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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是冷战后国际关系的重要议题，然而理念冲突和利益斗争同时存在于改革的各个阶段。成员构成是影响安理会运作及美国在其中地位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应对安理会改革的做法可以理解为霸权国的一种权力分享行为。这一视角表明，基于认同及构建均势的需要，霸权国可能对新兴国家的权力增长要求做出积极反应。本书系统展现了在安理会的构建和改革过程中美国的政策选择及产生的影响。这一研究有助于读者了解安理会改革的历史，主要阵营在改革议题上的立场及其理论依据，特别是美国利用联合国服务国家利益的做法及其规律。

作者简介

毛瑞鹏，现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博士。200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国际政治专业，获学士学位；200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获博士学位。2013至2014年在美国戴维森学院（Davidson College）从事访问研究。主要研究联合国问题、美国对外政策等。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美国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出版译著《军备及其影响》（Arms and Influence）；参与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美国对外政策”项目研究，合作完成关于约翰逊、尼克松、福特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多部著作。

目录

丛书总序 为互联互通世界探索更好的治理方案
前言

第一章 安理会改革的理论争论
第一节 安理会的合法性基础
第二节 代表性原则
第三节 效力原则
小结

第二章 美国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的政策选择
第一节 霸权国与权力分享
第二节 安理会改革与美国的利益
第三节 美国的政策选择
小结

第三章 安理会的创建
第一节 安理会的组织架构
第二节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构成
第三节 安理会的表决机制
第四节 旧金山会议
小结

第四章 冷战时期的安理会改革
第一节 安理会与大会关系的调整
第二节 限制否决权的动议
第三节 安理会的首次扩大
第四节 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改革
小结

第五章 冷战后的安理会改革
第一节 冷战结束初期的安理会改革
第二节 2005年的改革浪潮
第三节 安理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阶段
小结

