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点国史：春潮涌动——1984年的中国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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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耀敏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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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20104831

版次：1

商品编码：12344721

包装：平装

丛书名：读点国史·辉煌年代国史丛书

开本：16

出版时间：2018-06-01

用纸：轻型纸

页数：312

字数：190000

正文语种：简体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对国史，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重大转折点感兴趣的广大读者

历史是很好的教科书;

12节点，浓缩新中国国史精萃;

1984年之里程碑意义——经济体制改革成绩初显，“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

一日轻松读国史：感名家学术精粹，品朴实畅达文字

内容简介

历史是很好的教科书。本丛书分别选取在共和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转折或引起过社会加速发展的12个年份为切入点，以生动的文笔和翔实的资料记述这些年份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本书以生动的文笔和翔实的资料记述了1984年前后中国发展的历史：阐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和政府制定并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和这些方针政策所产生的结果，客观清晰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这些事件所带来的新的社会发展变化和历史成就。

“读点国史：辉煌年代国史丛书”选择在共和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转折或引起过社会加速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2个年份为切入点，一年一本，以生动的文笔和翔实的资料记述了这一年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描述其经济政治发展状况和社会风貌，论述其在新中国65年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地位。

丛书共12卷，分别为：

《新元初始——1950年的中国》

《大业宏图——1954年的中国》

《意气风发——1956年的中国》

《关山飞渡——1962年的中国》

《激荡岁月——1976年的中国》

《伟大转折——1978年的中国》

《春潮涌动——1984年的中国》

《迎风破浪——1992年的中国》

《继往开来——1997年的中国》

《众志成城——2003年的中国》

《奥运腾飞——2008年的中国》

《筑梦辉煌——2013年的中国》

作者简介

贺耀敏，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经营管理人才工程，荣获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中国百名优秀出版企业家”“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第十二届韬奋出版奖”等。
先后承担国家和省部级重大、重点研究课题十余项，著有《中国经济史》《跨世纪的农业》《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等著作，主编有《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六十年国事纪要（经济卷）》《中国经济》（日文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长编》等多部著作，发表论文近百篇。

精彩书摘

第一章我们的政策是富民政策

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发祥地

◎与贫困奋斗几十年，依然贫困

◎小岗人的选择

◎安徽农村的星星之火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中国农村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发祥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被誉为中国近现代的第一次革命；而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为标志和突破口，蓬勃展开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被誉为中国近现代的第二次革命。农村总是最早点燃中国社会变革的火种。

改革之所以发祥于农村，就是因为农村生产力太落后，农民太穷，穷则思变。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种植业是农业的主体，粮食生产又是种植业的主体。所以粮食的生产与供应对于我国来说至为重要，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主要的指示器。

粮食生产攸关我国的稳定与安全，党和政府一直十分重视粮食生产。新中国成立后，在粮食生产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无论是粮食单产还是粮食总产，都有相当幅度的提高。我们确保了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其增长幅度在世界上也是很高的。例如，1957年的粮食总产量为19505万吨，1978年的粮食总产量为30477万吨。但在同期，我国的人口迅速增长、人口总数也大幅度增加。粮食和人口基本上是以同样的速度在增长，粮食紧张的局面始终没有改变。例如，1957年的人口总数为64653万人，1978年的人口总数为96259万人。1957年人均占有粮食为300公斤，1978年人均占有粮食还是300公斤。也就是说，虽然经过21年的努力，人均占有粮食的水平并没有提高。

粮食首先是基本生活必需品，粮食总量不足，粮食的人均占有水平很低，使我国长期陷于粮食供给不足的困境，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我国有几亿人口从事粮食生产，但是我国的粮食问题却没有真正解决。

