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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能与古希腊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比肩的拉丁语纪事作家，不是撒路斯特，也非李维，而是塔西佗。塔西佗的两部纪事大书也是古罗马文学中的瑰宝，文辞精练紧凑，言简意赅，富有诗情，感染力强，政治事件的描写既生动又深刻，古典语文学家尼采也赞不绝口。除《关于演说家的对话》外，塔西佗的其余四种作品早已有了中译，译品均堪称上乘，可惜都缺乏笺释和绎读，重新译笺塔西佗作品，选译西方学界有见识的绎读，对于我们自己学会写作晚近纪事想必不无历史意义。

内容简介

　　塔西佗是古典政治自由主义的思想典范之一。与现代的政治自由主义者不同，塔西佗并不相信“宪政”法力无边，他熟悉却并未呼唤雅典民主政治一类“普世观念”。塔西佗相信，要成就优良的政治，靠的不是民主政制，而是高贵精神与男子气概完美结合的优良政治才干。塔西佗的作品有自己的独特品性，既有别于修昔底德，也有别于现代史学的传统，那就是柏拉图塔西佗的纪事传统，立志记述帝国所经历的政治事件，目的不在于编史，而是探究政制变迁所隐含的重大政治哲学问题。

内页插图

目录

编者前言
塔西佗的编年方法与卷章划分
首次行动中的一例死亡
提贝里乌斯登基
编年形式、讣告与塔西佗的主题
提贝里乌斯的卡普里阿之旅
权力的味道
没有出现的凤凰
提贝里乌斯的讣告
皇朝政治的必然模式
尼禄的异域都城
尼禄宫中的业余戏剧

精彩书摘

　　于是，剩下的提图斯和多米提亚努斯的统治，将会在三卷之内处理，如果我们接受十二卷为界的话。根据这一计划，我们可以把一卷分配给提图斯（两年），两卷给多米提亚努斯，但后者伴随着一个高得可疑的平均年数：七年半——如此节制令人难以置信，要是考虑到这位义愤（indignatio）的纪事作家，如今正自由呼吸在图拉真统治之下；而且就我们所能推测的范围而言，当时他并没有动机进行如此极端的浓缩。更有可能的是，塔西佗在这里回到了五卷编组，李维的读者对于这一编组方法再熟悉不过；塔西佗先在提图斯身上花了一卷，然后分配给多米提亚努斯四卷。如果需要将多米提亚努斯的四卷细分为两个两卷编组，塔西佗可以在十二卷结尾歇口气，此处为百年祭（88A.D.），身为十五人祭司团的成员与军事统帅，塔西佗对此有切己的兴趣，正如他在《编年纪事》提醒我们的（卷十一，第1l节）。这种安排让卷十一、卷十二平均有三年半，剩下的卷十三、卷十四平均有四年，这些数字非常接近《编年纪事》存世部分的数字。
　　这样，《纪事》看起来几乎不可能少于14卷，分组情况可能是：3+（3+3）+（1+4）。不过，圣哲罗姆提到的三十年这个数字，虽然人们一般认为确凿无疑，但并不立刻迫使我们接受这点：《编年纪事》原初的计划只有十六卷，而非许多人认为的十八卷——我们的手稿中断于卷十六第35节，在中断处记载的日期之后，还有大量材料有待处理，有鉴于此，十八卷的说法就更可信了。
　　仍然很有可能的是，当塔西佗接近完成任务时，他有意放弃了如此巧妙对称的方案，而且，由于意识到《编年纪事》与《纪事》的统一在文体上难以实现、在戏剧性上又不可想象，塔西佗便加快结局，以法翁别墅那一幕结束卷十六，并以此结束整部作品。我们也不必想象是年老体弱促使塔西佗放弃这一计划：这个计划必定要做出大量牺牲，仅仅为了美妙的分组——这一数字系统，在《编年纪事》更早的部分行之有效，现在塔西佗却很恰当地将它抛弃。
　　……

