一等笨汉的行为么？

但是他们的“战略”似乎不久又改变了。大约法学院学生在打进女子学院来之后，已在平津卫戍总司令部，北平警备司令部，北平市公安局都备了案，不必再怕人去告诉，于是我们教员由事主一变而为证人，其义务是在于签名证明法学院学生之打进来得非常文明了，被拘禁的教员就我所认识，连我在内就有十一人，其中有一位唐太太，因家有婴孩须得喂奶，到了五时半还不能出去，很是着急，便去找法学院学生要求放出。

他们答说，留你们在这里，是要你们会同大学办公处人员签字证明我们文明接收，故须等办公处有人来共同证明后才得出去。我真诧异，我有什么能够证明，除了我自己同了十位同事被拘禁这一件事以外？自然，法学院男生打校警，打女子学院学生，也是我这两只眼睛所看见，——喔，几乎忘记，还有一个法学院男生被打，这我也可以证明，因为我是在场亲见的。

我亲见有一个身穿马褂，头戴瓜皮小帽，左手挟一大堆讲义之类的法学院男生，嘴里咕噜的，向关着的大门走去，许多法学院男生追去，叫骂喊打，结果是那一个人陷入重围，见西边一个拳头落在瓜皮帽的上头，东边一只手落在瓜皮帽的旁边，未几乃见此君已无瓜皮帽在头上，仍穿马褂挟讲义，飞奔地逃往办公的楼下，后面追着许多人，走近台阶而马褂已为一人所扯住，遂蜂拥入北边的楼下，截至我被放免为止，不复见此君的踪影。

后来阅报知系法学院三年级生，因事自相冲突，“几至动武”云。我在这里可以负责声明，“几至”二字绝对错误，事实是大动其武，我系亲见，愿为证明，即签名，盖印，或再画押，加盖指纹，均可，如必要时须举手宣誓，亦无不可也。

且说法学院学生不准唐太太出去，不久却又有人来说，如有特别事故，亦可放出，但必须在证明书上签名，否则不准。唐太太不肯签名，该事遂又停顿。随后法学院学生又来劝谕我们，如肯签字即可出去，据我所知，沈士远先生和我都接到这种劝谕，但是我们也不答应。法学院学生很生了气，

大声说他们不愿出去便让他们在这里，连笑带骂，不过这都不足计较，无须详记。

那时已是六时，大风忽起，灰土飞扬，天气骤冷，我们立在院中西偏树下，直至六时半以后始得法学院学生命令放免，最初说只许单身出去，车仍扣留，过了好久才准洋车同去，但这只以教员为限，至于职员仍一律拘禁不放。其时一同出来者为沈士远、陈逵、俞平伯、沈步洲、杨伯琴、胡浚济、王仁辅和我一共八人，此外尚有唐赵丽莲、郝高梓二女士及溥侗君当时未见，或者出来较迟一步，女子学院全体学生则均鹄立东边讲堂外廊下，我临走时所见情形如此。

我回家时已是七点半左右。我这回在女子学院被法学院学生所拘禁，历时两点多钟之久，在我并不十分觉得诧异，恐慌，或是愤慨。我在北京住了十三年，所经的危险已不止一次，这回至少已经要算是第五次，差不多有点习惯了。

第一次是民国六年张勋复辟，在内城大放枪炮，我颇恐慌，第二次民国八年六三事件，我在警察厅前几乎被马队所踏死，我很愤慨，在《前门遇马队记》中大发牢骚，虽马是无知畜生，但马上还有人，不知为甚这样胡为之语。

以后遇见章土钊、林素园两回的驱逐，我简直看惯了，刘哲林修竹时代我便学了乖，做了隐逸，和京师大学的学生殊途同归地服从了，得免了好些危险。现在在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学生手里吃了亏，算来是第五次了，还值得什么大惊小怪？

我于法学院学生毫无责难的意思。他们在门口对我声明是不讲法不讲理的，这岂不是比郑重道歉还要切实，此外我还能要求什么呢？但是对于学校当局，却不能就这样轻轻地放过，结果由我与陈沈俞三君致函北平大学副校长质问有无办法，能否保障教员以后不被拘禁，不过我知道这也只是这边的一种表示罢了，当局理不理又谁能知道，就是覆也还不是一句空话么？

打开天窗说亮话，这回我的被囚实在是咎由自取，不大能怪别人。诚如大名鼎鼎的毛校长所说，法学院学生要打进女子学院去，报上早已发表，难道你们不知道么？是的，知道原是知道的，而且报上也不止登过一二回了，但是说来惭愧，我虽有世故老人之称，（但章士钊又称我是胆智俱全，未知

孰是，）实在有许多地方还是太老实，换一句话就是太蠢笨。

我听说法学院学生要打进来，而还要到女子学院去上课，以致自投罗网，这就因为是我太老实，错信托了教育与法律。当初我也踌躇，有点不大敢去，怕被打在里边，可是转侧一想，真可笑，怕什么？法学院学生不是大学生而又是学法律的吗？怕他们真会打进来，这简直是侮辱他们！即使是房客不付租金，房东要收回住屋，也只好请法院派法警去勒令迁让，房东自己断不能率领子侄加雇棒手直打进去的，这在我们不懂法律的人也还知道，何况他们现学法律，将来要做法官的法学院学生，哪里会做出这样勾当来呢？即使退一百步说，他们说不一定真会打进来，但是在北平不是还有维持治安保护人民的军警当局么？不要说现今是在暗地戒严，即在平时，如有人被私人拘禁或是被打了，军警当局必定出来干涉，决不会坐视不救的。那么，去上课有什么危险，谁要怕是谁自己糊涂。

前言/序言

北京的茶食

刊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八日《晨报副刊》

署名陶然

收《雨天的书》《泽泻集》和《知堂文集》

在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上买到一本日本文章家五十岚力的《我的书翰》，中间说起东京的茶食店的点心都不好吃了，只有几家如上野山下[]的空也还做得好点心，吃起来馅和糖及果实浑然融合，在舌头上分不出各自的味来。想起德川时代江户的二百五十年的繁华，当然有这一种享乐的流风余韵留传到今日，虽然比起京都来自然有点不及。北京建都已有五百余年之久，论理于衣食住方面应有多少精微的造就，但实际似乎并不如此，即以茶食而论，就不曾知道什么特殊的有滋味的东西。固然我们对于北京情形不甚熟悉，只是随便撞进一家饽饽铺里去买一点来吃，但是就撞过的经验来说，总没有很好吃的点心买到过。难道北京竟是没有好的茶食，还是有而我们不知道呢？这也未必全是为贪口腹之欲，总觉得住在古老的京城里吃不到包含历史的精炼的或颓废的点心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北京的朋友们，能够告诉我两三家做得上好点心的饽饽铺么？

我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货色，有点不大喜欢，粗恶的模仿品，美其名曰国货，要卖得比外国货更贵些。新房子里卖的东西，便不免都有点怀疑，虽然这样说好像遗老的口吻，但总之关于风流享乐的事我是颇迷信传统的。

我在西四牌楼以南走过，望着异馥斋的丈许高的独木招牌，不禁神往，因为这不但表示他是义和团以前的老店，那模糊阴暗的字迹又引起我一种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我不曾焚过什么香，却对于这件事很有趣味，然而终于不敢进香店去，因为怕他们在香盒上已放着花露水与日光皂了。

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

可怜现在的中国生活，却是极端地干燥粗鄙，别的不说，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

十三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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