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海斯勒（何伟）作品集（共3册）：奇石+寻路中国+江城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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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彼得·海斯勒（何伟) 著，李雪顺 译

图书标签:

• 彼得·海斯勒
• 何伟
• 美国作家
• 中国见闻
• 文化观察
• 旅行文学
• 纪实文学
• 异域文化
• 个人随笔
• 社会观察

出版社： 译文出版社

ISBN：11479384

版次：1

商品编码：11479384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4-05-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1357

套装数量：3

编辑推荐

　　“中国就像块奇石，每个人都能看出不同的样子。”
　　史景迁、梁文道、柴静联合推荐。
　　《寻路中国》、《江城》作者何伟（彼得?海斯勒）新力作《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

内容简介

　　《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
　　如果你不认识何伟，就请从这本《奇石》开始。
　　如果你已经读过《江城》、《寻路中国》，甚至是《甲骨文》，那么，更不应该错过何伟的这颗“奇石”。
　　一个作家的笔，要如何赶上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
　　从2000到2012，3个国家，12个家，24个故事。
　　终于，在何伟的笔下，你不仅能读到奇形怪状的中国。
　　徒步长城，甲骨冰冷。从江城到新城，当年的艾米莉，已然成了大姑娘。
　　美国的西部，日本的黑道，尼泊尔的和平队，埃及的清真寺。
　　十二年来，何伟用心记录的，不止是中国。
　　《寻路中国》
　　我叫彼得?海斯勒，是《纽约客》驻北京记者。这本书讲述了我驾车漫游中国大陆的经历。
　　2001年夏天，我考取了中国驾照，在此后的七年中，我驾车漫游于中国的乡村与城市。这七年也正是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期，单在北京一地，每天申领驾照的新人就有一千多，其中有好几年，乘用车销售额的年增长率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中国政府在乡村所铺设的公路里程数，就超过了此前半个世纪的总量。
　　《寻路中国》一书有几条不同的线索。它首先叙述了我由东海之滨沿着长城一路向西，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另一条线索集中讲述了一个因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在这里，我特写了一个农民家庭由农而商的变化经历；最后，则是中国东南部一个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场景。书中所描述的这种由农而工而商、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正是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所发生的重要的变化。
　　《寻路中国》是我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之尾曲。它探讨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如前两本书那样，它研究中国的核心议题，但并不通过解读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来实现这个目的，也不做宏观的大而无当的分析。它相信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来展现中国变革的实质。我经常在一地连续呆上数月、甚至数年，跟踪变化。我不会仅仅听主人公自己讲述，我会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的故事在我面前一点点展开。
　　这三本书横跨了我的中国十年，从1996至2007。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处于世纪之交的十年是中国历史上关键的时期之一。正是在这十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开始增大。更重要的是，这是邓小平去世后的第1个十年。在这十年中，中国历史的面貌开始变化，大规模的政治事件与强力领袖开始从中退却。相反，中国巨变的推动者变成了普通人——走向城市的农民、边学边干的企业家，他们的能量与决心是过去这十年中的决定因素。从《江城》到《甲骨文》再到《寻路中国》，我所讲述的都是他们的故事。
　　《江城》
　　一个27岁的牛津大学英语文学硕士；一个曾经自助旅游跑完半个地球的美国年轻人，于1996年参加和平队深入中国腹地，在四川涪陵师专担任了两年英语老师。《江城》这本书就是作者何伟对这段特殊经历的纪录和思考。
　　在仅仅因为是外国人就可以上电视的90年代中期，何伟所深入的涪陵是一个闭塞的西南小城，几乎没有外国人路过，在一段时间内，何伟和另外一位“和平队”志愿者亚当是仅有的两个，他们的出现让当地人极为好奇，仅仅是用餐和购物就会引起“恐怖的”多达三十人的围观。但何伟没有因此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局限在校园内，而是努力和当地百姓接触，带着同样的好奇和善意。在对面条店小老板、神父、农民、“小姐”各色人等仔细而准确的社会学家式观察中，何伟绘制了一幅90年代中期中国西南小城的社会景象，折射出小人物在文革、计划生育、改革开放、国有企业改革、三峡大坝建设等各种社会大事件中的命运沉浮。
　　在本书中，即能看到何伟与他学生的思想交流对撞，看他们如何在在文学中发现跨越语言和种族的共鸣；也能看到何伟对政治体制是怎样限制学生思维的观察和思考，书中所引用的一些学生的写作习作，足以唤起任何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的集体记忆。

