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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为著名出版人陈万雄先生的主要作品，此次在原版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并增补了四篇文章。本书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史实与史料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渊源进行追溯，提出其在革新思想上与辛亥革命运动具有一脉相承的条理，他们的主体和主导力量正是新兴的近代知识分子，这批近代知识分子具有革命家和启蒙者的双重角色。

内容简介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和意义的重要，不应太侧重于衡量当时知识分子所提出革新方案的成效性，而应正视他们能无所回避、勇于揭露要中国摆脱厄运、走向现代化所必须面对的全盘问题。只有到此地步，中国人对自己的困境才算有彻底的认识。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力量是近代中国*一代“近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代“近代主义者”。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历史环境与适逢其会的历史仅见的教育背景，赋予这一代“近代主义者”强烈的历史性格。从这些历史性格去分析，可以折射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丰富的内容。

作者简介

陈万雄，1948年生于广东省东莞市。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历史系毕业，随后入中文大学研究所，获硕士学位。1997年赴日本国立广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后又获香港大学博士学位。2007年获香港科技大学颁授荣誉大学院士。曾任联合出版集团副董事长兼总裁、商务印书馆（香港）董事总经理兼总编辑、商务印书馆电子商贸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行政总裁。2003年荣膺第十五届“香港印制大奖”之杰出成就大奖。2004年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委任为太平绅士。主要著作有《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历史与文化的穿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目录

序　言 001

增补版序 005

第 1 章　《新青年》及其作者 001

　　 　　第一节　同人杂志时期 001

　　 　　第二节　作者群的开拓 008

　　 　　第三节　北京大学革命派的阵地 016

第 2 章　北京大学的革新力量 025

　　 　　第一节　清末民初时期的北大 025

　　 　　第二节　蔡元培的出掌北大 031

第 3 章　新文化运动倡导力量与清末民初的革命运动 053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倡导力量的形成 053

　　 　　第二节　五四前倡导力量与政党政治 063

　　 　　第三节　五四后倡导力量与孙中山的结合 069

第 4 章　五四运动在安徽 079

　　 　　第一节　运动的发轫 079

　　　 　第二节　运动的指导力量 085

　 第三节　启蒙者的角色 091

第 5 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反传统思想 109

　 　　　第一节　清末的反传统思想言论 109

　　 　　第二节　清末反传统思想与五四时期的渊源 116

第 6 章　清末民初的文学革新运动 123

　 　 　 第一节　清末的白话文运动 123

　　 　　第二节　其他方面的文学革新活动 159

第 7 章　结论：革命家与启蒙者的双重角色 167

附录一：主要参考文献 172

附录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考 183

附录三：从新儒家的勃兴说起 191

附录四：吉野作造与五四运动 197

附录五：评本杰明·史华慈编《五四运动的回顾》219

精彩书摘

一直以来，学术界都视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划时代的一个历史时期，而过分忽略其与前此的辛亥革命运动的关联。有论及的，也只注重清朝的推翻，民国建立后几年的政局和社会思想之对新文化运动所发生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从各方面史迹披露，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在前期，与辛亥革命有着超出一般历史前后时期的特殊内在联系。两个时期内在联系的密切程度，如要将之分别做独自的历史考析，会影响历史理解的完整，过去的研究则明显有此种倾向。根据以上各章初步的考释，昭示了无论从人物谱系还是文化思想层面，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有着内在的联系，其中的发展有一脉相承的条理。

首先，研究显示，以《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为中心以至安徽结集起来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力量，其原先乃属辛亥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是辛亥革命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其次，研究也显示，在清末民初有着一股代表革命派的文化革新思潮和活动。其声光虽因辛亥革命运动尤其后期主体革命力量的侧重军事和政治两方面而有所掩抑，但却非如过往所认定的那么沉寂。以往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太侧重政治和军事方面，对文化教育少有措意；太侧重几个代表性的革命团体，忽略了全国范围性的零散的基层活动。谓辛亥革命运动中文化思想活动没有声光，部分原因未尝不是来自研究的偏颇和不完整。

清末民初代表革命党激进派的文化革新思想和活动，堪可注意的有三方面。

一、清末民初代表了革命党激进派的文化革新思想和活动，除政治思想主张以革命代替改良外，确在内容上也有别于维新改良派，泾渭相当分明，而且才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源流。

二、清末民初较倾重文化教育革新的革命知识分子，不少正是十年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

三、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思想观念，基本上在清末民初已被提出，虽周匝纤悉有所不如，两者却有不能否认的一脉相承的关系。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力量，不仅原属辛亥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而且与辛亥革命的革命知识分子基本上为同一世代。进一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力量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代“近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代“近代主义者”。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历史环境与适逢其会的历史仅见的教育背景，赋予这一代“近代主义者”强烈的历史性格。从这些历史性格去分析，可以折射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丰富的内容。

