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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川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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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ISBN：9787108037213

版次：1

商品编码：10704365

品牌：三联书店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1-06-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68

编辑推荐

《我与八十年代》是马马国川自2007年底至2008年岁末的系列访谈结集。对象为影响深远的12位80年代的风云人物，包括哲学家、法学家、小说家、新闻记者等。那是一个激情燃烧、浪漫热诚的年代，是全球化时代和商业化大潮逼近前，社会理想主义和思想启蒙运动的黄金岁月。回望或反思八十年代，同时也是对当下时世的审视和逼问。

内容简介

　　《我与八十年代》是马国川自二○○七年底开始进行、持续到二○○八年岁末的系列访谈结集。访谈对象为影响深远的十二位八十年代的风云人物——王元化、汤一介、李泽厚、刘道玉、张贤亮、刘再复、温元凯、金观涛、李银河、韩少功、麦天枢、梁治平，包括思想家、哲学家、法学家、小说家、教育家、人文学者、社会学者、新闻记者等。他们的对话，于八十年代有歌唱，也有批判；有追忆，也有反思；有深情眷恋，也有决然告别。那是一个激情燃烧、浪漫热诚的年代，是全球化时代和商业化大潮逼近前，社会理想主义和思想启蒙运动的黄金岁月，那也是一个贫乏、肤浅、简单、“很傻很天真”的年代。回望或反思八十年代，同时也是对当下时世的审视和逼问。

作者简介

　　马国川，《经济观察报》高级记者。1971年生，河北威县人，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已出版《大碰撞：2004-2006中国改革纪事》、《争锋：一个记者眼里的中国问题》、《观察：26位热点人物解读中国话题》、《风雨兼程：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共和国一代访谈录》等，其中《大碰撞：2004-2006中国改革纪事》是第一部全景式反映改革第三次大争论的作品，被评为“2006年十大好书”之一。

目录

写在前面的话 马国川
王元化：我在不断地进行反思
汤一介：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
李泽厚：我和八十年代
刘道玉：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
张贤亮；一个启蒙小说家的八十年代
刘再复：那是富有活力的年代
温元凯：从一个科学家到一个启蒙者
金观涛：八十年代的一个宏大思想运动
李银河：真正的变化要开始了
韩少功：历史中的识圆行方
麦天枢：我们需要培育社会理性
梁治平：理想主义是不应该被磨灭的

精彩书摘

　　马国川：要保守都是不可能的。
　　汤一介：要互相影响，这个时代一定是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时代，文化是互相影响的，学科也是互相影响的，所以它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在这个历史时代，我们也应该再考虑考虑我们文化的来源到底是怎么来的？亚斯贝尔斯讲的，你要回顾一下从源头这种发展过程。所以就提出“新轴心时代”的观念。我发表了几篇文章，主张在文化的多元时代，我们还要认真地吸取西方文化的东西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优秀东西。文化发展必须有全球意识才行，不能只是看到你自己，而且今后的世界是在一个全球化的状况底下，你怎么能够脱离全球的环境来搞自己的？今后的文化它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它不仅要解决你自己本身的问题，也应该考虑解决世界的问题才行。如果仅仅考虑自己，把自己游历于世界文化之外，是没有前途的。当代社会就是建立在一个“全球化”的基础之上，东西方思想、文化的对话与交流日益密切，这不仅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也是非常现实的时代潮流。
　　马国川：几乎在国学热兴起的同时，美国的亨廷顿写的《文明的冲突》风行一时。
　　汤一介：在中国我是第一个发表文章批评文明冲突论的，我用的基本都是孔子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就是说，文化尽管不同，但可以和谐相处。从八十年代起，我写的文章就是讲“天人合一”，也就是“和谐”的问题。钱穆去世前，也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归结为这样四个字“天人合一”。那是钱穆的最后一篇文章了，那篇文章并没有完成。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是《读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化对人类社会可有的贡献》。“合一”是什么意思？就是天人要和谐。我认为中国文化有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讲和谐。天和人要和谐，人和人要和谐，情和景要和谐，不是非得“东风压倒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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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二○○七年的冬天刚刚开始，我就在思考二○○八年的选题。作为记者，我知道媒体二○○八年的一个热点将是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不想加入到一场大合唱之中，只想独自梳理一下改革开放的思想源流。

