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馬爾科姆的《國傢理性、政治宣傳與三十年戰爭》是一部文本考證型研究的典範性作品。其研究圍繞著霍布斯對三十年戰爭時期的政治宣傳冊（《第二絕密諭示》）的翻譯實踐展開。經過事無巨細的考證，作者試圖解決如下三個問題：diyi，確定《第二絕密諭示》的譯者正是霍布斯；第二，梳理霍布斯早期生平以及學術實踐的基本脈絡；第三，闡明瞭霍布斯從“國傢理性”傳統到政治科學轉嚮的思想曆程。成熟時期的霍布斯政治哲學為現代政治的理念、結構和方法奠定瞭基石。而以《絕密諭示》為代錶的“國傢理性”傳統居於古典政治和現代政治的高峰之間。通過對《第二絕密諭示》翻譯實踐的分析以及霍布斯與“國傢理性”傳統之關係的考察，作者試圖錶明霍布斯是通過對人民揭示政治的公共原則纔為現代政治科學的到來鋪平瞭道路，優良秩序並非建基於某些政治精英秘而不宣的“國傢理性”的基礎之上。公眾並非政治的局外人，而是現代政治得以發源的起點。

目錄

001 前言

001 第一章霍布斯的早期生平

020 第二章譯本：作者、日期與風格

038 第三章《絕密諭示》諸文本

077 第四章《第二絕密諭示》在英格蘭的傳播

093 第五章巴拉丁政治：卡文迪什、曼斯菲爾德和霍布斯

115 第六章“國傢理性”與霍布斯

156 《第二絕密諭示》霍布斯譯本

218 手稿列錶

223 參考文獻

248 索引

266 譯校後記

精彩書摘

在紐卡斯爾伯爵（Earl of Newcastle）一世威廉·卡文迪什（William Cavendish）的某一捲文件中，有一個英文文本，其標題為《敬獻弗裏德裏剋五世的第二絕密諭示，為法國-英國-荷蘭，由低地荷蘭語譯為拉丁文且為瞭最高公益而披露》（A Second Most Secret Instruction Gallo-britanno-batauian,Giuen to Fredericke the V. Translated Out of Low Dutch into Latine,and Diuulged for the Most Publique Good）。這是一份政治宣傳冊的譯稿，是對巴拉丁選帝侯［the Elector Palatine，是德意誌新教國王及詹姆斯一世的法定子嗣，其從反哈布斯堡（Habsburg）叛亂者手中接受波西米亞王位的行為將中部歐洲捲入戰爭］之地理政治地位與利益的分析，原作1626年齣版於歐洲大陸某地。考慮到《第二絕密諭示》（Altera Secretissima Instructio）是號召推翻查理一世國王的一份精巧而惡毒的反哈布斯堡立場的宣傳冊，這份翻譯手稿並未付印，在當時亦未曾慎重思慮過要齣版。沒有任何現存的證據錶明任何人牽涉進瞭這部譯稿的啓動、製作或傳播——如果它有所傳播的話。譯者姓名沒有留在譯稿上；盡管如此，存在諸多理由（下文將列齣）認為這一英文譯稿是齣自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之手。

霍布斯應當從事瞭17世紀20年代末期的這一任務，這與其在那時的個人檔案的諸多關鍵層麵相一緻：作為拉丁語學者的技能；作為翻譯者的經驗；在貴族傢庭擔任“秘書”的角色；以及與未來的紐卡斯爾伯爵有私交。為瞭描述霍布斯翻譯這一拉丁文本的背景，提供其早期生涯中與此係列層麵相關的細節或許是有幫助的。

霍布斯曾受教於一位牛津畢業生羅伯特·拉蒂默（Robert Latimer），後者被隨後的一個門生約翰·奧布裏（John Aubrey）描述為“一名優秀的希臘學傢”。在其指導下，霍布斯應當接受瞭那樣一種特定的人文教育，後者在英國都鐸王朝晚期的語法學校裏成瞭標準課程。這種教育的最低要求是對拉丁文的掌握；事實上，在當時，熟習拉丁文或多或少被認為是大學的入學條件之一。這一技能不僅要通過語言學習來獲得，而且要通過古典修辭研習［比如西塞羅（Cicero）和昆體良（Quintilian）］以及沉浸於拉丁詩歌、曆史和道德哲學的主要文本中加以掌握。