原因还得从农业自身去寻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国家工业化战略之下，农村经济长期处于低速发展状态，严重滞后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我国农村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十分有限。“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民从集体分配中得到的人均年收入一直在60元左右。1976年农民人均分配只有62.8元，其中现金仅占23.7%，即每人只有14.9元。贺耀敏等：《市场经济新机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5页。这只是平均数，相当多的贫困地区还不足此数。农民手中握有货币量的多少，是农村购买力的标志。农民手中的货币如此之少，等于堵截和关闭了我国工业品的农村市场，限制和隔断了城乡经济的联系。由于我国农村人均收入水平低，文盲、半文盲众多，广大农村在狭小的自然经济范围内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越是无力提高文化科学技术水平，越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越是贫穷。

农民陷于贫困，集体也不富裕。1978年，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纯收入中扣除国家税收和分配给社员的部分，集体提留103亿元，其中公积金74.84亿元，公益金18��12亿元。当年全国有481.6万个基本核算单位，即生产队。平均每个生产队的集体提留为2137元，其中公积金为1762元，公益金为375元。也就是说，一个生产队一年能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仅有1762元，这就是一个生产队的经济实力。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有些地方不要说扩大再生产，就是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

导致农村经济长期处于落后和停滞局面的根本性原因，就是农业生产力十分落后和计划经济体制日趋僵化。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初级工业化阶段，为了人为地加快工业化进程，就必须提高资本积累能力和更为有效地分配稀缺资源。在内无充足基础，外无大量外援的背景下，只有把集中农业剩余资金作为提高资本积累能力的主要手段。而在农业剩余资金集中的方式上，我国又不具备通过经济诱导方式，即通过金融机构动员储蓄的民间积累方式来实现，因此，只能通过经济强制手段，即通过国家行政力量和财税系统，集中剩余的国家积累来实现。在我国，这种经济强制又主要是通过设置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来实现的。据测算，农业部门每创造100元价值，通过价格机制转移到工商部门实现的量是：1952年17.9元，1957年23元，1978年25.5元，1984年10元。累积下来，从1952年到1984年的32年间，我国农民无偿地向国家提供了8000亿元左右的积累资金。杨江：《建国以来十大经济热点》，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而1984年我国国有企业的工业固定资产总值也大约是8000亿元。这一事实表明，我国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农民兄弟的脊梁支撑起来的。

长期保持这种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必将极大地挫伤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为此，国家先后推行了农产品统购派购政策和建立受国家控制的农村经济组织。其结果，国家对工业和城市的偏好使工业部门得到大量剩余，城市经济相对于农村经济得到明显发展，而农业和农民的大量剩余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和行业的情况下艰难维系。面对这样的困境，我国农民和政府应该怎样处理这一现实问题呢？

问题能否解决，总是取决于解决问题的条件是否成熟。

到20世纪70年代末，有两方面的条件推动着我国农村可以摆脱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探索新的经济发展道路。一是政治上的条件。即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党有可能改变新中国成立30年来日趋严重的“左”的错误，下定决心彻底解决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困难与失误，实现我国发展道路的历史性转折。历史也正是这样，在邓小平的支持和领导下，我们党开始了彻底纠“左”的思想解放运动，提出并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这为农村的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二是经济上的条件。历经磨难的我国农村到20世纪70年代末已是问题如山，困难重重，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农民生活没有明显改善，农村经济陷于困境。全国农村交完征购粮后，余粮人均不足300斤，全国约有两亿农村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农民群众有着改变现状的强烈要求，能不能满足农民群众的要求，关系着农村的稳定。这成为我国解决农村发展问题和农民吃饭问题的当务之急。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兄弟悄然无声地开始了撬动中国持续几十年的改革行动。

安徽省走在了全国农村改革的最前列。

安徽是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例长期以来都在88%以上。农民的状况如何，对于安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关系极大。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生产发展比较快。但是从1958年之后，由于“左”的错误严重泛滥，导致安徽农业连续3年减产，农民生活极端困难。1961年2月，中共安徽省委在合肥郊区蜀山公社新庄生产队进行田间管理责任制试点。3月20日，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介绍了安徽“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生产责任制，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到这年秋末全省有85��4%的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的办法。但是，这个办法试行一年即被当作“单干风”而强行纠正。随之而来的是农村“四清”和“文化大革命”，农民群众的探索被终止了，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弊端日益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重新陷入困境。到1977年，全省人均粮食占有量仅342公斤，比1955年人均还少18公斤，农民人均分配收入仅60元。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已经成为发展农业生产的严重障碍，安徽农民不得不再一次探索农业的发展道路。

