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史(套装共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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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家琦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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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14211392
版次:1
商品编码:12340102
包装:精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8-05-01
用纸:书写纸
页数:1184
套装数量:2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该书稿荣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

内容简介

该书以孙中山、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四代人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为主线并对他们的政治主张及其思想渊源进行了较深刻的分析和阐述,“弥补了国民党史研究中的疏漏”。该书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中国国民党的百年历史的溃变,功过是非作了较为全面客观的评述,颇多新意、发人深省”,并从总结中国国民党史研究的整体状况出发,“指出既往研究的得失,并进一步提出如何深化的意见、切中肯綮,极有学术价值”。该书也是到目前为止公开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史中时间跨度长,内容比较完整的一部著作。

作者简介

茅家琦 ,国际知名历史学家,南京大学终生成就奖获得者。 历任南大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所所长等职务、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史学会理事、江苏省历史学会会长、江苏省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会副会长等。从20世纪50年代,师从罗尔纲、陈恭禄等前辈史家研究太平天国史。80年代开始研究晚清及1949年以后台湾的历史,可以说他是天平天国史的“泰山北斗”,台湾当代史的拓荒者。
徐梁伯研究员、
蒋顺兴研究员

目录

目  录

总 序
第一编 孙中山与中国国民党
导 言
第一章 孙中山创立兴中会
—国民党百年党史的开端 / 3
第一节 孙中山反清革命思想的形成 / 3
一 民族危机与涌动的救国保种社会思潮 / 3
二 孙中山救国保种思想的形成 / 4
三 社会改良主张的破灭 / 8
第二节?兴中会
—中国国民党最早的组织形式 / 10
一 孙中山创立兴中会 / 10
二 兴中会的扩大与发展 / 12
三 武装起义的初步尝试 / 15
第二章 孙中山领导成立中国同盟会 / 21
第一节?中国同盟会的建立 / 21
一 20世纪初的国民爱国运动 / 21
二 众多革命组织纷纷建立 / 24
三 孙中山赴日,“合成一个大党”——中国同盟会成立 / 26
四 中国同盟会的特点 / 28
第二节 同盟会进行的革命活动 / 32
一 宣传革命理论 / 32
二 发动武装起义 / 35
第三节 同盟会内部的政见分歧和矛盾冲突 / 40
一 政见分歧 / 40
二 “国旗问题”的分歧 / 41
三 “赠款”与“倒孙”风波 / 42
四 第二次“倒孙”风潮及革命党人的各自为战 / 42
第三章?同进盟会的理论基础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 45
第一节?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 / 45
一 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论述 / 45
二 三民主义的思想渊源 / 49
三 同盟会成员对三民主义的不同理解 / 53
第二节?民国元年以后三民主义思想的曲折发展 / 56
一 由三民主义到一民主义、二民主义的演变 / 56
二 三民主义的恢复和发展 / 58
第四章?推翻专制王朝,建立中华民国 / 62
第一节?武昌起义成功 / 62
一 中部起义计划的确定 / 62
二 共进会、文学社联合行动 / 67
三 武昌起义成功,各省光复 / 68
四 孙中山由美经欧归国 / 73
第二节?同盟会短暂的执政 / 78
一 孙中山到达上海 / 78
二 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 82
三 颁布一系列新的法律、法令和政策 / 90
第三节?同盟会失去执政党地位 / 95
一 临时政府的困境 / 95
二 南北议和,达成协议 / 104
三 “未雨绸缪”,制定《临时约法》 / 106
四 孙中山让位,袁世凯上台 / 109
第五章?中国同盟会等五党合并组为国民党 / 113
第一节?各政党的分合转化 / 113
一 同盟会改组为公开政党 / 113
二 政党林立及其分化组合 / 115
三 五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 / 118
第二节?政党内阁破产,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 / 121
一 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 / 121
二 宋教仁被刺身亡 / 122
三 “二次革命”及其失败 / 127
第六章 孙中山改建中华革命党 / 131
第一节“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人思想上的混乱 / 131
一 国民党遭到严重破坏 / 131
二 孙、黄思想的分歧 / 132
第二节?孙中山改建中华革命党 / 135
一 中华革命党政纲 / 135
二 中华革命党与讨袁护国运动 / 139
三 中华革命党与护法运动 / 147
第三节?欧事研究会的革命活动 / 151
一 欧事研究会的成立 / 151
二 欧事研究会在“讨袁”“护法”活动中的作用 / 152
第七章?孙中山总结建党经验教训
—试析其三篇著作 / 154
第一节?激励革命的哲学思考
—《孙文学说—行易知难》 / 154
一 《行易知难》学说的主要内容 / 154
二 立意崇高,论证粗疏 / 158
第二节?启迪民心的天真设计
—《民权初步》 / 163
一 改造国民性的初步探索 / 163
二 《民权初步》的主要内容 / 166
三 《民权初步》的基本评价 / 170
第三节?浪漫恢弘的现代化蓝图
—《实业计划》 / 173
一 国际共同开发中国实业之幻想 / 173
