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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士人精神的重铸与再造是黄宗羲<连珠合璧>的学术思想背后的根本关切之一，而伦理公共性与个体精神性之间的<一><多>张力则是贯穿其中的核心问题。上述问题，在黄宗羲心学、文学思想之中有着集中反映，具体呈现为德性与经世、性情与载道等问题。黄宗羲心学深深影响了整个明代学术的走向，时至如今，仍是具有恒久价值的思想主题。

内容简介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转型时期的一位大思想家。他治学的主要目的就是经世致用，并留下颇具影响的两部著作：《明夷待访录》和《明儒学案》。本书从黄宗羲的生平时代入手，通过解读研究他的心学主张，进而挖掘出他的思想对文学和经世之道所产生的作用。以此为视角，既可以探究黄宗羲学术思想之整体意蕴，亦有助于理解明清之际儒学思想转型的特质。

作者简介

顾家宁，2005—2014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先后获得历史学、法学学士，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美国达特茅斯学院亚洲与中东语言文学系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中国政治思想史。在国内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目录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知人论世：黄宗羲的生平与时代 ...9
第一节?早年学思 ...11
第二节?时代风云 ...14
第三节?濒于十死 ...17
第四节?厕身儒林 ...20
第五节?遗民志节 ...25
第二章?德性与经世：心学之重构 ...29
第一节?阳明学与晚明思想的问题 ...31
第二节?玄虚与荡越：本体派批评 ...37
第三节?归寂与一贯：工夫派批评 ...48
第四节?工夫与自得：为学之道 ...60
第五节?小结 ...77
第三章?性情与载道：黄宗羲的文学思想与时代意蕴?? ...79
第一节?诗以道性情 ...83
第二节?为文、为学与为道 ...90
第三节?性理、本色与至情：黄宗羲之论词曲艺术及其思想张力 ...98
拓展阅读?黄宗羲诗文选 ...105

精彩书摘

德性与经世：心学之重构
第一节?阳明学与晚明思想的问题
《明夷待访录》云“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不过综观黄宗羲一生的学术思考，其落脚点并不仅仅在于制度的革新，而亦在与之相应的士人精神的再造。明代覆亡之症结固然首推王朝体制的朽坏，然而同样无法忽视的，是与政制衰败相表里的士人精神的异化堕落。“析之愈精，逃之愈巧”，日以空谈为事的理学末流，“化仁义为富贵”，陷溺人心的科举功名，与商品经济发展相伴相生的功利价值观，都在侵蚀着士人的德性精神与经世智识。
晚明无疑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个独具魅力的时代。阳明心学的异军突起，在迅猛冲击已然官学化了的程朱理学桎梏的同时，也孕育着新的时代问题：发于人心、张扬个人主体性的良知之教，何以能够保持儒家的道德性内涵而避免沦为一种感性欲望支配下的价值相对主义？心学将精神投注的重心从万物之理转向人心内在，然其何以能够展现出不同于佛、道二氏追求个体解脱的精神旨趣，而与世道人心、外王事功获得一种新的联动？在商品经济发展，人心价值日趋多元的晚明社会，上述问题已经充分显现，而明清易代的大变局，则使之以一种更加沉重的方式呈现出来。
明季关中大儒冯从吾曾谓， “周家以农事开国，本朝以理学开国。”所谓“理学开国”，点出了理学在明代思想文化中的重要意义，这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首先是自明初伊始，程朱理学业已成为官方正统，“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其次是理学严谨笃实的学风深刻塑造了明代高亢激越的士风与政治文化。正如孟森先生所言：
一时学风，可见人知向道，求为正人君子者多，而英挺不欲自卑之士大夫，即不必尽及诸儒之门，亦皆思以名节自见。故阉宦贵戚，混浊于朝，趋附者固自有人；论劾蒙祸，濒死而不悔者，在当时实极盛，即被祸至死，时论以为荣，不似后来清代士大夫，以帝王之是非为是非，帝以为罪人，无人敢道其非罪。故清议二字，独存于明代。
