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1.著名學者訪談前輩泰鬥，深度與高度並舉

本書訪談者復旦大學中文係戴燕教授，以自己的傢國情懷和對中國學術、文化的思考，深度訪談老一輩學界泰鬥，立意之高、關懷之遠、訪談主題之深切，令人敬佩贊嘆。

2.前輩大學者對中國學術文化的思考與展望

前輩大學者就訪談的主題，暢談自己身處時代的學術、文化及個體在國傢、民族前途轉摺之際的思考與抉擇，迴顧過去，展望未來，從各自的專業領域與自身視角對中國文化的前途提齣見解。

3.帶讀者與大學者聊天，感受學界泰鬥的鮮活個性

通過訪談，戴燕教授帶領讀者走進學界泰鬥的身邊，在聊天中感受他們的音容笑貌和生活態度，理解他們的學術和他們各自的人生。

4.本書入選2017年2月光明書榜，中華讀書報2月月度好書，2017年2月人文社科聯閤書單，1月鳳凰好書榜。

內容簡介

　　一代有一代之學術、一代有一代之思想。通過戴燕教授對何兆武、李學勤、章培恒、王水照、裘锡圭等十一位從抗戰到當下的老一輩中外學人的訪談，使我們瞭解瞭那個即將過去的時代中發生過的曆史，以及那一代曆史中的學人的思考與抉擇——他們的政治關懷和學術理想是什麼？在巨大的社會變動中，他們如何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在各自的專業領域，他們又是如何思考曆史與未來，如何承上啓下的？

　　一個個學者，體現瞭一代的學術、思想的風氣。這些學者，可以說是這個時代精神的脊梁，是學術文化的靈魂。鑒往知來，當今學人隻有充分瞭解上一輩學人的學術及思想，纔能承上啓下，繼往開來。在這個意義上說，本書也是前輩學者的學人心史。

作者簡介

戴燕，1982年北京大學畢業，198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碩士研究生畢業，先後任職於中華書局、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現為復旦大學教授。

何兆武，1921年生於北京。1943年畢業於西南聯大曆史係，1946年西南聯大外文係研究生畢業。1956-1986年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所，1986年起任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國思想發展史》、An l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主要譯著有盧梭《社會契約論》、康德《曆史理性批判論集》、羅素《西方哲學史》、柯林伍德《曆史的觀念》等。

李學勤，1933年生於北京。1951年就讀於清華大學哲學係，1952年到中國科學院考古所參加《殷墟文字綴閤》的編纂工作，1954年轉入社科院曆史所，1991-1998年任曆史所所長，其間齣任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傢組組長，2003年起任清華大學曆史係教授，現在領導清華簡的整理和齣版。主要著作有《殷代地理簡論》《古文字學初階》《走齣疑古時代》《中國青銅器概說》《重寫學術史》《三代文明研究》等，其中《東周與秦代文明》的英文本由哈佛大學教授張光直翻譯、耶魯大學齣版社齣版，主編有《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等。

章培恒，1934年生於浙江紹興。1954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係，留校任教，曆任中文係主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復旦大學傑齣教授，2011年去世。主要著作為《洪昇年譜》《獻疑集》《災棗集》《不京不海集》等，主編有《中國禁書大觀》《中國文學史》《玉颱新詠新論》等。

王水照，1934年生於浙江餘姚。196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係，隨即任職於社科院文學所，1978年起到復旦大學中文係任教，現為資深教授。主要著作有《唐宋文學論集》《宋代文學通論》《王水照蘇軾研究四種》《半肖居筆記》《王水照自選集》等，主編有《新宋學》《曆代文話》等。

裘锡圭，1935年生於上海。1956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曆史係，1960年研究生結業後任教於北京大學中文係，2000年獲芝加哥大學授予人文學科名譽博士學位，2005年起任復旦大學齣土文獻與古文字中心資深教授。主要著作有《文字學概要》《古文字論集》《裘锡圭學術文集》六捲等，主編有《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等。

硃維錚，1936年生於江蘇無锡。1960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曆史係，留校任教。2006年被德國漢堡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2012年去世。主要著作有《走齣中世紀》《走齣中世紀二集》《音調未定的傳統》《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微信舊夢錄》（閤著）及《中國經學十講》等，主編有《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等。

陸榖孫，1940年生於浙江餘姚。1962年畢業於復旦大學外文係，1965年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復旦大學傑齣教授，2016年去世。主要著作有《餘墨集》《餘墨集·二集》《莎士比亞研究十講》等，翻譯的主要作品有歐文·肖《幼獅》、阿瑟·黑利《錢商》、愛德華·李爾《鬍謅詩集》、諾曼·麥剋林恩《一江流過水悠悠》、王世襄《明式傢具》等，主編有《英漢大詞典》《中華漢英大詞典（上）》等。

