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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华盛顿邮报》年度非虚构作品
　　★亨利·亚当斯奖历史类获奖作品
　　1，深度解读美国“一人一票”制的来源
　　“一人一票”是一条看似简单、理所当然的原则，但是事实却并非一直如此。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围绕着选区划分，美国最高法院受理了贝克诉卡尔案、雷诺兹诉西姆斯案等相关案件，这些案件加在一起，才确立了在州议会和联邦国会议席分配中的“一人一票”原则。《民主之门》便是对这一历程的深度书写和解读。
　　2，法律侦探小说般的阅读体验
　　从加利福尼亚州第13号议案，到洛杉矶第15号议案，从工商企业密集的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到“白人至上”的南方，“一人一票”的进程历经曲折、质疑、反对，但终究尘埃落定。惊心动魄的历程，充满戏剧性的故事，丰富详实的史料，作者向我们生动展示了美国政治史上被人忽视的一段历史，而且直面这段历史的深远影响，带给读者法律侦探小说般的阅读体验。
　　3，人物形象细腻丰满，激动人心
　　围绕选区划分的斗争，全国的诉讼当事人和原告律师不计回报地在联邦法院提起了一个又一个的诉讼。史密斯生动地描述了这一戏剧化的改革过程，塑造了一系列丰满细腻的人物，令人更直观地感知这一重要的历史进程。其中包括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的推动作用，联邦总检察长（首席律师）阿奇博尔德·考克斯的谨慎退让、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年轻助理如何推动大法官走向这场没有前例的改革，以及权力显赫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埃弗雷特·德克森不遗余力地希望逆转这场司法革命（但是这场革命已经颠覆了从加州到弗吉尼亚州的州政府结构）。
　　各地年轻而充满理想的律师们心怀对“一人一票”制度的理念与敬意，推动着美国的民主进程。重要的是，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更以其睿智、坚毅、信念，引导了一系列重要判决，确立了在州议会和联邦国会议席分配中的“一人一票”原则。这些改革者们的所作所为，令人激动佩服。

内容简介

　　《民主之门》以娴熟的笔法，重述了美国确立“一人一票”原则过程中纷扰而又常被人忽视的历史事件。
　　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美国城市及其郊区的人口急剧膨胀,而选举议员的选区划分却基本维持不变,少数人统治的问题在各个地区愈加严重——乡村地区人口稀少，从这些地区选出的立法者掌握着超乎寻常的政治权力，他们常常用这种权力来为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商业利益代言。美国的民主是人为扭曲的民主，糟糕无序。
　　从1962年到1964年期间，以“贝克诉卡尔案”为首的系列案件，诉求对美国各州议会席位进行重新分配。时任首席大法官的厄尔·沃伦，为主引导了对这一系列案件的判决，最终将“一人一票”制带到美国。
　　作者以娴熟的笔法，叙述了从田纳西的城市支持者到（各地）妇女选民联盟的这些积极分子，如何终结选议席分配不公；在此过程中，他们的活动引发了（各地）商会和南方种族隔离分子的怒火。尽管立法机构故意不采取行动，最高法院也在1946年判决说，司法机构不要进入这样的“政治棘丛”，但是议席分配改革的倡导者并未丧失信心。正如作者史密斯所言，他们熟练地运用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主张进行彻底的司法干预，最终将“一人一票”制带到美国。

作者简介

　　道格拉斯·史密斯 （J. Douglas Smith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著有《白人至上的管理: 维吉尼亚黑人的种族、政治和公民身份》，并获得 2003年非虚构类维吉尼亚图书馆奖。

　　胡晓进，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长于美国史研究。著有《自由的天性：十九世纪美国的律师与法学院》;译著包括《风暴眼：美国政治中的zui高法院》《反对有理：美国zui高法院历史上的著名异议》《zui民主的部门：美国zui高法院的贡献》。

　　李丹，扬州大学讲师，南京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联合培养博士(2012 年)，复旦大学博士后。参与撰写《zui有权势的法院：美国zui高法院研究》;译著包括《自由的斗士》《林肯守则》(第二译者)等。

精彩书评

　　作为民主制度运行的一个基本原则，“一人一票”貌似简单明了，操作起来却机关重重。分子是都是“一”，分母呢？分母若大小悬殊，那么民主所要求的“平等原则”就会被偷梁换柱。通过对美国上世纪60年代“选区划分”斗争的再现，《民主之门》展现出美国政治走向“人人平等”原则的艰难历程。民主的每一寸进步，背后都是跋山涉水的史诗旅程。
　　——刘瑜（学者、作家）