上述二者，构成了理解晚明思想激变的大背景。作为正统的程朱理学的思想活力，在官学光环的笼罩和科举功利的腐蚀之下逐渐丧失殆尽，正如黄宗羲所言，“有明之学术，从前习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于是而有阳明心学的破空而起。心学的崛起一方面摧破了理学末流懵懂精神、肤浅套括之习，另一方面，其对人心主体性的高扬，也在冲击着传统儒学绳墨严谨的道德约束——尽管这绝非阳明先生立说的本旨。尤其在晚明商品经济发达、思想价值日趋多元的时代背景下，人心主体性与道德性的张力问题乃愈发凸显，以至于明亡之后，阳明心学竟被目为华夏陆沉之罪魁。
在日益齐整的思想环境中，如何为个体价值的确认保留活泼泼的多元空间？这是阳明心学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自姚江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 a 而到了黄宗羲的时代，上述问题在进一步延续着的同时，也随着晚明清初剧烈的社会政治变动而以一种相反的形式呈现出来：一方面，僵化肤浅的理学末流必须被突破，如此方能令儒学在思想上重获生机；另一方面，心学所释放的主体性活力与冲动，又如何能够被重新融入道德的范围之中，进而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重塑社会价值与秩序？透过《明儒学案》对阳明后学的思想梳理、批评与诠解，我们可以部分寻绎出其中的思想线索。
对于明代理学（此处“理学”取其广义，包含心学一系），黄宗羲给予了高度评价：“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茧丝，无不辨析，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就思想谱系而言，黄宗羲以王学为宗，属于“承王学而起而又能更新其义者。”《明儒学案》中有关阳明及其后学者共计三十六卷（含《泰州学案》），占全书卷数的一半以上，围绕阳明学的探讨，实际上构成了整部《学案》的中心问题。在对王学从兴起、大盛、流弊再到矫正之全过程的思想梳理中，正包含了黄宗羲修正心学、重塑士人精神世界的用意，“凡宗姚江与辟姚江者，是非互见，得失两存，所以阐良知之秘而防其流弊，用意至深远也”。
对于阳明后学的批判与整合，构成了黄宗羲心学重建中的一条重要线索。阳明后学地域分布广泛且思想取向各异，《明儒学案》按地域范围析之为六，若以思想分野，则类型更加复杂。唐君毅先生析之为“直指本体即是工夫”与“标归寂至静之工夫以识本体”两大系，前者包括浙中王畿，泰州王艮、罗汝芳；后者则以江右之聂豹、罗洪先为代表。陈来先生则依据更加具体的学术形态，将王门后学进一步分列为钱德洪、邹守益代表的稳健派，亦称“主修派”；王畿代表的无善无恶派，亦称“主无派”；聂豹、罗洪先的主静归寂派，亦称“主静派”；王艮、罗汝芳的泰州学派，亦称“自然派”。 在上述几种分类的基础上，按照思想类型的近似性，我们可以将主修、主静派理解为广义的工夫派系统，以其强调工夫在实践中的缜密落实；而将主无、自然派归为广义的本体派系统，以其强调本体的圆融与彻悟。
本体与工夫构成了阳明学之经纬，所谓本体，即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道德本质，所谓工夫，则是将此本质落实呈现于现实生活中的实践方式，二者分别构成了道德实践之所以可能的先验依据与主观依据。本体工夫一经一纬，构成了阳明学的基本结构，如果说良知本体表明了阳明心学对于人之道德主体性的标举，从而构成心学的学派特质，那么如何确证并践履这一道德本体，则是引发阳明后学思想分歧的根本原因。
关于阳明后学的思想分化，就不能不提及嘉靖六年（1527）秋，王阳明与两位重要弟子钱德洪（1496—1574，字洪甫，号绪山）、王畿（1498—1583，字汝中，号龙溪）之间著名的“天泉证道”：
丁亥年（嘉靖六年，1527）九月，先生起复征思、田。将命行时，德洪与汝中论学。汝中举先生教言，曰：“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德洪曰：“此意如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话头。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是无善无恶的物矣。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德洪曰：“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格致正诚，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工夫。若原无善恶，功夫亦不消说矣。”
