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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收藏家韦力的《觅词记》是传统文化遗迹寻踪系列丛书之一。全书凡四十篇，是对中国词人遗迹的勘访记录。共计四十余位词人，四十二处遗迹，百余幅古籍书影，近三百张实地图片，几千里路风尘，数载光阴流转，探访传统文明华彩篇章，追寻词风古韵沉淀千年的美。

作者简介

　　韦力，号芷兰斋，著名藏书家、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院兼职研究院。凭个人之力，收藏古籍逾十万册，四部齐备，被认为是中国民间收藏古善本超级多的人。著有《古书之爱》《古书收藏》《芷兰斋书跋集》《得书记》《失书记》《觅宗记》等，另有与安妮宝贝合著《古书之美》。、《糜烂》、《红颜》、《无力岁月》、《不属于我的日子》、《纯色的沙拉》，话剧剧本《世纪人生——董竹君》、《董竹君》(合作)等。

目录

01李白：西风残照，汉家陵阙02温庭筠：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03韦庄：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04李璟、李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05柳永：杨柳岸、晓风残月06张先：云破月来花弄影07晏殊、晏几道：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08灵寿韩氏：遍绿野，嬉游醉眼，莫负青春09苏东坡：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10黄裳：愿听了，一阕歌声，醉倒拚今日11黄庭坚：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12秦观：山抹微云，天连衰草13李纲：五陵萧瑟，中原杳杳，但有满襟清泪14李清照：凄凄惨惨戚戚15赵鼎：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16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17陆游：此身谁料，心在天山，身在沧洲18张孝祥：应念岭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19赵汝愚：空外笙箫，人间笑语，身在蓬莱20姜夔：二十四桥人在，波心荡，冷月无声21刘克庄：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22元好问：问世间，情为何物？23段克己、段成己：堂上客，须空白。都无语，怀畴昔24严蕊：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25陈子龙：只是你年年芳草，依旧江山如许26纳兰性德：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27郑板桥：难道天公，还箝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28刘熙载：此趣浑难说，歌向碧云天29蒋春霖：茫茫此恨，碧海青天，唯有秋知30王鹏运：兴亡事，醒醉里，恨悠悠31文廷式：高唱大江东，惊起鱼龙32郑文焯：竹响露寒，花凝云淡，凄凉今夜如此33朱祖谋：画栏更凭。莽乱烟，残照无情。34况周颐：愁入阵云天末，费商音、无端凄戾35梁启超：镇日飘零何处也，依旧天涯36王国维：厚薄但观妾命，浅深莫问君恩37夏承焘：化鹤归迟，拜鹃泪尽，关塞旧梦难寻38辛弃疾：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39张元幹：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如许

精彩书摘

　　柳永：杨柳岸、晓风残月

　　柳永在中国词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因为他的特殊经历，故柳永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专业词人，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上评价他说：“正如宋诗直到欧阳修等人登上诗坛才显示出独特的面目一样，宋词到柳永手中才发生重大的变化。”

　　词到了柳永时代，有了怎样重大的变化呢？《中国文学史》上接着说：“整个唐五代时期，词的体式以小令为主，慢词总共不过十多首。到了宋初，词人擅长和习用的仍是小令。与柳永同时而略晚的张先、晏殊和欧阳修，仅分别尝试写了17首、3首和13首慢词，慢词占其词作总数的比例很小，而柳永一人就创作了慢词87调125首。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

　　柳永之所以能够在词史上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除了他的聪明才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跟他的人生经历有较大的关系。

　　柳永出生在读书人家，他的祖父柳崇，虽然没什么功名，但也喜好儒道，《福建通志》上有《柳崇传》。而柳永的父亲柳宜，曾是一位官员，王禹偁在《小畜集》中说：“任监察御史时，多所弹射，不避权贵，故秉政者尤之，继出为县宰，所在有理声。”而柳永的叔父中也有几位是儒生，生活在这样的文化家庭中，这当然让柳永受到了很好的熏陶，所以他从小就立志要考取功名，而后出仕成为一位有作为的官员。

　　因为柳永的聪明使得他颇为自负，他作过一首名为《长寿乐》的词，他在此词中表达了自己定能取得功名的信心：“便是仙禁春深，御炉香袅，临轩亲试。对天颜咫尺，定然魁甲登高第。待恁时、等着回来贺喜。好生地，剩与我儿利市。”