二 《实业计划》的根本性失误 / 177
第八章?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 182
第一节?中国国民党的规约和章程 / 182
一 “吾党实系于中国之存亡” / 182
二 中国国民党的新规约 / 183
三 体现以三民主义为宗旨、五权宪法为目的的新章程 / 185
第二节?重建党的革命根据地,重组新政府 / 189
一 重组新政府,选举大总统(非常) / 189
二 挥师北伐,中途受阻 / 191
三 陈炯明叛变 / 193
第九章?改组中国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 / 196
第一节?孙中山与共产国际 / 196
一 共产国际将视线转向中国国民党和孙中山 / 196
二 中国共产党召开“西湖会议”,做出与国民党合作的决定 / 199
三 鲍罗廷来华,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 / 202
第二节?筹划改组中国国民党 / 209
一 成立“党务改进案”起草委员会 / 209
二 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 / 211
第三节?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214
一 大会概况 / 214
二 通过《宣言》,重新解释三民主义 / 216
三 讨论党章过程中的争论 / 219
四 改组后党的各级机构和“一届一中”全会 / 221
第十章?中国国民党的新发展,孙中山逝世 / 226
第一节?“一全大会”后国民党的新局面 / 226
一 国民党各地分支机构的建立 / 226
二 “党军”的建立与壮大 / 229
三 工农运动的发展 / 232
第二节?在坚持国共合作问题上的斗争 / 235
一 “弹劾共产党案” / 235
二 孙中山坚持“容共”政策 / 237
第三节?孙中山北上及病逝 / 241
一 北上和谈寻求和平统一 / 241
二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244
三 历史的贡献 / 248
第二编?蒋介石与中国国民党
导言
第一章?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崛起 / 256
第一节?孙中山逝世后广东的革命形势 / 256
一 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与“一届三中全会” / 256
二 组建“党军”与平定“杨、刘之乱” / 259
三 中华民国广州国民政府建立 / 262
第二节?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地位的上升 / 264
一 抓住了历史机遇 / 264
二 第二次“东征”,“声望陡增”“功成名就” / 269
第三节?国民党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 272
一 “西山会议” / 272
二 “二全大会” / 273
第二章?从北伐到“清党” / 277
第一节?“中山舰事件” / 277
一 共产国际对蒋介石的看法 / 277
二 “中山舰事件” / 278
三 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对“三二○事件”的反应 / 281
四 蒋介石抛出“整军肃党准备北伐”及“整理党务案” / 283
第二节?北伐之役 / 287
一 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 287
二 北伐军攻克武汉 / 288
三 江西之役 / 290
四 攻占江南 / 292
第三节?南昌、武汉,谁主沉浮? / 293
一 蒋介石出尔反尔 / 293
二 二届三中全会 / 296
第四节?血腥“清党”,镇压工农 / 297
一 破坏各地工会、农会组织 / 297
二 南京“四一○”惨案 / 299
三 上海“四一二”“清党”事变 / 300
四 “清党”扩大到全国 / 301
第三章?国民党“统一全国”,召开“三全大会” / 304
第一节?“宁汉对立”与汉方的二次北伐 / 304
一 蒋介石在南京组建国民政府 / 304
二 汉方讨蒋 / 305
三 武汉国民政府的二次北伐 / 307
第二节?汪精卫集团转向反共 / 308
一 “马日事变” / 308
二 “郑州会议”与“徐州会议” / 309
三 汪精卫集团宣布“分共、反共” / 310
四 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 / 314
五 二届四中全会 / 315
第三节?南京国民政府的二次北伐和“统一全国” / 318
一 蒋介石完成内部整顿 / 318
二 二次北伐“统一全国” / 319
第四节?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 321
一 二届五中全会 / 321
二 “三全大会” / 322
第四章?蒋介石国民党的思想理论 / 326
第一节?国民党内解释三民主义的主要流派 / 326
一 戴季陶的“民生三民主义” / 326
二 胡汉民的“连环三民主义” / 328
三 改组派的“科学三民主义” / 329
第二节?蒋介石思想之源 / 330
一 蒋介石思想来源之一:传统的儒家思想《大学》 / 330
二 蒋介石思想来源之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致良知” / 332
三 蒋介石思想来源之三:封建帮会思想 / 333
四 蒋介石思想来源之四:日本武士道精神与德意法西斯思想 / 335
第三节?蒋介石与三民主义儒学化 / 338
一 三民主义与“孔子之道” / 338
二 三民主义与“忠君爱国” / 341
三 三民主义与传统道德 / 343
四 “政治生活全系权谋” / 344
第五章?“三全大会”后国民党内派系争斗与蒋汪合作 / 346
第一节?党内派争战火不断 / 346
一 蒋桂战争 / 346
二 蒋冯阎战争 / 347
三 中原大战 / 348
第二节?国民党的两次大分裂 / 350
一 南京与北平两个“中央”的对立 / 350
二 南京与广州两个“中央”的对立 / 352
第三节?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 356
一 三个“四全大会” / 356
二 四届一中全会 / 358
第四节?各有所图的蒋汪合作 / 359
一 蒋汪合作及其政见之异同 / 359
二 国民党连续围剿中共苏区 / 363
第六章?“安内攘外”方针的出台与贯彻 / 365
第一节?“安内攘外”方针的形成及其后果 / 365
一 “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之形成 / 365
二 对日本侵略的一再妥协 / 368
第二节?“安内”的首要目标 / 372
一 加强组织控制 / 372
二 加强精神控制 / 374
三 围剿红军,打击地方派系势力 / 376
四 着手经济建设,巩固国民党统治 / 378
第三节?反对“安内攘外”方针的力量 / 383
