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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苏轼与朱熹》从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种眼光、另外一种笔调审视、描画历史的意义和价值。在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研究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他们的思想、学说、著作、经历和政绩，而很少对他们的心态做认真的分析和描述。这种缺陷无疑给历史文化留下了一行空白。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类的心灵史，如何用清新脱俗的笔墨描述出人类心灵发展的轨迹，也许正是新一代学者需要担负的工作。

作者简介

张毅

云南曲靖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宋代文学思想史》（修订本）、《儒家文艺美学——从原始儒家到现代新儒家》、《中国文艺思想史论集》、《中华文学通览·元代卷》、《宋代文学研究》（上下册）、《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词林观止》、《苏东坡小品》、《唐诗接受史》、《唐宋诗词审美》等十余种。

目录

目录

心灵中的空白 / Ⅰ

历史无言，却诉说着一切

则喜则忧的中国士人 / 002

处世心态的文化分析 / 006

中国士人的典型代表 / 012

面对无尽的忧患

文人的抉择 / 019

儒者的思考 / 034

两种觉悟和解脱方式 / 045

佛、道的生存智慧

无所住的清净心 / 061

“至人”境界 / 075

“真人”修养 / 086

昭昭灵灵的禅 / 094

道骨仙风 / 106

新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

儒、释之辨 / 118

为去圣继绝学 / 131

持敬、克己工夫 / 146

为学方法 / 159

文心旷达，道心惟微

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 / 175

大略如行云流水 / 188

十六字传心诀 / 199

孔颜乐处 / 208

魂归何处

作文之乐与读书之苦 / 218

文士风流与儒者气象 / 229

是非谁人评说 / 241

引用书目 / 251

附录一 苏轼朱熹年表 / 253

附录二 苏轼作品选注 / 279

附录三 《 朱子语类 》选讲 / 314

出版后记：为了一个梦的复生 / 343

精彩书摘

历史无言，却诉说着一切

往事越千年，弹指一瞬间，今之视昨，亦如明之视今。这就是历史。历史是由人所创造的文化现象，涉及人类生存活动的各个方面，既包括衣、食、住、行之类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也包括思想、信仰、情感等主观精神上的向往，后者同样是真实人生的一部分。历史从什么地方开始，思想文化的进程也就从那里开始，一切历史都是思想文化的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中国古代士人里的杰出代表人物，透视他们全部人生历程和史实背后隐藏的思想，或许能对其处世心态蕴含的文化性格和人性内容，对人类社会生活所必存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有某种独到的感悟，增进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现实社会里的人生和人心的理解。歌云：“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苏轼《致季长尺牍》，又名《一夜帖》，行书，757.5px×1215px，

台湾故宫博物院藏

人活着有什么意思，或者说生命的意义何在？这是属于人类生存根本方向与智慧方向的终极关怀问题。当中国士人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里遭到挫折，而在以往儒家的传统思想里又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时，他们往往到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中去寻求答案。如苏轼谪贬黄州后，更喜好佛老庄禅之说，甚至想皈依佛门，以在家而出家的居士佛自居。朱熹年轻时一度醉心于佛典、道籍，后来虽成为一代大儒，可直至晚年也投有完全断绝对佛国仙境的神往。

佛、道的生存智慧

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

——苏轼

心外无法，满目青山；通玄峰顶，不是人间。

——朱熹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苏轼

以天下为己任。

——朱熹

则喜则忧的中国士人

无论从社会地位还是思想意识来看，中国古代的士人都是一个品类极为繁杂的阶层，难以有一个确切的定位。从先秦的武士、文士，两汉的经师、博士，到六朝名士和唐代诗人，以至宋代的文人与儒者。他们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等级结构中处于可上可下之间，上则为朝廷重臣，达官贵人，钟鸣鼎食，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下则贬谪荒野，或浪迹江湖，薄汤淡饭，说不尽的穷愁潦倒和清贫。人生的大起大落，世事的白云苍狗，使他们在如何处世、如何做人，如何才能在现实社会中实现自我的价值，如何在身处逆境时求得心理上的平衡等一系列重大的人生问题上，有着异于常人的深入思考和表达，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担负着知识传播和思想文化承传的任务。达则兼济天下，建立功业；穷则独善其身，以文明道。他们用自己的言行为社会一般人提供处世的方法和行动准则，在精神上和思想上影响着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心理习惯和性格气质，形成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