作者简介

　　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以及《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的撰稿人。
　　他成长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市，在普林斯顿主修英文和写作，并取得牛津大学英语文学硕士学位。海斯勒曾自助旅游欧洲三十国，毕业后更从布拉格出发，由水陆两路横越俄国、中国到泰国，跑完半个地球，也由此开启了他的纪实文学写作之路。
　　他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中，《江城》一经推出即获得“Kiriyama环太平洋图书奖”，《甲骨文》则荣获《时代周刊》年度最佳亚洲图书等殊荣。《寻路中国》荣获2010年度经济学人、《纽约时报》好书奖。海斯勒本人亦被《华尔街日报》赞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
　　2006年以《甲骨文》 (Oracle Bones) 一书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2011年9月20日，彼得·海斯勒因长期报道改革中的中国，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获奖金50万美元。他说可以用奖金在他去埃及学习阿拉伯语时养家，并“开始新的生活”。

精彩书评

　　充满难以忘怀的形象和持续不断的冒险精神，《奇石》是一本边界广阔、引人深思的书，作为彼得海斯勒报道的合集，它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有力的故事叙述、明智的文化洞见以及温情的幽默为标识。
　　海斯勒的人物和地点的多样、微妙但又攸关重要的主题皆与之有关：地方传统的力量，明显相对文化里的惊奇重合，以及来自跨越不同世界的个人的深刻教训。
　　——美国编辑推荐
　　
　　在描述从来没去过欧洲，却要为那些著名建筑画像谋生的中国艺术家时，海斯勒先生写道：“镜像的反映能够让她聚焦细节；她从未在大环境中迷失自我。”这句话同样也是海斯勒先生的写照。
　　——《华尔街日报》
　　
　　当多恩医生抬头望着可罗拉多的星星，说出最后一句台词时，就像在为全书点题：“当你从地面看星星，它们彼此看起来那么近，”他说“很难相信它们其实相距千百万里。”海斯勒的写作也达到了相同的效果，不是把东方与西方重叠合并，而是用许多线索将它们明晰相连。
　　——《图书论坛》
　　
　　“何伟写出了我熟视无暏的中国，和那种亲切的酸楚。那个酸楚就是剧变的实质——人的痛苦就是心灵没有归属，不管你知不知觉，承不承认。”
　　——柴静
　　
　　“何伟的作品平静而充满自信，以绝妙的语调和姿态赋予他所描绘的时刻以生命。他知道何时应该参与行动，何时应该等待事情发生。”
　　——史景迁
　　
　　“《寻路中国》的确比起之前的《江城》、《甲骨文》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我真的觉得这是一本我们绝大部分，甚至是所有现代中国作家都写不出来的一本书。”
　　——梁文道
　　
　　“在一个信息时代，做一个中国通不难。而作者要做一个诚实周密的记录者，他记述土地的忧伤和人民的努力，他一一做到了。”
　　——2011年新浪年度十大好书《寻路中国》颁奖词
　　
　　在历史、回顾、反思等图书贯穿2011图书市场的时候，这样一本兼具资料性、可读性、话题性的观察现实中国之作殊显难得。作者何伟虽系美国记者，但此书写作是建立在扎实的采访与充分的“行走”基础上，既有客观旁观又有感性亲历，将发生在我们身边又被广泛忽略的现实呈现在书中。
　　——2011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寻路中国》获奖理由
　　
　　在这个美国人眼中，中国，不是地图上的红线蓝线，而是他可能踏上的土路马路，不是报告里被引用的GDP，而是他已经认识的店老板或者教师的妻子。在这一秒钟可以搜索几万条资讯的年代，他慢慢走向了一座城。比起那些被催眠的伊文思，被误读的安东尼奥尼，彼得海斯勒幸运得多，因为他的双眼是你无法没收或误导的摄影机。何伟是他的中国名字，特别普通。很多中国人都会有一个叫何伟的同学，邻居或者知己。读完《江城》，你会多记得一个何伟。
　　——2012年新浪年度十大好书《江城》颁奖词
　　
　　因《寻路中国》为更多中国读者所知，前《纽约客》记者何伟这本首部关于中国的书是回望上世纪九十年代四川小城涪陵乃至读懂彼时中国、比对作者写作走向的参照。何伟对中国社会观察细微，冷静呈现中不猎奇也不过于悲悯。简洁的线索、丰富的情节用介于新闻、文学之间的流畅笔触记录下来，有着较他此后作品更多的深入、纯粹意义。
　　——2012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江城》获奖理由

