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古滇青铜器画像拓片集》的拓片,是拓自古滇部分贮贝器与铜鼓上的图饰,与汉代画像石拓片有相似的性质,所以可称为“古滇青铜器画像拓片”。拓片来自原物,并在此基础上加工,又近似版画。从这些拓片上看,古滇艺人已具备高超的平面绘画能力。古滇国有没有绘画?没有证据。但古代艺人的高超的造型和画面构成能力不可能是在青铜重器上练就的,一定有简便易行的工具材料与方法。所以我推测,古滇国可能有绘画。古希腊的绘画没有保存下来,但在陶器上保留着精美的瓶画,人们可以从瓶画中去推想希腊绘画、壁画。那么是否也可以从这些拓片中去推想古滇人可能存在的绘画呢?在青铜贮贝器上,杀人祭祀的图腾柱,在宗庙铜屋饰有蛇纹的梯子,我相信当时确有其物,它体量太大,不太可能是青铜的。那么,它会是木雕还是石雕呢?古滇的造型艺术,应当还有青铜器以外的艺术形式。
东汉中后期,古滇国衰落了、消失了。古滇艺术的精神与形式也不复存在。四川的汉族大量迁徙南下,在滇池地区,出土了像四川及滇东北昭通那样的陶俑,如听琴俑、舞俑、家畜家禽俑等,风格造型与川俑一样,只是器型小得多。我怀疑是远途贩运来的,体积小便于运输。在羊甫头东汉墓出土的铜马、铜狗、铜猪,也完全是四川东汉陶俑的造型。在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中,古滇王国的那份辉煌消失了。可喜的是两千多年后,它又重见天日,获得了新的生命。
内页插图
目录
【鼓乐、宴舞】
石寨山铜鼓型贮贝器器面雕刻图饰
【祈年、播种】
石寨山铜鼓型贮贝器器身雕刻图饰
【放牧】
石寨山铜鼓型贮贝器器身雕刻图饰
【上仓】
石寨山铜鼓型贮贝器器身雕刻图饰
【放牧】之二
石寨山叠鼓型贮贝器雕刻图饰
【羿祭】
石寨山铜锣雕刻图饰
【水上“礼日”】
云南广南出土“石寨山型”船纹铜鼓水上“礼日”雕刻图饰
【铜棺】
云南祥云大波那村出土木椁铜棺(战国)端面雕刻图饰之一
【铜棺】
云南祥云大波那村出土木椁铜棺(战国)端面雕刻图饰之二
精彩书摘
【祈年、播种】
石寨山铜鼓型贮贝器器身雕刻图饰
“初耕仪”、“藉礼”和“亲耕”这一人物活动的主题及其内容,是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教授于20世纪60年代首次考证确定的。前者,与民族学为参证;后者,与我国先秦经籍记载和历代王朝继承的“籍田”和帝王的“亲耕”礼仪制度相联系,充分揭示了这一图像的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
祭仪队列人物四十余人,肩舆“籍车”四部,每部四人负载一女性主祭人,当为王后和“多后”,形态突出面部年龄特征而逐一递增至最长的老妪,手扶舆边,颈项伛偻。前后随行者,或持长耒“点种棒”,或负铜锄,或头顶盛满籽种的筐篮。有巨犬两只形如“藏獒”,高及人肩,颇壮行色;小犬数只,来回于舆车人足之下;上空群鸟低回,种类繁盛而形态明确可指,有莺、燕、雀、鸥、鹭、布谷和鹞鹰等等。画面充满吉庆祥和的象征意义。
莺歌燕舞,百鸟翔集低回。雕铸师匠精心安排了往不同方向飞翔的、形态各异的各种鸟类。可谓人与自然融为一体。
巨犬身后头顶籽种、肩荷农具的三位妇女,其农具——尖叶型铜锄的弯柄装置方式,为我们订正了原识别其刃部为铜锄的误差;圆柄的长耒,早见于新石器时代。我国很多地区的考古发现: “尖状器”在民族学中,更多地被称为“点种棒”,在此器具手持部位的上端,镂出空腔,装入陶丸,于点种时上下戳土时发出音响,使“初耕仪”的活动更具礼仪的性质。
这一农业耕种仪式,以妇女为主,充分反映了妇女在农耕起源和早期社会组织中的重要和首要的地位。
“多后”见于商史的资料,“后宫藏种”和“王后供种”见于先秦文献记载,“春播”和“初耕仪”为民族学提供了比较范式。这些,都为我们识读这一滇人社会礼仪活动主题的重要线索。
前言/序言
人类的古文化,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三大门类:即以文字为载体的语言文化;诉诸听觉感官的音乐文化;还有就是诉诸视觉感官的美术文化。以后出现的一切文化艺术门类,都是这三大门类的延伸、变化、发展与综合。
