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点国史：伟大转折——1978年的中国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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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如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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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20104848

版次：1

商品编码：12344873

包装：平装

丛书名：读点国史·辉煌年代国史丛书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8-06-01

用纸：轻型纸

页数：300

字数：195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对国史，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重大转折点感兴趣的广大读者

历史是很好的教科书;

12节点，浓缩新中国国史精萃;

1978年之里程碑意义——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改革开放大序幕;

一日轻松读国史：感名家学术精粹，品朴实畅达文字

内容简介

历史是很好的教科书。本丛书分别选取在共和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转折或引起过社会加速发展的12个年份为切入点，以生动的文笔和翔实的资料记述这些年份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本书以生动的文笔和翔实的资料记述了1978年前后中国发展的历史：本书较为详细的介绍了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在两年拨乱反正的徘徊中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以及波及全国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始末，重点叙述了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即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开始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走上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确道路。

“读点国史：辉煌年代国史丛书”选择在共和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转折或引起过社会加速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2个年份为切入点，一年一本，以生动的文笔和翔实的资料记述了这一年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描述其经济政治发展状况和社会风貌，论述其在新中国65年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地位。

丛书共12卷，分别为：

《新元初始——1950年的中国》

《大业宏图——1954年的中国》

《意气风发——1956年的中国》

《关山飞渡——1962年的中国》

《激荡岁月——1976年的中国》

《伟大转折——1978年的中国》

《春潮涌动——1984年的中国》

《迎风破浪——1992年的中国》

《继往开来——1997年的中国》

《众志成城——2003年的中国》

《奥运腾飞——2008年的中国》

《筑梦辉煌——2013年的中国》

作者简介

黄如军，北京大学毕业，法学硕士，研究员。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原主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
长期从事党史研究、宣传教育和科研管理工作。发表党史学术研究论文数十篇，参与撰写出版《中国共产党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等四部学术著作，参与主持和组织大型党史主题专栏《永远的丰碑》《双百人物》等撰稿审稿工作，参与主持党史国史重大题材书稿审读、影视作品审看及重大主题展览陈列内容审稿等工作。

精彩书摘

第一章徘徊中前进

1978年，在当代中国历史上可谓不寻常的一年。说它不寻常，是因为这一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特别是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此前20年来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经历20年曲折，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后，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一个以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新时期从此开始了。

1978年的不寻常，不仅在于它的伟大辉煌，还在于它在前进中的步履艰难。

这一年，以及在此之前一年多时间里，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每前进一步都经过了艰苦斗争。党和人民高举实事求是的旗帜，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的对立和斗争，清晰地勾画出从粉碎“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1978年这一年，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脉络。

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开展和

“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提出

◎粉碎“四人帮”后，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要求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华国锋提出：“继续批邓”“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按照华国锋的意图，“两个凡是”出台

◎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王震顶住压力，道出了大多数人的心声

◎邓小平致信党中央，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

◎粉碎“四人帮”九个月后，邓小平官复原职

◎邓小平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起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两个凡是”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的延续和表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间，人们在思想上还有种种禁忌，我国的经济工作又重犯冒进错误，其根源就在“两个凡是”。

其实，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的对立和斗争，从粉碎“四人帮”后就已经开始。1976年10月，以“四人帮”的垮台为标志，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在事实上结束了。如同处理任何一场大的社会动乱一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清除他们的影响，解决长期动乱遗留的各种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以便为实现社会的安定团结、进行国家各项建设事业奠定基础。这也是全国人民的迫切希望与要求。因此，党中央很快发动了对“四人帮”的揭批运动。

在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广大群众纷纷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这又首先集中在两个影响极大的关键问题上：一是澄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是非，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二是为1976年清明节广大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被错误定性为反革命的事件，即天安门事件平反。

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立即安排改善邓小平的处境，并且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建议，希望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个建议得到李先念的支持。粉碎“四人帮”后的第6天，即10月12日，叶剑英又让儿子叶选宁去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对叶选宁说：请帮我带三句话给叶帅和华主席：“现在我们的事业面临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10月18日，陈云通过李先念向党中央转达了他对今后各项工作的几点意见，并写成书面材料。其中提到：要“恢复党的好作风。因为毛主席倡导的许多党的好作风被‘四人帮’破坏干扰了”；“要再查一查今年4月天安门事件的真相；当时绝大多数人是为悼念总理，尤其担心接班人是谁，混在人群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人帮’对这件事有没有诡计？”党内外的许多干部群众，在各级组织的会议上也都向党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众所周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都是经过重病中的毛泽东的同意和批准、“四人帮”一手制造的两大冤案。要解决这些重大问题，不能不涉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能不涉及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由于一些长期形成的严重思想禁锢，这些重大问题一时成为难以触动的禁区。