我们为什么说，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是中国第一代近代知识分子，以下试做点简单的分析。首先从年龄上去考察。这批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中，以吴稚晖（1865年）、蔡元培（1868年）、杨昌济（1871年）、吴虞（1872年）几人较长，与戊戌维新一辈知识分子约略同期。其他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主力如陈独秀（1879年）、李辛白（1879年）、马君武（1881年）、鲁迅（1881年）、沈尹默（1883年）、苏曼殊（1884年）、高一涵（1885年）、周作人（1885年）、钱玄同（1887年）、易白沙（1886年）、陈大齐（1886年）、王星拱（1888年）、高语罕（1888年）、刘叔雅（1889年）、李大钊（1889年）、刘半农（1891年）、胡适（1891年）等都是19世纪80年代前后出生的一代。这代人的教育背景应是中国历史上仅见的——传统与近代新式教育参半，新旧学问兼备，中外思想的影响集于一身。前此的阶段，当然有这样的人物如严复等，但限于个别人物，不如这是一代人的现象。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无疑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佼佼者。他们虽年龄有差，家庭背景有异，总的来说，他们大都有“书香门第”的家庭背景，年少受到严格和良好的教育。粗略地说，他们在约20岁前，大都受过典型和严格的传统教育，蔡元培、陈独秀等人更拥传统科举功名。他们邃于国学，有所专精，甚至不乏某方面国学上的著名学者。另一方面，他们也适逢其会，处于1900年前后，沿袭明清下来六百年的科举和传统教育的日渐废弃，新式学堂和近代教育日益勃兴的时期。他们也是率先进读新式学堂的一代，在接受传统学问的同时，也比较系统地学习外语和西学。近代中国留学潮也开始于1900年以后，他们也是其中的先行者，有亲履异国的机会，不少受过完整的近代大学或更高学位的教育。由于这样的历史条件和机会，他们是历史上罕有的新旧学问、中外知识相对均衡集于一身的一代知识分子。这是他们能倡导一个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以启蒙为目的的文化革命运动的有利条件。他们对中西文化比较更易产生敏感和文化心理的冲突。我们时常赞羡民国前后一辈人物在思想和学术上创获之大，这种教育历程未始不是其原因。

李泽厚在《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一文中指出“经由庚子之后大批留日学生的涌现，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知识层在开始向近代行进和转化，不仅在思想上、认识上，而且也开始在情感上和心态上”。并认为这是第一代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这是很有识见的论述。这里要补充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正是这一代人，而且是其中的佼佼者。李泽厚继而指出：“这批第一代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已经在政治上、思想上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但他们的心态并不是西方近现代的个体主义，而仍然是自屈原开始的中国传统的承续。在中国这一代具有近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的，倒正是士大夫传统光芒的最后耀照。”这种理智的近代式心态意识属传统的第一代近代知识分子特性，与这代人的教育背景和心路历程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林毓生认为五四知识分子的“整体性或全盘式的反传统思想”乃“来自传统的，认为思想为根本的整体观思想模式”，似乎同样可以从中国历史上罕见教育历程下成长的第一代近代主义者的特殊经验得到解释，不一定求之于虚远的哲学观念和理论。笔者曾论述过陈独秀思想和心态的特征，指出陈氏“好自我的内省和具有浓厚的道德意识”，而且“这种重自省和具有强烈的道德感的心态”，惯以道德性去衡量问题，是受早年传统教育的影响。这种思想特征和价值取向，其实普遍见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这一群知识分子基本是强烈的道德主义者，不管回顾他们个人的行止，或翻开《新青年》杂志，从文字到生活行为都清楚可见。这种关注伦理道德、忧国忧民的思想和情绪与历史上所表彰的士大夫并无不同，只是道德内容有了改变。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其实是一个“伦理道德”的重整运动。这种种取向皆反映了第一代近代主义者的传统与近代、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价值观念纠缠于一身的特性。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力量提倡了光芒夺目的文化思想运动，以及各倡导者在思想和学术上的成就，容易使人产生错觉，他们都是“纯粹的近代知识分子”，并谓“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而只承认“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潜埋着政治的因素和要素”而已。固然，这一辈人都具较强烈的文化意识，对教育和社会文化特别眷注。辛亥革命的失败，更促使了这辈近代主义者倾向于从文化思想改造中国的取向，但他们绝非纯粹的知识分子，而是革命知识分子。相对于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等一辈革命家和政治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虽然有更浓厚的知识分子和学者的形格，思想上更倾重于文化价值的取向，但是，除胡适等个别人外，他们都是政治革命的积极参与者，离开了他们这种实践的政治活动的经历，纯然以思想家和学者去看待他们，难得正确的历史理解。他们大都与清末民国间的政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学者、革命者和教育者等身份集于一身，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力量的共性，也是第一代近代知识分子的特点。他们不是后继的启蒙者要去补前此辛亥革命的救亡者的不足，而是他们自始则承担着救亡和启蒙的双重重任。革命与启蒙并举是这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强烈的价值取向，并符合中国所面临的国势凌夷、文明落后的双重困局。这种取向与往后革命知识分子的政治取向相当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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