并不是所有的士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在历史的长河中，真正能以自己的独特人格和博大思想影响他人，成为代表一个时代思想文化发展成就的主脑式的文化伟人，毕竟是少数。他们巨人般地矗立于民族文化发展的峰巅，引导着一代以至无数代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价值走向。宋代的苏轼和朱熹就是这样的杰出人物。

提到苏轼，我们会想到他那“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豪放词，想到他那“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瑰丽诗篇，想到他那清新神逸、蕴含丰富人生哲理的前后《赤壁赋》，以及他那“笔力跌宕于风烟无人之境”的文人画，和“刚健含婀娜”而无半点俗气的书法艺术等。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衡量，他都堪称文艺天才，是宋代最杰出的大文豪。读他的作品，可以感受到一种腾踔横溢的生命力的跃动，坦荡开阔的胸襟，潇洒自如的气度，一派乐观旷达、参透人生底蕴和自然奥秘的大家风范。可是谁能想到在这一切的背后，却有着十分深微沉重的人生忧患和心灵痛苦呢？

苏轼曾说自己“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尽管他青少年时期就表现出了过人的才华和远大的抱负，二十二岁通过进士考试而名震京师，可步入仕途后却命运多蹇，屡遭不幸。如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料定自己必死无疑，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晚年又一再遭政治迫害，贬官英州、惠州、雷州、儋耳等蛮荒边地，白发飘潇而携子渡海，流放到天涯海角。可以说，对人生虚幻和命运无常的痛苦体验，当时的作家中很少有人能赶得上苏轼。但他却能在身处逆境时，也始终保持乐观旷达的情怀，以及潇洒走一回的无畏，令想置他于死地的政敌也奈何不得。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人格和处世心态呢？是何种精神力量和人生哲学，使他坦然面对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人生磨难，懂得生活的艺术，在审美创作中得到心灵的升华和解脱，因此乐而忘忧呢？在当时，不仅文人潇洒自如的生命格调难以见容于王权专制的社会政治生活，就是以“卫道”者自居、把封建社会君臣父子的纲常伦理视为“天理”而心存敬畏之意的儒者，也常常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进退失据，饱尝道德理想失落的痛苦。这在朱熹身上体现得尤为充分。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被视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大儒。他死后被封建统治者尊为“朱文公”，赐太师名号，追封信国公。明永乐年间，他所著的《四书集注》被列为国学，明成祖亲自作序，将其与“五经”一道颁行于天下，作为一切士子必读之书。到了康熙年间，清帝玄烨又命人编《朱子全书》、《性理精义》，诏令颁行全国，他称朱熹“集大成而续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尊祀在十哲之列。一代又一代的统治者，都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把朱熹神化为圣人，要子民们顶礼膜拜。可就是这样一位儒家圣人，生前却不被统治者所重视。他自幼颖悟好学，年仅十九就登科中举，可谓少年得志。作为儒者，他抱有绍道统、立人极、为帝王师而治国平天下的宏愿，认为士人应该像范仲淹一样，以天下为己任。可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却以少量的祠禄，过着讲学著书的隐居生活，当他想把自己理学的“毛”附着于朝中相党的“皮”上，使之成为一种有作为的政治力量时，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在庆元党禁中被列入伪逆党籍，成为朝廷法律确定的大逆不道的罪人。

