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特色

内容简介

本书首次在世界史的角度下审视中国近代史的选择：以恭亲王奕诉及普国藩、李鸿章等人领导的自强运动为di一个近代化方案，以康有为等人领导的变法运动为第二个近代方案，以义和团运动为第三个公式化方案……这些方案zui后都挫败，于是作者提出自己的观点：“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经济，并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

本书受到美国“新史学运动”的影响，被视为“对新史学思想zui强有力的运用”；又被视为重分析、重综合、重整体理解的“清华学派”的代表作，开创了近代史写作的基本范式，对于理解近代中国的转型得失，以及现代化的必然性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因此也被视为一本罕见的能够经世致用、指导行动的史学著作。

作者简介

蒋廷黻（1895－1965）

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1911年只身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首任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1925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之职，在任期间，改革清华大学历史系，建立起全国一流的史学阵营。1935年弃学从政，先后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美国大使等职，被誉为民国政府“zui知外交的人”。1965年病逝于纽约。

　　蒋廷黻先生研究历史反对“治史书而非史学”的传统方法，采用“重综合、重分析、重整体把握”的新史学方法，并将其引入当时尚属荒漠的近代史领域，从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被视为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主要代表著作有《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选辑》（上、中）《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中国近代史》等。

精彩书评

所要求于知识界的，是动态、是入世、是事业、是实物，是书本以外、是主义以外、是文字以外、是“清议”以外，是与小百姓同一呼吸。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蒋廷黻要求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真精神。

——李敖

半个世纪以来，又有几本近代史著作超过了它？当今专为获奖的“皇皇巨著”，通通加起来也不及这本书的分量。　

——何炳棣。

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科学研究，实与罗先生（罗家伦）同开风气。他为中国近代史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为旧中国的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新的观念，是一个开山的人。

——郭廷以

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

——费正清

他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的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这一大堆原始资料点活了。 ——李济

目录

小?序 1

总?论 3

第一章?剿夷与抚夷 7

第一节?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9

第二节?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14

第三节?东西对打 17

第四节?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22

第五节?不平等条约开始 25

第六节?剿夷派又抬头 28

第七节?剿夷派崩溃 32

第二章?洪秀全与曾国藩 37

第一节?旧社会走循环套 39

第二节?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43

第三节?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47

第四节?洪秀全失败 51

第三章?自强及其失败 55

第一节?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57

第二节?步步向前进 61

第三节?前进遇着阻碍 64

第四节?士大夫轻举妄动 70

第五节?中日初次决战 78

第四章?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89

第一节?李鸿章引狼入室 91

第二节?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95

第三节?顽固势力总动员 99

第四节?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103

第五节?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109

第六节?军阀割据十五年 114

第七节?贯彻总理的遗教 118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121

琦善与鸦片战争 169

1.引?言 171

2.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 175

3.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外交关系 186

精彩书摘

第一节?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在十九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西洋没有派遣驻华的使节，我们也没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国去。此中的缘故是很复杂的。第一，中西相隔很远，交通也不方便。西洋到中国来的船只都是帆船。那时没有苏伊士运河，中西的交通须绕非洲顶南的好望角，从伦敦到广州顶快需三个月。因此商业也不大。西洋人从中国买的货物不外丝、茶及别的奢侈品。我们的经济是自足自给的，用不着任何西洋的出品。所以那时我们的国际贸易总有很大的出超。在这种情形之下，邦交原来可以不必有的。

还有一个缘故，那就是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国来的，我们总把他们当作琉球人、高丽人看待。他们不来，我们不勉强他们。他们如来，必尊中国为上国而以藩属自居。这个体统问题、仪式问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天朝”是绝不肯通融的。中国那时不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并且外夷岂不是蛮貊之邦，不知礼义廉耻，与他们往来有什么好处呢？他们贪利而来，天朝施恩给他们，许他们做买卖，藉以羁縻与抚绥而已。假若他们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时中国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与“抚夷”。政治家分派别，不过是因为有些主张剿，有些主张抚。

那时的通商制度也特别。西洋的商人都限于广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西洋人曾到过漳州、泉州、福州、厦门、宁波、定海各处。后来一则因为事实的不方便，二则因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了所谓一口通商制度。在广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两季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与外国人做买卖的。十三行的行总是十三行的领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员。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总传给外商；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由行总转递。外商到广州照法令不能坐轿，事实上官吏很通融。他们在十三行住的时候，照法令不能随便出游，逢八（那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领导到河南的“花地”去游一次。他们不能带军器进广州。“夷妇”也不许进去，以防“盘踞之渐”。顶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第一个耶稣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那时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则原来很轻，平均不过百分之四，清政府并不看重那笔海关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百分之二十。中国法令规定税则应该公开；事实上，官吏绝守秘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纳税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烦。

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与外国人的民刑案件，我国官吏不愿过问，那就是说，自动的放弃境内的法权。譬如，乾隆十九年，一个法国人在广州杀了一个英国人，广州的府县最初劝他们自己调解。后因英国坚决要求，官厅始理问。中国与外国人的民事案件总是由双方设法和解，因为双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国人杀了外国人，官厅绝不偏袒，总是杀人者抵死，所以外人很满意。只有外国人杀中国人的案子麻烦，中国要求外人交凶抵死，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后则拒绝交凶，拒绝接受中国官厅的审理，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刑罚太重，审判手续太不高明。

