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西汉盛世文帝景帝》是将关于文景之治第一手文献资料，司马迁所写文帝、景帝两人的传记疏证解读，提供给广大读者欣赏研讨。本书主要提取了《史记》中的相关资料，不仅反映了文景帝时大汉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另一侧面也反映了司马迁总结历史经验构建开明政治的蓝图。本书的第二部分集中评述文帝风采，司马迁为何只称许文帝一人为“仁君”，什么才是“仁君”的境界，这是本书解读的重心。

作者简介

张大可，1940年生，重庆长寿人，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曾任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中文系副主任，现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历史文献学和秦汉三国史的教学与研究，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个出版三国史与史记研究个人专集的学者，在这两个学术领域独树一帜，享誉学界。曾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20余部，主编学术论著10余部，其中有6种论著或国家及省部社科优秀图书奖。在个人学术专著出版方面，史记研究有：《史记研究》、《史记新注》、《史记文献研究》、《史记精言妙语》、《史记论赞辑释》、《司马迁评传》等；三国史研究有：《三国史》、《三国史研究》等；文献学研究有：《中国文献学》等。

朱枝富，江苏省海外发展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史记研究会理事。

目录

孝文本纪……………………………………………………………… 1

孝景本纪…………………………………………………………… 97

张释之冯唐列传…………………………………………………… 137

二、西汉盛世文帝景帝………………………………………………… 179

论“文景之治” …………………………………………………… 181

论汉文帝对时局的把握与政治改革……………………………… 191

论汉文帝创建的贤良文学………………………………………… 202

精彩书摘

题 评

张大可曰：汉文帝刘恒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子，先立为代王十七年，即帝位二十三年。本篇写代王十七年一笔带过，主要内容写汉文帝即帝位二十三年的政绩。汉文帝躬俭仁爱，关心民生疾苦，居安思危，励精图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汉初黄老无为而治政治的较好执行者。

韩兆琦曰：本篇记述了汉文帝于大臣诛诸吕以后，果断入承天子位的过程以及称帝后的种种德政。在本纪所写的汉代帝王中，司马迁给予汉文帝的政治评价是最高的，对汉文帝的个人品德也称扬备至。

（1）司马迁认为，汉文帝是以国家、黎民百姓为重的一代贤君。他思忧天下，关心民瘼， “蠲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 （《太史公自序》）。他礼贤下士，知人善任。本纪中写道：“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南越王尉佗自立为武帝，然上召贵尉佗兄弟，以德报之，佗遂去帝称臣。与匈奴和亲，匈奴背约入盗，然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就赐几杖。群臣如袁盎等称说虽切，常假借用之。群臣如张武等受贿遗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弗下吏。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作品在叙述了汉文帝的一系列仁德之事后，言犹未尽，又借汉景帝的诏书赞美道：“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众。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论赞又说：“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司马迁之所以对汉文帝如此称许，是因为汉文帝的“行事”符合自己的政治思想。司马迁主张为政者应施行“德政”，从《五帝本纪》到《周本纪》，他看重的都是“德”。《夏本纪》说：“德流苗裔”；《殷本纪》说：“德盛阿衡”；《周本纪》说：“德盛西伯。”但是从《秦本纪》到《吕太后本纪》，司马迁痛感他们唯“力”是用，逮至孝景及今上，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此处，司马迁感慨良多！沈作喆说：“读史者但知《武纪》、《封禅书》为讥也，不知子长赞文帝汉兴四十余载，德至盛，廪廪乡改正朔服色封禅，谦让未成于今；而孝武初即位，未有德惠及民，便修鬼神之祀，公卿草巡禅，则为不仁矣，此盖子长之微意也。”（《寓简》）汤谐说：“孝文为三代以后第一贤君，史公在孝武时作《孝文纪》，故尤其无穷慨慕也。二十余年，深仁厚泽，纪中排缵不尽，止举其大要，而余者令人悠然可思，正是史公画龙点睛妙手。”（《史记半解》）

（2）汉文帝是司马迁心中的理想帝王，他不仅谦让、俭朴、宽仁，而且具有勇于纳谏的精神。司马迁在《张释之冯唐列传》中通过张释之、冯唐的犯颜直谏而被文帝接受的故事表现了这一主旨。例如有一人盗去高祖庙内座前玉环，汉文帝大怒，“下廷尉治”，希望能把小偷满门抄斩。结果，张释之依法办事， “奏当弃市”，并且犯颜直谏：“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顺逆为差，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尽管汉文帝以为张释之未能体现自己的“承宗庙意也”，但最后还是同意了张释之的判决。在理解了汉文帝勇于纳谏这一层面的意义后，我们也许会看出汉文帝身上还是有不少阴暗面的，他“从善”但并不“如流”，假若张释之是按皇上主意判案的张汤，汉文帝的“仁德”就没有本篇所叙说的那么多了。另外，汉文帝还有猜忌功臣的缺点，致使周勃恐惧而死。这方面需参照《绛侯周勃世家》等。