1977年6月，万里到安徽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万里坚持实事求是，坚决拨乱反正，使安徽的工作发生了根本变化，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开始得到全面纠正。他回忆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0%。我这个第一书记心里怎么能不犯愁啊？而北京有些不了解实际情况的官老爷，还在大喊大叫‘把普及大寨县推向高潮’‘决战三年，实现农业机械化’，一再强调这才是中国农业的出路。这不是瞎折腾嘛！”《改革开放口述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2页。11月，省委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省委“六条”），省委“六条”提出：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实行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1978年2月，省委重申农业生产大忙季节，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这些文件和决定一和群众见面，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拥护。此后，安徽各级领导和广大农民进行了艰巨而成功的探索。

安徽省固镇县曹老集公社刘台生产队早在1977年就悄悄搞起了责任制，名字叫“不动磙子作物包产到户”所谓“不动磙子作物”是指山芋、花生、烟叶等，脱粒不需要用石磙。。1978年春，来安县烟陈公社魏郢生产队兴起了包产到组，当年还在全椒、芜湖等地1200多个生产队中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承包制。但规模大、影响大并发展成为20世纪80年代农民全面改革的是六安地区肥西县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和滁州地区凤阳县的大包干责任制。

1978年安徽省恢复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直接动因是从借地给农民进行秋种开始的。这一年安徽省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旱，这使农村秋种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耕地龟裂，小麦、油菜种不下去。省委经过调查研究，号召全省农民千方百计地每人种半亩“保命麦”。并明确指出：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耕种，还鼓励社员开荒种麦，谁种谁收，国家不征公粮，不分配征购任务，即实行“借地度荒”的非常措施。

六安地区肥西县山南区是旱情严重的一个区。山南区黄华大队群众表示，实行“三包到底、责任到人”的老办法，就能把小麦种足、种好。区委领导默许了人民群众的要求，这个队就搞了起来。每个劳动力包种1.5亩小麦，每亩给生产费3元，每亩定产200斤，记200个工分。群众非常拥护这种做法，积极性迅速调动起来。许多社员在牛都犁不动的田里，硬是用大锹翻地，有的在晚上点着煤油灯干，一连在田里奋战三四个昼夜，把小麦种下去了。到11月底，全区共种了10万亩小麦、2.2万亩油菜、2.74万亩绿肥，几乎消灭了冬闲田，比往年超种近1倍。

但是这种做法究竟是不是合法，能不能行得通？当时干部和群众的心里都没有底。1979年2月，省委派工作队到山南区山南公社宣讲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两个农业文件。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当了解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两个农业文件的内容之后，大家纷纷表示十一届三中全会好，中央制定的两个农业文件好。在谈论怎样使农业生产发展得快一些时，群众纷纷表示：“真要把生产搞上去，1961年包产到户的办法最灵，最好！”万里在听到群众的这种呼声时说，让山南公社搞个试点吧！搞错了，只是一个公社，没有关系，不收粮食，调粮食去。过去批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错误的，也有的可能是正确的，到底正确与否，要靠实践来检验。万里提议，省政策研究室派人在山南搞包产到户责任制的试点，先搞一年看看。

1979年4月，全区1006个生产队，已有610个实行包产到户，到麦收时发展到781个，占77%。到1979年夏收，山南区包产到户试点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好成果，麦子总产1005万公斤，比1978年增长265%，一举创造历史最高纪录。到7月底，完成征购任务55745万公斤，比1978年增长5.7倍。有的生产队小麦的产量是过去五六年的总和。山南区包产到户试点取得骄人成绩的消息一传开，肥西县各区就跟着搞起来。1979年8月，全县已有50%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到1979年年底达到96.7%。

