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成立于1949年。1977年，设立了“新亚学术讲座基金”，目标是每年邀请中外杰出学人做系列公开演讲，切磋学问，交流思想。1978年，“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首先成立，之后三十年，每年一次邀请著名学者到院主持讲座，成为学院的盛事。凡有书稿者，均整理出版，形成了这套系列读本。

　　作者从比较文化的宏观角度分析中国文化的形成、演化和转变，指出中国文化在发展之初的两个特色：一是借亲缘观念来建立社会组织；二是通过天命观念去理解天人合一的奥秘。讨论了中国士大夫在各个历史时期中的作用以及文官制度的运作与演变，中国政治、社会与文化的交互影响。在讨论近代文化的转变时，他指出了中国知识分子所面对的种种困难：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保守”抗拒 进步，“传统”抗拒“现代”。

作者简介

　　许倬云，江苏无锡人，1930年出生，求学于台湾和美国，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人文学科博士学位。先后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南京大学讲座教授、夏威夷大学讲座教授、杜克大学讲座教授、匹兹堡大学史学系退休名誉教授等职，学贯中西，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代表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等。

前言/序言

序：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若干省思

　　自从高中时，老师吩咐我仔细研读《国史大纲》，即受宾四先生的影响。在大学进入历史系，固然由于对文史夙有兴趣，也由于从《国史大纲》看出了一些可以摸索的途径。及至宾四先生返台定居，遂更得不时向这位乡长请求训诲的机会，但终究未曾有足够的时间追随左右，所得也就不如长期从学的及门弟子。今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邀请我主持“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遂与此间同仁讨论了三次。三次讲演，均在补缀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仍未离开宾四先生关怀的范围。题目固在中国，视野却时时涉及世界史。为此，特将一篇前时演讲代替序文，希望读者能了解我从中国历史瞻望世界的若干观念，当有助于理解以下三篇讲稿的重点。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内容丰富，资料繁多。治中国史者，在中国史的范围内，有左右逢源的乐趣，也有心劳力绌的痛苦，是以中国史的园地，遂自成天地，一旦置身其中，即难得再有探首墙外的兴趣。这一个世纪内，西洋史学已经介绍于国人，西洋史也是历史课程的一部分。然而本国史及西洋史（有时虽名为世界史，实则仍是西洋史），两者之间，各守畛域，罕见流通，毋论史学观念，即使史实的同步比较，也不常见。

　　从另一方面看，欧美各处讨论世界文化的演变，无不由西欧本位着眼，甚至世界史的分期，所谓上古、中古、现代三分法，也莫非由西欧的经验抽绎而来，于是以西欧的分期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文明的发展过程，遂有扞格不通之现象，殆属不可避免。今日在美国史学同行中，觉察到这种弊病者，已颇有之。也有一些尝试以世界性角度治世界文化者，如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广泛讨论二十一种文明兴衰起伏。又如麦克尼尔以超越国界的角度，或则以人类为整体现象，由疾疫传染以观其不可分割之情形；或则视人类社会为超大型生物体，讨论其资源与能力之间的关系。此皆荦荦可观的大家，然而，他们终难完全摆脱西欧本位的立场，未能由世界性的实例抽绎历史发展的诸种异同。

　　我在海外任教，与同事讨论时，每觉有另辟蹊径的需要，是以不揣愚陋，尝试从中国史的发展中抽绎若干现象，与其他主要文化发展相比较，以求其异同，再进一步归纳若干较为一般性的抽象原则。以下即为若干管见所及，以请同仁教益。但务祈同仁了解，凡此原则，只是观察演变轨迹的角度，绝对不是所谓历史发展的法则或定律。至于以中国历史作为参考，则系由于中国历史长期的绵延未断，为世界上仅有的例子，而史料丰富、年代确实，则又非另一长存的文化（印度）所可比拟。我当然亦须时时记取，不可从中国本位着眼，以致蹈西欧本位观的覆辙，总盼能由中国史的发展过程踏出第一步，但不自囿限，应视中国历史如同建屋的鹰架，最后的成果可以包括鹰架的特点在内，却绝不应当以鹰架取代最后完成的建筑。

　　世界几个主要文明，其能够走到今天这个境界，均有其特色。雅斯贝斯曾以为中国、印度、犹太、希腊及波斯诸文明，均曾经历超越性的突破，为了人类若干亘古关怀的问题，提出不同的解决方式。中国的突破，由西周的天命观念，到《易经》的两元辩证观念，孔子的仁、孟子的义、荀子的礼，以至老庄的无为……为中国文化的后世发展，铺设了若干基本意念，也为后世文化决定了行为模式及社会组织，定下了演变的方向。中国的情形如此，印度、犹太、希腊也各自有其抉择。印度文明选择了出世与悲悯的意念；犹太文明选择了一神信仰，并从部落神的基础扩大到普世真神的观念；希腊文明则选择了将宇宙范畴化及因果推理的观念。这三个古代文明的后世发展，也未曾脱离轴心时代定下的大方向。这些文明所选择的途径各有歧异，但都经过突破的阶段，遂能卓然自立于天地之间；或则数千年连绵不断（如中国与印度），或则转接蔓延，衍生为后续的文明（如犹太与希腊之转接为基督教文明）。雅斯贝斯称为轴心时代的文明，不仅因为这些文明都在他所说的“轴心时代”（即公元前数百年的一段），更因为这些文明从彼时以后，始终为人类文化的主要流派。