是夕侍坐天泉桥，各举请正。先生曰：“我今将行，正要你们来讲破此意。二君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源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工夫。人己内外，一时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工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执一边，眼前便有失人，便于道体各有未尽。”

前言/序言

“韶风文丛”总序
郁郁文哉，闳约深美；箫韶九成，思入风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韶风文丛”出版计划，主要支持出版本院及全校人文社科中青年学者的专项学术研究成果，编辑体例均以“学术研究文本和拓展阅读（经典作品辑选 / 译介 / 赏析）”的形式独立成书。
近年来，我国部分高校先后创设了人文社科高研院，志在探索设计一种新的组织结构和互融机制，加快提升高校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创新力与社会影响力。北航高研院成立于 2010 年 11 月，是学校直属的文科精英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机构。在当前加快“双一流”大学建设的大背景下，我们将秉承“融汇中西、贯通古今、承续文化”的宗旨，恪守“交叉渗透、涵育创新”的理念，深入思考并树立学术导向、突破隔阂、前沿交叉、涵育创新等四个意识，聚焦学术及育人本位、拓展学术平台，创办学术集刊、出版精粹文丛，以期形成合力与特色，提升水平与影响。
“韶风文丛”的构想与实施，所收书目议题涉及文学、艺术、审美及文化领域，以“历史人文探寻、中外文学研究、艺海悟道求索、经典作品赏析”为经纬，提倡“有学术的人文”和“重文化的学术”，坚持“学术性、人文性、艺术性、可读性”并重，“义理与考据、个案与综合、博雅与传承”融合，既多维呈现北航学者在文史哲艺术等学科的独到研究成果，也可作为深化大学通识教育、拓展读者人文素养的学术精品读本。
思之所处，斯文所在。“韶风文丛”旨在呼唤学园同道，荟萃人文精短佳作，不追长篇宏论，但求视野新颖、问学立论、寓道于文，重思想气质涵蕴、观念寻绎益明和文化自觉探究，以学术记录北航人文社科中青年学者的思考与努力。
引言
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明季思想家群体，自近代以来一直是思想、学术乃至文化场域中的多受关注的焦点。这一殊荣与魅力，一方面缘于华夏陆沉之际，明季诸子拼将毕生心力迸发出的思想力度，另一方面，“明清之际”在近世中国历史脉动中的独特地位，同样赋予了它更加复杂而丰富的价值韵味与文化期待。
思想史、文化史意义上的“明清之际”，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时间范畴。明清易代的历史早已定格在十七世纪的风烟之中，然而它的流风回响，却一次次地穿越时空的巨幕，而在历史的下一个十字路口，激发出后人无尽的文化想象。晚明思想的多重角色与想象空间，在清末中国的近代转型进程中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呈现——“残明遗献”之复活与传播，构成了清末思想变迁的重要助力。自近代以来，明季诸子及其思想在民族主义、民主先声、理性启蒙的现代性文化意义上获得了新的理解维度与话语标识，其影响散射于哲学、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中。晚明与晚清，两个剧烈的变革时代跨越了二百多年的时空，而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激烈对撞的思想世界中发生了奇异的交融。