目录

《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
《寻路中国》
《江城》

精彩书摘

　　奇石
　　我们在110国道沿线看到了许多奇石的广告牌。这些广告牌首先出现在河北省境内，那里地势偏僻，唯一的颜色来自沿路设置的广告旗。这些广告旗呈红色，上面写着两个很大的汉字：奇石。从字面意思来看，“奇石”指的是奇怪的石头，不过“奇”这个形容词也有“非凡”和“罕见”之意。这些广告旗被大风撕扯得破旧不堪。我们正往西北方向，也就是春季暴风雪的方向行驶。现在下的仅是雨水，不过我们已经看见横在前方的是什么东西——迎面开来的汽车上已经凝结了前方的天气状况。车辆多是装载着从内蒙古往南运输货物的解放牌大卡车，车上成堆的箱子和箩筐已经覆盖着积雪。一辆辆大卡车顶着横风从大草原驶过来，走到此处那些冰冻的货物已经往右倾斜，宛如怒海小舟。
　　我驾驶着租来的切诺基吉普车，麦克·高提格顺路搭我的车。如果一切顺利，我可以一路开到青藏高原。我们相遇于和平队，在结束服务期之后各自找到办法留在了中国：我当自由作家，高提格在西南开了一家酒吧。不过，我们偶尔会在路上相遇，纯粹因为旧情难忘的缘故。我们谁也没有说话，一路经过了五六处奇石广告牌。
　　“边上是什么？”高提格终于开了口。
　　“不知道。我之前没走过这条路。”
　　广告旗树立在水泥白瓷砖建成的小商店门前，似乎每往前开进一步，他们就愈发引人注目。“奇石”指的是具有其他形状的任意一块石头。它在全国的旅游景点已经成了一种必备之物；人们在黄山可以看到名为“仙人下棋”和“犀牛望月”之类的自然形态。收集者购买小块石头；这些小石头有时候甚至被雕刻成适当的形状，或者带有某种矿物图案，这样的图案让我们觉得既神秘又熟悉。我对奇石没有一丁点兴趣，可它们在河北省这样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如此欣欣向荣，倒让我感到有几分神秘。什么人会购买这样的玩意儿？驶过二十多面广告旗之后，我终于把车停了下来。
　　走进店铺，物品的摆放显得很怪异。整个房间摆了满满一圈展柜，只在入口处留了一个小口子。一位店员微笑着站在口子的边上。高提格走后面，我从一排排桌子边上挤了过去，随即听到了巨大的摔倒声。
　　我转过头去。高提格僵在了那里；水泥地上满是绿色的碎片。“怎么了？”我问道。
　　“他碰倒了！”那位店员说道。他抓起了高提格的衣襟。“你的衣服把它扫了下来。”
　　我和高提格看着一地的碎片。过了一会儿，我问道：“这是什么？”
　　“玉石，”那位店员回答道。“是一艘玉雕帆船。”
　　我终于辨认出了那些部件：被摔坏的船帆的一角、扯断的缆绳。那是一艘中国的商人们喜欢摆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以求好运的帆船模型。帆船的材料看上去像是从工厂里弄出来的廉价仿冒玉石，而整艘帆船已经摔散——地上竟有五十多片碎片。
　　“没事儿，”那位店员乐呵呵地说道。“先到前边慢慢看慢慢选，也许你还想买点别的东西呢。”
　　身边全是展柜，我俩站在房间的一角，仿佛两只笼中困兽。高提格的双手都在发抖，我感觉自己的太阳穴突突直跳。“真是你打翻的吗？”我用英语问道。
　　“不知道，”他回答道。“我什么都没感觉到，不过我也不敢确信。我一走过它就掉下来了。”
　　我从未遇见过货物摔碎了还能如此平静的中国生意人。第二个人提着扫帚从边上一个房间里走了出来。他把帆船碎片扫到一堆，然后就离开了。又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出现了，直至大门边站了三个人。我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一场蓄意栽赃；我听说过，有的古董商店自己把花瓶砸碎，然后怪罪于顾客。可我们才离开北京几个小时的时间，连所在的县名是什么都还不知道。高提格已经变得出奇地平静——只要犯了事，他总会这样。除了挑选“奇石”，我们谁也想不出别的好法子。