第六章 结语
第一节 美国政策的特点
第二节 美国国内的争论
第三节 安理会改革的方向

附录
附录一 《联合国宪章》（1945年10月24日生效）关于安理会成员构成、投票、职权及宪章修正的规定
附录二 关于专设政治委员会报告书所通过之决议案：安全理事会表决问题（1949年4月14日）
附录三 美国与联合国安理会创建和改革大事记（1942—2015年）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中国与全球治理丛书：美国与联合国安理会改革》：
　　二、苏联席位的继承问题
　　1991年12月，苏联正式解体，在广泛要求安理会更加具有代表性和合法性的国际环境下，对苏联席位的不恰当处理有可能会打开安理会改革的“潘多拉盒子”。165为此，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决定“以在法律上存在疑义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
　　冷战临近结束之际，常任理事国之间加强了合作，从1990年8月到1991年1月，安理会成功地介入第一次海湾战争。常任理事国强调保持安理会决策“效率”的重要性，反对改变安理会的成员结构。1992年1月，英国首相约翰?梅杰（John Major）公开表示：“没有必要改变一支获胜的队伍。”为此，常任理事国向联合国成员国施加影响，避免在1990年和1991年就安理会改革进行辩论。
　　1991年12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终解体为15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当时，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上，俄罗斯是否应当被视为苏联的继承者。苏联席位问题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是不同的。由于苏联分裂为了多个主权国家，俄罗斯是否应作为苏联的继承国获得联合国的成员国席位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就成为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这种情况在联合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1947年原印度分裂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1971年巴基斯坦再次分裂为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两个国家。两次分裂中，较大的一方保留了原有国家名称并保留了在联合国的席位，新的政治实体则依据《联合国宪章》第四条规定的程序重新申请成为联合国的成员国。且这些例子都不涉及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而建立独联体的《阿拉木图协定》明确表示：“随着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停止存在。”由于原有的国际法主体苏联停止存在，于是其在联合国的席位将面临空缺，如何处理就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俄罗斯当时担心如果无法被自动地视为苏联的正当继承者，它将被迫通过正常的程序申请成为联合国的成员国，即必须在联合国大会的框架下进行讨论和作出决定。为此，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BorisYeltsin）迅速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以确保苏联在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顺利地转移至俄罗斯。一方面，他向独联体国家的领导人施加压力，要求支持俄罗斯继续拥有苏联在联合国的席位，包括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和在其他组织的席位。最终，独联体领导人一致同意由俄罗斯继承苏联的席位，其他独联体国家（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是联合国的成员国）将向联合国申请它们的席位。在1991年12月24日写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叶利钦提出，“苏联在联合国，包括安理会及其他联合国系统下的机构和组织的席位，在其他独联体国家的支持下正由俄罗斯联邦继续承担”，并表示俄罗斯将继续全面承担苏联依照《联合国宪章》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包括财政义务。为了保持形式上的延续性，叶利钦还任命原苏联驻联合国代表继续担任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
　　另一方面，叶利钦积极寻求其他大国的支持。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和法国迅速地给予了俄罗斯支持。英国首相梅杰12月23日给叶利钦写信表示英国政府承认“俄罗斯和苏联之间的国家状态的延续性”。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同时也表示“苏联的国际权利和义务，包括在《联合国宪章》之下的权利和义务，将继续由俄罗斯承担”。
　　美国政府一开始并没有明确支持俄罗斯的要求。1991年12月16日，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访问俄罗斯。当叶利钦提出由俄罗斯继承苏联在联合国的席位时，贝克没有给出肯定的答复。相反，他表示，这一问题必须被提交至联合国，美国那时将会提出自己的主张。12月20日，叶利钦在写给美国总统布什的信中呼吁：“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已经停止存在……要求紧急解决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问题。”然而，两天后，12月22日，美国官方仍然公开表示，俄罗斯必须“首先申请该席位，随后这一问题将由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来讨论”。直到在面向美国民众所作的圣诞夜电视演讲中，布什才宣布，美国将“支持俄罗斯继承苏联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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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丛书总序
　　为互联互通世界探索更好的治理方案
　　为全球治理体系和全球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一套共同价值规范、制度体系、政策网络、人力资源服务体系等，是中国和世界各国在21世纪共同面临的世界性难题。当今世界是一个互联互通的世界，一方面互联互通发展保持着强劲的势头，另一方面，阻碍互联互通的观念、制度乃至政策瓶颈依然存在。同时，世界在互联互通中出现许多从前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因此，追求更好的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成为现在以及今后很长时期各国面对的现实问题，这也为政治学、公共管理、国际法、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
　　基于这个考虑，我们组织了这套“中国与全球治理丛书”。这套丛书主要探索两大问题，一是事关全球治理体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二是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建设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全球治理体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非常广阔。就理论而言，较为迫切的问题是在构建全球治理体系的同时，如何处理好全球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关系。以往的政治学理论要么只是一种国内政治理论，要么只是一种国际政治理论，两者分属两个政治系统，似乎还没有一种能够很好地将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贯通在一起的一般理论。现在，随着内外联动的加强，很有必要将两个政治系统打通。因此，在思忖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时候，需要更多地了解类型各异的国家治理体系，因为没有国家治理体系的支撑，全球治理体系必然如空中楼阁，而在建设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时候，也必须要兼顾到全球治理体系，因为全球性问题长期不得其解，必然会对国家内部治理产生持久的负面影响。关于全球治理的理论议题还有很多，例如全球治理与主权理论发展、全球治理共同价值基础、国际制度体系的设计、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建设等等，都是学界长期进行研究但是仍有进一步探讨空间的理论议题。
　　在实践领域，全球治理的议题非常广泛，大凡各国在国内治理中碰到的棘手问题，同样也会以跨国的方式表现在国际关系领域。只要我们将各国政府下属部门所对应要解决的问题逐一排列开来，就会发现这些问题开始越来越活跃在国际关系领域，例如法律、司法、安全、货币、经贸、税收、交通、卫生、水利、民政、民族、能源、环境、反腐、检疫检验、农林牧渔、文教、网络等等。所不同的是，国内治理体系中有一个有效的行政体系，然而全球治理体系中，国际行政体系一直阙如。这也正是全球公共议题治理的难点所在。上述几乎所有议题的治理一旦进入实践层面，都会提出政府间协调和政府国际合作效能的重要性。一些专业类国际组织在解决这类议题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也是不可忽视的。丛书中的一些作品在针对具体国际组织或者特定全球治理实践议题展开研究的时候，会从不同角度为我们带来关于全球治理体系组织能力的经验思考。
　　这套丛书还要关注中国与全球治理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处于卯榫相合的状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今日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参与者、管理者、贡献者，由此带来涉外事务、国际事务管理在我国国家治理中的比例迅速上升。可以说，中国既面临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同时也面临着在与外部世界互动中，与其他国家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这两个任务是叠加在一起的。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型大国来说，如果能够在这个根本性问题上探索出一条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合作共进的模式出来，将会极大地开拓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新的领域，为人类对更好制度的探索提供来自中国的理论方案，从而推动人类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的进步。就此而言，在关于当今世界一些重大政治理论的思想竞争问题上，中外学者实际上处于同一思想起跑线上。这套丛书将格外重视和鼓励那些致力于在中外经验比较中打通国内治理的理论研究成果。
　　丛书既关注中国在具体全球议题治理中作用的研究，也关注中国的方式和经验总结研究；既重视中国同既有全球治理制度体系关系研究，更会突出中国在制度体系建设中的创造性作用研究。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一些前瞻性问题应该未雨绸缪。例如随着国家和全球两个治理体系互动的加强，各国政府的管理职能会延伸并交叉在国际领域中，中国也不例外。那些具备高效国际行动能力的政府，自然是未来全球治理的引领者，这也是中国着力构建适应全球性大国发展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意义所在。就此而言，像全球治理人才培养、国际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政府在国际上行动能力提升、与“一带一路”有关的地区治理、互联互通产品提供等等，都是值得探讨的新问题。
　　如何把世界组织起来，让世界变得更有序，可以说是国际关系学科长期思索的根本性问题之一，世界的互联互通更加提出回答这一问题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这也是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中国与全球治理丛书”的初心所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国家重点学科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布局全球治理研究，目前形成了由若干个中心组成的中国与全球治理综合研究网络。这套丛书展现的并非只是复旦学者的成果，丛书是开放的，是不同学科围绕全球治理问题展开交流的一个思想平台，我们希望在中外学界朋友的帮助和支持下，共同办好这套丛书。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