　　柳永想象着他参加了殿试，皇帝亲临现场，而他自己也定然能够高中榜首，甚至他想象着回来后众人向他道喜的场景。可是现实并没他想象的那样美丽，经过一番折腾，他铩羽而归。这个结果大出他事先所料，因为期望值过高，这让他对落榜这件事颇为不满，于是写出了那首很有名气的《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柳永的这首词作得十分洒脱，他说自己因为一时大意，偶然失去了头魁的宝座，但他觉得无所谓，即使没有功名，他也觉得自己绝对能够达到一流的水平。既然那些人看不上自己，那不如就沉湎于女人堆中快快乐乐地享受，把那虚名换作人生的愉悦。

　　从柳永的人生志向来看，他还是有着正统的儒生观念，那就是通过苦读考取功名，而后通过做官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但越是聪明的人越会自负，因此一旦受到意外的挫折，那他暴发出来的不满之气则比普通人要大得多。

　　其实他的这首《鹤冲天》也不过就是考砸了后的一时发泄，但别人不这么看，有人抓住他的这首词，认为他的所写就是他真实心态的描绘。如果一般人这么想也就罢了，如果皇帝也这么想，那就成了天大的事儿，而不幸的是，正是因为柳永的词写得好，所以他的作品连皇帝都会留意，而这首《鹤冲天》就给他带来了大麻烦。

　　宋吴曾在《能改斋漫录》卷十六中载有这样一段话：“仁宗留意儒雅，务本向道，深斥浮艳虚华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景祐元年方及第，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

　　这段话的前三句是说，宋仁宗喜好高雅的儒学，他反感于社会的浮夸风气，而柳永喜好写艳词，这类的词显然不合宋仁宗的味口，恰好他的这首《鹤冲天》也被仁宗留意。某年，柳永又去参加科考，皇帝在御览时看到了他的名字，于是说：还是让他到女人堆中去享乐吧，何必要这样的浮名？！于是皇帝的一句话就断送了柳永的前程。

　　这样的结果显然柳永没有想到。其实他原本叫柳三变，因为皇帝记住了这个恶名，他为了让自己能够有转运的机会，于是就改名为柳永，此后他就就以柳永之名参加科考。可能真是换了个马甲，皇帝就不知道他是谁了，故到其晚年总算考中了进士，而后做了几任小官，他的最高职务是屯田员外郎，这个官的级别仅是从六品。可见，其一生都不得志。也正因为这个官职，后世又把他称为柳屯田。

　　但有时坏事也会变为好事，柳永因为写词而遭到了皇帝的反感，使他沉寂于下层，但这个结果使得他把人生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作词上，（图19、20）这才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中国大词人，而这个结果也确实跟皇帝对他的斥责有着直接的关联。

　　宋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九中引用了《艺苑雌黄》中的一段话：“柳三变‘喜作小词，然薄于操行’。当时有荐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词柳三变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词。’由是不得志，日与狷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自称云：‘奉旨填词柳三变’。”

　　柳永考不上功名，于是就通过其他关系疏通门路，当时的官员任命权在皇帝手里。皇帝听到别人的推荐后，问是不是那个喜欢写词的柳三变，别人说正是他，于是皇帝称：让他去填词吧。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不要来做朕的官儿。这个结果让柳永很无奈，他为了生活只能住在妓院里，通过给那些歌妓写词来得到一些报酬，显然，他得到的润笔不低，因为他打出了一个金字招牌：他号称是遵奉皇帝的命令，来专业地写词。

　　看来，柳永化被动为主动，果真起了效果。清沈雄在《古今词话》上卷中说：“柳永曲调传播四方，尝候榜作《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仁宗闻之曰：‘此人风前月下，好填词去。’柳永下第，自此词名益振。”沈雄说，柳永虽然没有考取功名，但因为他巧妙地利用了皇帝的斥责，反而使得他声名远播。显然，这只是一种臆断。从创作手法来说，柳永的词确实写得高明，即使没有皇帝对他的斥责，他的词也同样对那个时代的有着很大的影响。