　　我和高提格都于1996年加入和平队，当时做志愿者工作似乎有点不太合潮流。自约翰·F·肯尼迪总统在冷战的巅峰期建立和平队以来，这个组织的个性一直随美国的政治气候变化而变化。当时，和平队一下子大受欢迎，对于关心美国应该在发展中国家扮演什么角色的理想青年十分具有吸引力。越战之后，随着美国在外交政策上遭遇犬儒主义浪潮，和平队这一组织跟着成为受害者。自“9·11事件”以来，和平队的重要性又一次发生了改变——现在任何加入和平队的人可能都对战争时期个人应该承担的责任进行过认真的思考。
　　不过，1990年代中期并没有国内大事件在志愿者心中具有相当的分量。很难说清楚是什么东西让人产生动机要去海外待上两年，而我们加入它的理由千千万万。我所知道的志愿者大多怀揣一丝理想主义，但通常予以轻描淡写，人们有时候觉得说起这样的词语会让人很不自在。高提格告诉我，和平队在对他进行面试的时候，要他把自己的“社区义务”按照五级制进行评价。高提格给自己打了个三分。沉默了好久，面试官才开始发问。你曾经在毒品治疗中心工作过，对吗？你目前在教书，对吗？他终于说了句：“好吧，我给你打四分。”高提格后来告诉我，他报名的理由之一是他在明尼苏达州的女朋友说要认真考虑两个人的关系。我在其他志愿者那里也听到过同样的说法——硬着头皮也要做的一件难事就是想个最简单的办法结束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当时，我可不想告诉面试官我的真实动机。我需要时间用于写作，但又不愿意再去读书，而且不敢想象找一份平常的工作会是什么样。我很高兴有了学习外语的念头；教几年书的想法我也很有兴趣。我觉得和平队的工作不会那么机械死板，我很喜欢这一点；而他们又把这样的工作称之为志愿者，所以我父母亲也感到十分高兴。我的父亲和母亲都住在密苏里州，同为天主教徒，对肯尼迪的记忆相当愉快——我后来才知道，和平队曾经招募过大量的天主教徒。不知何故，它尤其受到中西部人的欢迎。我们那一年派往中国的十三名志愿者中，有六个人来自中西部各州，三个人来自明尼苏达州。这跟中西部各州笃信的自由主义有关，不过其中也有逃离的成分。有同伴之前从未出过国门，来自密西西比州的一位志愿者之前从未乘坐过飞机。
　　我们都没想过会来到遥远的中国。没有人在那里生活过，除了一点点基础，也没有人学习过他们的语言；我们对于中国历史实际上一无所知。我们了解到的第一点，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对我们的前往十分怀疑。我们得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政府指责和平队跟中央情报局扯上关系。这些东西从未公开表述，但中国仍然有一帮人对于接纳和平队抱着提防的态度。直到1993年和平队才首次向中国派出教师，我是第三批。
　　我们一定受到了严密的监控。我时常想弄明白，中国的安全官员是怎么思考的——是不是我们的无知迷惑了他们，或者令他们愈发怀疑我们。他们一定想琢磨个明白，这一帮家伙有什么共同点，美国政府偏偏选中他们派到中国来。为了确保从评估中抽身而出，总得有几个倒霉鬼以备听用。在我之前一年，一位从美国海岸警卫队退休的老人也加入了进来。大家都叫他“上尉”，他还是美国著名电台节目主持人拉什·林宝的忠实粉丝；在培训活动上，他穿了一件罗纳德·里根体恤衫，这让他在即将任教的中国大学校园里显得非常扎眼。一次，和平队的一位官员对他说：“你也许应该换一件衬衣。”上尉回答道：“你也许应该再读一读宪法。”（这事就发生在成都。）一天，上尉给中国的青年学生上课，他在黑板的中间画了一根线，并在左右两边各写上“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好，同学们，咱们开始上课，”他高声说道。“这个可以；这个不可以。”结果呢，他因为在成都街头的一场争吵中毁坏出租车侧视镜而被和平队扫地出门。（争吵碰巧发生在马丁·路德·金纪念日那一天，本是相当不错的素材，却很可能未被中国的安全官员记录在案。）
