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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马内利修女因她为穷人所做的贡献而被世人熟知，又因她大胆、鲜明的个性与人们印象中传统的圣徒形象不同，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本书是她最初也是最后的作品，在书中，以马内利修女全然交托出自我，实事求是地展现了真实的自己。她没有遮掩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即使羞于启齿，但她真诚、大胆地忏悔那些“罪过”，展现了人性中的一面。她并非想要叙述人生，而是要从其中的复杂与矛盾中分辨出意义——她相信上帝的爱，她也相信人类的爱。

内容简介

　　《我的重生》是以马内利修女的自传作品，是她最早动笔、最晚完成的一本书，因此也是她对于自己一生的全面回忆。书中记录了她从孩提时代到生命的最后的思想和行动。以马内利修女有虔诚的信仰，但她同样有开放的思想，尊重哲学、科学，认同其他宗教的存在。在她的执教生涯中，她引导许多女性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意义。她在埃及贫民窟中与拾荒者为伴，帮助那些贫苦人，在她的奔走号召下，贫民窟中建起了学校，流离失所的孩子有了家。回法国后，她募集捐款、做公益项目，仍致力于改善贫穷地区的生活。爱，是她所信仰的，也是她对世界的表达。

作者简介

　　以马内利修女（Soeur Emmanuelle），原名马德莲·桑刚，1908年出生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1928年正式宣誓成为修女。以马内利修女在欧洲具有崇高的地位，被尊称为“穷人的守护天使”。她几乎花了一生的时间服务穷人，与不公义的世界对抗。她在埃及等地的贫民窟居住多年，终日与拾荒者为伍，协助建设学校、诊所、养老院，改善了当地穷人的生活。85岁回到法国之后，以马内利修女仍精力旺盛四处奔走，支持埃及、苏丹等20多个国家的贫民救助与建设工作。2008年10月20日，在法国南部小镇的住宅里，以马内利修女在睡梦中安静辞世，享年99岁。

目录

第一部 抗争，向着更加崇高之爱
第一部分 青年时代（1914—1931）
海之悲剧/最初的烦扰
最初的抗争/决定
最后的抗争/终于自由了 ！
第二部分 伊斯坦布尔（1931—1955）
风暴及其平息 /从怀疑到开放
对话的先锋 /战斗不歇
第三部分 颠沛流离（1955—1971）
诱惑的沙漠/文学学士
最初的分享/火之夜
第二部 大爱无疆的岁月（1971—1993）
第一部分 贫民窟的生活
新婚/宗教狂热
死亡 /学校，有什么用？
妇女的屈从 /化工厂
第二部分 拾荒者的苦难与伟大
第三部 忏悔
第一部分 转变之路
相遇 /最特别的存在 /死亡前噤声 /被监禁者，我的兄弟
皮埃尔神甫的目光 /埃及：永恒的意义/其他信念，其他财富
年轻人：我相信你们/教会：我相信你
相信人类，相信上帝/在各各他/让我们真实点
第二部分 人至暮年（1993—2004）
钻石婚 /坚定，在西翁
离开的命令（1993年3月） /最后的告别（1993年8月）
第三部分 最后一步，意外 ！（1993—……）
退休 /闪回 /写作 /新的方向 /由苦涩转惊叹：降生 / 未来有所保障！/向着彼岸…… / 在爱中，永恒
附录
以马内利修女的祷告
让-保罗二世致以马内利修女的信
感谢
以马内利修女《我的重生》跋

精彩书摘

　　第二部大爱无疆的岁月（1971—1993）
