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勾勒了1720-1830年间,西学在日本的发展与实践。这段时期的前后两个年份中，前者标志着官方开始关注西学，后者则是驱逐西博尔德出境的年份。如果说日本的近代化始于明治维新的话，那么，从1868年回溯到1720年的近150年，则可以说是酝酿这场近代化的漫长的准备期。彼时的知识分子奋起反抗锁国，拼命探索来自国外的新知识。像本多利明这样有着充沛精力并极富热情的人们，促使日本发生了令人惊叹的变化。

本多利明是本书的核心人物，其手稿中的任何一页都充分表明他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即近代日本。在他的书中，人们发现了一种新的精神：不安、好奇和接受。本多好奇于新的发现，乐于开阔眼界，甚至带着某种喜悦揭示日本只不过是大千世界中的一座小岛而已。对那些认为中华文明才是源远流长的日本人，他公然宣称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埃及才更为久远、更加崇高。他发现，世界充满了奇妙的事物，他坚持认为日本应该取诸所长。他尝试用西方人的视角观察日本，明了时局必将扭转，如今的国家已被严重耗费德行和物力。即便如此，他仍确信日本一定能够成为世界大国之一。

作者简介

唐纳德?金（Keene, Donald），日本学学者、作家、日本文学文化翻译家。1922年出生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法语系毕业，战后在该校研究生院攻读东方文学。1948年至1953年间在英国剑桥大学研究日本文学。1953年留学日本京都大学。此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超过50年。与日本著名作家交往甚密，翻译多部日本古典文学作品，曾获得几乎所有的日本学术大奖。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申请加入日本国籍。著有英文著作25部，其中著名的英文著作有《日本文学史》（15卷），该系列的日译后以《唐纳德?金著作集》在日本出版；《明治天皇》等。日文著作30部以上，包括《日本人与日本文化》《日本人的审美意识》等。

目录

总序／001

序／001

插图说明／001

第1章生活在日本的荷兰人／001

第2章蛮学的兴起／017

第3章来自“莫斯哥未亚”的奇怪故事／034

第4章西方的呼唤／064

第5章本多利明的经济思想／100

第6章北方的探险者／134

第7章平田笃胤与洋学 ／166

附录：本多利明之著作节选／185

日本发现欧洲年表／224

参考文献／232

译后记／244

精彩书摘

生活在日本的荷兰人

18世纪末，极少数日本人开始付诸艰辛的努力，认真研究欧洲文明。此时他们关注的焦点位于长崎港内的弹丸之地上，这就是出岛。岛上略显破烂的交易所里住着十几个荷兰人。他们是当时仅有的被允许出入日本列岛的一群欧洲人。

日本国民并不是向来如此隔绝于西方。从1543年葡萄牙人发现日本到1639年被驱逐出境的大约一个世纪里，日本人获得了观察西方人生活方式的机会，其中还有几个人曾经游历过欧洲甚至美洲。然而，当时的日本政府虽然非常了解对外贸易的种种益处，却因为惧怕基督教（1549年由圣·方济各·沙勿略传入）不断带来的威胁，于是连续发布禁令，最终除荷兰人以外，所有的欧洲人都被赶出了日本。

让日本政府如此困惑的，其实与基督教——此时为天主教的教义无关，倒不如说是因为惧怕皈依天主教的日本国民丧失对国家的忠诚，也惧怕这种情况会加快欧洲强国入侵日本。西班牙人开始布教后便很快征服菲律宾的先例让日本人警觉，而威胁日本主权的企图相继暴露后，幕府首先驱逐了西班牙人，接着又赶走了葡萄牙人。与日本进行贸易的其他国家当中，英国发现无法获益便主动退出了日本。或许是对贸易的嗅觉更为灵敏，只有荷兰人留在了日本。

虽然德川幕府下决心在全国范围内灭绝基督教，但他们发现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荷兰人的宗派对他们并无害处。1637—1638年，当数万名日本基督教信徒聚集在岛原半岛做最后的殊死顽抗时，荷兰人居然特意向幕府军队出借枪炮予以支援。荷兰人对自己在日本消灭基督教的过程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并不在意，因为他们既不是天主教的朋友，也不是葡萄牙人的朋友。相反，葡萄牙人是他们在东方的夙敌。如果基督教在日本成功的话，商业上受惠最多的是葡萄牙人。荷兰人的帮助让日本人笃信他们完全就是为通商而来。虽然当时的日本武将普遍认为世上没有比商业更令人鄙视的行为，但从结果来看，日本武家政权选择了老实的荷兰商人作为打交道的对手，而不是自恃清高、难于应付的葡萄牙军人。