　　在中国，轴心时代之后期，即是秦汉大帝国。秦汉的普世性秩序，事实上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在政治上，这是天下共主的皇帝制度及与之相配的文官制度；在经济上，这是与小农精耕制相伴而生的全国市场网络；在社会上，这是编户齐民与选贤与能相叠的察举制度及其衍生的社会组织；在文化上，这是儒、道、法、阴阳家综合的中国型思想，所表现的现象是《吕氏春秋》《淮南子》，甚至《春秋繁露》《法言》《太玄经》诸种大著作，无不企图整合成一套放之六合而皆准的思想体系。同时，中国文明体系中，有一批胸存普世关怀的士或儒生，在野在朝，用进退藏，这批儒生、士大夫遂成为中国社会上长期存在的知识分子，为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开展而尽力。

　　在别的文明，也各有其普世的体系及其承先启后的知识分子，如印度的婆罗门、僧侣与隐居的贤人；如犹太的法利赛人、利未族与先知；如希腊的辩士与哲学家。

　　普世体系，正因其“普世”的特性有足够的扩张性，使轴心时代文明扩散及其周围，吸纳其四邻参加体系。于是，普世体系代表者的普世秩序也势必涵盖四周，以达到其地理极限；普世的大帝国及大教团遂成为普世秩序的特征。中国的秦汉帝国由中原逐步扩散，终于东及于海，西至流沙，北到长城，南逾岭表；中国之为中国，已及其古代的极限。同理，印度文明的普世体系弥漫印度次大陆，甚至包含了邻近的锡兰与南亚各处。希腊文明体系的扩散，形成希腊化的地中海世界。古代犹太文明，则因其“选民”观念的自我设限，未能有类同的扩散；但犹太教普世真神的观念，却是后来基督教秩序能够扩散的基本原因。于是，如同中国之为“中国的中国”（借用梁任公先生之语），印度也成为印度的印度，希腊也为希腊的希腊。

　　古代中国的普世体系，在汉代发展至极致；然而物极必反，月盈则亏，人事的发展每有如此辩证式的消长进退。在汉代，知识分子与文官制度的重叠，使知识与政治权力有紧密的结合。权力腐蚀知识，终于因为儒家成了正统，而使儒家走向繁琐的学风。注疏之学的过度发展，使儒家丧失了创造的活力。儒生的世家大族，使知识分子中有一批贵族。学术繁琐化及知识分子贵族化使普世秩序在意念上及组织上都趋于僵硬，不再能为体系做适时的修改与调整，也不再能为一代又一代提出当代关怀的问题与答案。东汉的崩溃，不仅是一个政权的垮台，实则是古代秩序的崩解。与汉代秩序的发展相似，则有古代罗马的瓦解，及印度孔雀王朝的崩溃。罗马统治阶层的贵族化，与印度阿育王对佛教的过分保护，均可与汉代世家大族出现后，文明体系的崩解相比较。只是统治罗马的贵族并非担负文化承先启后的知识分子；而印度的宗教繁多，佛教犹须与印度教及耆那教竞争，是以罗马与印度的知识分子并未与汉代儒生一般长期的独占知识资源，也未长期与政治权力紧密结合。然而，这两个古代文明也终于崩坏，这一现象，我称之为古代秩序的崩坏，崩坏的动力不来自外力，而来自内部生机的衰竭，而生机之衰竭的部分原因可归结于文化之繁琐及知识分子的贵族化，腐败的过程是由内部开始的。

　　古代的几个普世秩序，在其盛时，力量都足以抵御外来的侵略，甚至可以进行相当程度的扩张；如中国之拒匈奴于塞外，罗马之辟高卢的土地，及印度在五天竺（旁遮普）边外的扩张。但在其季世，则不足以抵抗外敌；西羌人众不及汉代一个大郡，武力不如匈奴，却能困扰东汉，使汉帝国疲于奔命。无他，汉帝国内部腐蚀已深，遂失去了抵抗的能力。同样的，罗马遂受蛮族之困，而贵霜可在印度建立皇廷。