粉碎“四人帮”之初，1976年10月7日至14日，在中央召开的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大军区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通报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打招呼会议上，华国锋要求人们做到“三个正确对待”，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还要求“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强调“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10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粉碎“四人帮”的通知传达了华国锋的讲话精神。10月26日，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向华国锋汇报工作时提到，许多干部和群众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华国锋当即对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作了四点指示：（一）要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不要去批；（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年5月～1990年12月)》，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页。

根据华国锋的指示，《人民日报》在粉碎“四人帮”后，还4次整版刊出“批邓”的文章。当时分管宣传工作的党中央领导同志在此前后也多次强调：凡是毛主席批过的文件，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不能动。11月中旬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再次强调要“继续批邓”和不能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并规定当前宣传工作的任务主要是批判“四人帮”和集中宣传华国锋，希望把群众对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引导到这些方面来。在部署批判“四人帮”时，沿袭“批林整风”后期认定林彪路线不是极左而是极右的说法，强调要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右”实质，而不提批判极左，即便提也限制在批他们的“形左实右”。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报刊上的批判文章仍沿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语言，把“四人帮”说成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人民日报》1976年11月28日社论。，等等。

在指导思想未能摆脱“左”倾错误影响的情况下，对“四人帮”的揭发和批判被局限在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全部肯定的范围内，人民群众提出的许多合理要求也未能得到解决。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周年忌日。全国人民被压抑了一年之久的对周总理的怀念之情，又一次迸发出来。1977年新年刚过，纪念活动便在一些地方开始出现，人民通过花圈、诗词和标语、大字报，表达对周总理的怀念之情，也很自然地表达了他们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强烈愿望。不少地方和单位还将1976年四五运动中流传的诗词收集起来，编辑成册，在社会上广为散发。

党中央注意到广大群众的要求，开始着手解决关于天安门事件和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同时，又突出强调要稳定局势和维护毛泽东的旗帜。从1976年11月到1977年7月，北京市对天安门事件中被拘捕的300多人全部予以释放，但并未宣布为这一事件平反。在粉碎“四人帮”时，党中央也认为邓小平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不能离开维护毛主席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因而在改善邓小平处境的同时，又继续提出“批邓”的口号。然而，上述做法并没有满足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人民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呼声日益强烈。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即当时著名的“两报一刊”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社论在强调学习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1976年12月25日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的同时，强调揭批“四人帮”是“当前的纲”，要在“抓纲治国”的同时，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这一方针后来被人们称之为“两个凡是”。由于这一方针是以当时传达党中央声音的权威方式公布的，因而得到普遍宣传。

这一方针违背广大干部群众的意愿，给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划定了界限，设置了禁区，给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设置了障碍，其实质就是要维护和坚持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后来，1980年6月，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一次谈话中论及了这一问题，他说：“‘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页。同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对此作了同样的判断：“提出‘两个凡是’，实际上是要把毛泽东晚年‘左’的一套继续照搬下去。”

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前，在起草和讨论华国锋在会上的讲话稿时，叶剑英就有针对性地提出：“讲话稿要对邓小平的提法写得好一点，以利于邓小平快一点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不是反革命事件。”中央工作会议开始时，华国锋向各组召集人打招呼，希望大家在会议发言中不要触及邓小平出来工作和天安门事件这两个敏感问题。但是，这是当时人们最为关注的两个问题，也是一批老同志正准备提出的，不触及很难做到。会议前夕，陈云、王震、萧劲光、耿飚等一批老同志就曾在一起商议，一定要在会上提出这两个问题。

《萧劲光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56～357页。陈云并预先准备了在会上的书面发言。3月13日，陈云在书面发言中谈了他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并表示，“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页。王震在会上发言呼吁，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他们的发言得到许多同志的赞同。但是，由于同“两个凡是”的方针相抵触，这些发言未能在会议简报中刊登。

3月14日，华国锋在会上讲话时着重强调要捍卫毛泽东思想，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指出：“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他继续强调:“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的罪行在于他们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进行打击、诬陷，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同时又提出：“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对天安门事件，他仍然讲是“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的反革命事件”，但同时又说，“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恩来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希望大家“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

4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行。这一卷收入毛泽东自新中国成立起到1957年的著作。其中有阐述正确和比较正确思想的重要文章，但也有不少不符合事实和带有“左”倾错误内容的文章。华国锋于5月1日发表《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文，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成是贯穿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根本指导思想。党中央在4月7日发出的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中也提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于是，这个发动和指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被规定为学习和宣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重点内容。

“两个凡是”提出后，人们议论纷纷，不能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毛泽东思想，对待毛泽东的决策和指示？许多同志表示不能赞同“两个凡是”。

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也向一些同志公开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这一年的2月和4月，他同前来看望他的一些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4月10日，他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并转党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8页。。5月3日，党中央转发这封信，公布了邓小平的意见后，“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很快得到党内许多干部的拥护，成为委婉抵制“两个凡是”的思想武器。

