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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八十年代中学生》后，著名摄影师任曙林全新力作。

一本带有自传色彩的回忆录，大量珍贵照片du家披露。

积淀多年，一次对影像的文学化书写方式的尝试。

用笔尖与底片记录一代人的青春与成长。

北岛、陈丹青、鲍昆、郝蕾、老狼、邹静之、史航 诚挚推荐

内容简介

继《八十年代中学生》后，著名摄影师任曙林全新力作。

一本带有自传色彩的回忆录，大量珍贵照片du家披露。

积淀多年，一次对影像的文学化书写方式的尝试。

用笔尖与底片记录一代人的青春与成长。

在《不锈时光》中，作者袒露自己的青春与摄影之路：特殊年代的学生岁月、摄影的启蒙与摸索、拍摄《八十年代中学生》的前前后后、离开中学生之后的矿区拍摄、下海后的迷茫与顿悟、与父亲既简单又复杂的感情……敏锐捕捉那些胆大妄为的勇气、暧昧幽微的情愫、隐隐的愧疚与不舍、当头一棒的顿悟，正如我们每一个人曾经走过的青春。

作者简介

任曙林，著名摄影师，四月影会重要成员。1954年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摄影系。1976年开始摄影，师从狄源沧先生。代表作包括《先进生产者》《北京高考》《八十年代中学生》《矿区劳动者》《山区女孩二十年》《气息》《两个女人》等。2009年、2010年连续两年获得“年度摄影家”称号。2010年获得平遥国际摄影节优秀摄影师奖。

目录

自序 /001

开学了 /009

我的中学 /021

童年时光 /023

“文革”中的少年 /043

中学时代 /065

卢沟桥畔 /095

卢沟桥畔 /097

星期五沙龙˙四月影会˙星星美展 /129

狄源沧先生 /147

影友池小宁 /153

悠悠黄花城 /163

停滞的黄昏 /165

一片风光 /175

边墙人家 /185

从妙峰山到中学校园 /199

爬野山 /201

初拍校园 /225

再拍高考 /231

闪进教室 /237

脚和后背 /247

夏日的回忆 /257

高三学生 /267

没有老师的旅行 /273

新春联欢会 /281

贺年片 /289

放学时分 /297

寂静的校园 /305

男生和女生 /313

二十年后再相聚 /319

走过青春 /325

青春颂 /327

闹世界 /337

一七一中学的她 /345

离开中学生的日子 /361

矿区劳动者 /363

下海 /373

798˙气息 /387

天马行空，行色匆匆 /403

初夏 /439

我和父亲 /463

精彩书摘

　　自序

　　我是任曙林，1954年出生于北京。父亲是1949年进城的军人，母亲生长在北京，家庭有满族正蓝旗的血统。我算是北京人，不是原住民。

　　我在北京的三里河长大，那里紧靠着玉渊潭地区，我小时候常常去那里玩。五六十年代的玉渊潭是一片真山真水。我很小就进了幼儿园，是全托，只有周末在家里睡觉。七岁上小学，每天要挤汽车好几站，不记得有大人陪着。上中学不久，参与了学校的事情，就搬到学校住，时常周末也不回家。初中后当了工人，基本就是春夏秋冬都在工厂了。我算是离开家比较早的人吧。

　　父亲是农民出身，喜好大自然里的东西。在他的带领下，我心中最早的一些意象就来自那山那水，那西天的云霞。由于“文化大革命”，父亲的照相机很早就落在了我的手里，不知不觉中它成了我无言的伙伴，忠心耿耿，不离不弃。

　　拍照片对于我就像是增加了一只眼睛，看见了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在我看来，学生与矿工没有区别，都能勾起我遥远的遐想，至于798的房子就是生命的舞动。我身边的女人与不相识的女人都是一面镜子，可以看见不熟悉的自己，至于那个小孩儿简直就是我前世的弟兄了。