与此同时，安徽省滁县地区凤阳县则进行了大包干试点。凤阳县在历史上就是个十年九荒的穷县。1953-1978年的26年中，全县向国家交售粮食6亿公斤，而国家供应返销粮食7.8亿公斤，纯调进粮食1.8亿公斤；同一时期，国家发放救济款5200万元，各种贷款1800万元。凤阳县是出了名的“三靠县”（“三靠”即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1977年12月，陈庭元到这里任县委书记，揭开了凤阳农村改革的大幕，走出了一条大包干的道路。1978年，凤阳农村全面推行“一组四定”“一组四定”是在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础上，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进行统一分配的一种生产责任制。“一组”即把全队分为若干个作业组；“四定”是定任务、定时间、定质量、定工分。。但是群众认为这种方法仍然不能克服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他们想把劳动计酬和产量直接联系起来，搞联系产量责任制。该县马湖公社在全县第一个搞起了“分组作业、以产定工”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联产计酬”为凤阳大包干的出现提供了范式。凤阳大包干的出现，正是在马湖公社“联产计酬”的基础上跨出关键性、决定性的一步的。同时，梨园公社石马大队小贾生产队年底分红时采取的办法更为有效，即该给国家的给国家，该留集体的留集体，剩下的归小组分配。这种办法比“联产计酬”更好，干部群众更容易接受。这个办法采用“包”到底的办法，就是“大包干”。“大包干”受到群的热烈拥护，很快在全县范围内推行。实现包干到组的凤阳县，农业生产一片欣欣向荣。1979年粮食增长49.1%；油料产量1200多万斤，比1978年增长161%；征购任务超额完成54.4%，纯调出粮食2000万公斤；集体积累比1978年增加82.6%，社员分配人均99.98元，比1978年增长48.7%。

“大包干”到组实行后，虽然显示了巨大的威力，但是也出现了新的矛盾。生产“大呼隆”没有了，“吃小锅饭”依然存在。因此，到了1979年夏收以后，不少社队的社员纷纷要求调换作业组，也有的作业组分为二三个组。1979年是“大包干”到组在凤阳推行的第一年，也就是在这一年，在梨园公社小岗队却产生了一种更受群众欢迎的生产责任制——包干到户。

小岗生产队有20户人家115人。1979年农历正月的一天下午，副队长严宏昌召集全体社员在严立华家里开了一次“秘密会议”，20户社员除2户无人在家外，其余18户全部到齐。一致通过三条规定：第一，实行大包干到户，“瞒上不瞒下”，不许任何人向外透露；第二，缴纳粮油时，该是国家的给国家，该是集体的留集体，不准任何人到时候装孬；第三，万一走漏风声，严宏昌为此而蹲班房，全队社员共同负责把他的孩子抚养到18周岁。三条规定便成了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章程”。“章程”写好后，社员们表示决不反悔，并在“章程”上按下了18个手印。小岗村的做法在陈庭元的授意下，再次采用了不公开的办法，这样就将包干到户保住了。小岗队的包干到户经过一年的实践，获得了自1957年以来第一次空前的大丰收。这一年，粮食总产6.6万公斤，等于以往五年的总和；油料总产17600公斤，是过去20年的总和；向国家交售粮食1.25万公斤、油料12466.5公斤，超过征购任务20倍；并且第一次还国家贷款800元，社员分配人均200元，一跃成为全县冒尖队。1980年1月24日，万里到小岗视察，当场就肯定了小岗人的做法。

