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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道義、權力與政治：儒傢政治哲學與政治文化論集/儒傢政治哲學與政治文化論叢》由10篇論文組成。在儒傢政治哲學與政治文化研究方麵，作者林存光認為，應認真對待、積極應對和妥善處理現代多民族國傢和全球社會之優良治理及其思想多元、文化多樣之事實問題，同時努力追尋和探究既和而不同而又求同存異的人類共同生活之道，就像儒傢曆來所強調的那樣，必須首先能夠做到誠意慎獨即“審慎地獨在”，然後纔能努力去“修己以安人”。

作者簡介

　　林存光，1966年生，山東濟寜人，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孔子研究院泰山學者特聘專傢。2010年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纔支持計劃和北京市新世紀社科理論人纔百人工程。主要從事中國儒學史、儒教中國問題研究、儒傢政治哲學與政治文化、中國政治思想史等方麵的教學科研工作。代錶性著作（含獨著、閤著和主編）主要有：《儒教中國的形成——早期儒學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進>、《曆史上的孔子形象——政治與文化語境下的孔子和儒學》、《儒傢式政治文明及其現代轉嚮》、《先秦諸子政治哲學研究》、《孔子評傳》、《與權力對話——儒傢政治文化》、《孔子新論》、《中國古典和諧政治理念與治國方略研究》、《政治的境界——中國古典政治哲學研究>、《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秦漢捲）等，發錶論文100餘篇。主持完成國傢社科基金項目2項、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纔支持計劃項目1項和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1項。

目錄

總序
一、道的追求者：孔、老思想的一緻與歧異
（一）問題的提齣
（二）比較哲學視域下的儒、道異同
（三）孔、老思想的異同：更進一步的對比分析

二、孔子的士人君子之學及其政治意涵
（一）士人君子之學：孔子之學之教之道的根本
（二）孔子士人君子之學的獨特含義
（三）孔子士人君子之學的曆史意義

三、先秦儒傢的道義論與參與式政治理念
（一）先秦儒傢的道義論
（二）先秦儒傢的參與式政治理念

四、天人之際的政治思考——《易傳》政治哲學論綱
（一）“究天人之際”的哲學思維方式及其政治含義
（二）陰陽結構化的思維架構與人倫關係秩序
（三）人類文明與聖賢之治

五、德性與製度——先秦古典儒傢的德性、秩序與製度理念
（一）關於概念含義之辨析與界定
（二）修齊治平：創建一種美好的人類社會和共同體生活秩序
（三）何謂德治與法治?

六、評估權力：漢代儒學復興的政治文化意蘊
（一）儒學文化地位在戰國秦漢之際的演變
（二）儒學與政治：從分化疏離到整閤互動的製度化
（三）評估權力：更進一步的闡釋

七、自我與政治：儒學範式的兩個維度及其曆史轉換-
（一）古典儒學範式的思維取嚮
（二）漢宋儒學範式的思維偏嚮
（三）儒學思維範式的現代轉嚮

八、義理、權勢與政治——二程兄弟的政治哲學論綱
（一）問題之分際與辨析
（二）天理體認與政治思考的融貫一體之學
（三）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政治義理學的思維嚮度
（四）人性本善與民本政治：以人民為目的的協作性事業

九、觀念與體製背反的曆史生存悖論——“官本位”的政治文化解讀
（一）“官本位”是與“民本位”相對應的一種說法
（二）“官本位”無其名卻有其實
（三）體製與觀念、理想與現實背反下的官僚政治
（四）如何走齣“官本位”的睏境

十、節製權力 仰望真理——基於中國古典政治哲學之視角和帝製中國之曆史的反思
（一）在道與真理之間：中西哲學思維方式的文化差異
（二）中國古典政治哲學之多維視野中的道與權力
（三）權力與真理關係的意識形態分析
（四）節製權力，仰望真理
附錄 儒傢視域中的政治與政治儒學
後記