張信剛，1940年生於遼寜瀋陽。1962年畢業於颱灣大學土木工程係，1964年獲美國斯坦福大學結構工程學碩士，1969年獲西北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博士。先後任教於紐約州立大學、麥吉爾大學、南加州大學、匹茲堡大學，1990年任香港科技大學工學院創院院長，1996-2007年任香港城市大學校長。主要著作有《從活字版到萬維網》《大中東行紀》《尼羅河畔隨想》等。

興膳宏，1936年生於日本福岡縣福岡市。1961年畢業於京都大學，1966年博士課程修瞭，先後任教於愛知教育大學、名古屋大學、京都大學，曾為京都大學文學院長、京都國立博物館館長、財團法人東洋學會理事長，獲頒“日本學士院賞”，現為京都大學名譽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國的文學理論》、《文心雕龍譯注》、《隋書經籍誌詳考》（閤著）、《異域之眼：中國文化散策》等。

川閤康三，1948年生於日本靜岡縣浜鬆市。1971年畢業於京都大學，1976年博士課程中退，先後任教於東北大學、京都大學，現為國學院大學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國的自傳文學》、《終南山的變容：中唐文學論集》、《隋書經籍誌詳考》（閤著）、《韓愈詩譯注》（閤著）等。

金文京，1952年生於日本東京。1974年畢業於慶應義塾大學，1979年京都大學博士課程修瞭，先後任職於慶應義塾大學、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曾為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長，現為鶴見大學教授。主要著作有《花關索傳的研究》、《三國演義的世界》（閤著）、《“至正條格”校注本》、《漢文和東亞：訓讀的文化圈》（獲“角川財團學藝賞”）等。

目錄

序（戴燕）

何兆武 《上學記》之後

李學勤 “這輩子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

章培恒 述學兼憶師友

王水照 文學史談往

裘锡圭 古典學的重建

硃維錚 “國學”答問

陸榖孫 你這一生離不開它

張信剛 復興中華相期在明天

興膳宏、川閤康三、金文京 曆史與現狀——漫談日本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

精彩書摘

古典學的重建

裘锡圭

為什麼提齣“古典學”重建

戴燕：這些年，您多次談到“古典學”的重建，我們首先想要瞭解的是，您為什麼有這樣一個想法？您提齣的“古典學”的宗旨又是什麼？

裘锡圭：“古典學”這個名稱，中國學術界以前不太用，我用這個名稱也很偶然。二〇〇〇年，日本學者池田知久在東京主持一個公開研討會，題目叫“文明與古典”，是不是他打過招呼說要講講古典學方麵的問題，我記不清瞭。我想“文明”這種大的問題，我也不會講，那還是講古典學的問題吧，就寫瞭一篇《中國古典學重建中應該注意的問題》。這是我用這個名稱的開始。

為什麼提“古典學”重建？因為從一九七〇年代以來，地下齣瞭好多簡帛古書，有西漢早期的，也有戰國時代的，內容很重要。當然在此之前齣的那些漢簡等等，對於我們研讀先秦、秦漢的古書也有幫助，有時候可以糾正錯字，有時候可以把沒有弄清楚的問題弄清楚，我也寫過這方麵的文章。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首先發現瞭馬王堆帛書、銀雀山竹簡，後來又發現瞭戰國竹書，這些對研讀先秦、秦漢古書起的作用更大。大傢知道比較多的，就是《荀子·非十二子》講的子思、孟軻“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子思他們提齣的“五行”到底是什麼東西，馬王堆帛書一齣來，就徹底解決瞭。又因為齣土的《老子》比較多，對於《老子》的一些錯誤，尤其重要的是像戰國時候人的竄改，莊子後學對老子的竄改，以前不知道，現在都知道瞭，有些地方甚至跟原來的意思完全相反。我在這方麵寫過文章，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中，我做《老子》甲本的注，也有說明。還有關於孔子跟六經的關係、早期儒傢的思想、所謂“黃老思想”（我稱為“道法傢”）的源流等，大傢談得很多瞭。在這些方麵，都有新的認識。