当下的问题意识与时代关切，决定了历史世界中的哪些角落将被后来者的目光持续照亮，正如克罗齐的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后视视角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张力，或许正是思想史研究的最大魅惑，对于学者而言，这既是研究的意趣所系，当然也是其危险所在。后视视角固然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历史思想蕴含的时代潜力，然而今古之间过于轻易的语境移植亦不免带来新的困惑——我们看到的，也许只是经过后人拣择与现代透镜折射之后的“思想”影像，它们是点状、片段、零散的，而非完整、一贯、有生命的历史思想本身。在“现代”视角下，明清之际思想似乎日渐成为一种现代性文化的话语符号，而非立足于其自身的内在体系与意义世界之中的真实完整呈现。在有关黄宗羲的研究中，这种“符号性”特质无疑有着最为集中的反映。
回顾三百年来的学术史，可以看到黄宗羲思想形象在不同时代的巨大变迁。清初人以黄宗羲、孙奇逢、李颙并称“海内三大鸿儒”，是从明代理学传统中确认其学术地位。随着清代学术范式从理学向朴学的转移，黄宗羲学术中“考据实学”的面向获得凸显，乃至被尊为乾嘉朴学先驱。至于晚清以降，维新、革命思潮风起云涌，其思想中的经世面向乃被强调，时人往往将其描述为传统异端与批判者的形象，进而将之塑造为接引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等现代意识形态的桥梁。
上述面向，无疑各自抓住了历史人物思想的某些片段与要素，然而若就“知人论世”而言，皆不能免于一种外在化的视角。转型时代的思想家群体广博丰富的学术形态，使得后人在理解与追述之际往往不免各取所需而得其一偏，个中原委，并非全然缘于学者个体的才性之殊，而更在时代环境的变化使然。清代高压的政治环境，“治学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乱为心，而相率逃于故纸丛碎之中”，自不复鼎革之际学人的恢弘气象，而明清学术的转型，亦使多元通脱的晚明思想文化戛然而止，进而转向谨严拘执的清学传统，其影响自然及于学术评价的立场与视角。比如即便对黄宗羲景仰有加的私淑弟子全祖望，亦不免有“文人之习气未尽，以正谊明道之余技，犹流连于枝叶”的微词惋惜，正是学术风气的转变使然。
黄宗羲本人“连珠合璧”融贯心性、经史的学术形态，客观上的确起到了转移一代学术风气的作用，不过，倘若仅仅从狭义的朴学视野中理解之，未免拾小而遗大。就学术思想的终极指向而言，明清之际“天崩地解”所引致的文化、政治、价值焦虑，无疑才是推动其学术生命的内在真实动力，就此而言，真正值得措意的，就不仅仅是其中包含的某种学术面向，而是蕴藏于此多重面向背后的根本精神与问题意识。
时至近代，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清季维新革命思潮的风起云涌，再度激活了明季诸子的思想潜力，使其从“故纸丛碎”再回时代舞台的中心。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近代西方思想的强势压力使得这种回归从一开始就是在外来的文化体系与知识架构中展开的，从而呈现出强烈的“话语性”特征——清末语境中，明季思想的价值乃是借助近代西方的强势话语而获得高扬与确认的，在这里，传统作为一种话语资源，实际上充当了近代西学思想接引者的角色。正因如此，一个颇为吊诡的事实是，清末“残明遗献”的重彰，其实伴随着强烈的“反传统”气质：在“近代性”的现实诉求与话语塑造下，被着意凸显的是那些与传统断裂的面向，比如制度的批判、欲望的释放——上述种种，无疑都是明季诸子思考的题中之意，然而现代话语体系的覆盖，却使得这种“异代相感”不免失其中节。晚明思想与近代潮流
之间无疑存在着诸多值得认真对待的共通性，然而它们是否应当且必须在西方版本的“近代萌芽”之中来获得理解，则是另一个值得反省的问题。
话语本身是无法持续或拥有真正生命力的，除非它能够转化为真正的思想，这也是为什么明季思想在经历了近代的短暂喧嚣之后终又
重归书斋的冷寂。当然，这种沉寂并不意味着它们至此变得不再重要，相反，身处于今日种种思想、文化与价值焦虑中的我们，也许比一百多年前的先辈们更加期一场基于自身文明传统的复兴与再造，而那个保持着传统文明的底色，而又似乎已经非常接近“传统—现代”思想转捩点的“明清之际”，于此是否有可能绽放出新的活力与潜能，同样值得我们期待。
由此，我们所需要的或许是一种视野、方法上的调整与重构。如前所述，清代以来对于黄宗羲思想的研究和评价其实存在着某种“二重抽离”的问题：一方面，是侧重于其思想的某些部分，而对于整体脉络的抽离，如表现为对理学、朴学、政治等面向的凸显；另一方面，则是思想本身相对于历史脉络和语境的抽离，尤其表现为现代性话语的强势塑造。黄宗羲的学术思想原本具有“旁错交通，连珠合璧”的多元特质，我们有必要在更加宽阔的文化视野中来对其加以一种整体化的理解，如是方有可能摆脱层层累积的话语蔽障而回归于历史思想的自身脉络，进而寻找到一种最为恰当的历史定位。
