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暗年代：再造耶鲁法学院》没有回顾艰深复杂的法学学术，而是通过描述一个个鲜活的法学人物、生动的法律事件，用故事的方式揭示了耶鲁法学院成为世界di一法学院的奥秘。
　　《黑暗年代：再造耶鲁法学院》由历史系教授所写，内容深入浅出，不仅适合法学领域读者阅读（耶鲁法学院学生人手一册），也适合其他希望了解世界一流大学和法学院的读者阅读。

内容简介

　　耶鲁法学院在全球的法学院中排名di一，培养了一批批法学家、法律工作者以及克林顿等政界精英，在美国以及全世界法学领域有着重要影响。
　　《黑暗年代：再造耶鲁法学院》回顾了耶鲁法学院近五十年的发展，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发展，这半个世纪里，耶鲁法学院成为当之无愧的di一，这段历史就是一部“di一名的法学院是怎样炼成的”历史。作者通过描述耶鲁校园内外、师生之间、左右派之间、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广泛矛盾和激烈冲突，又反映了耶鲁法学院如何从困顿中复苏，在黑暗的洗礼之后走向新生。这也是一部耶鲁法学版的“苦难辉煌”。

作者简介

　　劳拉·凯尔曼（Laura Kalman），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大学分校历史系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律博士、耶鲁法学哲学博士。曾任美国法律史学会主席等。著有《法律现实主义在耶鲁》《艾比·福塔斯传》《左翼之星的升起》等。

精彩书摘

　　《黑暗年代:再造耶鲁法学院》：
　　想象一下：160位一年级学生，90％以上是男性，每个人都以全年级最优成绩本科毕业，却一下子回到青春期时的生活状态。每周六天，法学院的一年级生穿西装、打领带，步伐一致地转战各个教室之间。当被老师点到名字时，他们通常都会起立。耶鲁维持着绅士派头的氛围，安排侍者在餐厅服侍每一餐饭。18叫然而，教室内的气氛十分紧张。一个人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取决于在第一学期八级评分制(最高评分为A)下的表现。
　　于是在1967年，当一年级生们就评分制举行公投时，超过80％的成员投票支持采用合格-不合格评分制或荣誉-合格-不合格评分制。可是教员们几乎毫无反应，这引发了更多的怨言。学生报纸《耶鲁辩护人》的一篇社论称：
　　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弥漫在耶鲁法学院，就像太平间里掩盖腐败的甲醛气息一般。每个人都先是察觉到这一点，很快习以为常。之所以会有这种感觉，是因为耶鲁法学院并不像人们相信的神话那样富有开创性。之所以会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大多数教员和学生之间存在着近似小学师生的关系。之所以会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学生无法像平等的人那样与教员会面……之所以会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里的教育不过是漂在排水沟一般的课程上．直到水流的力量把他们变成律师，冲进华尔街的下水道里去。
　　“六十年代”驾临了纽黑文的墙街。
　　1968年秋天，新一届一年级生再次提出了评分问题。他们组织了公投，吸引了超过90％的成员——183人参加。11票支持现行评分制；引人注目地，有93％的投票人投反对票。公投还进一步表明，合格一不合格是学生最欢迎的一年级课程评分制，55％的投票人将其列为首选方案。由托马斯·埃莫森主持的课程委员会则考虑采取优秀-合格-勉强合格-不合格评分制，但只获得了不到16％的赞成票。这个消息让埃莫森感到不快。他本来是较为亲近学生的教授之一。“我认为我们显然只能推倒重来了。”他告诉《耶鲁每日新闻》(Yale Daily News)说。
　　但是教员们不想推倒重来。考虑到期末考试被定在一月举行，教员们占用3天圣诞假期来就评分制问题作决策。一个想法是：用现在读一年级的学生做个试验，在三年里都采用合格-不合格评分制，这个步骤有助于改善师生交流，也获得了埃莫森和委员会一些成员的赞同。
　　毕克尔大吃一惊。“合格-不合格评分制不是一次试验，”教员会议记录记载他这样告诉自己的同事。“这会采用一套不同的制度。他不想参与新制度(包括个人评价、会议等)：他认为那不是法学教授的职责所在。”
　　次日早晨，耶鲁法学院的教员们采纳的却是沿用至今的评分制。第一学期的课程按照合格-不合格评分。此后，除了数量有限的高阶课程可以由授课教师决定采取合格-不合格评分制以外，其他课程的成绩分为“荣誉”“合格”“勉强合格”及“不合格”。《哈佛法学院记录》和密歇根法学院的《事实为证》(Res Gestae)着重报道了一位耶鲁学生的评论：“我的努力不会减少——但是我的担忧减少了”，两份报刊都把教员投票看做学生的胜利。当时，评分制改革尚未席卷精英法学院；而当大潮在次年掀起时，几乎没有哪个法学院的教员愿意强制采取合格-不合格评分制。可是，耶鲁法学院的学生并没有将教师投票看做胜利，甚至认为没有达成可接受的最低限度变革。“要齐头并进，不要一争高下！”1970届的成员在他们的年鉴中戏言，“废除评分制！记住——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还是杜克法学院的全年级第三呢！”而教授们按下葫芦起了瓢。就在教员们决定采用新评分制的会议上，黑人法律学生联合会(Black Law Students Union)的成员要求举行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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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这本书原是《耶鲁法学院史：一百五十周年系列讲座》的一章。2010年秋，我求学耶鲁，入学第一天就收到了院史。院史由讲座时的院长主编，多位校友参撰，新生人手一册，显然是法学院构建“想象共同体”的重要手段。顶尖法学院的“形象工程”是如此“高洋上”，我当年着实感慨了一番。