　　我喜欢爬山，山里的一切胜过拍照片，那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不会有什么意义在眼前晃动。慢慢地，眼前的景与物恍惚成了自己，总想进入其中遨游驰骋，那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照片是个幽灵，也像个黑洞，诱惑着我痴迷不返。

　　我有时会想到，如果有外太空的生命来造访我们，也许只有照片可与他们沟通。在照片中，人们是没有年龄的。

　　“文革”中的少年

　　1966年的9月1日不再意味着开学，那年的夏天与秋天连成了一片，我迎来的是随意飘荡的日子，学校似乎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夏天，忽然就开始了，学校停了课，正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我，开始了近乎无人管理的生活。母亲在地质部工作，许多大人把在野外生存的劲头都用在批斗部长、副部长身上。我去找过母亲，安静的办公大楼内外到处是大字报和高音喇叭声。我很兴奋，东跑西看，母亲担心，后来就不准我去了。

　　家中的保姆老王姨已经被迫辞退，因为解放前她们家曾有过丫鬟。我很喜欢听这个老大娘说话，很多老北京话都是从她嘴里听到的，长大后看《红楼梦》，有一半注释我都觉得多余，这么简单的词儿还用解释？她走了，家里安静了许多，街面上日益喧嚣，更衬托出家里的寂静。父母自顾不暇，我和妹妹经常三餐无着落，家里的温度都下降了，更愿意到外面去玩耍。

　　家里没有了保姆，学校又不上课了，看管妹妹的事儿只能由我来办。上街破四旧时不敢带上她，那是战斗有风险。帮着邮局卖《人民日报》可以带上她，一出去就是小半天，也不带水，干渴着回家再喝，其实卖报的钱就在妹妹兜里装着，那不能用，要一分不少地交回邮局去。有一回要和小伙伴去野玩，怕妹妹走不动拖累集体，我就把她反锁在厨房里了。斗志昂扬了小半天之后，还没到家门口就有细作来报：你妹妹在窗台上哭呢。我的头立马大了。我家住在一层，“文革”后都兴用粗铁丝在窗户上钉出网格状，鬼知道能防什么。厨房门被锁上，窗户又有铁丝，妹妹无奈一只脚伸出铁丝外，身子坐在窗台内侧哭泣。更可怕的是一群小孩儿在窗下围观，二百米外我就看见了，再近哭声入耳，我是无地自容、心乱如麻，内心甜酸苦辣，我这个哥哥呀。

　　母亲和家附近的厚德福饭庄联系好，每天中午，我带着妹妹去那里吃饭。中午去吃饭的有好几个小朋友，大家围在一张大圆桌周围，还挺高兴的。厚德福是一家河南饭庄，他们做的饭特别好吃。我还记得有一个小女

　　孩，每次都穿着漂亮的裙子，只是她吃得特别少，只向饭庄的叔叔要一小碗底的米饭。有一次做饭的叔叔开玩笑说，下次你就数几个米粒吃吧。一次我妹妹有意盛了一小勺放进她的碗里，吓得她赶紧说：吃不了吃不了。我妹妹也喜欢在外面玩，她为了能跟上趟和我出去玩，手弄破了什么的从来不哭。到了初中去农村拔麦子，还得过第一名呢。她不是那种娇气的女孩。