5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又一次批评了“两个凡是”。针对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的报告中既肯定“批邓是必要的”，又同意在时机成熟时“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既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又承认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是“合乎情理”的矛盾状况，邓小平指出：“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9页。

同时，广大干部群众顶着“两个凡是”的巨大压力，以各种形式表达着自己的强烈愿望：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经过党内外干部群众的努力和斗争，在粉碎“四人帮”9个月之后，邓小平终于官复原职，再次复出，重新回到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岗位。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虽然没有正面回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是非，但是也没有再像3月中央工作会议那样重申“批邓”是正确的、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全会决定全部恢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邓小平被撤销的职务，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使他成为继毛泽东之后党和国家最富治国经验和领导才能的领袖。

在这之后的整整20年里，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就同邓小平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他的再次复出，这本身就是对“两个凡是”的一次有力的突破和否定。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对于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恢复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使中国走上改革开放、健康发展的新道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一点，已为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证实了。

就在这次全会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复出后的第一次正式讲话。他首先表达了对为中国革命做出伟大历史贡献的毛泽东的崇敬，对领导全党粉碎和揭批“四人帮”的党中央的拥护。他谈到了重新出来工作时的心情，表示：

坦率地说，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下，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这是我一种交心的话。

这段话，坦率真诚，朴实无华，但它将一个为党的事业奋斗50多年的老共产党员的心迹表露无遗，读来真是感人肺腑！

接着，他着重讲了如何正确理解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再一次强调：我们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认识；我们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

复出伊始，邓小平即倡导实事求是，其鲜明的针对性不言自明。正是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我们党的最根本的思想路线，才是反对“两个凡是”最有力、最锐利的思想武器。

1977年9月前后，在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陈云等党内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纷纷发表讲话或撰写纪念文章，阐述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聂荣臻在《红旗》杂志第9期发表了题为《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一文。《人民日报》于9月5日全文转载。文章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实际，针对“两个凡是”，提出要坚持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徐向前在9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一文。文章通过回顾党同张国焘、林彪、“四人帮”在军队问题上斗争的经验，提出要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陈云在9月28日《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的文章，从党的根本思想路线的高度论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必要性，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

实事求是的原则一经重新提出，很快就在党内外激起强烈共鸣。它给了广大干部群众一个有力、锐利的思想武器，使他们能够真正从思想路线上认清和批判“两个凡是”。但是，长期的“左”倾错误给党和国家、给人们思想造成的影响和危害是深重的，短期内难以完全消除。实际上，在当时，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甚至还没有敢想到毛泽东晚年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有什么错误。因而“两个凡是”在党内和社会上还有一些基础，还有一定的市场。这就使得实事求是和“两个凡是”的斗争，不仅在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这两个关键问题上，而且在所有需要拨乱反正的问题上都尖锐地存在着，何况天安门事件这时还没有得到平反。中国历史在进入1978年的时候，在实事求是和“两个凡是”之间，一场更为尖锐的斗争正在酝酿。

二、揭批“四人帮”遇到种种障碍

◎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党中央部署了“三个战役”

◎“两个凡是”给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揭批“四人帮”设置了重重障碍

◎只能批“极右实质”，不能批极左

◎粉碎“四人帮”竟被说成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对“四人帮”的“代表作”，汪东兴批示：不能点名批判

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果断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从而一举摧毁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集团，彻底粉碎了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

随后，当晚11时至次日凌晨4时，中央政治局在北京玉泉山召开紧急会议。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陈永贵，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等共11人全部出席会议。会议向政治局委员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并通过了由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并要求立即传达到全党。后来举行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追认了这个决议。10月7日凌晨，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由汪东兴用电话将会议决定通报给当时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员李德生、韦国清、许世友、赛福鼎。他们都表示完全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接着，从10月7日至14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分批召开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

打招呼会议期间，中央作出决定：撤销王、张、姚在上海市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去上海市主持工作，接管了被“四人帮”一伙长期控制的上海市的党政大权。10月14日，党中央向国内外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随后，中央决定成立专案组，审查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罪行，收集其罪行材料。专案组由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组成，下设办公室，并立即开展工作。11月15日至19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对揭批“四人帮”的工作做了部署：决定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几个揭批战役，分别对“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罪恶历史和反革命理论，逐步深入地进行批判，打一场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

按照上述部署，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分为三个战役，也是三个阶段......