在1979年以后，农村生产责任制经历了从联产到组到联产到劳，再到联产到户（即包产到户），最后发展到包干到户的演变过程，形成了以家庭承包为主要形式，兼有少数其他责任制形式的格局，以适应各种不同条件和地区的生产与管理水平。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和内容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是一种既发挥集体经济优势、又发挥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集体统一经营与农户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这种经营体制下，一方面，集体仍然承担着相当一部分为农民单家独户难以胜任的经营管理职能，如管理集体的土地、大型农机具和水利设施等，负责经营集体所有的工副业，为农户的生产经营提供服务，协助国家落实并监督完成生产任务；另一方面，农民家庭成为农村生产经营的主体，占有除土地以外的大部分生产资料，独立从事生产经营，并直接与市场发生关系，它是农村中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和经营单位。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实践中显示了多方面的优越性。第一，明确划分了国家、集体、个人的权、责、利关系，建立和健全了有效的生产组织和劳动组织形式，协调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和协作关系，从而从根本上克服了以往生产劳动管理混乱和收入分配平均主义的弊端。第二，解决了多年来集体经济内部长期无法解决的诸如官僚主义瞎指挥、用行政命令代替客观经济规律等问题，使经济效益直接与生产者自身利益相联系，从而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第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合我国农业发展水平和特点，有利于充分利用我国农村各种经济社会资源，既能机动灵活地从事生产经营，又能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生和蓬勃发展，是与党中央的及时肯定和大力支持分不开的。1980年9月在中央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就明确提出：在“三靠”地区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措施，它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1981年10月全国农业工作会议通过的会议纪要，高度评价了出现不久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明确指出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责任制。党的十二大的政治报告强调，生产责任制必须长期坚持下去，决不能违背群众的意愿轻率变动，更不能走回头路。为了及时解决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共中央于1982-1984年三年中，连续于每年1月份发布关于农村政策和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三个一号文件对于推动和引导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到1984年，我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为了促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稳定发展，鼓励农民增加对土地的投资，以培养地力，实行集约经营，1984年中央提出延长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同时允许承包地有偿转让。这时，我国农业生产又出现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如大力发展农村各种社会化服务，在一些地方开始试行土地规模经营以及发展科技密集型立体农业等。农业部有关部门的调查表明，家庭经营仍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是农村基础产业的支柱。15年后的1990年，承包经营农户占农村总户数的96.3%；家庭承包经营的耕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98.6%；农村经济第一产业收入的95��4%来自家庭经营；在农村各经营层次中，家庭经营收入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58.6%。这一年，全国有208.9万户转包或转让了土地，不到总农户数的1%。稳定发展农业必须稳定农村政策，这一宝贵的历史经验已经成为党中央和广大农民的共识。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取得的成果是惊人的。从实行承包制之初的1979年开始到1984年，我国农业连续获得丰收。尤其是1984年，我国农业生产进入了历史性转折。这一年，全国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4000亿公斤大关，达到4071亿公斤，比1949年增长1.6倍，比1983年增长5.1%，超过“六五规划”粮食生产指标3600亿公斤的13.1%。全国人均占有粮食400公斤，第一次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经济年鉴》(1985年)，经济管理出版社1985年版，V—1。全国粮食供求紧张的状况发生了根本改变，困扰共和国几十年的人民吃饭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并实现低消费水平的相对剩余。至此，我国粮食生产由自给半自给状态进入了商品生产的新阶段。这种历史性的伟大成就必将连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起，永远载入共和国的史册。

前言/序言

总前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七十周年之际，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付梓，是从事国史研究的专业人士理应做到的分内之事。

2013年6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把党史、国史的学习提到各项事业前进的必修课的高度，这还是第一次。《读点国史：辉煌年代国史丛书》正是落实习近平这个号召的具体行动。它以正史的姿态普及国史知识，用它的品位在“读点国史”中尽一份社会责任。

这套《读点国史：辉煌年代国史丛书》选择在共和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或者引起社会加速发展并充实着重大事件的12个年份为时间节点，一年一本，各自成卷，构成了共和国历史的基本框架。

如果从完整的纪年看，1950年无疑是新中国的第一年。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被人们称为“国之瑰宝”的宋庆龄，当年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她将1950年称作“第一年的新中国”。这一年，我们的共和国到处洋溢着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新社会、新政府、新生活、新天地……大到国家关系，小到百姓的日常起居，人们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新旧社会两重天，感受到中国的历史巨变。当然，这仅仅是开始，更为波澜壮阔的变迁还在后面。在共和国历史中，1950年之所以具有里程碑意义，就在于它是“一元初始，万象更新”。