　　第一部分贫民窟的生活
　　在把光集中地投射到“大爱无疆的岁月”中我所生活的地方（那地方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前，让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大背景吧。我的修会欢欣鼓舞地接受了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最新指示：如今门已大开，与其他宗教信仰间的联系已然建立，甚至到了宣告基督教徒与亚伯拉罕后代间存在一种精神上相合关系的地步。这与西翁尤其息息相关，西翁由一个犹太人建立，而我自己也是德雷福斯的后人。另一方面，教会怀着友爱精神转向伊斯兰教——我的福地，不再抱着使其改宗的念头。
　　世界上发生的大小事件以及被压迫者的呼吁得到了参加宗教会议的神甫们的极大响应。我们新的组织提到：“犹太民族的历史使我们对少数派、穷人以及所有被边缘化的人群的权利尤为关注。”遵循这一宗旨，吉莱纳嬷嬷在卸任了伊斯坦布尔及亚历山大港为条件最优越家庭设立的学校的负责人一职后，在开罗，在马塔利亚一个不受人待见的小镇创办了一所为穷人而建的幼儿园。毫无过渡且义无反顾，她放弃了所有她的身份地位为她带来的好处——带司机的汽车以及各种服务——她开始亲自打扫、亲自下厨。我们的修女被安排到最荒芜之地，范围延伸至美洲、菲律宾。在我亲爱的开罗的修会中，有一个加拿大人和一个奥地利人动身前往埃及最落后的村镇，去推动那里的发展。大学教授们则以另一种引人关注的方式发挥所长，比如举办自15世纪以来西班牙与以色列间第一次研讨会。我那想要致力于最不受重视的人群的愿望，融入了修会开始奉行的新精神。
　　然而，如果说我仿佛着了拾荒者的魔一般，那是因为我听到远处传来让我跟随基督、与最不幸者“共同生活”的呼唤，而拾荒者正是这种呼唤的化身。基督爱我们，于是愿意从“神的形象”变作“人的样式”，为了“进入”、分享我们的死境。因为说到底，爱，究竟意味着什么？那是一种无可抵抗地将一个个体带向另一个个体以分享生命的激情。而分享，又意味着什么呢？难道不是与对方的命运结合，“无论顺境逆境甘苦与共”？
　　当我走进贫民窟时，我那漫长的、向着一种更加崇高的爱的行进，终于靠向了它的港湾。而现在问题出现了：坦率讲，我真的分享了那些拾荒者的贫困与不幸吗？完完全全？承认这点只能是个谎言。对他们而言，贫困与不幸是本体性的，与生俱来。缺乏教育，没有资源，生活在垃圾堆中，他们是被社会排斥的一群人，社会瞧不起他们，就像瞧不起他们的猪一样。我是否做出了侮辱人的卑鄙行径？从未。恰恰相反，人们赞美我，因为我分享了他们的生活。更进一步说，我分享的只是他们一部分的物质贫困——这是难以承受的部分，的确如此。而与我那充满关爱的修会所带给我的安全感相比，他们的安全感又是怎样一回事呢？
　　与他们紧挨着生活在一起，宣告自己也是“拾荒者”，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抬高了他们的地位。我对他们每个人所表现出的尊重使他们获得了为人的尊严。如果说我未能与他们一起降到最低，我确是激发了他们摆脱社会最底层命运的愿望，尤其通过他们孩子的教育。这也是为什么即使我仅仅实现了我的部分理想，这一段与我的拾荒者兄弟姐妹共度的时光，对我、对他们而言，都是“大爱无疆的岁月”。
　　死亡