　　我们也去楼区小平房的一家吃过饭，那家孩子的父亲是个电工，家里有一儿一女，女孩比我妹妹大两岁。我妹妹没有干部子弟的那种骄傲，她们俩很是要好。后来我疯跑，妹妹就找她玩去了。也有一段时间舅妈舅舅住到我家里，我们也算有口饭吃了。总之，1966年夏天老王姨离开后，我和妹妹就开始了一种近乎漂泊的生活，直到1968年学校复课闹革命。虽说进了学校并没有上什么课，但总算有了去处。“文化大革命”后，我还学习过做饭，不会用碱就去买发酵粉蒸馒头，但是烙饼没有学会，妈妈说你这是“摇头晃脑”饼，太硬了咬不动。有一次要做个汤，我又来了邪劲儿，把家里所有的佐料都放进去一点儿。妹妹说不好喝，我是越来越有兴致，汤的颜色却越来越深，最后倒掉了。我还管理过家里的钱财。也不知为什么，忽然有一天，父母对我说，我们把工资交给你吧，需要买什么东西，你自己就记个账。我很兴奋，觉得天降大任，同时也有点儿临危受命的感觉。不管怎么说，我十分认真负责地干了一段时间。那时都买了什么，我不记得了，印象深的都是几毛几分的记录在一个横格本里，一行行的，整整齐齐，完后放在大衣柜的抽屉里，像个机密文件。那时的一元钱纸币比现在的大，在我心中是大钞票了。两元钱就可以买许多东西，五元钱的纸币不敢轻易动，如果拿到十元钱，觉得那纸币沉甸甸的，要放在贴身的地方。

　　怎么结束的，我已经忘了。现在想起来，有点儿后怕，总感觉那时候是否家里发生了什么。父亲早已故去，母亲也已年过九十，它成了我心中永久的疑问。

　　父亲在国务院工作，“文化大革命”前我放学后也经常去找他。那时我在西四上小学，坐几站无轨电车就到了中南海的北门。下车后我喜欢贴着一面大灰墙走一段，快到门口的墙体，离地一米高加厚出一层台，我一定要爬上去，离地一米的行走很是爽，又是贴着高墙，有点儿侠客的味道。这段台儿在到门口时逐渐变窄，以至消失，我每次都是坚持到无法下脚，只好跳下去。一抬头，门口的警卫已然在眼前。那儿的叔叔全认识我，他们站在塔状的木房子里，用眼睛同我打着招呼，而我则背着书包连跑带颠地进了那一片古香古色的院落中。

　　我很喜欢父亲的工作环境，都是特别古代的房子。下雨时，站在屋檐下淋不着，院子里到处是树和花草，总有鸟叫。那儿的房子全是平房，院子连着院子，互相都通着，我有时去转转，弄不好还会迷路呢。那时小学生的作业很少，一会儿就能做完，做完父亲就允许我出去玩了，他也落个清静。我最喜欢沿着水边走，一直向南而去，可以走到一段阶梯入水处，再往南，就有警卫拦住了，后来知道那里才是真正的中南海。我坐在阶梯上，很是奇怪这台阶怎么走到水里去了呢？抬头东望，一大片水中有个小岛，岛上有房子还有树。我很希望到那里去玩，但眼前只有水，没有船。多年后我才知道，光绪皇帝曾经被囚禁在那里，而长大的我只能在北海的桥上远远地向南眺望，边走边望，不允许停留。

　　那些年的许多下午，我都是在那些古老庭院里度过的。我可以坐在舒服的沙发上，就着茶几做作业，父亲是不容许我走近他的办公桌的。一次他去了厕所，我好奇地翻看桌子上的报纸，他回来后很严厉地说了我。父亲有时会把《参考消息》带回家去看，一次母亲看了几眼，父亲马上拿了过来，母亲叨咕了几句。那是机密文件吗？每次下班回家，锁好办公室的门，父亲会把钥匙放在窗户的木格子上，从来不把它带回家。

　　我不愿意待在他的办公室里，总是跑出去玩，转了不少地方。印象最深的是，在院子里游荡的人只有我一个，再就是不时遇到的警卫。他们总在走，而且总是两个人一起走，不停地走，在不时的相遇中，我们擦身而过，互相不说话，而大门口的警卫，有时还跟我逗几句。多少年后，我再路过中南海的北门，已经没有胆量靠近那里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也去找过父亲，那里的气氛已经不很宁静了，再后来，父亲不许我去了。1966年的深秋，有一天我坐车路过中南海，那熟悉的高大灰墙上贴满了大字报，一层层，许多人在那里喊叫。我熟悉的安静乐园突然变了，兴奋中我内心开始有了一点儿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