1954年之所以是“大业宏图”，皆因这一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中国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出席重要的国际会议，提出划时代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令人信服的实践基础。这一年又是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的第一年，公私合营和农业合作化运动，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接下来召开的中共八大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为此，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就是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一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使整个科学文化事业呈现出勃勃生机。1956年的的确确是“意气风发”的一年。

从1956年至1966年的十年是共和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这其中既充满艰辛的探索，也不可避免地在探索中曲折发展。这十年间，有代表性的是1962年。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推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未使“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国内形势困难曲折，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印度不断在中印边界制造事端，中国军队被迫自卫反击。中苏两党分歧加剧，国际共运的争论和分歧达到新阶段。用“关山飞渡”来概括这一年，较为贴切。

1976年可谓大悲大喜。“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错误至此已进入第十个年头，三位伟人相继离世，“四人帮”倒行逆施，唐山大地震损失惨重，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中国人民在关乎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大搏斗中终于再次赢得胜利。噩梦醒来，艳阳高照。所谓“激荡岁月”，暗含这一年各种矛盾胶着、较量，经历着动荡和激变，代表着正义的力量终于取得了胜利的那样一种状态。

1978年是共和国历史上经历伟大转折的一年。粉碎“四人帮”后，我党为肃清“左”的影响，为发展国民经济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也遇到阻力。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党再次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政治、思想、组织等领域全面开始了拨乱反正，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伟大转折”成为新的起点。

1984年，农村改革使粮食产量第一次突破4亿吨，基层政权建设完成了政社分离，建立了乡政府和村民委员会，人民公社体制不复存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对外开放迈出新的步伐，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根据“一国两制”的构想，中英两国政府签订了联合声明，香港问题圆满解决。这一年，可谓“春潮涌动”。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作出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确立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抓住机遇，加快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推进改革开放跃上新台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船“迎风破浪”，驶上新的航程。

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阐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进一步阐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并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作出全面部署，确定了跨世纪发展的宏伟蓝图，明确回答了国际国内普遍关注的邓小平逝世后中国怎样“继往开来”的重大问题。

2003年，是中国发展进程中重要而非同寻常的一年，也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成就的一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改革开放25年的实践中、从抗击“非典”疫情的斗争中获得重要启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中国发展观的重大进步，适应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2008年，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推进“十一五”规划顺利实施的关键一年，也是我们应对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变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一年。中国人民同心同德、顽强拼搏，成功抗击南方部分地区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完成“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举办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加强友好交流和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等严峻挑战，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这一年恰逢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人民隆重纪念这一重要历史时刻，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作出了部署。

2013年在新中国历史上值得书写，不仅因为这一年是新一届政府产生之年，而且因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和纪律切实需要加以整顿，党内腐败蔓延正在侵蚀党的肌体，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改革开放到了深水区和攻坚期，如何让多年的改革开放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而不仅仅是一句漂亮的口号；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付出了太多的资源和环境成本的代价，必须下大决心转变。这一年，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在治党治国治军、改革发展稳定的征程上都迈出了坚定的步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人民永续辉煌的不竭动力。

尽管有人把国史看作是中国历史“自然的延伸”，但我觉得国史与历代中国断代史还是有所区别的。中国是历史积淀异常深厚的国度，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史官文化高度发达，史籍经典延绵不绝，史志资料浩如烟海。按照中国史学的一般传统，是后人记前人事，盖因后人看前人更客观，档案文献的查找也更便利。但也不尽然。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其作者司马迁就生活在汉武帝时代，书中就曾记录了不少当时的人和事，无怪乎有人干脆称《史记》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今天人讲今天事，当代人修当代史继承的就是中国史学的这一特殊传统，尽管在秉笔直书、正视历史真相方面多多少少还是有距离和难度的。但本套丛书还是做到了“存史”的目的。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娓娓道来，写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应了孔子所说的“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和刘知幾强调的“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的要求。

这套国史丛书由一批国史研究领域的专家担纲撰写，他们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学术功力，不会轻易受干扰和动摇。笔者相信这些著作会给读者以不同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