　　当我到达贫民窟时，我看到在养猪的院子里人们挖了一个大洞，用来填埋那些因破伤风而死的新生儿的僵硬肉体。当他们还有呼吸时，女拾荒者把他们带到我面前，一张张小脸耷拉在肩上，抽搐着，纤细的手指向掌心内曲着。这是可怕的场景，而我只能无能为力地看着：病菌已经侵蚀脑部。所有有此体验的人都会知道：把将死之人紧抱怀中，是世上最残忍之事。有时候，悲剧在同一星期内反复上演。斗争给人以希望，但在这事上，根本谈不上斗争。面对这些等待处理的尸体，即使那些女拾荒者不在场，我自己也会陷入绝望。黑夜降临，我坐在她们身边，在她们棚屋前的垃圾堆里。每个人怀中抱着渐趋冰冷的身体，那是她们早上才带到我面前的。我们不说话，我们一起哭泣。然后，我只是轻轻对她们说上几句安慰话，也试图以此说服自己：“你知道，你的孩子离开了我们，但他是飞去了天堂。他很幸福。他正和圣母马利亚一起唱歌。”这给我上了怎样的有关信仰的一课呀！我看着她，看着这位母亲，她略略抬了抬她的已经毫无生气的骨肉，抬眼望向星空，喃喃自语：“哦，我最亲爱的。你离开了，但你是幸福的。你和圣母马利亚一起唱歌。而我，我在哭泣，但这一点用都没有。你，你是幸福的，我最亲爱的！”我隐约看见在她的脸上露出某种不可捉摸的神情。不算是喜悦的光芒，这言过其实了，但可以说是一种泰然自若。我的拾荒者姐妹们让我联想到《圣母怜子图》，死亡使她儿子的身体承受痛苦。我说的不是米开朗基罗的那幅，那上面的圣母太美了，离我们的女拾荒者的形象太过遥远，那是希腊的女神。我所说的是我们乡村教堂中的圣母，通常以淳朴农民的形象示人，怀里抱着一具可怜的尸体。那是陷入痛苦的女子，但却从未陷入绝望，她相信她怀中的身体将颤动、将苏醒，就好像我的拾荒者姐妹们已经看到她们死去的孩子化身光明的天使！
　　在那些突如其来地被丢弃在沟壑里的生命中，我要说说你，奥妮。你长着布娃娃般的脸蛋，在我的棚屋边我所创建的幼儿园里，你永远是最活蹦乱跳的那个。某一天，我因发烧而全身滚烫，被米米医生强行带走，米米医生每周来这里看望一次病人。当我的姐妹们不惜一切代价——医生、抗生素、昂贵的治疗——为了医好我的伤寒时，奥妮，你染上了麻疹。我没能在你身边保护你。你没有医生，没有得到治疗，没有人站在你与死亡之间，将你们隔开。死亡很快将你夺走，你的弟弟也紧随你而去！当我回来时，我不知所措，说不出一句话。难道不应该让我这样的老太婆消失，而不是把你和你的弟弟从生命之槛带走？
　　我曾想与贫民窟结合，生死与共，共度贫困之境。这突然在我看来，甚至愈发——我曾经提起过——像是一场可笑的婚礼。不，至死我都不会像我的兄弟们那般贫困，我也永不会像他们那般认识、体验没有食物的日子、得不到治疗的疾病、没有被子的床、没有屋顶的棚屋……可笑的婚礼，多么恰当的形容，因为我做不到为爱而共赴死地！
　　那么，说到底，我究竟能为这里——这个我居住了5年的贫民窟，这个不幸之地——带来什么改变？破伤风从未停止夺取幼儿们的生命，麻风病把孩子们扔进坟墓。我依然没有资金，没有疫苗，没有诊所。的确，你带给大家美好的微笑，以马内利。但是微笑不能阻止死亡。是的，你有什么用？你该做什么？
　　我饱受折磨，感到自己无能为力，直到有一天另一场打击如此猛烈地向我袭来，发展到最后，我开始在全世界往返奔波，无暇喘息，永无止境。与这位“恐怖的访客”的相遇发生在一条小路上，每天晨祷后我都要经过这条小路回到贫民窟。
　　学校，有什么用？
　　在我移居贫民窟的第一年，入睡前我要想一想孩子们的悲惨命运：捡垃圾，垃圾分类，把自己整个儿都献给了垃圾堆。我寻思着：“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了我的肉中之肉，无论如何我都要把他们从垃圾堆里拯救出来。我刚刚创建的幼儿园是不够的。不管怎样要把他们送去上学。”挨家挨户，为了争取到孩子父亲的同意——同意送孩子上学，我遭遇了怎样激烈的斗争！