一 中国共产党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 383
二 冯玉祥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 384
三 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 / 385
四 宋庆龄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 386
五 其他国民党政要反对“安内攘外”方针 / 387
第四节?坚持“安内攘外”的四届三中、四中全会 / 388
一 四届三中全会 / 388
二 四届四中全会 / 389
第七章?国难当头,国民党内外方针的转变 / 391
第一节?“五全大会”前后方针政策的宣示 / 391
一 四届五中、六中全会宣示“党内团结”“救亡图存” / 391
二 国民党“五全大会”将国策重点转向“攘外” / 394
三 五届一中全会后一系列的政策调整 / 396
第二节?时局转变的标志 / 397
一 “六一事变”的和平解决 / 397
二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 400
第三节?五届三中全会确定团结抗日方针 / 402
一 五届三中全会 / 402
二 全国团结抗战局面开始形成 / 404
三 国民党转向联共抗日的原因 / 405
第八章?国民党的抗战活动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 408
第一节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党的应变政策与措施 / 408
一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 / 408
二 南京政府的“三不”应战方针 / 411
三 战时领导体制与机构的建立 / 413
第二节?淞沪抗战 / 415
一 国军队在宁、沪、杭地区的备战与作战行动 / 415
二 战役的失利与战略的成功 / 418
第三节?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与初期抗战 / 420
一 南京会谈,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 420
二 迁都重庆,确立持久抗战的方针 / 423
三 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抵抗 / 426
第四节?国民党内对日妥协的暗流 / 429
一 陶德曼调停失败 / 429
二 高宗武访日,蒋、汪分歧 / 433
第五节?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 434
一 实行“总裁制”,强化党内集权 / 434
二 制定《抗战建国纲领》 / 436
三 召开国民参政会 / 437
四 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 / 439
第九章?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的国民党 / 441
第一节?广州、武汉失陷后汪精卫的投降活动 / 441
一 汪精卫与日方秘密勾结 / 441
二 汪精卫出逃与“艳电”的发表 / 445
第二节?二期抗战方针与五届五中全会 / 447
一 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 / 447
二 五届五中全会 / 448
三 “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 / 450
第三节?民主的倒退与独裁的加强 / 451
一 国民参政会实施“宪政”的要求被搁置 / 451
二 国民党加强一党专政 / 454
三 从反共军事摩擦发展到“皖南事变” / 457
四 五届八中全会与“战时三年计划” / 459
第十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内外政策的变化 / 462
第一节?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 462
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与五届九中全会的召开 / 462
二 签订26国宣言,中国名列“四强” / 464
三 中国军队入缅作战 / 469
四 中、英、美关系的新发展 / 472
第二节?战后建国方针的总宣示
—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 / 476
一 加强抗战与反共并举的五届十中全会 / 476
二 《中国之命运》的发表 / 478
三 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与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 / 481
第三节?战时经济的急剧恶化 / 484
一 推行战时经济统制 / 484
二 国家官僚资本迅速膨胀 / 486
三 国民党的战时土地政策 / 490
四 恶性通货膨胀 / 492
第十一章?抗战胜利前后外强中干的国民党 / 494
第一节?加强与美合作,坚持反共独裁的内战政策 / 494
一 美国加强对国民党的援助 / 494
二 召开“六全大会”,坚持独裁、反共、内战 / 498
第二节?对日苦战 / 500
一 豫湘桂战场的大溃败 / 500
二 滇西缅北的反攻与豫西、鄂北、湘西的会战 / 503
第三节?损害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 505
一 《雅尔塔协定》出笼 / 505
二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谈判与签字 / 507
第四节?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失民心 / 510
一 日本政府投降,抗日战争胜利 / 510
二 “接收”类同“劫收”,国民党大失人心 / 512
第十二章?战后的国内外形势与国民党发动内战 / 514
第一节?战后的基本形势 / 514
一 战后形势的特点 / 514
二 蒋介石的错误决策 / 516
第二节?破坏和平谈判,镇压群众和平民主运动 / 517
一 破坏“双十协定”,进攻解放区 / 517
二 “马歇尔调停”失败 / 519
三 镇压群众和平民主运动 / 522
第三节?“戡乱建国”方针的确立 / 524
一 六届二中全会推翻国共和谈的基础 / 524
二 提出“戡乱”口号,发布“全国总动员令” / 525
三 强行召开“制宪国大”与“行宪国大” / 526
第四节?反共内战失利,经济危机加剧 / 530
一 反共内战接连失败 / 530
二 国统区社会经济迅速崩溃 / 533
第十三章?内战失败 / 538
第一节?蒋介石兵败言和 / 538
一 国民党大势已去 / 538
二 “桂系”跃跃欲试 / 544
第二节?李宗仁代“总统”,开始“北平和谈” / 547
一 宗仁代理“总统” / 547
二 国共“北平和谈”及破裂 / 548