然而细读之下，这部官修正史却并非宣传品，更不是神话书。作为原书的最后一章，《黑暗年代》将耶鲁法学院的现代历史，追溯至1967年到1970年间。那是一个“天崩地解、山谷陵替、格局剧变、悲欢离合的时代”：校园内外的风云齐聚到墙街127号的小院，种族矛盾、性别矛盾、师生矛盾竞相爆发，主流与非主流、传统与反叛之间的张力左右撕扯，使得共同体濒临崩溃。然而，正是在苦难之中，法学院跌跌撞撞地走向新生，并一步一步地攀上了法学研究和教育的巅峰。身为黑暗年代中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曾在回忆录里写道：她不仅看重登上头条的事情（headline），更看重反映大势的线索（trendline）。黑暗的记忆曾经占据报端，而辉煌的线索已然隐伏其中。作者劳拉·凯尔曼（Laura Kalman）以董狐之笔，将交织在一起的明线和暗线描摹出来，揭示了寓于其中的、关于法学院历史的辩证法。

在凯尔曼的笔下，耶鲁法学院是开放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学院的影响力也辐射到世界各地；法学院又是封闭的，共同体内保有安稳如山的内聚力，学术传统一直在沉静而坚韧地生长。这是一部机构史，又是一部智识史。

翻译这本书是法学院中国校友的共同心愿，只是由我来执行而已。2015年12月中，我与田雷、刘晗、左亦鲁餐叙，商定了翻译计划，又用十天时间一气完成了译稿，配齐了地名志和人物志。亦鲁兄很可能是最热烈的支持者，因为书中提到了我们共同的导师——葛维宝（Paul Gewirtz）教授。当年学院图书馆起火，还在读书的教授及时报警，保全了无价的珍藏，也给学院提供了挣脱黑暗年代的契机。在纽黑文，法律博士候选人赵丹洋提供了插图照片，我在北大读书时的同门师妹、法学博士候选人刘真珍做了很多沟通工作。得益于北京大学出版社和白丽丽编辑的大力推进，这本书以最快速度呈现在读者面前。书出了，评断权就交到读者手里，而文责当然由译者来负。

我曾于2005年夏天短暂访问耶鲁，2010年正式入学，用四年时间先后获得了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和北大一样，耶鲁是我的母校，我深深地爱着她。我怀着无限的谦卑，翻开母校的历史，寻找一个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这是一座圣殿，而凯尔曼让殿堂中人生动起来、亲切起来。感谢作者。我们与母校共命运。

阎天
2016年8月13日
北京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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