　　“一人一票”是美国民主的根基，但却并非一向如此。道格拉斯·史密斯的《民主之门》才华横溢地讲述了这一原则在1960年代成为我国法律的前后经过。这本书不仅是一部了不起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出色读物。史密斯信手拈来，以无与伦比的历史知识，带领我们走进一场奇幻的宪法历险：其中包括罗伯特·肯尼迪领导的司法部所召开的诉讼战略讨论会；由厄尔·沃伦担任首席大法官的zui高法院所进行的内部讨论；以及zui高法院庭审时，法律悍将们的激烈交锋。史密斯开创性地描述了美国各地年轻而充满理想的律师所形成的网络，这些律师将重新划分选区的伟大事业，视为美国民主的核心壁垒。我的父亲西奥多·萨克斯就是其中的一位。史密斯极为出色地展现了这场伟大宪法斗争中所包含的情感、理念与戏剧性冲突；童年时的我，曾亲眼目睹这一切。本书真实可信地记录了zui高法院历史上的划时代性判决，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自己视其为他那个时代“zui关键的判决”。
　　——杰弗里·萨克斯，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主任

　　像投票这样重大而严肃的问题，需要一部重要而认真的著作，本书就是这样的著作。J·道格拉斯·史密斯的杰作，剥开了缠绕重新划分选区问题的荆棘丛。
　　——朱利安·邦德，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前主席，美利坚大学杰出兼职教授
　　如今，“一人一票”原则已经成为美国民主的根基，但是并非一贯如此。《民主之门》讲述了zui高法院如何决定进入政治棘丛、创立现代民主法律的过程，以及一份拟议中的宪法修正案，如何几乎颠覆zui高法院的判决。在当今这个按照政党利益滥划选区、推翻《选举权法》的时代，这本书更具有现时性和相关性。
　　——诺亚·菲尔德曼，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
　　《蝎子：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zui高法院大法官的斗争与胜利》一书作者

　　《民主之门》讲述了半个世纪之前总统和zui高法院如何挽救美国民主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对于新时代处于危机中的美国民主，本书极为重要。
　　——约翰·法比安·维特，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
　　《林肯守则：美国战争法史》一书作者

目录

序言
01 衰败选区
02 加利福尼亚州，1948 年
03 诸州之耻
04 事关鸡蛋的价格:贝克诉卡尔案
05 踏入政治棘丛
06 一人一票
07 雷诺兹诉西姆斯案的起源
08 相聚在华盛顿特区
09 法庭之友
10 1963年11月
11 议员代表人民，而不是树木或者土地
12 小规模阻挠议事演说
13 吓呆了
14 让人民来决定
尾声
附录
注释
致谢
索引

