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现货 区域】论戴震与章学诚（增订本）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 余英时著 三联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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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 暗香盈袖图书专营店

出版社： 三联书店

ISBN：9787108040145

商品编码：28191788906

丛书名： 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增订本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2-04-01

副标题: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

作者:
出版社:三联书店
出版年:2012-4
定价:45.00
装帧:精装
ISBN:9787108040145  

 

内容简介  

本书则是为了解答为什么宋、明理学一变而为清代经典考证的问题。关于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这一重大转变，20世纪初年以来史学家先后已提出种种不同的解释。这些说法虽各有根据，但我始终觉得还有一个更关键性线索没有抓住。宋明理学和清代考证学同在儒学的整体传统之内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既然如此，这一转变必然另有内在的因素，绝不是仅仅从外缘方面所能解释得到家的。我在罗钦顺(1466—1547)的《困知记》中读到一段话，大意是说“性即理”和“心即理”的争辩已到了各执一词、互不相下的境地，如果真正要解决谁是谁非，*后只有“取证于经书”。我在这句话里看到了一隙之明：原来程、朱与陆、王之间在形而上学层面的争论，至此已山穷水尽，不能不回向双方都据以立说的原始经典。我由此而想到：为什么王阳明(1472—1529)为了和朱熹争论“格物”、“致知”的问题，*后必须诉诸《大学古本》，踏进了文本考订的领域?现代学者一致强调顾炎武(1613--1682)“经学即理学”那句名言是乾、嘉经学家的指导原则，这自然是事实。但是我在方以智为《青原山志略》(1669年刊本)所写的《发凡》中，也发现了“藏理学于经学”一句话，和顾炎武的名言如出一口。这岂不说明：从理学转入经典考证是16、17世纪儒学内部的共同要求吗?这样的线索越积越多，我终于决定作一次系统的研究；《论戴震与章学诚》便是这一研究的初步成果。这部书自1976年刊行以来，在明、清思想史的专门领域内曾引起了不少讨论，它的“内在理路”(“innerlogic”)研究法尤为聚讼的所在。这些讨论主要是在海外(包括日本和美国)的学术界进行的。为了澄清误解，我在1996年的增订本《自序》中作了一次较扼要的回应。我说明“内在理路”是相应于此书的特殊性质而采用的方法；我并不认为这是研究学术思想史的惟一途径。不过我深信，研究学术思想史而完全撇开“内在理路”，终将如造宝塔而缺少塔顶，未能竟其全功。或者像程颢讥讽王安石“谈道”一样，不能“直入塔中，上寻相轮”，而只是在塔外“说十三级塔上相轮”而已。现在三联书店将此书收入本”系列“之中，我盼望它能得到更多的新读者的指教。

作者简介  

余英时1930年生，安徽潜山人。香港新亚书院*一届毕业生，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康奈尔大学*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1973—1975年出任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2006年获美国国会图书馆颁授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KlugePrize rewards lifetime achievement)。中英文著作数卡种。
余英时作品系列
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
方以智晚节考
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
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
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文化史通释

  目 录  

增订本自序
自 序
内 篇
一、引言
二、章实斋与戴东原的初晤
三、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从清初到戴东原
四、章实斋的史学观点之建立
五、章实斋的“六经皆史”说与“朱、陆异同”论
(一)“六经皆史”说发微
(二)“朱、陆异同”论的心理背景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涵义
六、戴东原与清代考证学风
(一)“博雅”与“成家”
(二)“狐狸”与“刺猬”
(三)有志闻道
(四)义理的偏爱
(五)考证的压力
(六)紧张心情下的谈论
(七)论学三阶段
(八)*后的归宿
七、后论
八、补论：章学诚文史校雠考论
外篇
一、戴震的《经考》与早期学术路向——兼论戴震与江永的关系
(一)《经考》与《经考附录》
(二)戴东原之早期学术路向
(三)戴东原与江慎修
二、戴东原与伊藤仁斋
三、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中西历史哲学的一点比较
引言
(一)中国史学中的人文传统
(二)史学中言与事之合一
(三)笔削之义与一家之言
(四)结语
四、章实斋与童二树——一条史料的辩证
五、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学中智识主义的传统
(一)引言
(二)宋明理学中智识主义与反智识主义的对立
(三)经典考证的兴起与儒学的转向
六、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
(一)为什么要重新解释清代思想史?
(二)宋代儒学及其内在问题
(三)从“德性之知”到“闻见之知”
(四)“经世致用”与颜李学派
(五)清代儒学的新动向——“道问学”的兴起
(六)经学考证及其思想背景
(七)戴东原和章实斋
(八)结语

 