精彩书摘

第一编 孙中山与中国国民党
第一编的内容,从1894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中国国民党百年历史的起点,到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实行国共合作,翌年孙中山逝世。
本编一共分10章。
第一章至第四章,重点叙述孙中山在建党、实行武装起义、奠定中国国民党的理论基础等方面的伟大成就。
第五章至第八章,重点记述民国元年以后,处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国民党屡遭失败的坎坷历程,以及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不屈不挠、奋斗不已的精神。
第九章至第十章,重点阐述孙中山在俄共(布)及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改组中国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实行国共合作,从此中国国民党走向新的历史阶段。


第一章 孙中山创立兴中会
—国民党百年党史的开端
第一节 孙中山反清革命思想的形成
一 民族危机与涌动的救国保种社会思潮
孙中山生于1866年11月。其时,列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已经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清政府接受种种不平等条约。孙中山成长之际又遇到列强两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
(一)1884—1885年,法国大举入侵中国
19世纪中期以后,法国紧步英国后尘,加紧侵华步伐,继1856年伙同英国对华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1884年又侵略我国台湾、福建、广西边境,1885年2月攻占广西镇南关。
1885年3月,爱国将领冯子材率领清军进行了有力反击,一举歼敌千余人,将侵略者逐出国门,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可是,这一胜利却未能给清政府带来任何成果,相反,1885年6月,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二)日本大举侵略中国
1874年,日本侵略者武装侵犯我国台湾;1894年,日本政府又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迫使清政府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面对外国的侵略,清王朝政治腐朽,弊端百出。正如后来孙中山在《伦敦被难记》中说:
上下相蒙相结,有利则各饱其私囊,有害则各委其责任。婪索之风已成习惯,官以财得,政以贿成。
在民族危机和内政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亡国灭种的威胁与日俱增,救国保种思潮激荡。正如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所说:
民日穷匮,乞丐遍地,群盗满山,即无外衅,精华已竭,将有他变。
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孙中山走向了反清革命道路。
二 孙中山救国保种思想的形成
孙中山9岁时,入村塾读《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及“四书”等书。孙中山读书用功,记性亦好。特别重要的是,他自幼就受到反清和反抗外族侵略思想的熏陶。他的先祖孙鼎标曾随钟丁先起义抗清,英勇善战,为钟丁先器重。后来虽然失败了,但仍然注重民族气节, “不愿臣事清朝”,被后代所传颂。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斗争就是从珠江三角洲开始的。这些反清、抗英斗争事迹,经常是程氏婶母和长辈给孙中山讲故事的题材。 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省金田村发动起义,香山县的民众在卢灵飞等人的率领下参加了太平军,这又是村上老人讲故事的内容之一。孙中山幼年时,村上有一位太平军老战士叫冯爽观,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返乡种田,他早晚在孙中山家门前的榕树下乘凉休息,经常给孩子们讲述太平天国造反的故事。孙中山听得非常入神,对洪秀全十分敬慕,对清朝的统治十分仇恨,曾脱口而出:“洪秀全灭了满清就好咯!” 他还以“洪秀全第二”自许。在与小伙伴们游戏“打仗”时,他经常扮演“洪秀全”。
这种特定的生活环境,使孙中山自幼萌发了一种叛逆意识。
1876年的一天,清朝官兵查抄了村上杨氏三兄弟的财产,并将邻居杨启恒家的财物洗劫一空。对此,孙中山颇为气愤,当时,有人劝他躲开一点,他却说:“他是人,我也是人,怕他什么!”事后,他对父亲说:“他们多像强盗一般,假使他们人少,我就上前跟他们拼,看他们能奈我何!我们一定要报复!”
同年某日,孙中山看到一伙强盗进村抢劫了一位从美国回来的侨商。这位侨商无奈地哭诉说:“我完了,许多年来我冒了生命危险远渡重洋、辛苦积聚的钱都被强盗抢去了。我倘使留在洋人的地方,那里有政府和法律的保护,何至如此?中国却只有禁令,而没有保护。”这一席话引起了孙中山的深思:“为什么中国没有洋人那样的政府和法律?为什么这个侨商冒了生命危险挣来的金钱,洋人允许他带回来的,在中国竟得不到政府法律的保护呢?”
翠亨村虽不大,却有3家富户蓄有奴婢。这些奴婢整天干活,没有工钱,没有自由,而且随时会遭到主人的打骂。孙中山对这些人的遭遇非常同情,但对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又不理解,曾问他父亲:“父母有什么权利出卖他们的子女,主人有什么权利公然鞭打他们的奴隶?”
1879年5月,13岁的孙中山拖着长长的辫子远离故乡,随母赴檀香山到哥哥孙眉那里去。当他登上一艘2000吨级的英国轮船,在浩瀚无际的大海航行时,“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 。他后来回忆说:
比机器和汽轮更令我难忘的是船上的一根铁梁,它是连着船两边,使船更加坚固……我那时想,这么重的一根铁梁,多少人才能把它装好呢,发明这根大铁梁的人,一定是一个天才。为什么外国人所做的东西,中国人不能做?我立刻觉得中国总有不对的地方了。
孙中山踏上夏威夷岛的土地后,那里整齐清洁的街道,用花岗岩筑起的高楼,邮政局的设立,人民生活的井然有序,物质文明和科技的发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孙中山在檀香山接受西式教育,学习英语、美国史、西方政治学说、自然科学等。这是他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洗礼的起点,也是他一生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折。
他所在的意奥兰尼学校是英国基督教圣公会主办的,学校安排宗教教师和宗教课程,每个星期天还得去教堂做礼拜。孙中山在这些宗教活动中,渐渐被基督教教义所吸引,并准备受洗人教,因其兄孙眉的反对而未成。他受基督教的影响,曾撕毁孙眉挂在厅堂内的关帝画像,并说:“关云长只不过是三国时代的一个人物,死后怎能降福于人间,替人们消灾治病呢?” 孙眉大为不满。后来,在1883年冬天,孙中山才与陆皓东一起,在香港受洗加入基督教。
夏威夷的剧烈政治运动,也给孙中山留下深刻印象。孙中山在夏威夷时期,正值当地民众开展反对美国吞并的运动,提出“夏威夷是夏威夷人的夏威夷”口号,并深得许多华侨的支持。孙中山所在学校也卷进了这场斗争。孙中山置身于这一环境中,接受了一次生动的民族主义教育。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说到:“那时美国常常想把夏威夷群岛合并,夏威夷群岛的人民,就天天在那里反抗。侨民看惯这种事情,当然更大受影响,尤其是抱有革命思想的孙先生。”
孙中山在夏威夷4年多的生活,受到了西式教育的启发、宗教救世的影响、夏威夷人民反美情绪的感染,使他萌发了改良祖国、救世济人的愿望。孙中山曾说:
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
快者。
1883年7月,孙中山由檀香山至香港,改乘中国沙船回香山县金星港,途中清吏以征收关税,查鸦片为借口,对乘客进行多次勒索。在第四次进行所谓检查时,孙中山不愿意打开箱子,拒绝检查。税吏们乘机扣留船只。孙中山异常气愤,对乘客们说:“中国在这些腐败万恶的官吏掌握中,你们还坐视不救么?” 回到家乡,他又多次向村民们宣传官吏的腐败:
他们拿了你们的钱,你们没有受着出钱的益处。一个政府应该替人民管理种种事情……如像建造学校、桥梁、马路等,但是他们只知道收税,一样事都没有做!你们出的钱哪里去了?到皇帝那里去了!
他告诉村民:统治中国的皇帝“不是中国人,是满洲人” 。
1883年11月以后,孙中山先后入香港拔萃书院、中央书院、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学堂、香港西医书院读书。在这七八年的时间里,孙中山不仅完成了高中到大学的学业训练,而且发展了“救国保种”思想。
孙中山在香港、广州求学期间结识了一批反清志士。其中有广州博济医学校的同学郑士良。郑“为人豪侠尚义,广交游,所接纳皆江湖之士” 。他是洪门三合会成员,向有反清复明思想,与孙中山意气相投。尤列、陈少白、杨鹤龄等是孙的亲密朋友。他们志同道合,经常聚会,“高谈造反覆满”,人称“四大寇”。
1892年7月,孙中山由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前往澳门镜湖医院悬壶行医。陈少白说,孙中山行医,“不满两三月,声名鹊起,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耳闻其名、极端钦佩的……他这一年的医金收入计算一下,竟有一万元之多” 。因此,社会上各界人士都乐意与他结交。他虽在澳门行医,但仍住在香港杨耀记商号内。1892年秋的一天,经“四大寇”之一的尤列的介绍,孙中山与辅仁文社社长杨衢云相见。两人“一见如故”,由是杨衢云“朝夕常至,至则抵掌而谈,达旦不倦” 。杨衢云1892年3月建立的辅仁文社是以“尽心爱国”为座右铭,以“开通民智”为宗旨的。而杨衢云与社内的谢缵泰等人也有着强烈的反清思想。所以,孙、杨等人思想一致,情投意合。孙中山在与杨的多次交谈中,在建立反清组织方面深受启发。杨曾建议孙“先在广州组织团体以共策进行” 。孙中山因行医甚忙,未即着手建立组织。
1893年春,孙中山因遭到澳门葡萄牙籍医生的排挤而赴广州行医。其“医务之盛,一如澳门,粤中官绅与民众,无不知有孙逸仙医生之名者” 。在行医的同时,积极开展反清活动,“而于会党之联络,尤为急进” 。并不断物色反清志士,畅谈时政。冯自由说:孙中山在“广州行医时期,时得同志左斗山、魏友琴、程璧光、程奎光、王质甫、程耀宸诸人,遂假双门底圣教书楼后进礼拜堂及广雅书局内南园抗风轩为密谈时政之俱乐部,旧友尤列、陆皓东、区凤墀等与焉” 。“其时中山先生即曾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应发起一会,名曰兴中会。众赞成之,而未有具体之组织。”
三 社会改良主张的破灭
孙中山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汉族反抗少数民族统治的思想,积极开展反清活动,而且认真向西方学习,形成了一套社会改良方案。
孙中山的社会改良思想的形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洋务派的影响。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为富国强兵、稳固清王朝的统治,曾介绍过某些西方先进技术并提倡引进机器生产。虽然这只是“徒袭皮毛”式的学习西方,但也使西风开始吹进中国,开阔了人们的视野,逐步形成了洋务运动。这对求知欲颇旺的孙中山来说,也很有影响。孙中山曾说:“中日之役,华兵溃败如此,实为可惨。殆因不重洋务之故。现今中国重洋务者唯李中堂一人而已。如中堂能以西法变华,谅可不致如此。”
二是得益于西学。孙中山从檀香山到香港长期接受西式教育,比较系统地得到了西学的训练,特别是汲取了进化论思想理论。
三是来源于维新改良派的改革思想。孙中山交往密切的人中有两类,一是郑士良、尤列、陈少白等反清志士,他们是中国社会内部产生的造反派;二是郑观应、何启等富有西学知识的维新思想家。孙中山受后者的影响较大。郑观应是孙中山的同乡前辈,著名的思想家、改革派,在19世纪末叶发表了《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等著作,提倡和宣传社会改革主张。据学者考证,孙中山早在1890年就与郑有交往,郑的《中外卫生要指》亦可能是孙中山帮助编成的,郑的发展农业、培养人才的思想对孙有很大影响。何启,南海人,早年留学英国,先后学医学、法学,回香港当律师,选为香港议政局议员。后创办香港西医书院,成为孙中山的老师。他曾发表《曾论书后》和《新政论议》等论著,呼吁改革,实行君主立宪。孙中山与何启交往密切,深受其影响。
早在1889年,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就写就了《致郑藻如书》。郑藻如曾任清朝直隶津海关道和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等职,是一位长期参与洋务活动、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人,颇有改良社会、振兴国家的思想。孙中山的这封信是一份政见书,它阐述了改造乡村的政见,主要有三点:一是鼓励农民,以西洋之法兴农桑;二是“立会以劝戒,设局以助戒”,并应“仿沪上戒烟之规”,认真做好劝戒吸食鸦片的工作;三是“多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 。
《致郑藻如书》充分表露了孙中山爱国情怀和救世济人的崇高思想。
孙中山通过郑观应将此信递给了郑藻如。但此信并未产生任何结果。
1894年1月,孙中山草就了《上李鸿章书》 ,同年6月在上海修改定稿。该文长达8000余言,内容极为丰富。
《上李鸿章书》集中地表达了孙中山对发展近代社会经济的政见,提出了治国的四大纲要:(一)人能尽其才;(二)地能尽其利;(三)物能尽其用;(四)货能畅其流。
《上李鸿章书》在逐条论述以上四项主张后,又说:
夫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窃以中国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
上之。
从《上李鸿章书》内容看,它是在承认现政权的前提下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是依靠清政府自上而下推行改革。孙中山解释说,“之所以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冀九重之或一垂听,政府之或一奋起也”。希望清政府“奋起”以领导社会改革。为使《上李鸿章书》能送到李鸿章手上,孙中山首先找到已退休的澳门海防同知魏恒,请他致书盛宙怀,然后由盛宙怀推荐给其堂兄盛宣怀,以便由盛宣怀将孙中山介绍给李鸿章。1894年3月,孙中山抵达上海。在沪期间,他又与著名的改良派郑观应、王韬相遇。王韬为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内容作了些修改。孙中山带着盛宙怀、郑观应、王韬3人写的介绍信于6月抵天津,“与罗稷臣相见” ,通过罗将《上李鸿章书》送给了李鸿章。其时,中日战争即将爆发,李鸿章忙于外交交涉和军事部署,根本无暇接见孙中山,仅留下一句话:“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孙中山非常失望,“由是深知清廷腐败无可救药”,毅然决志以革命手段推翻清廷。
孙中山改良社会的梦想破灭了。从此,他开始走上立党革命,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
第一编 孙中山与中国国民党
第一编的内容,从1894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中国国民党百年历史的起点,到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实行国共合作,翌年孙中山逝世。
本编一共分10章。
第一章至第四章,重点叙述孙中山在建党、实行武装起义、奠定中国国民党的理论基础等方面的伟大成就。
第五章至第八章,重点记述民国元年以后,处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国民党屡遭失败的坎坷历程,以及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不屈不挠、奋斗不已的精神。
第九章至第十章,重点阐述孙中山在俄共(布)及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改组中国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实行国共合作,从此中国国民党走向新的历史阶段。