　　没过多久，大家几乎就可能忘记了谁为什么把我们派到那个地方。我们大多在偏僻地方规模不大的大学教书，跟和平队很少有直接的联系。只是偶尔从上面传下来的一些课程方面的要求，比如“绿色英语运动”等。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项目：和平队希望从事教育工作的志愿者将环保主题融入到自己的教学活动中。我在中国的一个同伴非常审慎地开了头，以“吐痰是好还是坏”为题组织了一场辩论。这一下子把全班分成了两派。一部分学生群情激奋地说，很多中国人从事的职业就是捡拾垃圾，如果没有了垃圾可捡，他们肯定会失业。没有了垃圾，他们靠什么吃饭？除了“绿色英语运动”得以有效结束，这一场辩论没有明显的输赢。
　　这样的经历会改变一个人，只是改变的结果不一定符合你的预期。对死硬的理想主义者而言，这样的工作真是糟糕透顶，他们大多干到最后便沮丧不已，十分不开心。实用主义者可以做到最后，明智的人还给自己的每一天都确定了细微的目标：学一个中文词组，或者给渴求的学生教一首诗歌。长远的目标统统被抛到了一边。灵活性最重要，幽默感同样如此。和平队的手册里没什么好玩意儿，美国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看法相当的一丝不苟——有的国家需要拯救，有的国家需要害怕。这对于共产主义同样如此，他们的宣传丝毫没有幽默感。不过，中国人本身倒是出奇地心境开朗。他们看见事情都会哈哈大笑，其中包括我：我的鼻子，我穿的衣服，我说的中文。对于固执地以美国人身份为荣的人来说，这个地方糟糕透顶。有时候，我把和平队想成是逆向避难机构，它把我们这些失落的中西部人遣送至此，把自己变成了唯一一个教会美国人抛掉国民性格的政府机构。骄傲、抱负、缺乏耐心、想控制的本能、想积累的欲望、宣传的冲动——这一切统统被抛在了脑后。
　　这家商店有几块像食物的奇石。这在中国是比较流行的艺术主题，我认出了几样旧时最爱：石头雕刻的大白菜、石头做成的腊肉串。还有些石头经过打磨，显出了神奇的矿物肌理，不过因为紧张的缘故，它们在我的眼里看起来大同小异。我随便挑选一件问起了价格。
　　“两千元，”那位店员说道。他看出我有些退却的样子——那毕竟将近250美元啊。“不过可以便宜点卖给你，”他紧接着补充了一句。
　　“你看，”高提格对我说道。“这里的其它东西就算掉到地上也不会摔坏。”
　　他说得没错——这事儿彻头彻尾地奇怪。首先，玉雕帆船怎么会摆放在那个地方？作为救命稻草，我指望高提格的体格也许可以避免暴力冲突。他身高一米八六，块头很大，蓄着短发，长着日耳曼人的大鼻子，中国人往往看了吃惊不已。不过，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他这么温和的人，我俩很勉强地向大门口走去。那个人还站在那里。“对不起，”我说道。“我不想买。”
　　店员指了指那一堆绿色的帆船碎片。“怎么办？”他小声地问道。
　　我和高提格合计了一下，决定以五十元开始起价。他从钱包里掏出了钞票——相当于六美元。店员一言不发地接了过去。走进停车场的时候，我准备着有人走过来拍我的肩膀。我发动切诺基，转动方向盘，急驶上了110国道。车开到张家口，我们俩还止不住地发抖。我们在一家大卡车停车点停下来吃午饭；我大口大口地喝着茶，以平复自己的神经。一看我们是美国人，服务员一下子来了劲头。
　　“我们老板去过美国！”她说道。“我这就去叫她！”
　　老板是个中年人，头发染成了深黑色。她来到我们的餐桌跟前，以夸张的姿势呈上了名片。名片的一面印着中文，另一面印着英文：
　　美利坚合众资源有限公司
　　中国办事处副主任
　　金芳柳
　　上面烫金印着美国的总统徽章，粗劣不堪。除了那只鹰，这个徽章跟美国的正宗原版大致相似：张家口的这一只鹰比美国的同类胖了不少。它的翅膀显得臃肿，脖子显得粗大，双腿肥得像鼓槌。即便放下盾牌和箭头，我还是怀疑这只鸟能不能飞起来。名片的一角印着几个小字：
　　名誉主席
　　杰罗德·R·福特总统
　　“这是一家什么公司呀？”我问道。
　　“我们在张家口经营的是餐饮业，”那女子回答道。她告诉我，她的女儿在弗吉尼亚州的罗恩奥克市也开了一家餐馆。
　　我指着名片的一角问道：“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福特，”金女士用中文说出了福特的名字。“他当过美国总统。”
　　“他跟你们这家餐馆有什么关系吗？”