　　始终是同样的场景：我坐在翻转过来的水桶上，面前是一个顽固不化的男人。“学校，有什么用？我既不会读，也不会写，我就这样！与其浪费时间读书，我的儿子应该来帮我工作！”和这么个木头脑袋进行了一番争论后，我最终忍无可忍：“听着，在欧洲，猪都住得比你好。我看过许多住在干净小间里的猪。看看你们用废旧铁皮搭起的棚屋，到处都是洞，还塞满了脏东西。你想把你的儿子一生都关在这么个垃圾堆里吗？”乌黑的大眼睛还在紧紧盯着我，充满无力，我更加冒火：“我爱他，我，我比你更爱他。我要拯救他的未来！”
　　有时候父亲最终会让他的妻子把出生证明拿来，如果那证明还没有被老鼠咬坏、掉到火里或者索性遗失的话。然后，第二天，大手牵着小手，我和我的小拾荒者一起兴高采烈地前往最近的学校。
　　刚开始，我仅仅动员了大约20个孩子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但爱绝不妥协。20年间，我从未间断为此抗争，当我离开开罗时，3个贫民窟中已经有近2000个孩子，每天早上雄赳赳气昂昂地去我们为他们建造的学校上学。
　　每一次，当我看见他们乖乖坐在板凳上，专心致志地读写，我那年迈祖母的心便会快乐得乱颤。他们社会地位的提升开始了。当比利时亲王菲利普来我们的莫卡塔姆中学访问时，国家教育部的高级官员们前来参加了以他为名组织的庆祝活动。孩子们用英文和阿拉伯文表演了短剧，其中一个官员深深震惊于这些孩子所表现出的优雅和翩翩风度，向我们的巡查员询问道：
　　“这不可能，这真的是些拾荒者吗？”
　　“是的，当然。而且这所学校是我们整个地区最好的学校，无论是从学业还是从清洁卫生的角度看。”接着，他高度赞赏地补充道，“在这里，学生们被尊重，被热爱。”
　　这个人找到了成功的原动力：尊重与热爱。
　　一些一点文化也没有的大人也开始渐渐感受到学习的必要性，其中一些人报名参加了夜间的扫盲课。但是，道路清洁工的工作实在太辛苦！爬上千格台阶打扫公寓房的垃圾极度损耗了他们的体力。比起继续花力气在黑板前学习，他们情愿坐在街角咖啡馆休息。我可是永不气馁的老妈妈，我前去把他们一个个找出来。他们笑了，丢下他们的牌，跟着我走。Aleph，bé；，sé；，té；……我俯身看了看他们的笔记本。我们都笑了，一种相同的自豪感使我们紧紧相连。他们的自豪感来自于自己能整整齐齐地写下一个个字母，而我的则来自于看着他们一个个成为有学识、受尊敬的人。我爱他们，就像爱我的儿子们，我们之间还是上下两代人的关系。正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墙渗着温柔慈爱，这些拗脾气的人才变成了听话的学生。巡查员说得有理，不仅是我们的小学生们，还有这些大人，在这里，他们都感到“被尊重，被热爱”。在贫民窟，无论大人小孩儿，他们对于别人投来的鄙视太过习惯——“臭不要脸，捡垃圾的！”，而现在也就对尊严得到承认这件事同样敏感。
　　所有成功的教育都会向人本身投去“某种目光”。无论他是谁，他的价值都被认可。它不取决于生存处境或者财富。这种尊重自然地与爱相依相伴，这份爱试图把所有个体的个性发扬出来。无论是我们的幼儿班，还是我们的成人班，都成为了这样一种培养文化、促进贫民窟解放的重要场所。
　　妇女的屈从
　　在贫民窟，做个女人可不是什么好事。自十一二岁起，小女孩就被交到一个男人手中，男人把她当做自己的奴隶，从新婚之夜就开始打她，为了让她明白从今往后她的主人是谁。
　　她唯一的角色：一年都不歇地生育孩子，一天也不停地养猪。我回忆起我到达贫民窟的第一个星期遭遇的事情。那时，我突然听到从隔壁邻居穆斯塔法的棚屋中发出刺耳的尖叫声。肯定出了什么事，我飞快地赶了过去。他正在揍他的妻子。像我这样一个崇尚自由的欧洲人，自然会冲上去救她逃离魔爪。但当他看到我后，他更加怒不可遏，他的吼叫声越来越响。那个可怜的女人向我示意，让我以最快的速度消失！
　　我明白我得改变计划：不在殴斗发生的那刻跳出来。那天晚上，我们喝着茶，我温和地重又提起这个问题：