前言/序言

　　早在1959年，我国学界就引介了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在80年代，又相继迻译《纪事》与《编年纪事》。书是译过来了，该如何读呢？
　　自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以来，中国学人就与自家的文史传统一刀两断，走上了与西方史学接轨的道路。建立西方史学一科，就理解西方史书而言，的确有必要——我们总不宜用中国的文史传统、印度的文史传统（倘若有的话）去解读西方的史书，西方的史书还是要放到西方的史学传统中去读——可是，什么是西方的史学传统呢？
　　梁启超当年引进且随后成为学界主流的“史学”，是成形于西方19世纪的“历史学”。起初，此种历史学怀有雄心壮志，它企图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进而发现总体历史进程的规律、原则、观念或者目的。然而，雄心壮志很快就被证明是不自量力：二战结束后，无论是黑格尔的思辨历史哲学还是职业史家汤恩比的普遍史模式，都遭到了普遍拒斥。历史学剩下的工作，似乎只能是老老实实地发掘手稿、整理档案、考辨文献，在穷尽汗牛充栋的资料后，重组所谓过去的事实。过去很长一段时期，现代史家们都心安理得地埋首于这平淡的“本职”工作。
　　后现代史学打破了现代史家们平凡的幸福。凭借现代语言学理论，后现代史学攻击现代史家还原历史真相的企图。他们认为，无论是“一手材料”还是“二手材料”，无论是历史文献还是史家的著述，都是广义的“文本”，最终都可以归结为“语言”。语言／文本与真实的过去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史家无法挣脱语言／文本的藩篱而接触到真实的过去。况且，语言一旦说出，其意义便不受言说者控制：语言／文本的意义由读者赋予，读者的每一次阅读都会产生新的意义，所有这些意义都同等有效——非但不能接触真实的过去，读者甚至不能真正理解史家写下的文本。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塔西佗集：塔西佗的政治史学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acitus]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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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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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又是鲁国史书的专名。各国史书有专名的，如晋国史书叫《乘》，楚国史书叫《梼杌》（见《孟子·离娄下》）。鲁国史书专名《春秋》，所以《左传·昭公二年》叙述晋平公派遣韩宣子（起）出使鲁国，看到《易》《象》和《鲁春秋》。不过韩起所看到的《鲁春秋》，一定是从周公姬旦叙起，才能说：“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而现存的《春秋》，才从鲁隐公叙起。隐公父亲惠公以上的鲁国历史原始记载已经完全亡佚。《楚语上》也说：“教之《春秋》”，就是说，对太子，用史书教授他。《墨子·明鬼篇》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就是指周朝、燕、宋、齐诸国都有史书，墨子曾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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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教育——与最伟大的心智的持续的神交——是一种在形式上最谦虚，更不用说最具人性的训练。它同时也是一种大胆的训练：它要求我们与知识分子和他们的敌人的虚荣的嘈杂、鲁莽、无思(thoughtlessness)、廉价彻底决裂。它要求我们蕴含在把公认的见解仅仅视作意见，或把一般的意见视为至少和最奇怪的、最不流行的意见一样可能错误的极端的意见（的行为）中的那种大胆。自由教育是破除庸俗的解放。希腊人用一个美丽的词来表达“庸俗”；他们把它称作apeirokalia（粗鄙，粗俗），对美好的事物的经验的匮乏。自由教育为我们提供对美好事物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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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是古典政治自由主义的思想典范之一。与现代的政治自由主义者不同，塔西佗并不相信“宪政”法力无边，他熟悉却并未呼唤雅典民主政治一类“普世观念”。塔西佗相信，要成就优良的政治，靠的不是民主政制，而是高贵精神与男子气概完美结合的优良政治才干。塔西佗的作品有自己的独特品性，既有别于修昔底德，也有别于现代史学的传统，那就是柏拉图塔西佗的纪事传统，立志记述帝国所经历的政治事件，目的不在于编史，而是探究政制变迁所隐含的重大政治哲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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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又是鲁国史书的专名。各国史书有专名的，如晋国史书叫《乘》，楚国史书叫《梼杌》（见《孟子·离娄下》）。鲁国史书专名《春秋》，所以《左传·昭公二年》叙述晋平公派遣韩宣子（起）出使鲁国，看到《易》《象》和《鲁春秋》。不过韩起所看到的《鲁春秋》，一定是从周公姬旦叙起，才能说：“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而现存的《春秋》，才从鲁隐公叙起。隐公父亲惠公以上的鲁国历史原始记载已经完全亡佚。《楚语上》也说：“教之《春秋》”，就是说，对太子，用史书教授他。《墨子·明鬼篇》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就是指周朝、燕、宋、齐诸国都有史书，墨子曾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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