這些資料齣來以後，學界還普遍認識到，“古史辨”派在辨古書上有很多不對的地方。他們在辨古史方麵功勞很大，但在辨古書方麵錯誤太多。辨僞其實也不是從他們開始的，古代人對古書年代也有考辨，他們是集其大成。集其大成，又走過瞭頭，好多古書，“古史辨”派認為是假的，現在齣土的文獻可以證明它們是真的，至少是先秦的書。但是現在不少人，否定“古史辨”派也走過瞭頭。有些人甚至於認為傳統舊說都是可信的，連僞古文《尚書》、《列子》這樣的僞書，都信以為真，簡直是走迴頭路，比清代人、宋代人都不如瞭，迴到“信古”去瞭。我感到不能因為“古史辨”派走過頭，就一概否定他們，那是更錯瞭。我們應該在充分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礎上，根據新資料、新的研究，重建“古典學”。

“古典學”的名稱，雖然古代沒有，但是古典研究從孔子跟他的學生就開始瞭，後來一直有人繼續這方麵的工作。可以認為宋人對古典學有一次重建，應該說力度比較小。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古史辨”派否定很多傳統的東西，也是一種重建。他們在西方思潮的影響下，強調要根據理性來看問題。現在看他們是走過瞭頭。我們也應該重建，但不是迴到信古，是要比前人更進一步，把古書裏的問題，大大小小的問題，盡可能弄清楚。一方麵對於“古史辨”派的錯誤意見應該批判，一方麵我感到很重要的，重要性一點不在批判“古史辨”派之下的，是不能夠像有些人那樣盲目否定“古史辨”派，這個傾嚮更要不得。我提齣“古典學”重建，有這麼個背景。

這裏有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禹的問題。“古史辨”派說，傳統舊說認為夏人祖先、商人祖先、周人祖先都在堯舜的朝廷上當官，這不是事實，是古人虛構的，在較早的傳說中，禹是從天上派下來的。上世紀末有一件重要的西周時代銅器齣土，就是豳公，上麵寫著“天命禹”如何如何，那上麵根本沒有提堯、舜，這不證明“古史辨”派講的基本是對的嗎？但有人說西周銅器上有禹，說明他是個曆史人物，“古史辨”派講禹不是曆史人物，是錯瞭。古代到底有沒有禹這個人先不講，在西周人心目中，他顯然就是天即上帝派下來的，並不是堯、舜朝廷上的一個大臣。這明明是支持“古史辨”派的資料嘛，但是他們卻那麼講，簡直是不講道理瞭，那怎麼行呢？

“古典學”研究的是作為我們古代文明源頭的上古典籍

戴燕：“古典學”的提法得來偶然，但您的想法是早已有的。那麼您提倡的“古典學”，與西方的古典學有沒有關係？主要有哪些內容？

裘锡圭：用瞭“古典學”這個名稱，後來感到也很需要。在西方學術界一般說“古典研究”。這個古典研究的範圍很廣，包括古希臘、羅馬的語言、典籍，也包括古典時代的曆史、思想史、科技史以至文藝、美術等等方麵。當然，是以讀古希臘、古拉丁文獻為基礎。

古希臘語、古拉丁語早已不用瞭，雖然不少從事古典研究的西方學者，他們的語言與古希臘或古拉丁語有程度不等的相當密切聯係，他們的曆史、文化與古希臘、羅馬的曆史文化也有密切關係，古希臘、羅馬文化是他們的文化的重要源頭，但這種關係畢竟是比較間接的。

我們中國的情況呢，雖然上古漢語跟現代漢語差彆很大，上古漢字跟現代漢字也差彆很大，但畢竟是一脈傳承下來的。那些傳世的先秦的書，其文字現在還能認。當然其內容一般人已經不大懂瞭，但畢竟跟西方一般人看古希臘、古拉丁原文不一樣。所以我們的“古典學”雖然藉鑒瞭他們的“古典研究”，但不必像他們範圍那麼廣。你要把先秦的思想文化研究、社會曆史研究都包括在我們的古典學裏，一般的人文學者不會同意，我感到也沒有必要。

我們這個“古典學”是比較名副其實一點，主要就是研究作為我們文明源頭的那些上古典籍。主要是先秦的，但也不能講得那麼死，秦漢時候有一些書跟先秦的書關係非常密切。譬如傳世的最早醫書《黃帝內經》，有些人說是東漢纔寫的，它成書可能是在東漢，但現在根據齣土的文獻一看，它好多內容是先秦的。馬王堆以及其他一些西漢早期的墓齣土瞭好些醫書，那些醫書肯定是先秦的，因為西漢早年不可能寫齣那麼多，《黃帝內經》的不少內容，就是因襲它們的。還有《淮南子》，劉嚮編的《新序》和《說苑》，有很多內容來自先秦古書。科技方麵的算術，現存最早的《九章算術》肯定是東漢時編成的，但從齣土文獻看，秦代、西漢的算術書，跟它關係非常密切，其內容肯定大部分來自先秦。我們的“古典學”就是以這些書的研究為基礎，牽涉的方麵很廣，如這些書的形成過程、資料來源、體例、真僞年代、作者、流傳過程、流傳過程裏的變化、地域性等，都應該研究。這些書的校勘、解讀，當然也是古典學的重要任務。古典學不用把上古思想史、社會史、曆史研究等包括進去，但要是沒有這些方麵的知識，你能讀懂這些古書嗎？研究的時候，還是需要這些方麵的很多知識的，實際上關係非常密切，不能割斷。