　　但问题是，皇帝为什么仅因这样一首词就会对他这样的反感呢？杜若鸿在《柳永及其词之论衡》一书中认为：“深层原因则系于仁宗之朝政治文化的时代转向”，任何问题一旦涉及到了政治，就无法以一般性的思维进行分析。既然赶上了这种社会氛围转向，那只能说这是柳永的运气差，故而杜若鸿在该专著中评价到：“大胆率直的艳冶不典之词，与仁宗朝以后的主流审美标准格格不入。”

　　如前所说，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只有考取功名才是正统的出身，柳永写艳词遭到了皇帝的反感，虽然他可以靠填词来讨生活，但这毕竟不如当公务员既荣耀又有稳定的收入，于是他就继续参加科考。不知他考了多少次，终于在宋景祐元年考中了进士，而后他当上了几任小官，其中做过余杭县令。《余杭县志》中记载有他做县令时的业绩，其中有“百姓爱之”这样的赞誉，看来他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在正常的工作中有所作为。

　　可惜的是，像柳永这样聪明绝顶的人，他往往会因为自己的聪明而因言获罪，具体到柳永，他就是因为写词而耽误了自己进行仕途几十年，但他做官之后仍然因为写词而引起了皇帝的恼怒，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卷八中有如下一段话：“柳三变……皇祐中，久困选调，入内都知史某爱其才而怜其潦倒，会教坊进新曲《醉蓬菜》，时司天台奏老人星见，史乘仁宗之悦，以耆卿应制。耆卿方冀进用，欣然走笔，甚自得意，词名《醉蓬菜》。比进呈，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悦。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掷之于地。永自此不复进用。”

　　看来，柳永只是个认真做官吏，不会巴结领导。柳永的这种傻实在让某位上级发了善心，想借机在皇帝面前让他表现一把，于是他就让柳永写了首词，趁仁宗高兴时让柳永呈上。写词当然是柳永的拿手好戏，于是他一挥而就，可是呈给皇帝后，皇帝的脸色很快就阴沉了下来，原来柳永不小心在词中用到的字句引起了皇帝的伤心，以至于很生气地把柳永所写之赋扔在了地上，从此再不提拔他。

　　这样的不走运，真让人替他惋惜。但人生的境遇确实没办法讲，通观柳永的一生，不知可不可以用“聪明反被聪明误”来形容。但天无绝人之路，也正因他这种不幸的遭遇，使得他只能把自己的聪明用在作词上。

　　柳永的填词不仅仅是按照前人的词牌进行创作，他有很多的发明，而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慢词，同时有很多词调也是他所首创者，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称：“在两宋词坛上，柳永是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他现存213首词，用了133种词调。在宋代所用880多个词调中，有100多调是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词至柳永，体制始备。”