在人类的前文字时代,遗留给我们上古的神话和传说,经千百年的口头相传、代代加工,虽上古遗风依稀可辨,但它毕竟不能看做历史的记录。古代的音乐文化,由于没有记谱的方法,更无录音录像技术,大都已失传。古代美术作品曾刻画了乐舞场面,为我们间接地保留了古代音乐文化。而古代乐器的出土,更能使我们推测古代音乐的大致情况。我们从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推断甚至演绎古代乐舞;从不同类型的铜鼓分布可以判断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不同族群。古代乐器又是一件艺术品,是古代音乐文化与美术文化的交叉。而美术文化,则是最直观的古代社会的记录,它是用形象书写的历史,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价值。美术考古,成为我们认识古代社会的主要依据之一。
许多辉煌的古代艺术有它清晰的发展脉络:有它的滥觞期、形成期、发展期、鼎盛期和衰落期。中华文明在世界其他古文明中,是血脉不断、高潮迭起、发展延续至今的伟大文明。但也有一些地区性的、少数民族的古代艺术,只见那昙花一现的辉煌。从现在的考古发掘来看,其发展的脉络尚不清晰。如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巴蜀文化、以滇池地区为中心的古滇文化等。我们现在见到的是其灿烂的鼎盛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就像云雾中的江河,我们只看见其中问的一段,而它的源头和结尾,至今还是一个谜。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古滇青铜器的大量出土,特别是1957年在晋宁石寨山出土了“滇王金印”,证实了古代“滇国”的存在,印证了《史记》、《汉书》中对于“西南夷”的记述,也为我们研究这批青铜器找到了钥匙与归宿。滇文物中的古墓葬群,从1955年以来,发掘了近二十处,其中文物数量最大、水平最高的有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昆明官渡羊甫头等墓地。此外,还有离昆明较远的、历史上不属“古滇国”而被称为“昆明”的滇西祥云大波那墓地及保山、红河等地区,也有很精彩的青铜器出土。有专家统计过,云南出土的各类青铜器有一万多件,其中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乐器及各种装饰工艺品,从器形、工艺上均有独特的风格。这些青铜器与中原地区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有些器物属于云南特有,如贮贝器、扣饰、铜棺、铜鼓(广西、贵州、越南等地亦有出土)。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器物上那些具有造型艺术特质的雕刻、图饰具有极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这是古滇青铜器的魅力之所在:也是本文要着重探讨的问题。
汉风遗韵:秦汉帝国边疆的画像石与画像砖艺术研究 图书简介 《汉风遗韵:秦汉帝国边疆的画像石与画像砖艺术研究》 是一部深度聚焦于秦汉时期,特别是帝国在西部、北部边疆地区(如陕甘宁、内蒙古、新疆东部部分地区)出土和现存的画像石、画像砖艺术的学术专著。本书旨在通过对这些重要的地下出土物和地面遗存进行细致入微的图像学分析、社会文化背景考证以及技术材料研究,构建一个多维度的秦汉边疆艺术生态图景,揭示其在帝国宏大叙事背景下的独特文化诉求与地域特色。 本书摒弃了传统艺术史研究中侧重于中原核心区域的窠臼,将目光投向了广阔的边陲地带,那里是不同民族文化交融、碰撞的前沿阵地。边疆地区的画像石与画像砖,作为特定社会群体的精神载体和生命观念的物质化表达,其艺术语言、题材选择和制作工艺往往比内地更为鲜活、更具地域强烈的烙印。 第一部分:图像的地理坐标与考古语境 本部分首先确立了研究的地理范围与时间界限。秦汉帝国在边疆的经营是持续而复杂的,本书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学遗址群落作为文本基础,包括:河西走廊的汉代烽燧遗址附属墓葬、陕北及陇东地区的汉代墓室壁画与画像石,以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出土的大量画像砖。 