这或许只是一场历史的误会，是一出冤假错案，但对于一个有志于“补天”的卫道者来说，无疑是一场人生灾难和信念危机。那么，朱熹是如何对待这一切的呢？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和人格理想，支撑着他度过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人生悲剧的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只有从当时士人所特有的处世心态入手，把一个时代士人的人生观和政治态度，还原为现实中活生生的文化心态和人格追求，方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和阐释。

前言/序言

序

公元一○四六年的一天，准确地说也就是宋仁宗庆历六年的九月十五日，范仲淹应被贬谪到岳州任职的好友滕宗谅之托，为重新修建好的岳阳城西门堞楼写下了一篇传诵千古的文章《岳阳楼记》。登上岳阳楼的迁客骚人，面对着洞庭湖“衔远山，吞长江”的奇秀景色，肯定会浮想联翩，产生不同的心境。然而，范仲淹在文中所表达的却是自古以来的仁人志士们的人格追求，这便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后世的人们大多只注意赞赏范仲淹在文章中表达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却很少看出上面的那段话是范仲淹对中国士人们普遍心态的一种概括。

范仲淹提出了一个十分要紧的问题：仁人志士们“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也就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什么时候都处于忧虑之中，他们什么时候能开心呢？他认为这要等普天下的人都开心了，他们才会开心。但直到今天，也没人敢说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开心了。范仲淹的千古名言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抱负，然而到目前为止，历史却作了另一种安排，只要恪守范老先生的教导，士人们注定终身无快乐之时。然而即使如此，许多良知未泯的士人们仍在孜孜以求。

自“五四”运动以后的学者，大都将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心理特点用“忧患”二字来概括。纵观历史不难发现，良心未泯、富有个性的知识分子，大都怀有对社会、人生、自我、文化等问题的深深忧虑，也许他们在生活中获得过许多乐趣，可在他们内心深处，又有什么时候是真正快乐的呢？

在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研究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他们的思想、学说、著作、经历和政绩，而很少对他们的心态作认真的分析和描述。这种缺陷无疑给历史文化留下了一行空白。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类的心灵史，如何用清新脱俗的笔墨描述出人类心灵发展的轨迹，也许正是新一代学者需要担负的工作。

现代心理学为观照古代士人的心态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本我与自我、超我是不同的心理层次，也就是说，人的行为和心理往往并不一致。“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是一种极其普通的常识，于是，以文论人，或者以人论文，便成为我们评论文人的惯例。从弗洛伊德的观点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误区。倘从心态的角度来看，会发现许多文不如人、人不如文的现象，这往往是一个人内在心理矛盾的体现。中国古代的士人在处世、从政、为学，以及面对生死、忠孝、功名、酒色等问题上，常常是矛盾的。利害与道德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及儒道佛思想的杂陈始终积淀在士人们的心底，铺垫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许多学术著作深浸着浓厚的八股文气息，能不能采用一种新颖的文体，通俗易懂地向人们讲述古代那些被人们忽略了的旧事呢？能不能从心态的描述中发现中国古代士人们不可避免的人格悲剧呢？评传、史传之类的学术著作，是不是不面面俱到，不作广博的引证考据就不足以体现学者风度呢？回想“唐宋八大家”的作品，有多少是艰涩枯燥的呢？那恢宏的气势、清新的笔调、幽默的文风、酣畅的文字，常常使人过目难忘，也正是这种不假规矩的洒脱摆脱了学究气，而展现出唐宋大家的自然风范。

我早就有心编撰出一部不具学究味而具学术观点的通俗文化著作，来展示中国士人的复杂心态。然而，我在笼子里待的时间过久，让我飞也飞不起来，深深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如今，年轻的学者张毅博士有志于这项工作，而且靠他的努力为历史奉献出这本清新脱俗的著作，使我的夙愿变成了现实，也更使我体会到换一种眼光、换一种笔调来审视、描画历史的意义和价值。至少，在我们心灵的原野中又拂去了一行空白。

刘泽华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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