本书深入探讨了清代中期两位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家——戴震与章学诚的学术思想。通过对他们各自的学术脉络、思想精髓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进行细致梳理和深入剖析，旨在为读者呈现一幅清代中期学术思想演变的宏伟画卷。 一、 戴震：以“理”为核心的实证精神 戴震（1735—1784），字震，号东原，安徽休宁人，是乾嘉学术的集大成者之一。他的学术思想以“理”为核心，强调实证精神，对传统的经学、哲学、文字学等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考据与辨伪： 戴震的学术生涯始于严谨的考据实践。他批评王、何等人的训诂之失，力求回到古籍的原意，纠正传注中的讹误。其《诗》、《书》、《周礼》等诸经的考证，皆以文献为依据，以逻辑为准绳，展现出极高的学术水准。他的考据工作不仅是文字的梳理，更是对义理的探求。 “理”的本体论与认识论： 戴震认为，“理”并非独立于事物之外的抽象概念，而是事物本身的内在规律和秩序。他反对程朱理学中将“理”视为先验的、脱离人心的存在，主张“理”是在事中求，“理”之所在，即为事之当然。这种观点，将哲学思辨拉回到具体的事物和经验之中，体现了强烈的实证倾向。 “情”与“欲”的解放： 戴震对程朱理学关于“禁绝人欲”的论调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情”是人生而有之的自然之性，“欲”是维持生存和繁衍的必然需求。关键在于“节”而“正”，而非“绝”。他强调，“欲”的合理满足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否定了性恶论的悲观基调，对后世人本主义思想的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文字与义理的统一： 戴震认为，文字是传达义理的载体，文字的训诂必须以义理为归宿。他通过对古文字的深入研究，打通了文字学与哲学思想的界限，证明了语言文字的演变与思想观念的变迁紧密相连。其《论语》、《孟子》等篇的文字考订，都蕴含着深刻的哲学见解。 史学思想： 戴震也涉足史学领域，强调史书应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记载事实，分析原因。他反对以道德说教代替历史叙述，主张史学应服务于认识历史真相。 二、 章学诚：以“史”为核心的通史观念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慈溪人，是清代最重要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以“史”为核心，构建了独具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并对经学、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六经皆史”的史学观： 章学诚最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是提出了“六经皆史”的命题。他认为，《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家经典，并非仅仅是道德说教或哲学论述，而是蕴含着深刻的历史事实和历史智慧。通过对经典的史学化解读，章学诚将经学研究引向了历史的维度。 “文献”与“考证”的史料观： 章学诚强调史料的“文献”性，主张史家必须依据可靠的文献进行考证。他不仅关注官方史籍，也重视碑刻、文献、笔记、小说等民间史料，认为它们能更真实地反映历史的细节。他的史料观，体现了对历史真实性的不懈追求。 “意”与“文”的辩证关系： 章学诚认为，史书中“意”（即作者的观点、意图）与“文”（即记载的史实）之间存在辩证关系。史家应该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通过考证来理解作者的“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意”。他反对脱离史实的空泛议论，也反对机械地罗列史实而缺乏思想的深度。 “通史”观念与“事功”思想： 章学诚强调史学的整体性，提出了“通史”的观念。他认为，历史是一个连续发展的整体，研究历史不能断章取义，而应把握其内在的联系和发展规律。他关注历史中的“事功”，即历史人物的功业及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认为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鉴戒兴衰，启迪后人。 “文史合一”的理论： 章学诚主张“文史合一”，认为文学创作与历史研究本应一体。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内容，而历史叙述也需要文采的支撑。他认为，真正的史家应具备文采斐然的写作能力，能够将历史的厚重与文学的生动融为一体。 三、 戴震与章学诚的学术对话与思想碰撞 尽管戴震与章学诚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他们都代表了清代中期乾嘉学术在实证和理性方面的最高成就。 共同的实证精神： 两位思想家都反对空谈性命、心性，重视考据，强调实证。他们都力图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和考订，来揭示事物的真相和规律。 不同的侧重点： 戴震更侧重于从“理”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出发，将哲学思辨引入具体事物，强调“情”与“欲”的合理性。而章学诚则以“史”为核心，构建了宏大的史学理论体系，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和事功的意义。 思想的互补与启示： 戴震对“情”与“欲”的解放，为章学诚在历史叙述中展现人性的复杂性提供了理论支持。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也为戴震的经学考订提供了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他们的思想共同构成了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书通过对戴震和章学诚学术思想的深入研究，不仅梳理了清代中期学术思想的演变脉络，更揭示了他们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独特贡献和历史地位。本书的研究方法严谨，论证充分，对于理解中国古代思想史，尤其是乾嘉时期学术的特质，具有重要的价值。

