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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大众读者|||||
作为对现代西方管理思想演变的一次系统阐释，本书打破了当今将管理思想机械分割为政治管理思想、社会管理思想、企业管理思想的惯常做法，而是极力将如上诸领域整合在一起，以使人们对现代西方管理思想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和把握。
同时，本书不是停留于对现代西方管理思想发展脉络的历史描绘，而是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揭示了管理主题的变换、管理方法的更迭和研究范式的转换等管理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从而有助于人们更好地领悟现代西方管理思想的精髓。
此外，本书始终立足于中国管理实践的需要，对西方管理思想进行“中国式关照”，以期获得更好的借鉴和裨益，真正做到“洋为中用”。

内容简介

作为对现代西方管理思想演变的一次系统阐释，本书打破了当今将管理思想机械分割为政治管理思想、社会管理思想、企业管理思想的惯常做法，而是极力将如上诸领域整合在一起，以使人们对现代西方管理思想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和把握。
同时，本书不是停留于对现代西方管理思想发展脉络的历史描绘，而是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揭示了管理主题的变换、管理方法的更迭和研究范式的转换等管理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从而有助于人们更好地领悟现代西方管理思想的精髓。
此外，本书始终立足于中国管理实践的需要，对西方管理思想进行“中国式关照”，以期获得更好的借鉴和裨益，真正做到“洋为中用”。

作者简介

彭新武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管理哲学、中西管理思想史、进化论、复杂性科学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发表相关学术论文120余篇，出版著作10余部。2007年入选“ 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2011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主要著作有：《复杂性思维与社会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造物的谱系》（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进化管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企业战略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西方管理名著赏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中国管理智慧》（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8）、《管理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中国古代治国要略》(人民出版社，2018)。