　　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八十年代。我认为，那是改革开放的思想源头。虽然仅仅隔了一个九十年代，但是从二十一世纪回望过去，八十年代竟然已经显得有些陌生。那些曾经活跃一时乃至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今多已背影疏淡。历史难道真的就如此健忘？而对于那些试图把八十年代与整个改革开放三十年“无缝焊接”的做法，我也抱有极大的怀疑：如果任由人们以自己的想象和某种抽象的逻辑来演绎历史，历史岂不是真的就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既然我们曾经对任意构筑的历史表示过我们的轻蔑，那么我们又何苦任意构筑历史，让自己成为后人嘲笑的对象呢？

　　在改革开放进行了三十年后，国家确实富裕了，“大国崛起”的声音也一浪高过一浪。但是，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也凸显出来，两极分化、官员腐败、道德滑坡、环境污染等现象越来越刺眼地摆在入们面前，让人们不能不正视。在赞歌式的主旋律之外，反思的分贝高起来。在喧哗和躁动的时代里，我感到迷惘：曾经奔走呼号启蒙的人们，面对今天是否也感到困惑，他们又将如何评价三十年的历程？他们还能够为今天提供新的思想资源吗？

　　终于，我决心去采访那些八十年代的人物，想通过他们的描述触摸一个鲜活的八十年代，并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我解疑释惑。

　　采访随即在二○○七年的冬天开始了，原来以为会比较从容，但是报社决定从二○○八年的春节开始即连续刊登。所以，春节一过我便匆忙上路，到香港城市大学采访在那里短期讲学的刘再复先生，“两会”报道结束的当天飞赴海南采访韩少功先生，在四月的风沙里奔赴宁夏采访张贤亮先生，在上海瑞金医院拜访病中的王元化先生……每一篇稿子整理出来后，我都请对方审订。唯有王元化先生因为病重不能动手，是由《大公报》的资深编辑吴洪森先生代为审订的。王先生没有来得及看到这篇稿子刊出，就在五月九日遽尔仙去，我的稿子遂成了“最后的访谈”。

　　到二○○八年六月九日对李泽厚先生的访谈在《经济观察报》刊出，这个选题就算结束了。我也终于走出了八十年代，这才恍然发现，国人都已沉浸在奥运会前夕的亢奋之中。

　　当我采访这些八十年代人物时，竟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我自己的八十年代。

　　整个八十年代，我都在家乡读书。小学是在农村里度过的，中学时才走进二十多公里远的县城。那是一个典型的冀南小县城，整座县城只十字大街有一家新华书店，而且其中没有什么新书。学校里图书馆的钟表仍然停摆在六十年代，满是灰尘的书架只有《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红旗谱》之类的革命文学作品。课余时间我会到图书室里看看报纸杂志，报纸杂志种类很少，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青年报》和《文汇月刊》。我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一场宏大的思想运动”（金观涛语）正在千里之外的首都北京展开。

　　当时的教学还没有现在那种严苛，更没有实现“封闭式管理”。学校在县城边上，墙外就是农田。每天傍晚，同学们都会三五成群地走出校门，漫步田野。乡下的孩子也都有自己的梦想．我和两三个要好的同学走在田埂上，也不免指点江山，品评人物。当年的激情至今怀念，然而也不过是少年人固有的激情而已。可是后来这“自在”的激情渐渐有了一点“自觉”的味道。《中国青年报》连载的一些反思历史的文章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每天拿到报纸后都要传看，还为此展开讨论。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海南纪实》杂志，我们也如饥似渴地阅读。但是这样的时间很短暂，一九八九年我参加高考，当秋天走进大学校门时，我不知道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虽然对我来说仅仅是开了个头。

　　真的是仅仅开了个头就结束了。我所就读的大学是一所省级师范院校，信息同样闭塞。在我的大学时代开始时，这里流行的是汪国真和席慕容的诗歌。我只是在图书馆里才读到北岛的《回答》，虽然很激动，却没有几个朋友可以交流。激情迅速流失了，读李泽厚、刘再复的书，如对古人。《走向未来》丛书倒是会经常出现在学校附近的书摊上，但是少有人问津，我也是偶尔翻翻，然后再放回书摊的角落，让它们继续蒙尘。