　　“我所听到的尖叫声是怎么回事？”
　　“哦！你知道了，我打了她。这是对付她的唯一办法。”
　　“啊！确实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我半正经半开玩笑地开始提出自己的想法：“我认识你的妻子，她不笨。为什么你们俩不时常互相沟通呢？”最后，他同意尝试一个星期，到时候我再见他时，我们再谈论这个问题。坦白说，我没有多大收获。
　　在我看来，一个最简单的手段是推崇母亲节的价值，这是拾荒者们所不知道的节日。建立这样一个节日应该成为提高妇女地位的第一项举措。效果立竿见影！幼儿园被挤得水泄不通，大家都情绪高昂。我们的孩子们满怀信心地歌唱着，我觉得他们如拉斐尔画中的天使般美丽：“哦，妈妈；哦，美丽！”妈妈们双眼湿润，爱怜地看着自己的孩子，世上最美的孩子！紧接着礼物时间到来了：女孩们绣的手帕，男孩们用纸箱做的糖果盒，还有——哦，成功！——我们一起用邻居的面包烤炉烤出来的巨型蛋糕，一眨眼工夫就被吃光了！
　　提高妇女地位，提高母亲地位，和孩子们一起，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到了晚上，与扫盲课上的男人们谈起，却又是另一回事儿了。“这些用花装饰的标语是为什么？”他们问道，困惑不已。“是为母亲节准备的。你们准备了什么礼物呢？”多么奇怪的问题！他们开始哄堂大笑。我转而发难：“你们为什么要打自己的妻子？”更加奇怪的问题。仍然是千年不变的答案：
　　“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女人什么都不懂！”
　　“嘿！那么我呢，我也什么都不懂？”
　　回答针锋相对，此起彼伏：“哦！你，你可不是女人！”这就是他们的逻辑：因为我拥有智慧，因此我身上便去女性化了。
　　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摸索根据不同情况的最好的说服方法。比如，可怜的哈勒姆在丈夫的拳打脚踢下，精神肉体受到双重伤害，呼吸困难，到了有必要住院治疗的地步。“千万别对他说，”她恳求我，“他又该打我了！”晚上和他一起饮茶时，我对他说：
　　“我遇到哈勒姆了。她看上去像是病了！”
　　“哦！她从屋顶上摔下来了！”
　　我笑了：“听着，米哈伊尔，对我说实话。她看上去倒更像是挨揍了。”
　　他爆发了：
　　“当然！她任凭大门开着：一个小偷进到屋里，偷走了我的收音机。那是我唯一的消遣。”
　　“我明白，米哈伊尔。这是笔巨大的损失。但你要知道，她的状态很糟，得送医院治疗。”
　　“这，绝不可能！”
　　“随便你，但如果她没有被治好，可就没有力气帮你看猪了。”
　　这理由切中了要害，米哈伊尔把哈勒姆送去了医院！
　　另一个令人痛苦的问题：割礼。割礼在法律上是被禁止的，但是在很多卫生条件极其恶劣的地方却偷偷摸摸地进行。实施割礼的人是某种巫女，她带着多少还算干净的锋利器具来到施礼的地方。母亲和另外两个辅助的妇女在切除阴蒂时用力按住八九岁的小女孩。我们幼儿园的孩子阿米娜有天满脸痛苦地来上幼儿园。她情愿站着，而不愿坐下。真相最后大白：这个10岁的孩子承认她已经完成了“手术”。她的伤口受到了可怕的感染，问起对此的治疗照顾，她轻描淡写地说道：“这是我的错，我在手术中动得太厉害。”
　　和母亲们秘密会谈是多么徒劳无益呀！她们肯定地表示，如果不施行割礼，没有男人会娶她们的女儿，因为她不会成为一位温驯的妻子。这种要追溯到文明诞生之前的古老传统的力量，是多么不可思议啊！还好，还有几个思想稍稍开化的母亲同意接受我们的观点。事实上，我们更多地指望的是从我们学校毕业出来的年轻人，男孩和女孩。他们这一代会最终明白，应该结束这种基督徒和穆斯林都遵循的野蛮传统。