現在我們研究先秦、秦漢的古典，可以說如果沒有齣土文獻研究的基礎，那肯定是不可能深入的，而要真正掌握齣土文獻，古文字又是基礎。這方麵跟西方的“古典研究”又有相似之處，他們必須有古希臘語、古拉丁語這個基礎，我們也要有古漢字、古漢語的基礎。當然，最根本的基礎，還是漢語言文字和古代典籍方麵的一般基礎，沒有這種基礎，古漢字、古漢語和齣土文獻都無法掌握。

要努力提高我們對古代文化的研究水平

戴燕：您講的“古典學”，還是以古典典籍為核心的研究。

裘锡圭：我們這個“古典學”啊，比較符閤字麵的意思，不是範圍那麼廣。

戴燕：那麼，現在流行“國學”，還有人要恢復儒傢，這些跟您講的先秦、秦漢時代我們文明的源頭，有沒有關係？

裘锡圭：從內容上講當然有關係，但是我講的範圍比較窄，沒有他們那麼廣。我是不太願意用“國學”這個名稱的，範圍不清楚，而且現在起用“國學”這個舊名稱，不一定很閤適。現在不是清末民初。那時，“西學”第一次大量湧入，我們傳統的學問似乎要被淹沒瞭，所以有人打齣“國學”的旗號，與“西學”抗衡。現在我們研究傳統文化、也可以說是古代文化的人很多，他們在研究中並不排斥外來的好的研究方法。外國人以中國古代文化為對象的漢學研究，當然不屬於我們的“國學”，但是他們的研究如果齣自純正的學術立場，除瞭研究者國籍不同外，跟我們的“國學”研究又有什麼本質不同呢？他們的好的研究成果，我們應該積極吸取，很多人也確實是這麼做的。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起用“國學”這個舊名稱，似乎並不很閤適。“國學”隻能視為對中國人的中國古代文化研究的一個非正式的簡稱。

戴燕：在中國，現在還有很多人也開始講西方古典學，有人要讀西方的經典。

裘锡圭：那當然很好，我們應該對彆人的文化有更深入的瞭解。

戴燕：現代人講古典學，都希望古典的學問、古代的文化傳統，跟今天能做一個對話。當然我們都知道您是一個隻講學術的人，可是我們也知道您並不是一個不關心時代的人，那麼您提倡“古典學”的重建，跟今天這個時代會不會有所互動？

裘锡圭：當然，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跟我們古代的核心價值觀有聯係，這是不用說的，但是我不太同意現在有些提倡“國學”的人的做法。有些提倡“國學”的人喜歡強調“全球視野”。從有的人的話來看，他們認為外國人對我們的古代文化知道得太少，強調“全球視野”，是急於把我們古代文化中好的東西推嚮世界，使他們能較好地認識我國古代文化的價值。其實，提倡“國學”的主要目的，應該是提高“國人”對自己的古代文化的認識。我國一般人對自己的古代文化，尤其是作為中華文明源頭的先秦重要典籍，知道得太少，亟需提高在這方麵的認識。這是關係到民族命運的大事。

無論是為瞭提高我國一般人對自己的古代文化的認識，還是為瞭把我們古代文化中好的東西推嚮世界，最需要做的事，是努力提高我們對古代文化的研究水平，多齣真正的精品，包括通俗讀物的精品。有瞭足夠的精品，纔能切實提高一般人對古代文化的認識水平。我們有瞭真正的精品，國外的漢學傢當然會加以注意，會吸取或參考其中有價值的東西。這種精品如能譯成外語，或能將其內容介紹給國外對中國古代文化感興趣的一般人，也比較容易為他們所接受。但是如果用大力氣，花大本錢，把並非精品的東西推薦給“國人”或推嚮世界，有可能會起反作用，會使人産生對我國古代文化的錯誤認識，甚至産生反感。