　　“只是个名誉头衔，”金女士回答道。她摆了摆手，仿佛在说，没必要让福特知道我们在张家口开的这家不起眼的大货车停靠站！她给我们打了折，还叫我们下次再来。
　　我们在集宁停下来过夜。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十多度；雨已经变成了雪；我一看见旅馆就停下了车。这里的地名是蒙古语——乌兰察布——宾馆的大厅如此宽敞，竟然摆了一条保龄球道。我们在前台登记的时候，耳边满是球和瓶的撞击声。至此，我对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已经胸有成竹。
　　跟高提格一起旅行完全是打好主意去冒险。跟他在一起，总会遇上有趣的事情，而他往往不慌不忙，不过他对于舒适和安全的标准如此之低，以致几乎没有任何评论。在我所知道的来和平队里逃避的中西部人中间，他做得最为过分，以致根本没有回家的迹象。当我们那一批人在旧金山做行前集合时，高提格携带的行李最少。他随身携带的钱不到一百美元，那是他所有的积蓄。
　　他来自明尼苏达州西南部，从小由单身母亲抚养长大。她十九岁就有了两个孩子，从此便四处寻找工作——酒吧服务、办公室文秘、假日酒店服务生。后来，她在一家面包袋绳制造厂的生产线找了一份工作，这家工厂位于明尼苏达州沃星顿市，镇上只有一万人口。他们家先后住过家庭拖车停车场和公寓房；还在农场上居住过一年，因为前一位租户是高提格妈妈的朋友，已在一场摩托车事故中丢了性命。他们一家的生活主要围着摩托车打转。高提格的母亲是个虔诚的自行车手，他们经常在夏天去中西部参加哈雷-戴维森大赛或者竞技表演。他看着母亲的朋友在“猴子上树”之类的节目中相互比拼，女人从摩托车上一跃而起，抓住悬在低空的绳子并前后摆动，男人绕着障碍赛道往前骑行，女人趁着摩托车返回的时候稳稳地落下来。还有一项比赛是看哪一位女子坐在行驶的摩托车上能够把绳子上挂着的热狗咬下最大的一口。高提格第一次跟我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在中国看到的事情一点不算稀奇。他说他一直非常讨厌摩托车。
　　他是家里唯一喜欢读书的人。他读到十一年级就毕业了，因为明尼苏达州有一个项目，如果中学生提前毕业，州政府可以为其支付一年的大学学费。在明尼苏达大学的莫里斯校区，高提格主修起了英语，随后进入该大学的曼卡托校区进行研究生学习。就在研究生学习期间，他申请加入了和平队。他从小就对商业经济有所见识，觉得这是远赴海外最好的办法。
　　来到中国之后，他被分配到四川南部的小城市乐山从事英语教学。他抽空跟另外两名志愿者一起组织戏剧表演：学生版的《白雪公主》。学校很快就认识到其中的宣传良机，庚即组织了巡回表演。其他志愿者没过多久都先后抽身而出，但高提格对什么事情都非常痴迷。他领着《白雪公主》剧组上了路，坐着公共汽车在全省巡回表演，曾经一天在各个中学校进行了三场演出。为了政治原因，他们只好把剧目改头换面。伐木人原本是反面人物，但学校领导坚持喜剧的结尾应该有利于无产阶级，于是伐木人改过自新，还进行了一番自我批评。作为巡回文艺表演的一部分，铜管乐队演奏了《国际歌》，一名学生翻唱了理查德·马克斯的《此情可待》，高提格抱着蓝色吉他走上舞台唱起了《乡村路带我回家》。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被人围着索要签名。在穿行于各城镇的颠簸之旅中，《白雪公主》的演员们扯着嗓子高声唱歌，大肆啃着新鲜的甘蔗杆，把甘蔗渣直接吐在了公交车的地板上。高提格告诉我，那是他在和平队服务期间感觉最难耐的十天时间。
　　他中文学得很快。一抵达中国，和平队就给我们安排了两个半月的密集学习，那之后便根据自己的需要雇请私人教师。不过，最好的策略是去大街上闲逛，随便找人说话。高提格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理想的人格魅力：他有耐心和好奇心，而且永不知疲倦。像中国人所说的那样，他还是个喝酒的好手。像四川的乡下人那样，他学会了用牙齿开啤酒瓶。