评分☆☆☆☆☆

作为一名对清代学术史情有独钟的普通读者，我一直对余英时先生的著作充满期待。虽然这本书的标题提及了戴震和章学诚，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余先生在探讨这两位思想家时，并没有局限于简单的思想梳理，而是将其置于更宏大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他细致地描绘了清代中期学术领域内部的复杂互动，包括不同学派之间的论争、观念的演变，以及这些变化如何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相互渗透。书中对“乾嘉之学”的分析尤其令我豁然开朗，它不仅仅是对一种学术范式的总结，更是对一种时代精神的捕捉。余先生擅长在看似平实的史料中挖掘出深刻的意涵，将抽象的学术问题转化为生动的故事。阅读过程中，我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思想碰撞的年代，亲历了学者们的思考与辩驳，也对清代学术的多元性和创造性有了更深的认识。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为我打开了通向戴震与章学诚思想世界的大门，更让我对清代中期这一充满活力的学术时期有了整体性的把握，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超我的预期。

评分☆☆☆☆☆

我必须承认，一开始我对这本书的书名感到有些困惑，因为“区域”这个词的出现似乎暗示了地域性的研究，但我对余英时先生的学术声誉深信不疑，于是购入并开始阅读。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发现“区域”的含义被拓展了，它指的是清代中期思想史上的不同“场域”或“空间”，而非简单的地理划分。余先生运用他一贯的精妙笔法，将戴震和章学诚这两个看似独立的思想家，巧妙地编织进清代学术思想的大网之中。他并非孤立地解读他们的著作，而是关注他们如何回应时代提出的问题，如何与同时代其他学者进行对话，以及他们的思想如何在学术传承中发挥作用。我特别欣赏余先生在处理复杂学术史问题时展现出的宏观视野和微观洞察力。他能够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提炼出关键线索，并构建出清晰的逻辑框架。这本书让我对清代中期学术史的研究方法有了全新的理解，也让我看到了如何在具体的思想个案中把握宏观的历史趋势。

评分☆☆☆☆☆

作为一名对中国古代哲学史有浓厚兴趣的业余爱好者，我曾阅读过不少关于清代学术的书籍，但这本书给我的感受却是截然不同的。它不是那种堆砌史实、罗列观点的枯燥论述，而是充满了思想的辩证和历史的温度。余先生在文中对戴震和章学诚的解读，让我看到了他们在面对传统与现实挑战时所展现出的深刻洞察力。他并没有将他们简单地标签化，而是深入剖析了他们思想的形成过程、内在逻辑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尤其是他对章学诚“史学即是文章”观点的阐释，以及如何将其置于当时学术背景下理解，让我对这位学者的认识有了颠覆性的改观。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与一位博学睿智的长者进行了一场深入的学术交流，他引导我一步步拨开迷雾，看到清代中期学术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本书的语言也十分典雅流畅，即使是学术性很强的内容，读起来也毫不费力，反而充满了韵味。

评分☆☆☆☆☆

我之前对戴震和章学诚的了解仅限于一些零散的介绍，总是觉得他们的思想有些难以把握。直到读了这本书，我才真正体会到余英时先生解读思想史的强大功力。他并没有直接给出结论，而是层层剥茧，引导读者一同走进戴震和章学诚的思想世界。我尤其惊讶于余先生对清代中期知识分子群体心态的描绘，他不仅仅关注学术本身，更深入地探讨了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学术旨趣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时代压力。书中对于“学”与“道”、“名教”与“情欲”等核心议题的深入探讨，让我对清代中期学术的内在张力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余先生的叙述方式非常引人入胜，他善于用生动的例子和形象的比喻来阐释复杂的思想，使得原本可能枯燥的学术话题变得鲜活有趣。这本书拓展了我对清代中期社会文化以及知识生产机制的认知，让我看到了学术思想是如何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孕育和发展的。

评分☆☆☆☆☆

自从接触余英时先生的著作以来，我对他严谨的考证和深刻的见解佩服不已。这本书更是让我领略到了他作为一名杰出的思想史家的风采。他并非仅仅是复述戴震和章学诚的观点，而是通过对大量原始文献的细致梳理和创造性的解读，重构了清代中期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我特别喜欢他分析问题时那种“无一字无来历”的严谨态度，以及在解释历史现象时所展现出的深刻洞察力。书中对“乾嘉学术”的论述，让我看到了其背后所蕴含的复杂文化动因和深远历史意义。余先生在书中也大量引用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但他的观点始终保持着独立性和原创性，他能够将不同学者的研究融会贯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阅读这本书，仿佛是经历了一次高强度的智力训练，它不仅提升了我对清代学术史的认识，更让我对如何进行有效的学术研究有了更深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