　　古代秩序崩解，然后经历一段中古时期的转变与重建。中国中古时期（魏晋至隋唐）的变化，头绪纷繁，各方面变化同时进行；但要约之，则可分内外两面观察。对内，中国的人口经历一番调整，南方人口增加，北方人口减少。前者导引土地的开拓，后者导引外族的移入。由于人口与土地的比例有所更改，农耕由精耕改为粗耕，劳力的供需也跟着变；于是有奴役制度出现以掌握劳动力。外来的征服民族凌驾于中国人之上，南移的汉人也凌驾于当地原居民之上；凡此都导致社会的阶级化。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两个轴心文明的意念体系接触之后，经过调适，终于互补融合为中古以后中国文明秩序的精神部分。中古中国的转变，在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劳力又不虞匮乏时，农耕便逐渐回到了小农精耕制，而社会也再度渐渐回到编户齐民的阶级形态。

　　对外的关系，中国虽然还保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但实际上，中国已必须面对多国并立的局面。不但中国内部有五胡十六国，有南北朝；中国之外，也经常有不臣服于中国的他族与他国。“列邦体制”在中古以后成为中国的常态，因为中国已不再是自足的中国，中国已是亚洲许多国家中的一员。在文化方面，中国也不能不面对印度文化的存在，甚至还须承认印度文明在某些方面有超越中国的优点。

　　中古的调适，对内而言，是经济、社会、文化多方面的调整与重组；对外而言，是主要轴心文明在接触后的交融（convergence）。欧洲世界也经历相似却又相异的演变，地中海世界以城邦为单元的政治体制一步一步走向领土国家；北方蛮族的入侵，先是被纳入罗马的秩序中，终究仍脱出罗马的普世体系，开始了近代的民族国家。地中海世界的经济体系，经过这一内海的联系，早已结合为一个整体。但是欧洲内陆的开辟，逐渐将经济网络扩展至整个欧洲、西亚及北非。这个体系之中，地中海世界也只是几个合成部分之一而已，面对的也是一个政治上为列邦体系、经济上是几个单元的交流和互助。文化上，希腊的轴心时代文明和犹太的轴心文明融合为基督文明，也是两大轴心文明的交会。不过中古欧洲的整合终究与中古中国的整合异致。欧洲体系终究将走向永久的多元体制，而中古以后的中国仍是一个同质性相当浓厚的普世体系。

　　中古的转变在西亚又是一个变局，古代波斯的轴心文明，若草蛇灰线，未尝澌灭，终于与古代犹太文明真神观念相合而形成伊斯兰文明。这又是一次轴心文明的交会。在印度次大陆，伊斯兰文明与印度文明也有了接触，两者却不能融合为一个新的文明，结果是二者将印度次大陆分割为长期对抗的两半。

　　中古以后，世界进入各轴心文明的交会。从十五世纪以来，没有一个文明体系能自外于其他体系。经济上的互相倚伏已构成一个世界性经济网络。各地虽有优劣起伏，全球的整体性则已是不能回头的现象。十五世纪后，新大陆资源流入世界网络。西欧虽是掠夺新大陆资源的主要力量，中国、印度、日本却都因为世界性市场网络的形成，也分别经历了长期的经济繁荣。十九世纪以来，西欧、北美（及日本）因为工业革命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成比例地占有了优势地位。但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印度及伊斯兰文明的继承人，均已浸浸然有拉平优劣差距的可能。世界各个文明体系的固有特质仍影响各个文明的发展方向。近代以来的再一次调适与转变，正在熔铸为一个世界性的新体系。近代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国；近代的欧洲，是世界的欧洲；近代的印度，也是世界的印度。但是，在这一正在熔铸的世界体系中，个别的轴心文明仍将保留其相当成分的原有特质，以致个别文明体系的转变也为此而有不同的历程，而达到不同的结局；遂使人类共有的文明体系在再一次突破之后，仍将显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面貌。

　　总之，历史的演变未必有任何天定的规律，却仍有若干可找寻的轨迹；大致言之，一个文化体系的内部，须有若干基本观念的价值存在，也须有一群知识分子担任承先启后的工作。二者在发展过程中，自有其盛衰，于是也就影响了该文化的活力及生机。文化体系发展到极盛时，体系之内必有最得势的知识分子及最发达的观念；在别无对手挑战时，盛极势必走向僵化，僵化导致衰败，这是一系列辩证式的发展模式。此时，外力的干预，即可诱发文化体系的崩解。

　　另一方面，因每一个文化体系都有扩张其影响圈的潜力，一旦发展到极限，两个或多个体系因接触而互有影响，此时，内部已显衰落的体系，遂不能抵抗另一体系的影响；于是有两个体系融合为一个体系的新内容，甚至构成新的文化体系。相对来说，内部发展尚未盛极将衰的文化体系，则未必深切地感受到另一文化体系的影响力。文化体系的接触并逐步融合，中古时代是若干次两个文化体系的融合，近古以后则是世界主要体系的大融合。这是体系之间接触与交融的大势，不仅使个别体系内部的基本观念不断修正，而且经历这一过程，逐步构成世界性的文化体系。

　　总结而言，个别文化体系的线性辩证发展，配合体系之间互相刺激与启发的经历，人类的文化遂呈现不变中的变化、复杂中的单纯，在多元合流时，却也保持了各文化可识别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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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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