前言/序言

本書呈現瞭迄今為止被忽視的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一部翻譯手稿，該手稿來自三十年戰爭期間哈布斯堡（Habsburg）立場上的一本政治宣傳手冊。譯稿文本獲得重印，伴有若乾解釋性注釋；原初的拉丁文本也同時給齣，以便讀者對霍布斯的譯者實踐進行更細緻的研究；在全書的六個導論性章節中，我不僅給齣瞭將該匿名手稿識彆為霍布斯譯稿的理由，而且提齣瞭我關於該譯稿之背景、文本自身之屬性及這一發現對於霍布斯研究之可能重要性的相關思考。在上述最後一點上，我努力地不過度強調自身貢獻。小冊子原本並非霍布斯所作，且很有可能翻譯它的任務是由他的某個保護人簡單強加給他的。盡管如此，霍布斯曾密切關注這一特定文本的事實本身對於研究他的思想傳記是有益處的——特彆是因為該譯本齣現於他的學術生涯早期，該時期關於他的傳記材料所存甚少。這本小冊子為霍布斯的某個保護人所重視的同時亦告訴瞭我們關於他所介入的圈子之政治利益所在；該話題也會在本書的某個導論性章節加以探討。同時，小冊子本身就是17世紀早期宣傳文學的一個異常迷人的典範——反諷的、精巧的、飽含信息量的一部作品，即便沒有與霍布斯的關聯，也能夠吸引緻力於三十年戰爭及該時期論戰實踐研究的曆史學傢們。因此，霍布斯的譯本在本書中被大量注解，因為這些注解旨在滿足大量不同的需求：除瞭標示齣譯本的錯誤與遺漏之外，這些注解不僅要識彆齣人物、地點和事件，而且也會錶明（如有必要）這本小冊子的係列主張在多大程度上基於準確信息或因宣傳目的而遭到扭麯。最後，由於霍布斯譯本的最終數頁散佚，我就將自己的翻譯加進瞭他的版本。這樣的話，讀者就可以通盤考察整個作品的主張和論證——霍布斯自己也會這樣做。當然霍布斯完整的翻譯手稿也可能重見天日。如果剋拉倫登版（the Clarendon Edition）的霍布斯著作（最終版本）確實發生瞭這種情況，那麼霍布斯在這個最後部分的文字也會包含在這個版本中。對我曾經未能做齣闡釋的有關要點的澄清（以及，或許還包括對我曾提齣的有關解釋的更正）亦會包含其中。不過，另外，剋拉倫登版不會包含拉丁文原本；有關注解在那個版本裏也會從簡；而那個版本裏的導論性材料也必然會比本書的六章節更為簡略。

在準備本書的過程中，我纍積瞭諸多方麵的人情債。在特定觀點的幫助與建議上，我非常感激以下師友：吉姆·亞當斯（Jim Adams）、彼得·比爾（Peter Beal）、托馬斯·科格斯韋爾（Thomas Cogswell）、鮑伯·埃文斯（Bob Evans）、阿拉斯代爾·漢密爾頓（Alastair Hamilton）、金奇·霍剋斯特拉（Kinch Hoekstra）、蒂姆·雷勒（Tim Raylor）、保羅·西沃德（Paul Seaward）、凱文·夏普（Kevin Sharpe）、霍特索·斯潘寜卡（Hotso Spanninga)和瑪爾塔·瓦庫裏洛娃（Marta Vaculínová）。我要特彆感謝帕特裏剋·芬格拉斯（Patrick Finglass），他監督著我翻譯文本最後數頁並給齣瞭頗有教益的修正與建議。同樣要感謝安德魯·佩皮特（Andrew Peppitt），他在我訪問查茨沃思（Chatsworth）期間提供瞭幫助，還要感謝牛津大學波德林圖書館和大英圖書館的職員，本書的諸多研究工作即在那裏完成。我滿懷感激地記錄下瞭查茨沃思托管會和大英圖書館托管會的幫助，它們準許我復印收藏庫中的手稿照片。我還要特彆感謝牛津大學齣版社的彼得·莫摩特奇洛夫（Peter Momtchiloff），他對本書錶現齣特彆興趣並幫助通過瞭齣版社的審查。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感謝牛津大學萬靈學院的管理人員和同事，他們給瞭我從事精密研究的自由，為本書寫作提供瞭適宜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