1641年，幕府命令荷兰人把他们的交易所，用当时的说法就是商馆，从九州西端的平户搬到了出岛。起初荷兰人非常满意从平户搬到交通更为方便的长崎港。当接手原本是葡萄牙人在出岛建造的交易所时，他们认为此举或许象征东方霸权从此由葡萄牙变成了荷兰。的确，当时荷兰人的辉煌达到了不可一世的地步。这个成功，正如荷兰武器的威力一样，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荷兰商人自身的努力而获得的。

荷兰最伟大的诗人冯德尔（Joost van den Vondel，1587—1679）为纪念被流放的原法国王妃玛丽·德·梅迪西斯（Marie de Médicis）访问阿姆斯特丹的东印度公司，并于1639年写过一首颂诗，赞美荷兰贸易商人的丰功伟业。

不满足仅仅在荷兰的土地上开垦田野，

他们撑开船帆环绕地球，

造访太阳普照的大地尽头，来到那遥远而奇妙的国度——

太阳神啊，希望您看到我们的伟业。

我们荷兰，才是收获印度各国生长的万物的仓库。

北海之国的每一艘货船都满载着东海的收获。

冬之王在异国的领地上手捧胡椒温暖着嘴唇，

夏日的阳光不时地注视着烹煮、烧烤的美食。

阿拉伯人献上至尊的香炉，

与波斯人的交易依旧繁荣之至，

那些丝绸和木棉织品送到了我们手里。

广袤的爪哇岛与我们分享宝藏，

中国分给我们瓷器。

阿姆斯特丹健儿继续着旅行的脚步，

来到恒河水流入大海的地方。

利益指引我们走向所有大海、所有海岸，

为了对利益的眷恋，我们继续探寻世界的港口。

荷兰人的触手伸及如此之广，他们冒险的动机正是出于“对利益的眷恋”。在日本的荷兰商人们也正是受这种获利欲望的驱使，才能忍受幕府强加给他们的一个又一个屈辱。从呆在平户起，他们就言辞谦恭，千方百计要保住自己的脑袋和生意。当他们在刚竣工的仓库的基石上刻入西历年份而被幕府官吏发现后，为了平息官吏的怒火，他们竟然主动拆毁了仓库。荷兰人原本期待或许出岛的生活会比平户要舒适一些，不过他们立刻清醒地认识到未来的日子会怎样。说白了他们就是囚徒。他们只被允许来往于这座弹丸之岛上仅有的两条通道，受到从不间断的监视、看守和跟踪。每年春天，商馆馆长必须带上几名馆员前往江户，向将军进献礼物，表达作为臣下的忠诚。曾经在商馆奉职的德国医生恩格伯特·坎普法（Engelbert Kaempfer，1651—1716）在《日本志》中记录了1691年和1692年前往江户参觐的情形。坎普法写道：

就地等候了一个多小时，皇帝来到谒见厅之后，摄津守和两位奉行走过来，只把公使一人带到皇帝面前，而我们只能继续等待。一俟公使走近皇帝，他们便大声叫到，“荷兰卡比丹”，这是让公使到皇帝面前行鞠躬之礼的指令。这时公使必须下跪，靠手和膝盖爬到按顺序整齐摆放的贡品和皇帝玉座之间指定的位置，然后保持拜跪的姿势将头磕到地板上给皇帝鞠躬。接着，公使必须像螃蟹一样退回原地，不能说一句话。

将军（坎普法称为“皇帝”）并不满足于这种形式，再度传唤荷兰使节，指使臣下讯问各种各样的事情。为了尽情享受欢愉，

他命令我们脱下礼服披风，然后直立不动，以便看清我们的全身。接着命令我们走步、立定、相互打招呼、跳舞、蹦跳、模仿醉汉、说几句蹩脚的日语、念荷兰语、画画、唱歌、穿披风、脱披风。我们尽最大可能遵从皇帝的命令，我还曾一边跳舞一边用高地德语演唱了当地的情歌。如此这般，我们必须勉为其难地表演无数的杂耍，以此博得皇帝和朝臣的欢愉。

为了达到赚钱的目的，荷兰人自然不会仅在日本主动迎合这种屈辱。在中国，1685年访问北京的荷兰通商使节也在皇帝面前毫不犹豫地进行了三拜九叩。荷兰人认为，只要能为东印度公司获利，就可以做任何事情。为了将自己的顺从行为正当化，他们举出了一些事实根据，就像日本再强大的诸侯在将军面前也必须俯首称臣那样，荷兰人三拜九叩是为了向中国皇帝表达来自遥远国度王侯的恭顺之意。然而这里必须提及的是，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们并非都像荷兰人那样，采取这种自我作践（他们这样认为）的行为。例如被派遣到北京宫廷的沙俄使节，就以“我们只在上帝面前下跪”为由，拒绝向皇帝行叩头大礼。中国宫廷为此大动肝火，使节还受到了相应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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