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现代管理的分化与综合
第1章 管理：从经验到科学
一、工业革命与企业浪潮
1. 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及经济自由主义
2. 工业革命与现代工厂制度
3. 企业浪潮与管理运动
二、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
1. 科学的诉求
2. 泰勒的“精神革命”
3. 泰勒主义的“遗产”
三、科学管理运动
1. 卡尔·巴思与亨利·甘特
2. 吉尔布雷斯夫妇
3. 哈林顿·埃默森和莫里斯·库克
4. 福特之路
5. 管理科学学派
第2章 组织的探索
一、法约尔：一般管理理论的先驱
1. 管理的职能
2. 管理的基本原则
3. 管理能力与管理教育
4. 法约尔的贡献与缺失
二、韦伯：“组织理论之父”
1. 现代行政学的开端
2. 合理性：官僚制的理论基础
3. 官僚制的基本特征
4. 官僚制的“民主悖论”
三、福利特：“管理学的先知”
1. 团体原则
2. 整合统一论
3. 情景规律
4. 福利特思想的现代价值
四、巴纳德与社会系统学派的创立
1. 协作系统的性质
2. 组织平衡理论
3. 权威的接受理论
4. 巴纳德对现代管理学的意义
第3章 “人”的发现
一、霍桑实验与梅奥主义
1. 霍桑实验
2. 梅奥主义
3. 人际关系教育
二、人的需要、动机与激励
1. 马斯洛：个体行为激励的推动者
2. “双因素理论”和“三种需要理论”
3. 期望理论、强化理论和公平理论
三、人性假设与管理
1. 麦格雷戈的“X理论”和“Y理论”
2. 复杂人假设和超Y理论
3. 超越人性假设
四、组织行为学的兴起
1. 群体动力学与团队建设
2. 阿吉里斯的“成熟—不成熟”理论
3. 领导行为与领导模式
第4章 管理学丛林
一、管理过程学派的崛起
1. 穆尼和赖利
2. 厄威克和古利克
3. 戴维斯
4. 哈罗德·孔茨
二、决策理论的奠基与发展
1. “有限理性”与“满意解”
2. 决策的前提、类型与程序
3. 西蒙与公共行政学的发展
三、经验主义的反叛
1. 经验主义学派
2. 德鲁克：让管理回归实践
3. 经理角色学派
四、走出“管理学丛林”的尝试
1. 权变管理理论
2. 系统管理学派
3. 孔茨的“综合”及其问题
第二部分 现代管理的“新丛林”
第5章 质量、品牌与营销
一、质量的诉求
1. 戴明与日本经济奇迹
2. 约瑟夫M.朱兰与费根鲍姆
3. “零缺陷”与“精益制造”
4. 六西格玛（6σ）管理模式
二、品牌的力量
1. 从品牌到品牌资产
2.“No Logo”：品牌时代的反思
三、营销的演绎
1. 从产品导向到顾客导向
2. 营销组合的变迁
3. 从“交易”到“关系”
4. 营销的扩展与整合
第6章 战略与文化的凸现
一、现代战略观及其局限
1. 现代战略观的起源
2. 理性的僭妄
3. 精英主义的偏执
二、战略观的当代变革
1. 从战略规划到战略思维
2. 从“温室模式”到“草根模式”
3. 战略权变与战略柔性
三、竞争优势的演进
1. 市场导向观
2. 资源基础论和核心能力观
3. 整体能力观与动态能力理论
4. 从竞争到合作
5. 蓝海战略
四、文化制胜的时代
1. 企业文化的“新潮四重奏”
2. 管理文化的比较
3. 组织文化的探索
4. 文化差异与跨文化管理
第7章 从管理到治理
一、新公共管理运动
1. 新公共管理兴起的基本动因
2. 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及基本主张
3. 新公共管理：批判与反思
二、后公共管理时代
1. 新公共服务理论
2. “后公共管理”改革及治理理论
3. 非营利组织管理及“社会企业”
三、公司治理及其问题
1. 公司治理的起源与演变
2. 当下公司治理的困境
第8章 责任、伦理与价值
一、企业的社会责任
1. 企业社会责任的历史溯源
2. 企业社会责任的“必要性之争”
3. 企业社会责任的拓展
二、管理与伦理的关系
1. 企业伦理学的兴起
2. 企业的伦理化经营
3. 企业的伦理法则
三、从绩效到价值
1. 价值创造与价值管理
2. 平衡计分卡
第三部分 现代管理的范式转换
第9章 知识型社会的管理
一、走进知识型社会
1. 知识型社会的来临
2. 知识管理与知识进化
二、学习与创新
1. 阿吉里斯：组织学习的先驱
2. 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
3. 创新及其“机理”
三、知识时代的人本管理
1. 从 “物本”到“人本”
2. 自我管理的凸显
四、变革时代的组织图式
1. 组织的分权化
2. 组织的有机化
3. 组织的过程化
第10章 从机械论范式到有机论范式
一、机械论范式与现代管理
1. 现代管理中的机械论
2. 变革、危机与领导力
二、有机论范式的复兴
1. 系统范式的奠基
2. 复杂性科学的兴起
3. 自组织的进化图景
三、自组织进化的管理范式
1. 从计划控制到自组织
2. 从和谐布局到制造危机
3. 从适应到共同进化
4. 从确定性到混沌
四、管理思维的当代转向
1. 从分析的、还原论思维到整体性思维
2. 从实体思维到关系思维
3. 从线性思维到非线性思维
4. 从静态思维到过程思维