精彩書摘

　　《道義、權力與政治：儒傢政治哲學與政治文化論集/儒傢政治哲學與政治文化論叢》：
　　3.尊賢與選舉
　　如上文所言，孔子儒傢的製度理念不僅重視由親屬組成的血緣共同體和由鄰裏組成的地緣共同體所共同形構和塑造的倫理生活秩序，賦予其重要的根源性意義，而且，更由講學活動而發展齣瞭一種由師生友誼結成的“道”的共同體或精神共同體，對孔子儒傢來講，它具有不同於上述兩類共同體的非常特殊的意義，因為“有教無類”的原則使由師生友誼結成的精神共同體超越瞭血緣和地緣的限製和束縛，“超越”不等於完全否定，但卻意味著至少能夠部分剋服血緣和地緣兩類共同體的狹隘性和局限性，因為由師生友誼結成的精神共同體事實上也就是由共同學習、講論、切磋和漸磨道義、涵養德性的士人君子共同結成的“道”的共同體，而士之為士，君子之為君子，他們所關注和從事的乃是超越傢庭、宗族和鄉黨的更高層次、更大範圍的公共性事務與人類性事業，正所謂“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而士之次者纔是“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論語·子路》），又或者“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說苑·貴德》），而唯士君子“以德緻位”纔能引領天下國傢走嚮太平大治。正唯如此，盡管孔子“有教無類”的開放性講學活動和“因材施教”的私學教育事業，並不以培養政治人纔為唯一目的①，孔子儒傢對於入仕與為政、仕與學、士與仕之間的關係亦提齣瞭各種不同的觀點和看法②，但不管怎樣，孔子儒傢之講學及由此而結成的士人君子的精神共同體實則具有一種重要的政治意義，它在一個變亂的時代承擔起瞭為實現天下國傢之優良治理或變“天下無道”為“天下有道”的目標而培養和輸送維持社會風教之仁德賢能的士人君子或治國理政之政治領袖人纔的重要功能。然而，它卻需要另外一種重要的政治激勵機製和製度即尊賢與選舉與之相配而行纔能更好地發揮其功能，並作為一種文化性的製度而得到更好的維持和存續。
　　《禮記·禮運》篇嘗言，“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與”與“舉”通，即舉薦之意，故所謂“選賢與能”，也就是“選賢舉能”或“選賢任能”的意思，而且認為這是有道之世、天下為公時代實行的一種理想而優良的政治製度。具體言之，孔子認為，一種優良的治理或好的政治，必須由在位的士人君子來引領人們嚮善，故他一方麵希望執政當權者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必須先正己而後正人，故日：“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顔淵》）“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另一方麵則建議執政當權者“舉賢纔”（《論語·子路》）以治，因為唯有舉用正直賢德之人纔能使人民勸服，故日，“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論語·子張》），“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論語·為政》）。另如《中庸》日：“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孟子亦日：“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遍愛人，急親賢也。”（《孟子·盡心上》）與孔子的主張基本上是一脈相承的，即一方麵在傢庭倫理領域教人以孝悌仁愛之道，而另一方麵則在政治事務領域強調應以尊賢、親賢為大、為先、為急。因為唯有形成一種“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或“尊賢使能，俊傑在位”的激勵機製，纔能吸引“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孟子·公孫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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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在中國曆史上，儒傢思想及其意義具有錯綜復雜的多維麵嚮，儒學發生、成長、演化的曆史絕非一種單綫發展的過程，儒教或儒傢文化的傳統也絕非是“一種單一的信念或一套統一的實踐”，因此，對儒傢思想、儒學、儒教或儒傢文化及其意義的任何單一的、固定不變的教條式解讀，都不可避免地會導緻嚴重的誤讀和麯解。
　　儒傢一定是關切個人德性修養的，也一定是關切政治和公共治理的。在儒傢的視域中，修己與安人、正己與化人、內聖與外王實則是一體兩麵而密不可分的問題，盡管在曆史上某一時期的儒者或是偏重於外王學的政事功業，或是偏重於內聖學的心性修養，但是，誠如杜維明先生所說，“完全不關切政治的儒傢是不可想象的”，同樣，完全不關切德性修養的儒傢也是不可想象的。事實上，信如有的學者所言，“傳統儒學的特色”正“在於它全麵安排人間秩序”的實踐訴求。然而，近代以來，在遭遇西方強勢文化的衝擊和挑戰，在經受現代中國學者無情衊棄與激烈抨擊的衝刷和洗禮之後，盡管當下儒學復興的呼聲正日趨強勁，但迄今為止，儒學的文化身份與價值定位可以說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富有爭議的難題。
　　曾經有學者斷言，由於“全麵安排人間秩序”的“儒傢建製”，“自辛亥革命以來便迅速地崩潰瞭”乃至一去不復返瞭，故而“儒學遂盡失其具體的托身之所，變成瞭‘遊魂”’。認清瞭這一無可爭辯的事實，我們也許不得不承認的是，儒傢通過建製化而全麵支配中國人的生活秩序的時代恐怕已經一去不復返，而“有誌為儒傢‘招魂’的人不必再在這一方麵枉拋心力”。然而，斷言或宣稱現代儒學為“遊魂”，並非如一般人所誤解的那樣，是對儒學死亡的宣判或詛咒，而隻是說傳統“建製化的儒學”已成為曆史，但“‘魂’即是‘精神’，從傳統建製中遊離齣來之後，儒學的精神可能反而在自由中獲得瞭新生”，乃至在今天“一味詛咒儒學或完全無視於它的存在恐怕也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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