钱穆先生曾谓，“梨洲为学，门路虽广，而精神所注，则凝聚归一。盖欲以驳杂多方之学，融成精结纯粹之知，以广泛之知识，造完整之人格，内外交养，一多并济，仍自与后之专尚博雅者不同也。”这正说明，黄宗羲“杂而不越”的学术形态背后乃有其“万殊一本”的中心指向，此即士人精神的重塑，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制精神之革新。政制的反思与文化精神的再造，原本是宋学精神的一体两面，在黄宗羲那里，士人精神的重塑，正是一个关联此二者，同时也是连缀其多元学术形态的连接点。
士人阶层无疑构成了黄宗羲整体政治构想的主体，这一从皇权向士权的转换固然能够部分满足后人基于现代性立场的话语期待，然而二者之间毕竟存在着重要区别，正如士人经世意识的昂扬未必等同于现代民主的激情。事实上，我们大可不必将其简单置于“现代”抑或“复古”的二元对立之中，相反，倘若沿着历史与思想的自身脉动，从古人身处的历史语境与问题意识本身出发来进入其思想世界，或可发掘出一些更加完整，也更具价值的问题。
明季思想的意义是需要在晚明文化背景，乃至近世文化整体走向之中来理解的，它所追求的是一种根植于传统、因应于时代的内在新生，而有别于后人想象中激越的现代性颠覆。在今人的视角看来，他们也许不够“现代”，然而这种基于传统内在的反思与创造性，或许能够提供一种超越“传统—现代”二分视角的可能，进而带来某种新的文化启迪。正视这种传统的连续性，亦可使我们摆脱过度的后世话语遮蔽，而以一种贴近的视角，如其所是地观照其思想的真实价值。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暂时疏离于某种过于强烈的“现时关怀”，而息心于原始文献的通读细绎，在斋定式的神思中尽可能地还原前人身处的历史语境与真实的思想世界，正如陈寅恪先生所云：“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欲达此境，不仅需要穿越古典思想的叠嶂，而更须抵御各种时代新潮的魅惑。
黄宗羲尝谓：“每见钞先儒语录者，荟撮数条，不知去取之意谓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尝透露，如何见其学术？”《明儒学案发凡》中的这段文字，既是黄宗羲的自我期许，自然也同样适用于今人对其思想的理解。惟此如此，方能避免以一种各取所需的后视态度过于随意地剪裁历史思想。当然，以笔者有限的学力，完整梳理黄宗羲“连珠合璧”的思想整体只能有待来日，本书的工作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即立足于晚明文化的视角，以黄宗羲心学、文学思想的考察为中心，探索其中蕴含的问题意识与内在脉络。精神文化层面的探讨，乃是理解黄宗羲明清之际政治—文化整体重建的内在基础——比如心学批评中一与多、个体性与伦理性的整合，文学思想中对性情展现与承载道理之间的张力，这些问题的厘清，无疑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评价其外王经世构想，从而更完整地理解其整体学术思想。
面向思想文本与历史语境的回归，是黄宗羲及其所代表的明季思想研究从“话语”复归于“思想”的前提。“三代之治真可复，七篇之外岂无为”“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明季诸子的文化探索与精神力度，激发于“天崩地解”时代深刻的文明、价值与秩序焦虑，今日读之，依然能够获得一种痛彻而清晰的在场感。时代命运的激荡与世道人心的叩问，从来是思想学术发展的源泉，而回向历史的沉潜，则是感通古今的法门。
拙稿正文部分共三章，首章简要介绍黄宗羲生平经历，第二章以阳明后学批评为中心，探讨黄宗羲心学重塑中的多重思想意涵，第三章以诗论、文论与戏剧观为中心，在与心学、经世思想的互动中讨论黄宗羲的文学思想。附录部分是对黄宗羲诗文作品的选录，基于本书的主题，附录中黄宗羲诗文作品的选择首先侧重于其思想史料价值，同时亦适当兼顾其文学性。选文所据版本方面，主要依据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年《黄宗羲全集》本，同时参考中华书局《明儒学案》（2008年）、《黄梨洲文集》（1959 年）作为对勘，部分内容进行了重新标点。另外为方便阅读，选录作品亦全部转为简体字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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