前言/序言

总前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七十周年之际，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付梓，是从事国史研究的专业人士理应做到的分内之事。

2013年6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把党史、国史的学习提到各项事业前进的必修课的高度，这还是第一次。《读点国史：辉煌年代国史丛书》正是落实习近平这个号召的具体行动。它以正史的姿态普及国史知识，用它的品位在“读点国史”中尽一份社会责任。

这套《读点国史：辉煌年代国史丛书》选择在共和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或者引起社会加速发展并充实着重大事件的12个年份为时间节点，一年一本，各自成卷，构成了共和国历史的基本框架。

如果从完整的纪年看，1950年无疑是新中国的第一年。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被人们称为“国之瑰宝”的宋庆龄，当年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她将1950年称作“第一年的新中国”。这一年，我们的共和国到处洋溢着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新社会、新政府、新生活、新天地……大到国家关系，小到百姓的日常起居，人们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新旧社会两重天，感受到中国的历史巨变。当然，这仅仅是开始，更为波澜壮阔的变迁还在后面。在共和国历史中，1950年之所以具有里程碑意义，就在于它是“一元初始，万象更新”。

1954年之所以是“大业宏图”，皆因这一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中国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出席重要的国际会议，提出划时代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令人信服的实践基础。这一年又是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的第一年，公私合营和农业合作化运动，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接下来召开的中共八大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为此，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就是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一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使整个科学文化事业呈现出勃勃生机。1956年的的确确是“意气风发”的一年。

从1956年至1966年的十年是共和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这其中既充满艰辛的探索，也不可避免地在探索中曲折发展。这十年间，有代表性的是1962年。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推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未使“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国内形势困难曲折，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印度不断在中印边界制造事端，中国军队被迫自卫反击。中苏两党分歧加剧，国际共运的争论和分歧达到新阶段。用“关山飞渡”来概括这一年，较为贴切。

1976年可谓大悲大喜。“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错误至此已进入第十个年头，三位伟人相继离世，“四人帮”倒行逆施，唐山大地震损失惨重，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中国人民在关乎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大搏斗中终于再次赢得胜利。噩梦醒来，艳阳高照。所谓“激荡岁月”，暗含这一年各种矛盾胶着、较量，经历着动荡和激变，代表着正义的力量终于取得了胜利的那样一种状态。

1978年是共和国历史上经历伟大转折的一年。粉碎“四人帮”后，我党为肃清“左”的影响，为发展国民经济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也遇到阻力。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党再次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政治、思想、组织等领域全面开始了拨乱反正，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伟大转折”成为新的起点。

1984年，农村改革使粮食产量第一次突破4亿吨，基层政权建设完成了政社分离，建立了乡政府和村民委员会，人民公社体制不复存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对外开放迈出新的步伐，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根据“一国两制”的构想，中英两国政府签订了联合声明，香港问题圆满解决。这一年，可谓“春潮涌动”。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作出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确立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抓住机遇，加快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推进改革开放跃上新台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船“迎风破浪”，驶上新的航程。

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阐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进一步阐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并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作出全面部署，确定了跨世纪发展的宏伟蓝图，明确回答了国际国内普遍关注的邓小平逝世后中国怎样“继往开来”的重大问题。

2003年，是中国发展进程中重要而非同寻常的一年，也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成就的一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改革开放25年的实践中、从抗击“非典”疫情的斗争中获得重要启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中国发展观的重大进步，适应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2008年，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推进“十一五”规划顺利实施的关键一年，也是我们应对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变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一年。中国人民同心同德、顽强拼搏，成功抗击南方部分地区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完成“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举办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加强友好交流和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等严峻挑战，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这一年恰逢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人民隆重纪念这一重要历史时刻，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作出了部署。

2013年在新中国历史上值得书写，不仅因为这一年是新一届政府产生之年，而且因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和纪律切实需要加以整顿，党内腐败蔓延正在侵蚀党的肌体，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改革开放到了深水区和攻坚期，如何让多年的改革开放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而不仅仅是一句漂亮的口号；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付出了太多的资源和环境成本的代价，必须下大决心转变。这一年，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在治党治国治军、改革发展稳定的征程上都迈出了坚定的步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人民永续辉煌的不竭动力。

尽管有人把国史看作是中国历史“自然的延伸”，但我觉得国史与历代中国断代史还是有所区别的。中国是历史积淀异常深厚的国度，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史官文化高度发达，史籍经典延绵不绝，史志资料浩如烟海。按照中国史学的一般传统，是后人记前人事，盖因后人看前人更客观，档案文献的查找也更便利。但也不尽然。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其作者司马迁就生活在汉武帝时代，书中就曾记录了不少当时的人和事，无怪乎有人干脆称《史记》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今天人讲今天事，当代人修当代史继承的就是中国史学的这一特殊传统，尽管在秉笔直书、正视历史真相方面多多少少还是有距离和难度的。但本套丛书还是做到了“存史”的目的。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娓娓道来，写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应了孔子所说的“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和刘知幾强调的“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的要求。

这套国史丛书由一批国史研究领域的专家担纲撰写，他们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学术功力，不会轻易受干扰和动摇。笔者相信这些著作会给读者以不同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