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学人,跨越北京、牛津、温州、杭州、上海五地,历时三年完成了这场谈话。从项飙教授的个人经验切入,追索一系列超越自我的问题,其中涉及对中国社会半个世纪以来的变化、知识共同体、全球化与民粹主义、人类学方法论等题目的思考。这本书提供了一份对话实录,也给出了一种审视问题、 思维操练的方法——在自我泛滥的潮流中,如何给自己定位,在全球化的年代,如何创造性地建设身边的小世界,在思想受困的社会,如何回答宏大的命题。
##一本预想可以是五星的书,读完难免失望。第一点失望是刚开始看的时候,才了解到这本书是访谈,或者说采访,而不是谈话、对话,而且是为了出书而做的访谈。因此整本书给人的感觉都是精心雕琢出的无趣。第二点失望是项飙在其中呈现的逻辑混乱,比如一方面要跟“知识分子”做切割,说自己不懂且不喜欢用概念,但一方面又不假思索地(特别是在提及历史、全球、政治话题时)使用定性的名词而非描述式的语言。而更多情况下,我看不懂他表达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一直摇摆不定。最后的一个小失望,是没有想到他居然喜欢使用上世纪的话语
评分##75頁「人們常說紅二代一般不腐敗,因為從小家庭條件比較好,錢無所謂,我想是有道理的」 項飆糊塗至極,無可救藥!
评分##75頁「人們常說紅二代一般不腐敗,因為從小家庭條件比較好,錢無所謂,我想是有道理的」 項飆糊塗至極,無可救藥!
评分##诚恳,坦然,务实,关怀。项飙对于附近世界的关照和叙述,不仅是对学术大而化之的语言的抵抗,也是对于淹没个体的政治话语和政治权力的突围。这种叙述渴望抵达的,是普通人的故事,牵涉的是具体的事件、具体的社会关系、灵动的生活图景。我们太需要读到这样质朴真诚的话语,太希望那些对于社会有观察的学者说人话。最难能可贵的是,项飙认为“学术是一种干预”,社会科学能为人提供思考的工具,他说:“我是一个活人,我对这个活的世界要发出自己的想法。”如此恳切,让人感动。
评分##有意思。在两点上与我个人的认知是非常契合的,一是对知识分子群体和他们的口号保持距离,项飈说自己是天然地带有距离感,而我实际上费了很多力气才从启蒙热潮、价值输出、知性作为道义责任、自由主义激情这些东西里回过神来,来我们云南边陲乡村呆几天、或者就到楼下菜场逛逛、跟超市售货员聊聊,看看老百姓真正关心什么、需不需要指引和启蒙。其二是研究方法,从最小、最与自己有关、最技术性的东西开始做起,非要谈关怀,也希望是有基础的、技术性的关怀,不要讲屁话、装腔作势,老老实实地研究和写作。
评分##有意思。在两点上与我个人的认知是非常契合的,一是对知识分子群体和他们的口号保持距离,项飈说自己是天然地带有距离感,而我实际上费了很多力气才从启蒙热潮、价值输出、知性作为道义责任、自由主义激情这些东西里回过神来,来我们云南边陲乡村呆几天、或者就到楼下菜场逛逛、跟超市售货员聊聊,看看老百姓真正关心什么、需不需要指引和启蒙。其二是研究方法,从最小、最与自己有关、最技术性的东西开始做起,非要谈关怀,也希望是有基础的、技术性的关怀,不要讲屁话、装腔作势,老老实实地研究和写作。
评分##很多观点不能苟同。争论的焦点是:知识分子是否应该对公众进行最低限度的价值输出。项的态度是不应该,知识分子只需要尽可能地用语言表述并还原真实就好。价值可以从真实中生长出来。但是这很危险。知识分子如果不提供价值,价值也不会从天而降或者破土而出。这个黑洞会被更多不掌握理性工具的人填补。因为人类对价值虚无的恐惧要超越对一种坏价值的担忧,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对自己已有的价值体系充满自信,他们不担心它是坏的,而担心它不存在。知识分子不去占领这个价值市场,这个市场也不可能从无序变得有序。在这一点上我赞同远子,“客观的描述在道德上反而是可疑的,区分正义与邪恶的明确结论当然伴随危险,但知识分子恰恰要勇于应对、仔细辨析这种困难,而不是简简单单把“审判权交给人民””。
评分##阅读的过程是非常愉快的,思想上很有共振,且不断被"刺激"到,既开拓了我的视野,也提供了不少我从未深思过的思路。他乡绅式的"实证主义",我非常认同,且很有亲切感。结尾的一句:"距离感产生了精确性"。很能概括项飙的学术思路,也是给了我一个明确的指向:根植于现实,明确好关系,既要看全局,也要想透自身的定位,这种既要距离感,又要适当参与的位置,能让人比较明白地体察到事情的复杂性。
评分##很多观点不能苟同。争论的焦点是:知识分子是否应该对公众进行最低限度的价值输出。项的态度是不应该,知识分子只需要尽可能地用语言表述并还原真实就好。价值可以从真实中生长出来。但是这很危险。知识分子如果不提供价值,价值也不会从天而降或者破土而出。这个黑洞会被更多不掌握理性工具的人填补。因为人类对价值虚无的恐惧要超越对一种坏价值的担忧,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对自己已有的价值体系充满自信,他们不担心它是坏的,而担心它不存在。知识分子不去占领这个价值市场,这个市场也不可能从无序变得有序。在这一点上我赞同远子,“客观的描述在道德上反而是可疑的,区分正义与邪恶的明确结论当然伴随危险,但知识分子恰恰要勇于应对、仔细辨析这种困难,而不是简简单单把“审判权交给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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