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2002年,中国的高自杀率向全世界披露,从此自杀成为一个被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本书意在透视自杀问题,以反思中国文化中的生命观以及当代中国的文化处境。作者通过梳理西方自杀思想的传统,理解当代自杀学背后的文化假设;要理解中国的自杀问题,不能靠搬用那些自杀学理论,而要寻找中国文化中的相应观念。要解决自杀问题,也不能仅仅铆在自杀这一个现象上,而要通过它来反观更重要的思想文化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现代中国的处境和问题,并慢慢找到应对现代性的中国方式。
作者简介
吴飞,1973年生于河北肃宁,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士,哲学硕士,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后,现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著有《麦芒上的圣言》、《自杀与美好生活》。
目录
无言的游魂“唯一的哲学问题”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为生民立命”是否可能改造人心的政治死也要活着理解自杀与文化反思
精彩书摘
“唯一的哲学问题” 自从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里把自杀说成唯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自杀学家就喜欢用这句话来装点自己的门面。但不论怎样夸大这句话的含义,恐怕加缪自己也不会把它理解为,只有研究自杀的哲学家才是哲学家,凡是和自杀无关的,都不是哲学问题。诚然,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很少有哲学家完全没有谈过自杀问题;但真正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叔本华、加缪这样把自杀当成如此重要的问题的,却也不多。 要真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自杀,我们还不能只看哲学家的讨论,毕竟,在20世纪自杀学的建构当中,很少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参与其中。自杀学家主要栖身的学科是自杀社会学和精神医学;而到今天,已经基本上形成了精神医学独霸天下的局面。不仅充满数字和医学分析的精神医学里看不出什么哲学意味,就连颇具哲学气质的涂尔干,其《自杀论》恐怕也要算他最没有哲学味道,从而也最不好读的一部著作了。那么,自杀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唯一的哲学问题”昵?或者说,社会学与精神医学面对的自杀问题,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加缪这样的哲学家所面对的自杀问题,乃至中国的农村妇女所面对的自杀问题,是不是同一个问题呢?刘小枫继救与逍遥》的绪论“诗人自杀的意义”恐怕是汉语学界追问自杀问题最经典的文献了,但他把“因世俗事务的偶然脱节引起的自杀”完全排除出了哲学论域。这样一种排除,不仅是因为实证的自杀学很难直接与哲学关联起来,而且,对中国现实的自杀现象,更难给出一个哲学的解释。 难道涉及到生命的意义的这种大事,真的只能用数字和病名来解决吗?要在更深刻的意义上理解中国自杀现象的哲学与政治意涵,也许首先要理解,精神医学家的分析和涂尔干的统计数字背后,究竟有没有一个哲学问题?如果有,他们是在提问什么样的哲学问题?这个问题和加缪等人的问题是不是一个? 虽然美国当前的自杀学已经变得极端实证化和医学化,但美国自杀学之父施耐德曼(EdwirlShIleidman)却是一个很有哲学头脑的医生。他研究自杀和死亡问题的背后,一直贯穿着一个相当深刻的问题:一个人能否理解他死后的存在。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和法博罗(NormanFarberOW)一起给出了一个理解自杀问题的逻辑判断。他们认为,自杀这种看似非理性的行为,背后往往有这样一个三段论:“自杀的人会获得重视;如果我自杀,我会获得重视;所以我自杀。”他们指出,这个逻辑推理中的错误在于,自杀者把自杀的“我”和获得重视的“我”混淆了。前者是主我,后者是宾我。自杀者误以为,“我”在自杀之后还会获得重视。但已经死去的“我”不会作为主体享受别人的重视。我们在想到自己死后的情形时,经常无意中以为自己在死后仍然有感知。而让人真的想象一个自己不存在的死后世界,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这种死后仍然存在的“我”的假象,被施耐德曼称为“后我”(post一ego)。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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