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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智库研究丛书》我国专门系统研究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丛书。该丛书围绕当前中国智库建设中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结合国内外经验，以实证为主并注重理论分析，从基本理论、能力建设、制度建设、平台建设、协同创新、研究方法、管理模式等多个视角切入，构建关于智库建设和研究的理论框架以及相应的智库评价体系。在理论上，有助于厘清智库基本概念，界定智库研究基本规范，扩展智库治理研究基本思路，将尚处于初期探索阶段的我国智库研究引向，系统化、深层化；在实践上，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明确价值取向，设置量化目标，提供科学路径。

目录

第一章 智库、智库建设与智库建设法治化
第一节 如何看待智库
第二节 智库建设的历史演进
第三节 智库建设法治化的基本设想

第二章 智库建设法治化的重要意义
第一节 智库建设法治化是国家治理转型的需要
第二节 智库建设法治化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需要
第三节 智库建设法治化是智库自身完善发展的需要

第三章 智库建设法治化的国外经验
第一节 国外智库建设法治化的背景
第二节 国外智库建设的法治化探索
第三节 国外智库建设法治化的一个典型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第四章 我国智库所需要的基本保障制度
第一节 我国智库的基本类别
第二节 体制内智库所需要的基本保障制度
第三节 社会智库所需要的基本保障制度

第五章 我国智库建设所需要的辅助配套制度
第一节 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第二节 完善重大决策意见征集制度
第三节 建立健全政策评估制度
第四节 建立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制度
第五节 健全舆论引导机制
结语

附录1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
附录2 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
附录3 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附录4 各省区市出台的关于智库建设相关制度的汇总表
附录5 各行业领域出台的关于智库建设相关制度的汇总表
附录6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特许状与章程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智库建设法治化研究》：
　　三、政府与智库的良好互动
　　随着包括智库在内的各种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其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并最终在众多领域开展合作的过程。以美国为例，早期的非营利组织并没有获得政府的信任，直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特别是在里根政府时期，经济复苏的同时面临着政府机构庞大、财政赤字加大、就业率低等诸多问题，美国政府开始重新审视和定位政府职能，试图在某些领域简化职能、下放权力。正是以此为契机，非营利组织开始承担原本政府的部分职能，特别是在公共服务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政府的负担、为政府疏解了压力，同时非营利组织也获得了大力发展和提升自己的绝佳机会。借助相关法案中的“购买服务条款”，美国的地方政府可以较为便利地向非营利组织购买各类服务，既包括了行动意义上的公共服务，也包括思想意义上的智识服务。随着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互动越来越多，双方的信任更是逐步加深。甚至可以说，政府决策特点的变化为非营利组织发展提供了庞大的需求刺激，促进了非营利组织的进一步发展。
　　正是在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增进合作互信的同时，合作领域的深度和广度也逐步延伸，尤其在两者的关系处理上已经形成了良性互动。一方面，政府虽然握有行政权力，但对于非营利组织的具体事务并不给予直接干预，只在针对非营利组织的政策制定、财力保障、考评考核等宏观层面上进行间接管控；另一方面，以智库、慈善机构等为代表的非营利组织作为法人，虽然在涉及教育、医疗、体育、卫生、环境保护、文化传承等诸多领域承担购买的政府服务，但是非营利组织的具体运营完全独立于政府，并不受制于政府。
　　作为非营利组织的重要代表，智库与政府的互动也是在非营利组织参与承担政府公共服务的热潮中逐步实现的。现代决策系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现代国家治理中的政府，在很多方面开展决策时都需要智库的加入。智库凭借自身出色的研究能力，综合运用多学科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通过分析报告与政策建议等方式为政府提供了广泛而不乏深刻的智识服务，对既有的政策进行建设性的“破坏”，也即所谓“创造性的破坏”。以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为例，让其引以为豪的贡献有：“在20世纪20年代政府预算体系的形成、30年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创建、40年代联合国和马歇尔计划的诞生、50年代对总统权力交接过程的改进、60年代对放松政府管制、70年代于国会预算局的建立，该学会均功不可没。之后，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在80年代对医疗卫生和税收政策的调整发挥了先驱作用；90年代提出了社会福利、公共服务和竞选资金等问题的新路径；‘9·11’事件发生后，在如何以更有效方式组织美国政府以保卫国土安全方面，它发挥了引领作用。”①
　　另外，政府与智库良好互动的一个例证是“旋转门”效应的有效发挥。所谓“旋转门”，注重的是个人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双向转换，主要有三种形式：即“私人部门到公共部门的‘旋转门’，由公共部门进入私人部门的‘旋转门’，以及公共部门和说客之间的‘旋转门’‘，②。具体到智库而言，其”旋转门“效应是智库的研究者与政府要员之间双向转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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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智库（Think Tank）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自近代以来，智库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15世纪到20世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苏联）和美国等一系列大国的逐渐崛起，都离不开其本国智库的积淀与支持。21世纪以来，以金砖国家（BRICS）为代表的新型大国崭露锋芒，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智库等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有力支持。可以说，在现代语境中的一国兴衰，与智库有很大关联。
　　从国内和国际的两个向度看，智库的作用也十分明显。它不仅体现在着眼于内政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国内治理议题中，还体现在着眼于国际的全球安全、生态环境、国际经济、跨国犯罪、人权保障等全球治理议题中。当前，国内国际不同议题的设定、分析与解决，都活跃着智库的身影。从某种意义上讲，智库的存在与否，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的完整与否；智库建设的水平高低，代表着国家治理能力的水平高低。智库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
　　对于中国而言，智库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事物。在古代，虽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智库，但是“谋士”“策士”等知识分子专门以幕僚工作为业，事实上起到了类似于智库的决策咨询作用。近代以来，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开始在中国出现。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量体制内智库开始在党和国家的决策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智库开始出现并兴起。智库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愈发显著。
　　重要的事物总会被学术的“猎人”盯上。智库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一直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学者所关注。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全球范围内智库的“行情看涨”，各国关于智库的研究也愈加丰富。
　　智库研究，这种“对于研究者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以对智库的宏观综合性研究为例，就有至少以下几种：从2007年开始，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智库与市民社会项目”（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每年都会公布《全球智库报告》，通过定性分析的专家评议法，对全球各国的智库进行综合盘点分析。从2015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推出《全球智库评价报告》，通过定量分析为主、定性分析为辅的专家评分法和智库调查问卷等方式，从另一个侧面评价全球智库。2014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了《中国智库报告》，该报告是我国第一份对中国智库进行系统分析评价的研究报告。从2015年开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每年联合对外发布《中华智库影响力报告》，从决策影响力、专业影响力、舆论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五个角度，对我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的智库进行综合评价，分项评价和分类评价。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2016年发布的《2015中国智库年度发展报告》，是该中心发布的首份中国智库年度报告。此后，该中心每年都会发布一次国内智库上一年度的发展报告。至于，对智库的其他具体要素进行的研究，更是参与者众多，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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