精彩书摘

现代管理演化的百年历程表明，管理学依然面临着多范式状况的问题而未能走出“丛林”状态。从哲学层面看，管理的内部逻辑的一个基本起点是“现代性”问题。正是现代性的主题分化造成了管理学内部出现效率与人性两大逻辑主线，并形成无法通约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研究范式。在以批判与解构现代管理为学术意图的后现代管理思潮对这场范式之争带来了诸多外部冲击的同时，也提供了管理学两大范式的整合契机。
1. 效率与人性：管理学的范式分裂
从历史上看，正是高扬理性精神的文艺复兴，尤其是启蒙运动使得现代性产生。人的理性由此成为一切权威的来源及事物存在价值的评判标准，也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成为现代性之“根”。但是，现代性在产生伊始就扭曲了古希腊的传统理性精神。古希腊的传统理性精神是一种“善”，是美德的重要组成，人通过理性在追求善的过程中同时领悟到自己的有限性。这种理性不包含“统治”和“控制”的内在要求。而现代性的理性精神服务于力量的运用与控制，譬如培根认为，科学应该增进人类的物质福利，否则就是些空洞的言辞游戏。这种功利性原则实际上剥离了古希腊理性的价值意蕴而蜕化为功利性的技术理性（或者说形式理性、工具理性、科学理性）。
在技术理性支配下的科学主义思潮秉持价值中立的实证主义方法，对事物进行确定性的预测与控制，其主导逻辑是追求事物本身固有规律之“真”。而价值理性支配下的人文主义思潮，则以人自身作为对自我、他人及自然探索的出发点并从中确立人的价值，并一反实证主义的立场，转而张扬意志、欲望、直觉、情绪、本能等非理性因素，认为非理性是世界的本原，倡导从非理性因素中确立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尽管这两大思潮都可追溯到启蒙理性之中并具有某种同一性，两者共同构成了现代性的理论基础，但二者在分化之后沿着不同的方向而愈行愈远，终成为各自为政、互相对峙的两大现代性思潮，对包括管理学在内的一切社会科学均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中，启蒙运动所塑造的理性精神迅速成为一种激烈的政治诉求，并通过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使政教分离、天赋人权、法制观念、契约精神、三权分立等成为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部分。相应地，资产阶级政权的确立、巩固为经济领域中的工业化运动铺平了道路。处于工业化高潮中的亚当·斯密提出了理性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并依据无数个体利益活动的最大化自动导致社会利益实现的“个体利益社会利益”法则，确立了劳动分工、经济自由、有限政府等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诸多基本原则。
工业化运动的蓬勃开展与“经济人”假设的理论升华，成为催生现代管理理论的最重要的历史条件与逻辑基础。以泰勒为代表的科学管理运动，通过将现代理性精神根植于管理之中，确立了管理的效率至上原则，从而实现了管理的现代性飞跃，并极大地改变人类社会的生存形态。自此之后，管理学在继承与批判之间逐渐演化出两条清晰的逻辑主线，即以效率作为管理终极目标的科学主义范式（Scientism Paradigm）和以人性作为管理终极追求的人文主义范式（Humanism Paradigm）。科学主义范式继承和发扬了泰勒制的效率主义追求，以“任务”为核心，追求效率至上原则，将人机械化、符号化、标准化以增强管理中的可控性；人文主义范式则批判泰勒制的效率主义目标及物本主义逻辑，以泰勒制本身所欠缺的精神因素来构建理论硬核，以“人性”为理论宗旨，重视情绪、情感、价值等非理性因素对管理的作用，强调人在工作中的尊严和快乐。持科学主义立场的学者力争以实证主义方法来研究管理而强调管理学的自然科学属性，持人文主义立场的学者则强调管理研究中的价值要素而倾向于视管理学为一门人文学科。
这两大范式之争的结果，是以实证主义方法为代表的科学主义范式压倒了人文主义范式，而成为管理学研究的主流范式。泰勒制对效率的关注被后继者推崇到极致，到20世纪20年代，则与大规模生产结合产生了福特制这一影响人类百年进程的生产组织形式。如果说泰勒与福特的管理研究主要聚焦于生产车间中的个人效率，那么法约尔、韦伯、厄威克和古利克的组织理论则聚焦于更为宏观的组织效率，使工具理性由操作层扩展到组织的战略层或概念层，进一步完成了组织管理的形式化与理性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蒙以“有限理性”预设取代了此前的“完全理性”假设，使科学主义范式得以进一步完善。与此同时，随着数量模型、统计方法和计算机信息技术不断地成熟并迅速普及，最终造成了管理科学学派在今日的兴盛局面，奠定了科学主义范式成为管理学主导范式的基本格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管理学界出现的企业流程再造理论，如德鲁克等人强调追求经济、效率和效益“三E”（Economy，Efficiency，Effectiveness）目标的新管理主义和“新现代泰勒主义”（The Neo-Modern Taylorism）等，实际上都是以工具理性的计算逻辑来设计效率至上的科学主义范式的“遗风流韵”。
在科学主义的管理范式日渐风靡之际，管理学的人文主义范式也逐渐得以闪现。作为“管理先知”的福利特最早提倡参与式管理，强调管理者与员工之间和谐关系的重要性，从而开