　　一年秋天，他去中国最西边的荒野地区新疆旅游。他一个人在天山扎寨露营。他偏离旅游线路去攀爬岩石，结果被蛇咬到了手指。先是手指红肿，接着是整只手掌都肿了起来。他花了四个小时回到自治区的首府乌鲁木齐市。至此，红肿已经蔓延至整只手臂，痛得他死去活来。他找到公用电话，给住在成都的和平队医疗官打来了电话。医疗官确认了症状：听起来像是肌溶性毒蛇惹的祸，他需要尽快住进医院。
　　他向路过的行人求助，一位年轻的女子主动站出来帮起了他。她的英语说得很好，这在如此偏远的地区很不寻常。她穿着一件宽松的亮黄色无袖衫，颇像一口大钟从头顶套在了身上。高提格当时就觉得这个女人多少有点奇怪，但对此顾虑重重肯定不合时宜。她把他送到医院，医生切开了被蛇咬伤的手指头。医院有传统的中药；高提格看见药盒上印着蛇的图案，因而觉得那肯定是个好兆头。医生用杵和碾钵压碎药片，然后直接把它塞进了蛇咬的伤口。
　　红肿继续扩散。几个关节变成了粉红色，蛇毒破坏了毛细血管。到了傍晚，高提格终于明白，穿亮黄色无袖衫的那位女子明显精神失常。她把自己的行李拿到医院并拒绝离开，还向所有的人申明她是他正式的翻译。她不回答任何私人问题——高提格仍旧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学到的英语。只要他问起名字，她总是说：“我的名字嘛……朋友。”她每次这样回答的时候，听起来都令人毛骨悚然，直到高提格不再追问这个问题。她在病床前的椅子上待了一整夜。第二天，医生三次切开手指，塞进了更多的药粉。真的是疼痛难忍，不过高提格至少成功地劝说护士们赶跑了那个女人。第三天之后，红肿开始消退。他在医院住了一周的时间；他身无分文，竟要和平队的医疗官汇款缴纳那一笔不足一百五十美元的医疗费。他的手痊愈了。他再也没有见过那位穿亮黄色无袖衫的女子。
　　我们离开乌兰察布宾馆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正在打保龄球。当地政府在110国道的入口处树立了一块告示牌，上面的数字竟可以像芬威公园的记分牌那样进行更换：
　　到本月为止，该路段已经发生65起交通事故，造成31人死亡。
　　昨天的暴风雨已经过去，不过温度依然只有零下十来度。从集宁到呼和浩特的公路要穿过茫茫的大草原——低矮的山丘覆盖着积雪，狂风不停地怒号着。我们从一辆辆停着纹丝不动的解放牌大卡车边上开了过去，它们的油路给凝固了，也许是因为油箱里的水分太多吧。往前开了二十多公里，我们爬上山坡，看见一溜车辆一直延伸到了地平线上：大卡车、小轿车、吉普车。谁也动弹不了，谁都在摁喇叭；狂风中响彻着汽车喇叭奏出的管弦乐。我从来没想到，这样蛮荒的地方也会遇到交通堵塞。
　　我们停下切诺基，朝着拥堵的方向步行走了过去，几位驾驶员向我们解释了事情的原委。一开始是大卡车的油路被冻住了。其它车辆在这条双车道的公路上开始超越它们，可总会遇上顽固的车辆迎头驶来。两车对峙，喇叭齐鸣，直至各自身后的车辆越聚越多。终于，两头都一步也无法挪动。有些车辆试图从路面之外绕行，可走不到五十米就陷了进去。大家穿着便鞋在雪地里踉跄而行，试着用双手把车辆给刨出来。没有警察的影子。与此同时，大卡车司机们蹲在卡车底下，在地上生起火堆，然后用它来烘烤冻住的油路。这样的场景有一种别样的美感：积雪覆盖的草原一片荒芜，一溜烟望不到头的汽车长龙，蓝色的解放牌大卡车下闪烁着橘黄色的火苗。
　　“你可以走过去给这些卡车司机们照一张相，”高提格说道。
　　“你才应该来一张，”我说道。“我可不会靠近这些家伙。”
　　终于，在这一片未做标记的内蒙古大草原上，我们跨过了区分“奇”和“蠢”的那一道虚线。我们盯着橘黄色的火苗看了一会儿，随后从一条乡间小路开到了呼和浩特。刚一抵达，切诺基的启动装置失灵了；我们一路推着车来到了修理厂。对着引擎捣鼓的过程中，修理工不停地抽着“国宾”香烟。不过，既然走完了110国道，这就跟七月四日国庆节上放放烟花一样不具有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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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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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得不错，真实还原了当时的社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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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收到了，很快，但同时买的另外一本，订单上写的是一起发货来的，收到货只有这个，另外的一本少发给我了，货却是显示自动收货，联系客服了，说是在补发给我，静等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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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自己有靠山的人，在变革整顿，或打仗出师的时候，最容易被拉出来祭旗，因为整肃这种万众瞩目、地位显赫，对国家又没有实际价值的人，既能立威，又对国家没损失。所以做人，靠什么不要靠靠山。你的靠山跟别的山稍微磕碰一下，你就粉身碎骨。你以为你是山的一部分，但一阵风就会把你刮下山崖。如果靠山倒了，那更可怕，靠在那山上的人全被活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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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情况啊，根本没收到货为什么显示订单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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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降价了，趁搞活动，一口气全买齐了，纸质很好，字体很大，方便阅读，京东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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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江城，却要读一个千里之外的老外的书，认识江城有点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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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视角看中国，何伟的三部曲很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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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闻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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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读书会购买的图书，是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