　　我们莫卡塔姆中学的女孩子们已经迈出了提高她们社会地位的决定性的一步。在一次学校组织的在亚历山大港的露营中，她们告诉我：“您为我们做的最好的事，是学校。没有它，我们12岁就得结婚了。”1992年，预备课程学习的终期考试（一种文凭）刚刚结束。男孩们都通过了，而女孩们都失败了。老师们惊讶万分！这群女孩神色不安，表示：“男生们作弊了，而我们没有。”最后，我们得知，事实上，33个女生串通好要在考试中失败。理由是：“我们的父母不会允许我们到一个远离贫民窟的地方上学。他们会把我们嫁人。我们宁愿留级重读。也许您将来也打算原地再建一座高中？”我们训斥了这些孩子不该背着老师擅自行动，但心底里我们由衷赞赏。这是贫民窟的革命。在男人和女人的记忆里，从未出现过女孩自己决定命运的时刻。女人想要的，便是上帝想要的！让我们开始募资吧！
　　作为一个法国女人，在我眼中，我的拾荒者姐妹们就是些悲惨的奴隶。我用尽一切力量试图促进她们的解放。从某种角度说，在我看来，事情的关键在于不要让她们每隔10或12个月便怀孕。这种频繁重复的妊娠的确使她们过早衰老。40岁时，她们已然成了年迈的祖母。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意识到，她们中的大部分人远远谈不上悲惨，甚至她们比她们欧洲的、大西洋彼岸的姐妹们更加容光焕发。从不间断的母爱是从天性中流淌出的源泉，在生命最隐秘之处使她们绽放。在她们眼中，这便是生命的意义，而她们对此乐此不疲。幸亏她们还有孩子，因为她们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我们的妇女们始终鼓胀的胸前总是紧搂着一个婴儿。她们用一只手臂抱着孩子，用另一只手臂工作，一边还满怀爱意地对着孩子微笑。她们的幸福之根是否藏在她们的子宫之中？
　　难道我还要试图使她们的快乐源泉干涸？注意了，这事关母亲，但也事关孩子。孩子们，他们是超员家庭的牺牲者。你们看到他们光着脚丫在垃圾堆到处乱跑，脏兮兮，穿得破破烂烂。难道降低生育频率后，女人们就无法保有做母亲的幸福吗？
　　科普特东正教会——大部分拾荒者属于这个教会——为这些问题感到忧虑，开放了家庭规划中心。在那里，经验丰富的女医师会进行身体检查，并根据情况提供避孕药或避孕环。她们关心妇女的健康，但是我们的妇女们因为害怕自己的丈夫，所以很少前去。对于穆斯林来说，情况也是一样，大部分穆斯林女人从不去政府设立的中心。
　　遵循特蕾莎嬷嬷在印度的经验，以及在毛里求斯岛工作的医生的经验，我将我们的女医师中能力最强的一个送去巴黎学习“自然法则”，这种避孕方法最无可争议的好处即在于尊重女性自身的生理周期。这种方法要求在最易受孕的时间段停止发生关系。我们的女医师回来后，并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结论。
　　陷入僵局后，我就此事咨询了一位埃及专家，政府委托他寻找降低出生率的最好方法，当时埃及每10个月便有100万新生命诞生。根据他的结论，唯一行之有效的方便是给渴望并且有能力工作的妇女们找到有报酬的工作，这样她们就会感到自我价值得到认可，并且对自己的丈夫有一定影响力，自然而然地，她们就不会每年都怀孕了。
　　这条珍贵的意见在我接下来就要谈及的化工厂的附属纺织车间得到了实践。我亲眼见证了纳马这个例子。2 我的重生 [一个修女的忏悔]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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