在我們的古代文化研究領域內，還有很多沒有很好解決的問題。例如我們對先秦兩位最重要的哲人老子和孔子的理解，跟他們的真實情況恐怕就有不太小的距離。尤其是對孔子，往往一貶就貶到九泉之下，一捧就捧到九天之上，態度極不客觀。我們必須努力全麵掌握跟所研究的問題有關的新舊資料，認真進行客觀而深入的研究，纔能使我們的認識接近真實。我重視古典學重建工作，也是由於考慮到瞭這種情況。

傳世文獻與齣土文獻要很好地結閤起來

戴燕：您的意思，還是要老老實實去遵循學術的標準。那麼，要做到您所倡導的“古典學”重建，需要什麼樣的基本訓練？如果今天去研究早期的曆史文化，是不是一定要看齣土的東西，如甲骨、簡帛等，如果沒有摸過那些東西，是不是也沒法做？

裘锡圭：最重要的還是古漢語、古文字以及文字、音韻、訓詁的基礎，也要有古典文獻學的基礎和齣土文獻整理方麵的知識，對古代思想、曆史、社會也要有一定瞭解。其實就是要求齣土文獻和傳世文獻很好地結閤起來進行研究。古文字跟一般文字、音韻、訓詁的知識都要有，而且還要多讀多接觸傳世古書本身，不能夠隻是看一些什麼學什麼概論，對古書沒有足夠的感性認識，那樣是很難做好研究的。

戴燕：由於學者的提倡，齣土的東西越來越多，還有文物的商業價值也被開發，我們感覺到差不多這十多年來，對於地下新齣的東西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不光是您長期研究的先秦、秦漢時代，基本上是在各個時段，大傢都認為需要用到這些齣土的東西，這已成風氣。像中古時期，好像不用碑誌不行，到瞭明清時代，不進村不找廟，也不行。

裘锡圭：現在刊物上常常有新發現的宋代以來的文書的研究。

戴燕：這一二十年來，這成瞭一個學界的新常識，就是不講新發現，都沒辦法做學問。這是一個潮流，特彆年輕人都受這個影響很大。

裘锡圭：這實際上還是如何處理新資料和舊資料關係的問題。我以前就跟有些年輕人說過，如果一個人不懂新資料，舊資料搞得很好；另一個人，舊的基礎沒有，用新資料鬍說八道，那麼寜願要前麵那種人。如果對新資料不熟悉，但傳統東西搞得很好，通常還是有他的用處的，那比傳統東西的基礎很缺乏，眼裏隻有新資料好得多。譬如考釋古文字，如果沒有應有的古漢語基礎，文字、音韻、訓詁的基礎，看到一個不認得的古文字，就用“偏旁分析法”，自認為分析齣來瞭，就到《康熙字典》裏去找，找到用同樣偏旁組成的字，就認為把那個古文字考釋齣來瞭，這樣考釋，考釋一百個字，恐怕有九十九個是不正確的。研究齣土文獻，如果對有關的舊文獻很生疏，就會犯錯誤。我自己就犯過這種錯誤，在我的《中國古典學重建中應該注意的問題》裏提到過。

這個問題其實很多人都講過，陳寅恪啊，李學勤先生啊，我在文章裏也引用過他們的話。陳寅恪的意見是很恰當的，他說必須對舊材料很熟悉，纔能利用新材料，因為新材料是零星發現的，是片斷的，舊材料熟，纔能把新材料安置於適宜的地位，正像一幅已殘破的古畫，必須知道這幅畫的大概輪廓，纔能將其一山一樹置於適當地位，以復舊觀。譬如一個古代畫的摹本，當然有人說是後來摹的靠不住，可是在發現不瞭完整的真本，隻能發現真本的一些殘片的情況下，如果沒有摹本，就不知道這個、那個殘片應該放在哪兒，更不用說完全復原瞭。

戴燕：但是現在的趨勢，比如一枚新發現的簡，或者像中古時期的研究讀一個碑，雜誌都很容易登這種文章，反而你不用新材料的文章很難發錶。這已經變成瞭一個潮流。

裘锡圭：那你們就應該多宣傳陳寅恪他們的觀點。陳寅恪是非常注意新資料的人，但他的意見很客觀，我們應該重視。

戴燕：就是過去人講的，還是要從常見書裏麵做學問、找題目。

裘锡圭：對。過去有學者批評嚮達，說他重視新材料，但《資治通鑒》不好好讀，其實嚮達在舊資料方麵的基礎已經比現在我們這些人好得多瞭。餘嘉锡有個齋名，就叫“讀已見書齋”，就是強調要讀常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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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書局二0一七年一版一印，僅印八韆冊，估計很快就二印。

戴燕教授采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