前言/序言

总 序

茅家琦

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国民党党史研究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李云汉在其《中国国民党党史研究的几个层面》一文中,对包括海峡两岸学者在内的研究成果及出版状况作了详细的评介。他说,“通论性党史著述,为数当在50种以上”,其中“体系完整,内容充实,足资代表某一时代、地域或特别方面”,而又常见的,有30种。有关国民党党史专论性著作,包括阶段性、地区性、专题性以及有关党史人物的传记等一共列举了28种。各种论文集有36种,所收学术论文总数在300篇以上。
在如此众多的专著中,我们认为,属于通论性质、有一定学术水平的只有4种,即—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初版于1929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计1262页;1938年商务印书馆再版,197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第3版,计1120页;1960年中华书局版,计1686页。
张其昀:《党史概要》,1951—1955年先后由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分册出版;1979年3月增订3版,增加《补编》一册,共计2148页。
罗家伦:《七十年来之中国国民党与中国》,1964年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出版,计171页。
蒋永敬:《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1993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计324页。
此外,李云汉在上述文章中没有提到的、在大陆出版的主要专著还有以下7种—
李友仁、郭传玺主编: 《中国国民党简史》,1988年北京档案出版社出版,计404页。
萧效钦主编:《中国国民党史》,1989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计364页。
宋春主编:《中国国民党史》,1990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计669页。
苗建寅主编:《中国国民党史》,1990年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计707页。
彦奇、张同新主编:《中国国民党史纲》,1991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计794页。
刘健清、王家典、徐梁伯主编: 《中国国民党史》,1992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计788页。
马尚斌等著:《中国国民党史纲》,1992年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计516页。
不少专论性著述内容丰富、见解深刻,对研究中国国民党史很有贡献,但写到李登辉上台以后国民党历史变化情况的却很少。台湾方面出版的4本,详古略今现象亦极明显。
海外学者对中国国民党史有关问题的研究成果也很多,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一部全面系统论述中国国民党历史的外文著作问世。海外学者主要从事国民党人的传记、国民党历史上重大事件的专题性研究。据李云汉统计,用外文撰写的孙中山传记在50种以上,蒋介石传记亦在30种以上,此外对黄兴、汪精卫、宋教仁、戴季陶、冯玉祥、廖仲恺、胡汉民等人亦有多种研究成果发表。 近年来,亦有蒋经国传记问世。


阅读已经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史以及众多的有关国民党的著作与论文,我们有两点突出的印象。
第一,国民党人撰写的国民党史受到主观感情支配的较多,严肃的学术性著作较少。
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张其昀的《党史概要》、罗家伦的《七十年来之中国国民党与中国》都属于“官书”性质,为中国国民党政治服务的目的殆无疑义。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到了日本,在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时认为,这一切都是由于国民党没有统一号令,党员不服从党魁统一指挥所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因此,对参加中华革命党的人,孙中山提出两点要求:第一,党员要“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第二,党员入党时不仅要宣誓,而且要在誓词上签名、“捺手印”,表示誓不反悔。当时黄兴、谭人凤等人对“附从孙中山”一词有不同看法,又认为签名后还要捺手印,近乎侮辱,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已出版的国民党史著作对孙中山的这些措施都予以肯定,或予以同情和理解,认为“孙中山重新树起了一面革命的大旗,成为凝聚一部分革命力量的中心”“他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为发动第三次革命东奔西走,一片苦心,逐渐为大家所理解”。对“附从孙先生”“捺手印”两点实际上是肯定的。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对此事有一段评论,他说: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中山再度逃亡日本。是年九月二十七日,孙氏乃用强制办法,把那个原为三权相制的国民党,改组成一个由他个人来独裁专制的“中华革命党”。这是一个革命政党的性质上的转变—事实上也可以说是国民党成立以后的“第一次清党”。(一九二七年的“清党”实在是第二次)被清除出党的(或不愿加入的)都是一些誉满中国的同盟会、国民党时期的革命元勋,如黄兴、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李烈钧、柏文蔚等人。自此以后……就变成了一个由领袖个人独裁专制的革命政党了。虽然它的政策上明文规定着,在革命成功取得政权之后,老百姓们在它的训政之下受训,受训及格,被认为可以行使“政权”了,它便会主动地还政于民,实行宪政。
其实正如卢梭所说的,一个人如使用没有节制的权力,这权力是没有不被滥用的。所以纵是民主睿智的现代哲人孙中山亦在所不免。辛亥革命以前孙氏只是一个以“同盟”精神和形式组成的革命政党的“总理”,他是不能滥用其权的。一九○七年三月中山在日被逐出境,他只因私下收了日本政府赠送的区区五千元,已被党内同志攻击得体无完肤,同盟会几乎为之瓦解。等到一九一三年之后,国民党被改组,一些有民主自由思想的元勋被清除出党,中山变成“中华革命党”党魁之后,情形便不一样了。中山为着“党”的前途甚或个人的权力,他的政治行为就逐渐脱轨。