第一章:边疆画像石的物质基础与技术路径。 详细考察了边疆地区可用的石材来源(如砂岩、页岩的差异性),以及不同地域工匠在雕刻技法上的偏好。研究发现,边疆地区的画像石往往呈现出一种粗犷有力的“地方性风格”,其线刻的深度、细节的处理,与中原地区的精细打磨存在显著区别。例如,在西北地区的画像石上,对于马匹、车舆的描绘,充满了强烈的动感和实用主义的美学取向,这与游牧文化的影响息息相关。 第二章:画像砖的区域分型与功能演变。 画像砖作为更具规模化生产特性的艺术品,其研究重点在于规格、模制技术以及应用场景。本书将画像砖按照出土地点及其题材风格分为“陇西简朴型”、“河套粗犷型”和“伊犁浅浮雕型”三大类型,探讨了从单纯的“明器”向墓室“叙事载体”转变的内在驱动力。 第二部分:叙事的多元性——题材与符号的解码 秦汉画像石、画像砖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承载的社会信息和信仰体系。本部分聚焦于图像内容的深层解读,尤其关注边疆地区如何在其固有的文化图谱中,吸收和转化汉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 第三章:生命礼仪与“羽化升仙”主题的地域变奏。 在内地画像石中常见的“西王母”、“羽人升天”等主题,在边疆地区呈现出显著的符号侧重。例如,在河西走廊地区,对“开道引路”神祇的描绘更为突出,这可能反映了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商贾、使节对旅途平安和超度亡灵的强烈需求。本书通过对比分析,揭示了这些“升仙”主题如何被地方性的宗教观所“挪用”和“再阐释”。 第四章:军戎生活与帝国秩序的投射。 边疆地区自古即是军事活动的前沿。画像中对“军旅场景”、“骑射格斗”、“车战攻防”的描绘远超内地同期作品的比例。我们不仅关注战斗场面本身,更深入探讨这些图像所体现的“汉人”与“非汉人”(如匈奴、月氏等)在视觉表征上的差异与互动。部分画像甚至记录了古代边塞的建筑形制与兵器样式,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第五章:田园牧歌与游牧经济的文化交融。 边疆的经济活动并非只有军事冲突,农耕与游牧的交错形成了独特的物质文化景观。本章细致梳理了画像中与畜牧、狩猎、灌溉、采集相关的场景,如“牛羊群”、“猎犬追逐”、“收获庆典”等,这些图像为我们理解秦汉边疆的社会阶层、财富构成以及节日习俗提供了直观的证据。特别是对于“胡服骑射”这一文化符号在画像中的具象表现,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第三部分:艺术风格的横向对比与文化传播研究 本书的第三部分将研究的视角提升到更宏观的文化交流层面,探讨边疆画像艺术如何作为帝国文化传播的媒介,以及它如何反过来影响了核心地区的艺术风格。 第六章:地域性与“地方风格”的形成机制。 为什么特定的边疆地区会形成其独特的雕刻风格?本书从工匠的来源(戍卒、流民、或本地匠人)、石材的可获得性、以及地方部族的审美偏好三个维度进行剖析,力图解释“图像的语言”如何因地制宜地发生变异。例如,在靠近高原的地区,画像往往趋向于平面化和符号化,而在河流冲积平原,则更注重写实性与叙事连续性。 第七章:汉文化圈的边界与渗透。 通过比较分析边疆画像与内地画像在构图、人物比例、神兽造型上的异同,本书勾勒出汉文化影响力渗透的渐进路线。研究发现,在接近中原的郡县,画像艺术的汉化程度高,而越是深入西域的边缘地带,其图像便越是融入了中亚乃至更西方的艺术母题,形成了独特的“丝路前置性艺术”。 总结: 《汉风遗韵》是一部立足于考古实证,结合图像学、社会史、文化人类学视角的综合性研究。它通过对秦汉边疆画像石与画像砖的细致梳理与解读,不仅丰富了我们对秦汉艺术史的认识,更深刻揭示了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共存的古代帝国边疆的活力与复杂性。本书的价值在于,它将冰冷的历史遗存转化为鲜活的视觉文本,为理解帝国如何构建其认同、如何管理其多元的疆域,提供了宝贵的图像学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