精彩书摘

　　《民主之门：最高法院如何将“一人一票”制带到美国》：
　　选区划分问题与充满抗争性的美国民主进程中的许多环节一样，反映了美国社会中最深刻、最持久的政治和文化分歧：这种分歧发生在城市和乡村、沿海和内陆之间。在1894年的纽约州制宪会议上，曾经担任过州议员的奥奈达县律师亨利·库金汉姆（Henry J．Cookingham）对代表们说，他痛恨该州飞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尤其是他们腐败的政治领袖，同时他强烈支持一种“可靠、公正且合理的议席分配方式”，这将确保由乡村地区继续控制该州。他说：“毫无疑问，无论是在智力方面、道德方面，还是自我管理方面，乡村地区的普通公民都优于大城市的普通公民。””
　　30多年后，巴尔的摩市的记者兼讽刺作家门肯（H．L．Mencken）却得出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展望1928年的总统大选，门肯注意到：“在接下来的50年里，城里人和乡下人之间将会发生激烈斗争。在共和党建党初期，乡下人已经控制了该党：而且，非常明智地掌握着该党。但是，现在他们却衰败了，正受到挑战。长期来看，他们的人口数量一定会被（民主党）超越。”带着他一贯的不屑口吻，门肯补充说：“这些乡巴佬们紧握权力不放，是因为旧的议席分配方式给了他们不当之利。东海岸低地地区1位患有疟疾的农民的选票，抵得上12个巴尔的摩人的选票。但是不能再这样持续下去。这不仅是不公正的、不民主的，也是荒唐的。地位低下的城市无产者，即使需要靠农场来供养，也至少比那些乡巴佬更优秀……长此以往，他们一定会起来反抗那些乡村泥腿子的统治。”
　　虽然他们应该为自己的言辞粗俗而感到羞愧，但库金汉姆和门肯却说出了重点：议席分配问题确实是他们那个时代最根本性的政治议题。门肯所说的城市居民也确实起而反抗了，不过需要等到35年后他们才能成功，在此之前他们的政治呼声仍一再被忽视。在此期间，库金汉姆所欣赏的乡村和小城镇居民，人数不断下降，人口统计数据对他们极为不利。库金汉姆从19世纪90年代的有利视角出发，回顾了在移民潮和城镇化深刻地塑造和改变了美国之前的早期岁月，想象了一个杰斐逊式的黄金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少数博学之人代表全体民众明智地管理着政府。门肯也承认美国建国初期那一代人的贡献，但他依然嘲笑那些试图阻止周围事物发生变化的人，这些人紧握权力不放，而他们获取权力的方式并不符合代议制民主的基本原则。门肯认为文明在朝着一个方向迈进，即从乡村到城市，他放弃嘲讽多数民众智力的一贯做法：不管他们居住在何处：提出了不同于库金汉姆的另一看法，认为在政治进程中每个人的声音都同等重要。
　　在美国，对于代表制应该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的争论，一直可以追溯到美国殖民地时期沿用的英国式议会代表选举法。在英国模式之下，城镇或者“自治市”在下院都有代表。随着英国公民四处迁移，曾经繁荣的居住中心地区逐渐衰落，地区代表人数却依然固定不变，最终，议会里满是“衰败选区”，在这样的议会里，人烟稀少的选区通常由一个不在当地居住的地主控制，此人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势力。1831年3月，约翰．罗素（John Russell）勋爵在英国下院提出一个改革法案，旨在取消50多个衰败选区，并将另外30个人烟稀少选区的代表人数减少一半。他以其中一个村庄：威尔特郡的老塞勒姆为例，该村住着3户人家，只有15口人，却可以选出2名下院议员。纽顿村有14户，加顿村有23户，同样也可以选出各自的议会代表。相反，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城市诸如新兴工业中心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成千上万户居民却没有一个议会代表席位。罗素问他的同僚，他们觉得一位参观英国的游客会怎么想：“如果一名外国人来到一片绿色高地，得知此地将往英国议会选派两名代表；如果你向他展示一座石墙，并告知他此地也会产生两名议会代表；如果他走进一个公园，那里没有任何人居住的痕迹，但他同样被告知那里将产生两名议会代表，难道他不会对此感到震惊吗？”最终，在一年多以后通过的《1832年改革法》中，英国取消了衰败选区，扩大了选举权。尽管美国没有出现像英国那样极端的情况，早期的美洲殖民地（在选举议员时）也是更看重区域，而非人口数量。弗吉尼亚殖民地在其下院中给每个县分配了两个席位，而不管有多少人居住在那里，但是新英咯兰地区的多数城市，在其立法机关中都只有1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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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序
　　1968 年 7 月 5 日，星期五，在美国最高法院内镶嵌着橡木板的漂亮东会议室里，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 (Earl Warren) 正近距离接待一百多名新闻记者。以前，首席大法官很少跟媒体接触，但是自从他打算退休并等待继任者到来，新闻记者就蜂拥而至，争相报道他。有家报纸描述说:“首席大法官比先前更放松，更没有顾虑，也更愿意跟大家交流。”77 岁的沃伦从容地回答了一系列问题，涉及他在最高法院任职 15 年间的重大判决与极具争议性的司法意见。当有记者问他，在他任职期间，哪个案件最重要时，沃伦毫不犹豫地提出了贝克诉卡尔案(Baker v. Carr)、雷诺兹诉西姆斯案(Reynolds v. Sims)，以及相关案件。这些案件加在一起，确立了在州议会和联邦国会议席分配中的“一人一票”原则。3