在台湾学术界,也有人把对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的评价拔高到“神化”的地步。汪荣祖、李敖合著的《蒋介石评传》一书批评了这种现象。书中列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台湾大学叶庆炳写的《生活在伟人光辉里》,发表于1978年4月5日台湾的《联合报》。其中有云:
三年前的四月五日午夜,蒋公离我们而去。那时刻,台北本来好好的天气,突然疾雷骤雨,声势令人惊悸。平时我读古人传记,常常发现当一位伟人溘然长逝,自然界会出现突如其来的变异。从前我总认为这种神话式的记载,目的无非在渲染伟人之不平凡。由于崇拜伟人,有人编织了伟人临终时的神话;也由于崇拜伟人,大家愿意相信这种神话。于是,神话也成了历史。可是, 自从我亲身经历了蒋公逝世那夜的突发性疾雷骤雨,我不敢再坚持我以前的看法。
另一个是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江应龙写的《蒋总统是神》,发表在1975年5月1日台湾的《幼师月刊》上,其中有云:
尽管现在是科学时代,尽管现在是民主时代,但是我仍然肯定:蒋总统
是神!
学术研究成了政治的附庸,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第二,视野不够放开,就事论事多,从中国社会政治形势发展的全局考虑问题不够。
以中国国民党的奋斗目标—政纲为例。 1894年11月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奋斗目标。当时,由满洲贵族做皇帝的封建专制政权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驱除鞑虏”就是驱除满洲贵族,废除专制政权;“创立合众政府”就是按美国模式建立民主共和政府。这显然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1905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提出的奋斗目标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与檀香山兴中会提出的奋斗目标相比,“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点没有改动,却增加了一条“平均地权”。“平均地权”就是限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论者肯定它是革命纲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对于“平均地权”一点,又认为是孙中山的预见。从就事论事的角度看,这种观点无疑是无懈可击的。
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开,考虑晚清十多年来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演变,我们不得不承认,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同盟会的奋斗目标已经落后于形势发展的要求了。
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清廷惨败;1898年以谋求政治现代化的戊戌变法运动又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镇压。但是,仅仅两年以后,慈禧太后却下令变法维新。新政时期改革维新的步伐远比戊戌运动的要求大得多:科举取士制度被废除了,新式学堂兴建了,商律颁布了,商部建立了,民营工商业得到扶植。绅商资产阶级力量得到发展。 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获胜,从另一面推动了“君主立宪”思潮的发展。慈禧太后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决定预备立宪。 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形成一个颇有生气的立宪派。1909年各省咨议局先后成立,立宪派在地方上,特别是在江苏、湖南等省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这一切说明,清末十年中国社会政治生态与1894—1898年相比,有了极大的变化。
清政府自上而下推行新政,是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虽然不少满洲贵族仍不甘心丧失权力,但至少可以说,大部分满洲贵族同意君主立宪。在这种形势下,再坚持“驱除鞑虏”,显然是不策略的。君主立宪不同于民主共和,但与封建帝制有原则区别。在当时,从封建帝制到君主立宪,显然是一个进步。实际上,立宪派是革命派反对专制政权的同盟军。在这种形势下,批判立宪派是失策的。民营经济是绅商立宪派的基础。在新政时期,近代民营经济和资产阶级刚刚得到初步发展,遽然提出“平均地权”来限制资产阶级的发展,既违背社会发展的要求,也得不到正在成长中的中国资产阶级—绅商和立宪派的拥护。
武昌起义是革命派发动的,但起义后各省宣布独立却是在立宪派的支持下完成的。但立宪派与革命派“同床异梦”,他们不拥护孙中山,却选中袁世凯。袁世凯是晚清时期新政的积极推动者。袁世凯上台是立宪派的胜利。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没有根据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提出符合实际的政治纲领,以团结、利用一切可以团结、利用的人士,包括绅商立宪派以及拥护立宪的满洲贵族,并给他们以实际利益。
放开视野,深入了解清朝末期政治形势的发展,对中国国民党的政纲—奋斗目标,将会有一个新的认识。
第三,对领导人的功过是非的评价较多,对他们思想理念的分析则较少。
已出版的国民党史著作对事件过程及人物评价着墨较多,但由于主观因素的干扰,评价分歧很大,而由于评价分歧,事件过程的叙述也随之详略有异;另一方面,对国民党及其领导人思想理念的分析、综合、评判的工作却做得不够。
有人认为,政党史包括思想史、政治史与人物史三部分。政党的主义、理论之发展为思想史,政纲政策之实行为政治史,党员个人活动为人物史。一般而言,这种观点没有错。但是政党的主义、理论、政纲、政策等都是党员、特别是领导人物制定的。领导人物制定政党的主义、理论、政纲、政策,有他自己的理论基础。在中国国民党内长期实行并成为习惯的制度是“服从领袖”。领袖人物的思想、理论,在中国国民党的政纲、政策形成过程中,在中国国民党日常活动及兴衰过程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要深入了解中国国民党就必须深入研究它的主要领导人的理论、理念特点的形成与变化及其思想根源。迄今所见到的台湾两岸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史,对孙中山、蒋介石思想理念的研究比较充分,但还需要深入;对蒋经国、李登辉思想理念的研究还停留在表面层次上。