　　所以，当我在采访中面对这些八十年代人物时，曾经拥有的短暂激情便再次被唤起，然后是深深的遗憾和怅惘。我们这个国家真的太大了，思想的潮水往往只能漫过一小片沙滩，而且迅速地退潮远去，后来的人们只能在沙滩上偶尔捡拾几个贝壳，满怀惆怅地怀想涨潮时的雄奇景象。

　　我以为，“八十年代”或许是一个特定的词，不应该用时间的框架将它界定在一九八。至一九八九这十年。从思想的源流来说，“八十年代”应开始于一九七七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当一些思想者开始小心翼翼地独立思考的时候，“八十年代”的大门已经缓缓开启了。当各种思想汇成潮水冲决思想禁锢的堤坝时，“一场宏大的思想运动”终于在一九八。年后的中国上演。

　　在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前夕，我采访了陈平原先生，他用三个词来描述“五四”的风采：泥沙俱下、众声喧哗、生气淋漓。巧合的是，刘再复先生就把八十年代和五四运动并列，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的两大思想运动”。我所采访的八十年代人物为我们所呈现的，也正是这样的景象：泥沙俱下、众声喧哗、生气淋漓。任何试图用一个词汇来概括一个时代的做法都是危险的，但是我仍然愿意用一个词来描绘八十年代的底色：激情。李泽厚先生和刘再复先生曾经建议本书书名为“八十年代：激情·理想·梦幻”。在他们看来，激情是八十年代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只有触动了灵魂，人们的眼神才会焕发出光彩。激情就是开启八十年代灵魂的钥匙。

　　可是，在采访时我也有所怀疑：放任这些受访者的激情，为读者所提供的八十年代是否会失去它真实的面貌？我想起大学时读到的文学史，干巴巴的抽象理念将历史变成了“木乃伊”，甚至在读到李白那一节时也丝毫感受不到激情。可是我在读徐葆耕先生的西方文学史《心灵的历史》的时候，却深深地被打动。他从文化心理视角系统描述西方文学发展史，展现了西方世界流动不已的生命现象、复杂变幻的内心世界。历史真实不应该脱离入的心灵而存在。八十年代人物以他们的心灵和眼睛为我们所展示的历史是真实的历史，至少是真实历史中的一部分。其中，也沉淀着他们穿越历史的思考。

　　“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则小鸣，叩之以大则大鸣。”我是一个晚辈，在这些八十年代人物面前，只能“叩之以小”，但是他们“叩之必鸣，如千石钟；来不失时，如沧海潮”。我之所获，远大于一个记者，因此，我要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还要感谢《经济观察报》社长刘坚先生和执行总编仲伟志先生的大力支持。他们为记者所营造的宽松、宽厚、宽容的工作环境，让每个记者都能够安心而愉快地工作。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报纸版面有限，有些采访发表时有所压缩。现在集中在这里的文章都恢复了原貌，并且大部分充实了内容（都经过被访者的审订）。

　　本书出版曾有些小波折。承蒙《读书》主编贾宝兰女士推荐，三联书店总经理樊希安先生、副总经理李昕先生欣然施以援手。三联的声誉学界公认，我对樊、李二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在这个炎热的夏天，郑勇老师为本书的编辑花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李昕老师和吴彬老师亲自审读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父母的爱难以言表，我祝愿他们健康长寿。我还要感谢我的爱人方虹，她承担了家务劳动和育子的重任，让我能够安心工作。我的儿子马浩宇即将进入三年级，他在健康而幸福地成长着，这也是我工作的动力。

　　感谢一切关心我的亲友和朋友们。

　　二○○九年七月十九日于魏公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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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八十年代。我认为，那是改革开放的思想源头。虽然仅仅隔了一个九十年代，但是从二十一世纪回望过去，八十年代竟然已经显得有些陌生。那些曾经活跃一时乃至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今多已背影疏淡。历史难道真的就如此健忘而对于那些试图把八十年代与整个改革开放三十年无缝焊接的做法，我也抱有极大的怀疑如果任由人们以自己的想象和某种抽象的逻辑来演绎历史，历史岂不是真的就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既然我们曾经对任意构筑的历史表示过我们的轻蔑，那么我们又何苦任意构筑历史，让自己成为后人嘲笑的对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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