　　对于柳永在词史上的贡献，后世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赞誉者认为他是词史的开创者，比如张端义在《贵耳集》卷上中引用了项平斋的话：“学诗当学杜诗，学词当学柳词。叩其所云，杜诗柳词皆无表德，只是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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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本书是我寻访古代词人遗迹的记录，对于这个专题，首先要确认两大问题：一是何为词？二是词的起源？这两个问题看似简单，然而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　　按照蒋勋先生的说法，宋词是由唐诗变化而来者，他在《蒋勋说宋词》一书中称：“为什么唐诗会变成宋词？唐诗经过初唐，发展到李白、杜甫、李商隐、杜牧，它的成就高到这样的程度以后，已经有些高不可攀，民间慢慢读不懂了。凡是艺术形式意境越来越高的时候，其实也说明它远离了民间。可是民间不可能没有娱乐生活，老百姓会自己写一些歌来唱，这时会被士大夫看不起，说你看那些歌多难听。结果，二者就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然而一旦二者被拉近，就会产生新的艺术形式，即我们现在讲的词。”　　蒋勋先生的这个说法倒是很有意思，他认为唐诗已经发展到了顶峰，因为有太多著名文人的参与，到了这个地步，老百姓已经听不懂了，但娱乐是人的本能，于是百姓们又自己写出了一些歌词弹唱，但这些文人们觉得他们的歌词太难听，而后经过改造，就成为了词。　　蒋先生的这段话讲述的是诗变成词的原因，但却未曾涉及到什么是词？以及何时有了词？对于这两个问题，吴梅在《词学通论》中有如下表述：“词之为学，意内言外。发始于唐，滋衍于五代，而造极于两宋。调有定格，字有定音，实为乐府之遗，故曰诗余。惟齐梁以来，乐府之音节已亡，而一时君臣，尤喜别翻新调。如梁武帝之《江南弄》、陈后主之《玉树后庭花》、沈约之《六忆诗》，已为此事之滥觞。唐人以诗为乐，七言律绝，皆付乐章。至玄肃之间，词体始定。李白《忆秦娥》、张志和《渔歌子》，其最著也。”　　吴梅的这段话有如下的意思：他认为词起源于唐代，到了五代时才渐渐流行，而到了两宋才达到了顶峰。但他接下来又称，在南北朝时期，梁武帝、陈后主、沈约等人的一些作品，已经有了词的雏形；然后到了唐代的玄宗、肃宗之间，词作为一种文体才最终确定了下来，而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就是李白和张志和所作。由此可知，吴梅认为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但真正成熟的作品流传至今者，则以李白的词作为标志。　　然而陆侃如和冯沅君不这么看，他们在《中国诗史》中专有词的起源一章。在该章中，首先列出了四种前人的说法，一是出于《诗经》，二是出于乐府，三是出于六朝杂言诗，四是出于唐代近体诗。对于这四种说法，《中国诗史》中称：“这四种说法都不免有些牵强附会。方说虽比较地可信些，但对于律绝为什么必杂以‘散声’然后可歌的理由，他却未告诉我们。这实在是美中不足，令我们不无遗憾。”　　既然这四种说法在陆、冯二先生眼中都不十分可信，那么他们认为是怎样的呢？他们的结论是：“最早的词人，照我们看来，当然应推八世纪前期的民间作者。”　　既然是民间无名之士所作，当然在历史上也就不能留下相应的记录，那有记录者当是谁呢？《中国诗史》中列出了八世纪到九世纪间最早的文人词人，即十四位，这其中包括了颜真卿、张志和、陆羽、徐士衡，但该书中明确地称“托名于李白的假古董最多”，看来该书不承认李白的那两首著名词作。　　然而《中国诗史》中却提到了“散声”的问题。关于“散声”，方成培在《香研居词麈》中说：“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绝句。必杂以散声，然后可比之管弦。……后来遂谱其散声，以字句实之，而长短句兴焉。故词者所以济近体之穷，而上承乐府之变也。”看来，方成培认为正是唐代诗歌中的“散声”，逐渐衍变成了词，这就是他所认为的词的来源。　　除了“散声”之外，关于词的来源，还有“和声”、“虚声”、“泛声”等不同的说法，比如宋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五中说：“诗之外又有和声，则所谓曲也。古乐府皆有声有词，连属书之曰‘贺贺贺，何何何’之类，皆和声也。今管弦之中缠声，亦其遗法也。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沈括所说的“和声”，按其所举的例子，应当就是当代诗歌中的“呼儿嗨哟”。虽然如此，他却没有说清有了这种“和声”之后，怎么就变成了词。　　相比较而言，明胡震亨说得较为清晰：“古乐府诗，四言、五言，有一定之句，难以入歌，中间必添和声，然后可歌。如‘妃呼豨’、‘伊何那’之类是也。唐初歌曲多用五、七言绝句，律诗亦间有采者，想亦有剩字剩句于其间，方成腔调。其后即亦所剩者作为实字，填入曲中歌之，不复别用和声。……此填词所由兴也。”（《唐音癸签》卷十五）　　胡认为，古乐府中的有些词难以唱得出来，于是就在这些词中加了一些“和声”，到了唐初之时，有人把无意义的“和声”写成了字，而后将其改变成了曲词，于是就兴趣了词这种文体。他的这句话既然说明了词的来由，同时又点出了词的起源上限是唐初。　　而后到了清末，况周颐赞同胡震亨的这个说法：“唐人朝成一诗，夕付管弦，往往声希节促，则加入和声。凡和声皆以实字填之，遂成为词。”（《蕙风词话》卷一）　　况周颐也认为，词是由唐诗改编而来者，因为把唐诗直接变成歌词，有时不好唱，于是添加一些“和声”进去，渐渐就变成了词。　　“和声”之外，也有人认为词的来源是“泛声”，宋朱熹说：“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许多泛声，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声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朱子语类?诗文下》）　　在这里，朱熹没有提到“词”这个字，但他谈到了长短句和曲子，而后世同样将此作为词的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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