（3）赞扬了上书感动天子的少女缇萦，表明司马迁对待妇女的观点是进步的。缇萦是太仓公的小女儿，太仓公会医术，后受人诬告被解往长安受肉刑。临行时，五个女儿随而泣，仓公骂道：“生子不生男，缓急无可使者。”这时，少女缇萦挺身上书，不仅使父刑得免，而且感动文帝，除去了“断支体，刻肌肤”的肉刑。在司马迁笔下，一位少女的个别行为，与朝廷的政治措施连在了一起，遂使缇萦这一女性形象在中国历史上得以不朽。班固在《咏史》诗中称赏道：“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曹植在《精微篇》中也赞曰：“多男亦何为！一女足成居。”

（4）司马迁《史记》对帝王诏策多不滥载，唯本篇载录文帝诏书特详。李景星说：“太史公于他帝诏令多不载录，独于《孝文本纪》录诏令最详，盖以孝文各诏质古温醇，实属三代之遗。且所行政事，又足以副之，非托诸空言者比也。通篇叙事，纯以文胜，写得秩秩楚楚，优柔不迫。既无《高纪》中疏荡之气，亦无《吕纪》中刻挚之笔，又处处与《武纪》中做反面对照。写仁厚守成之重，不得不另用此一副笔墨也。后幅收束，尤为严密。从代来即位一段，总叙帝生平于未崩之前；‘后七年六月’一段，详叙帝之遗诏于既崩之后。下又继以景帝之诏，群臣之议，将帝所行之大事再括叙一番，而以‘功莫大于高帝，德莫大于孝文皇帝’一语作为断定，精确正大，穆然高古，此史公真实笔力。”（《史记评议》）

作者在本文中歌颂汉文帝的废除肉刑，很把它当作一件盛德之事来说，但事实究竟如何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汉书·刑法志》载张苍、冯敬上书称文帝之废肉刑为“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趾者又当死；斩左趾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不够死刑的为废肉刑而升为死刑，已经是不合适了；将稍轻之肉刑改为鞭笞，由于打得太重，也等不到打满数目就被打死了。为此，景帝时曾两次减少鞭笞的数目，至武帝时重又恢复了肉刑。

本文在揭示统治集团内部的深刻矛盾方面，可谓隐微细致，发人深思，诸如周勃、陈平等当初为什么要选汉文帝以及汉文帝入朝后又对周勃、陈平等做了些什么；在平诸吕中立有最大功劳的是朱虚侯刘章，而文帝即位后又是怎么对待刘章兄弟的；文帝即位前，曾反复推让，文帝即位后，又一连对各个方面以及对全国的百姓普加奖赏，这些是为什么？作者的确歌颂汉文帝，但对汉文帝的某些故弄玄虚之举，也并非视而未见。摒除表面的一片颂声，仔细推敲，这里边似乎还大有奥妙，很能让人长见识。关于本文的作者，赖长扬、赵生群等认为本篇作品的作者应是司马谈，而不是司马迁。赵生群在《司马迁研究》中说：“司马谈作史之时，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三件大事都未能举行，所以《孝文帝本纪》赞语中说‘谦让未遑至今’；司马迁作史时，此三事都已大功告成，如果他作《孝文本纪》就不可能再出现‘谦让未遑至今’这样的话。这是《孝文本纪》为司马谈所做的铁证。”其说似乎可以成立。

精彩内文选读

北方强敌匈奴在汉初冒顿单于当政时达于鼎盛，长期为患于边。汉家创业皇帝汉高祖刘邦受困平城之辱笼罩汉朝君臣几代人。高后屈辱求和，忍受冒顿单于戏弄的狂悖书信，更是国耻。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臣服大宛，威震西域，汉武帝下诏书布告天下，说：“高皇帝遗联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这时汉武帝彻底击败匈奴，征大宛断匈奴右臂，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汉朝扬眉吐气。但汉文帝时，黎民切盼休养生息，反击匈奴的条件尚未成熟。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综合国力的要素有三：政治力、经济力、军事实力。优越的政治力与经济力，可以持续作战，是取胜之根本。但阵前交锋，优越的军事实力是综合国力的核心要素。匈奴是马背民族，汉朝要制胜匈奴，要有足够的骑兵，边境要有足够的粮食储备。这些条件，汉文帝时尚不具备。《孙子兵法》说：“倍者守之，三者攻之，五者围之。”又说：“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双方决战，实力相当，两败俱伤，一方实力三倍于敌，乃至五倍、十倍于敌，占有绝对优势，才可以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汉文帝时，综合国力强于匈奴，军事实力大体相当，汉朝防御有余而出击不足。汉文帝尊重实力，对匈奴高挂免战牌，在汉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汉文帝七年（公元前173年）、汉文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61年），三次与匈奴和亲，先后与冒顿单于、老上单于、军臣单于等三代单于订立和亲条约，汉朝馈赠匈奴大量财物，汉宗室公主出嫁单于。但匈奴百约百叛，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入寇上郡，丞相灌婴率领车骑八万五千击走匈奴。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十四万骑入寇朝那，杀北地郡尉孙卬，汉文帝派张相如等三将军击走匈奴，也曾一度要御驾亲征。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冬，匈奴骑兵六万大入上郡、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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