外人最初对于我们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然而觉得既是中国的定章，只好容忍。到了十八世纪末年（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外人的态度就慢慢的变了。这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大部分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手里。在广州的外人之中，英国已占领了领袖地位。英国此时的工业革命已经起始，昔日的手工业都慢慢的变为机械制造，海外市场在英国的国计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紧要。中国对通商的限制，英国认为最不利于英国的商业发展。同时英国在印度已战胜了法国，印度半岛全入了英国的掌握。以后再往东亚发展也就更容易了，因为有了印度作发展的根据地。

当时欧洲人把乾隆皇帝作为一个模范的开明君主看。英国人以为在华通商所遇着的困难都是广州地方官吏做出来的。倘若有法能使乾隆知道，他必愿意改革。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七年）正是乾隆帝满八十岁的一年，如果英国趁机派使来贺寿，那就能得着一个交涉和促进中英友谊的机会。广州官吏知道乾隆的虚荣心，竭力怂恿英国派使祝寿。于是英国乃派马戛尔尼侯（Lord Macartney）为全权特使来华。

马戛尔尼使节的预备是很费苦心的。特使乘坐头等兵船，并带卫队。送乾隆的礼物都是英国上等的出品，用意不外要中国知道英国是个富强而且文明的国家。英政府给马戛尔尼的训令要他竭力迁就中国的礼俗，惟必须表示中英的平等。交涉的目的有好几个：第一，英国愿派全权大使常驻北京，如中国愿派大使到伦敦去，英廷必以最优之礼款待之；第二，英国希望中国加开通商口岸；第三，英国希望中国有固定的、公开的海关税则；第四，英国希望中国给她一个小岛，可以供英国商人居住及贮货，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门一样。在乾隆帝方面，他也十分高兴迎接英国的特使，但是乾隆把他当作一个藩属的贡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礼。马戛尔尼最初不答应，后来有条件的答应。他的条件是：将来中国派使到伦敦去的时候，也必须向英王行跪拜礼；或是中国派员向他所带来的英王的画像行跪拜答礼。他的目的不外要表示中英的平等。中国不接受他的条件，也就拒绝行跪拜礼。乾隆帝很不快乐，接见以后，就要他离京回国。至于马戛尔尼所提出的要求，中国都拒绝了。那次英国和平的交涉要算完全失败了。

十八世纪末年和十九世纪初年，欧洲正闹法兰西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英国无暇顾及远东商业的发展。等到战事完了，英国遂派第二次的使节来华，其目的大致与第一次同。但是嘉庆给英使的待遇远不及乾隆，所以英使不但外交失败，并且私人对我的感情也不好。

英国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

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到了十九世纪，我们只能在国际生活中找出路，但是嘉庆、道光、咸丰年间的中国人，不分汉、满，仍图闭关自守，要维持历代在东方世界的光荣地位，根本否认那个日益强盛的西方世界。我们倘若大胆的踏进大世界的生活，我们需要高度的改革，不然，我们就不能与列强竞争。但是我们有与外人并驾齐驱的人力物力，只要我们有此决心，我们可以在十九世纪的大世界上得着更光荣的地位。我们研究我民族的近代史，必须了解近代的邦交是我们的大困难，也是我们的大机会。

《中国大历史——中国近代史》

“玻璃渣子感觉都快从我的鼻孔里冲出来了。”

忏悔是改过的前提，佛教对忏悔十分重视。原始佛教把定夏安居之最终日定为自恣日，在这天对自己所犯错误进行反思和忏悔。按照《四分律>中所言，忏悔须具足五缘：（1）迎请十方之佛菩萨。（2）诵经咒。（3）自白罪名。（4）立誓。（5）明证教理。另据华严宗五祖宗密所撰《圆觉经略疏钞>卷十二载，小乘的忏悔步骤为：（1）偏袒右肩，便于执侍作务之义。（2）右膝着地，显奋勉恳切之义。（3）合掌，表诚心不乱。（4）述罪名，说僧残、波逸提等罪，发露而不覆藏。（5）礼足，表卑下至敬之礼。大乘之忏悔则采用庄严道场、地涂香泥、设坛等方法。忏悔按性质和方法在佛教中分为不同种类，比如“两种忏悔”，即制教忏与化教忏两种。制教忏指犯戒律之罪须行制教（戒律教）之忏悔，仅限于出家之五众、小乘、现行犯等。化教忏指犯业道之罪须行化教（经论之教）之忏悔，此则共通于所有者。制教之忏悔复分为三种：（1）众法忏，对四人以上之僧众行忏悔。（2）对首忏，对师家一人行忏悔。（3）心念忏，直对本尊行忏悔。智颉把忏悔分为事忏与理忏。借礼拜、赞叹、诵经等行为所行之忏悔，称为事忏，又称随事分别忏悔，一般之忏悔均属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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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位史学大家影响深远，吕思勉的学生包括钱穆、赵元任、黄永年等人；邓之诚门生弟子三千，谭其骧、侯仁之、余英时、周汝昌出其门下；孟森孤峰独出，不仅商鸿逵、吴相湘、郑天挺、王钟翰等亲身受教，黄仁宇、当年明月亦受其遗泽；蒋廷黻作为南开史学的缔造者和清华史学的改革者，学生何炳棣、夏鼐、郭廷以、费正清都成一代大家。

犹他州普罗沃市社区医院“圣巴巴罗诊所”接待了一名特殊的患者，印第安医生“高举火把”将异物从患者嘴巴里敲碎时，伴随着一声巨大的声响。

　　吕思勉的贯通古今、征引繁富，邓之诚的闻博洽见、提纲挈领，孟森的比勘辨析、老吏断狱，蒋廷黻眼光远大，见解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