撰写中国国民党史需要考虑下列几个理论问题。
第一,研究政党历史的基本指导思想。
人们考虑问题总有一个指导思想。历史学家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也总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指导思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史学界流行进化史观,进化论成为他们的指导思想。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殷海光大力提倡“科际史学”“引社会科学入史”,就是以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思想研究历史。研究历史没有指导思想是不可思议的。
在中国国民党史研究领域内,台湾某些学者往往批评大陆学者遵循一种意识形态—阶级分析,即以阶级分析作为指导思想。凡是有“阶级分析”字样出现的著作,都斥之为“阶级框架”没有突破。但是,只要仔细分析他们的著作就可以发现,他们在反对大陆学者遵循一种意识形态的同时,也遵循了另一种意识形态,即与大陆学者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反阶级分析”的意识形态。他们是以“反阶级分析”作为指导思想的。这种分歧本身不能说明需要不需要指导思想,只是说明要以哪种意识形态作为历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
在中国国民党史研究中出现上述现象并不奇怪。中国国民党史研究涉及若干政治集团的利益,原本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学科,特别是在近80年的历史中,国共两党长期的激烈斗争,又增加了这门学科的政治敏感性。中国共产党人相信唯物史观,中国国民党人在政治上反对中国共产党,在学术上也就反对以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历史,分歧就从这里产生。
我们认为研究历史需要有指导思想,我们又认为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是多层次的。最高层次的指导思想,即基本的指导思想应是“实事求是”。遵照“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进行历史研究,就是要“言之有据,言之成理”;按照史料反映的历史本来面目,揭示历史真理,而不是对史料任意剪裁,以满足某些主观需要;对学者的批评冷静思考,可取者则吸收,不同观点可予解释,但不必纠缠。崇尚真实,也就能够昭示真理,给人们以新知,推动国家社会的进步。
社会科学的某些理论,可以引入中国国民党史的研究,作为指导思想。研究方法也应包括在指导思想的范围以内。作者的指导思想影响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而作为指导思想的某些社会科学理论以及研究方法,都必须服从于基本的指导思想,即“实事求是”的原则。以阶级分析为例,在阶级社会中,存在着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利益,因此阶级分析适用于研究阶级社会的历史。需要说明的是,阶级斗争观点及阶级分析方法并不是马克思的发现。早在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梯叶里(1795—1856)已经用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来解释历史,并且将阶级关系归结为财产关系。他认为,各个阶级之间所以要进行斗争,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实际利益是互相冲突的。另一位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米涅(1796—1884)于1824年出版了《法国革命史》,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原因是由于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物质利益的冲突。基佐(1787—1874)也是法国复辟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他对法国革命与英国革命的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认为,阶级斗争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于人类的全部历史,法国大革命就是第三等级反对僧侣和贵族两个特权等级的斗争。以上所述都是史学史上的基本知识,因此,阶级分析方法完全适用于研究阶级社会历史。当然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历史也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绝对化,不能简单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但主张实事求是地运用阶级分析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
学术著作是科学研究成果的一种载体。科学研究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客观冷静地分析问题,切忌主观因素的干扰,特别是政治感情的干扰。如果政治感情干扰了学术研究,那么就没有学术是非可言。我们曾经阅读过一本中国国民党党史的著作。在这部书中,作者对大陆学者批评中国国民党的论点,斥之为“歪曲历史”;对大陆学者肯定中国国民党的论点,又说成是“统战阴谋”。如此取舍,学术真理与谬误的标准何在?这是政治感情干扰学术是非的一例。
百年来,中国国民党的活动与中国各界同胞有密切关系,广大民众对中国国民党有各种各样的感情纠葛,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作为严肃的学者在研究国民党史时必须服从理智,即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史学研究如果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而受感情干扰,就无法看到历史的真实面貌!
第二,政党的定位及评析政党历史作用的角度。
政党在政治运作中处于什么地位?它的基本目标是什么?在几本书名为《中国国民党史》的著作中似乎未引起作者的重视与研究。我们认为这是研究中国国民党史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才会有一个明确的研究思路和观察问题的角度。
先从政党是什么样的组织说起。我们提出三点意见。
首先,政党是由一群要求达到一个共同政治目标的人组成。这一群人或是某一阶级,或是某一阶层,或是某一团体,或是志同道合的一群民众。他们组成政党,目的是集中力量实现共同的政治目标。政治目标是多种多样的,概括起来不外两大方面:一是通过参加政治选举,或是通过武装斗争,掌握国家政权;二是掌握国家政权以后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其次,政党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必然要组织一个最高领导机构,即最高决策机构。这个机构除了确定最终目标及达到这个总目标的总政策外,还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为贯彻总目标和总政策在各个时期执行的“政纲”。
再次,为了实现政治目标,政党需要通过组织与纪律,形成一个稳定的、有一定规模的、有力量的战斗团队。
如果读者赞同以上三点分析,我们可以就此得出两点结论。
一是政党是一种手段,或者说是一种工具,它不是政治目的。通过组织政党这种手段,集中力量,掌握政权。
二是政党掌握政权也不是组织政党的最终目的。政党掌握政权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国家社会的发展进步。推动国家社会发展进步,这才是组织政党的最终目标。
我们认为,这两点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孙中山创立兴中会的总目标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同盟会的四大政治目标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成立兴中会、同盟会都是达到政治目标的手段。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即是掌握政权;“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即是推动国家社会进步发展。因此,一个政党的成败得失,它的历史地位应该从推动国家社会发展进步这一视角来分析。撰写一部中国国民党史当然要论及中国国民党自身的理论思想、政纲政策、党的各级组织及党员个人的实践活动等方面的发展演变、兴衰嬗替的规律,总结这些方面的经验教训。探讨这些规律,总结这些经验教训,都是为了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国民党在推动中国国家社会进步发展所起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
第三,国家社会进步发展的标志。
要研究中国国民党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起了哪些作用,首先要明确国家社会进步发展的标志是什么,然后再衡量中国国民党在这些方面是作出业绩,还是有所损害,程度又如何。这样,国家社会进步发展的标志又成为衡量中国国民党历史功过的标准。
我们认为,国家社会的发展进步包括两个方面,即客体方面与主体方面。就客体方面说,国家社会发展进步包括生产力的发展、国家主权与民主政治的维护与发展、社会文化的进步以及生存环境的保护与改进;就主体方面说,即人类自身的发展和进步,包括文化思想、科学技术素质与水平的提高和伦理道德水平的提高。客体的发展进步与人自身的发展进步是密切联系的。社会历史是人创造的,生产力的发展要人来实现,维护主权与发展民主政治、文化事业也要人去完成。人总是根据自己的理论、理想创造历史的,人的文化思想、道德水平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民主政治等方面的发展。这许多因素构成了国家社会进步发展的标志。
党派是治理国家社会的手段,研究政党的历史要从它是否推动国家社会发展进步的角度着眼,而不是狭隘地站在党派兴衰的立场上进行评议。
第四,关于“党史”与“国史”、“党史”与“革命史”的关系。
中国国民党的历史与中国的历史关系如何?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就1949年以前的历史而论,有人主张“党史”即“国史”,也有人认为“党史”是“国史”的骨干。无疑,就编写一部中国国民党史而言,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党史”不是“国史”,这是十分明确的,也不能笼统地说“党史是国史的骨干”。关键的问题是要看这个政党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中国国民党在实施“训政”时期,“以党治国”,国家事务即是党的事务,研究这段时期的中国国民党党史,当然要研究在它的掌握下国家事务的得失、经验和教训;退台以后又实行“以党领政”,研究中国国民党退台以后的历史,当然要研究在它的统治下,台湾地方事务的得失、经验和教训。但是,在中国国民党没有掌握全国政权时期,如晚清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国史”,难道也要写入中国国民党史吗?或者以中国国民党史为“国史”的骨干吗?大多数读者恐怕难以赞同这个观点。
“党史”与“革命史”的关系如何?这也是一个存在着模糊观念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张其昀奉蒋介石之命写了一部《党史概要》,又名《近八十年中国革命史》,在他看来,中国国民党史就是中国革命史。这个结论经不起推敲。中国国民党的早期组织兴中会、同盟会举起反清革命旗帜,难道反清革命的组织就只是兴中会和同盟会一家吗?反抗北洋军阀统治的革命难道就只有中华革命党一家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又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冷静地分析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在某些时期,国民党难道没有蜕变为阻碍中国国家社会进步发展的政党吗?中国国民党史不能自封为中国革命史。中国国民党史就是中国国民党史,中国革命史有更广泛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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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很不错的书,填补一下历史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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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厚实的一套书,装帧精良,质量一流。还没开封看内容,应该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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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好看的一本书,真是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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