　　在他退休之后，也有人多次问他同样的问题，厄尔·沃伦承认，他的回答让大多数人感到惊讶。了解美国最高法院工作的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以为，首席大法官会选择他任期内判决的某个里程碑式的富有争议的案件:可能是 1954 年判决学校种族隔离危险的布朗案，或者是 1963年判决所有刑事被告都有权获得律师辩护的吉迪恩案，也可能是 1965 年判决的米兰达案，该案要求警察在讯问疑犯之前告诉他们有权保持沉默，不必主动认罪，在回答任何问题之前，都有权先咨询自己的律师。但是沃伦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从他 1969 年 6 月离开最高法院—参议院的阻挠议事演说和总统大选推迟了其继任者的到任时间—到 5 年后去世，沃伦一次又一次地坚持认为，重划选区判决比其他所有的判决都重要。对他而言，重划选区案是实现美国的真正民主的最重要举措。
　　在判决贝克案和雷诺兹案之前，美国的民主是人为扭曲的民主，因为大多数的州议会，至少有一个院的议员代表不是根据人口基数选出的，它们划分选区的方式，是故意让某些公民比其他公民更有发言权。比如说，从该州某个选区选出的议员，可能代表着 1 万名选民，而从另一选区选出的议员，代表的选民数量可能比它多 2 倍、5 倍，甚至 10 倍。与隔离黑人的《吉姆·克劳法》一样，这种做法不符合民众自治的要求，也违背了民主的最基本要素，却有很多人为之辩护。从太平洋到大西洋， 从墨西哥湾到五大湖区，从夏威夷群岛到阿拉斯加半岛，小镇和偏远地区的居民，都受益于这种不成比例的政治权力;而居住在大城市的公民，则为了能在州政府中发出声音而奋力抗争。选区划分上的不公平，使得乡镇选出的议员可以随心所欲地分配州资金，用来为自己的家乡选区修路、建桥、建学校，而这些资金主要来自对城市及其郊区选民的税收。 由于州议会一般掌握着选举联邦议员的选区划分权力，在联邦层面，人口稠密地区的选民，同样在国会中缺乏相应比例的代表。
　　很多与美国大都市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个人和利益团体，也同样得益于这种根深蒂固的少数人统治规则。立足于城市的公司和资本家总是在州议会和联邦国会的大厅里竞逐权力，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铁路公司和其他公司一样，完全收买了州议员和国会议员。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这些人极力游说立法机构，希望限制“新政”的影响力。到了20 世纪中期，很多企业和商业组织的领袖相信，来自偏远与人口稀少地区的议员，比来自城市的议员更可靠。这些工商领袖积极捍卫既有的选区划分方式，希望立法机构能够倾向于工商企业，抵制劳工和工会，降低税收，限制政府开支，将政府监管降至最低程度。
　　在整个美国，选区划分上的不公问题，既涉及根本性的公民权和选举权之争，也与劳资双方的对抗相关。在工商企业密集的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尤其是在人口稠密的几个州，比如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州，那里的大城市容纳了大量的蓝领工人和少数族裔居民，选区划分上的不公，限制了劳工和民权积极分子的政治权利。相比之下，在美国的南方，劳工组织比较弱，选区划分不公成为“白人至上”的基石，保证了在最积极支持种族隔离的选民中，能选出最多的代表，由此也进一步推迟了非洲裔美国人获得公民权和选举权的进程。20世纪的车轮滚滚向前，城市及其郊区的人口在急剧膨胀，而选举议员的选区划分却基本维持不变，少数人统治的问题在各个地区都更加严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个体公民、城市官员与妇女选民联盟之类的市民组织开始寻求解决之道。但是，因为在位者的联合阻挠，他们的努力一再失败。当选议员不愿重划选区，丢掉自己的席位，他们忽视州宪法的要求，也不害怕法律或政治上的追究。州法院虽经常认为选区划分不公违反了州宪法的要求，但同时判决表示选区划分问题属于州议会的立法范围，法院不能干涉。1946 年，在对科尔格罗夫案的多数意见中，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大法官暂时排除了联邦司法干预选区划分不公的可能性，他写道，联邦法院不能踏入这样的“政治棘丛”。尽管他也看到，在科尔格罗夫案中伊利诺伊州的国会选区划分极其不均衡，但是法兰克福特还是认为，只有州议会和州法院才有权解决选区划分争议。在接下来的 15 年里，联邦法院引用法兰克福特大法官在科尔格罗夫案中的意见，拒绝受理涉及州议会和联邦国会选区划分不公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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