前言/序言

西方管理滥觞于西方文明的摇篮——古希腊。古希腊人以其充满自由、批判色彩的理性精神，在政治和社会管理领域早已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讨。正是在这种理性精神的光照下，古罗马人随后在实用科学，尤其是在法治方面为西方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欧洲在漫长的中世纪结束后，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洗礼，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文化得以重新复活。16至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更使理性主义得以全面复兴，从而导致了西方文化、科学和社会的空前繁荣。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以及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建构，也由此开启。
随着工业革命使以机器为主的现代工厂成为现实，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多地被涉及和研究，并促发了20世纪初的科学管理运动。美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又译为“泰罗”）集前人管理思想和实践经验之大成，在一系列科学实验的基础上，用科学研究和方法代替了纯粹的个人经验，管理学由此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不过，泰勒尽管使人们对效率的追求成为时尚，但他所关注的只是企业内部的效率问题，基本没有涉及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如何进行管理的问题。就在科学管理运动蓬勃开展之际，欧洲大陆也出现了一批管理学的代表人物。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亨利·法约尔（Henri Fayol）创立的一般管理理论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创立的官僚制组织理论。相比之下，泰勒是一个注重实践的问题解决者，关注的重点是微观的“车间管理”的效率，强调技术性的科学管理。法约尔考虑的则是更宏观的有关管理的本质问题，以一般组织作为研究对象，强调普遍性的管理职能和原则。韦伯更是站在整个社会组织发展的高度，分析社会组织的经济与政治结构，对大型现代组织的基本模式——官僚制进行了广泛的阐述。泰勒、法约尔和韦伯这三位管理学的先驱最终共同奠定了现代管理学的基本框架，包括金字塔结构、统一指挥、控制跨度、职业专业化概念，以及适用于所有组织的一般“管理原则”等。
就在法约尔和韦伯对组织理论进行孜孜探求的时期，美国女学者玛丽·帕克·福利特（Mary Parker Follett,又译为“福莱特”“芙丽特”“福列特”“芙利特”等)则立足于科学管理的原则，预先提出了与“人际关系运动”密切相关的许多观点和理念，从而开启了人本主义管理的先河。而福利特提出的群体是个体整合的思想，也开启了切斯特·巴纳德（Chester Barnard）协作系统理论的先声。两人都试图创造出一种合作和协作的精神，强调通过共同的群体努力获得个体的成就，因而成为连接科学管理学派与人际关系学派的“桥梁”。
从20世纪30年代乔治·埃尔顿·梅奥（George Elton Mayo,又译为“梅欧”）等人进行霍桑实验开始，一大批学者各自从社会学、心理学、生理学等角度，关注和研究企业中有关人的心理及其行为等问题，从而引发了“人际关系运动”，使管理理论的分析焦点转向参与者的心理及行为。随着“人际关系运动”和组织行为研究的拓展，“人”越来越成为管理的焦点，“激励”日渐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要素，并开始更多地将激励问题的研究深入到对“人性”的探索和挖掘上。与此同时，许多管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从行为的特点、行为和环境、行为的过程及原因等多种角度进一步拓展了对人类行为的研究，由此产生了一门对工作环境中个人行为和群体行为进行研究的综合性学科——行为科学。当然，广义地看，诸如心理学、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等研究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人的行为的科学，也通常被称为行为科学。因此，为了与这些广义的行为科学相区分，20世纪60年代之后，管理学中的行为科学开始被称为“组织行为学”。
而自科学管理理论和人际关系学说发展以来，现代管理学开始表现出一种分散化的发展趋势。尤其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现代科学与技术、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以及企业组织的变革，现代管理理论进入了一个多元化发展的高潮期，出现了多个管理学派、多种管理理论共生并存的局面，这被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Harold Koontz）称为“管理理论丛林”。当然，就在各种新兴管理理论和思想蓬勃发展的同时，研究者对管理理论的综合也一直在进行，出现了更具综合性特征的系统管理学派、权变理论学派及管理过程学派，这都是对整个管理理论丛林进行“综合”的有益尝试。孔茨当年曾乐观地预想，随着管理学家们对实际管理工作情况的不断了解，各种管理理论能够不断融合，达成共识，最终形成一种统一的、更为有用的管理理论。然而，孔茨乐观的预想并没有成为现实，时代的变化和管理逻辑的演进不断催生出各种新的管理理论，管理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方位拓展”的时期。
三
管理学的“全方位拓展”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许多管理学研究的新领域，管理学又进入了一个所谓的“新丛林”时代。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从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到人际关系学派，人们对管理问题的关注实际上主要集中在量化的管理效率、组织的规范化和有序化、人和组织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管理实践的演进，管理学研究开始摆脱生产和组织运营的圈子，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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