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导读和注释部分,可以说是我认为它价值所在的核心。我以前尝试阅读一些古代史籍的白话译本,常常会因为翻译腔过重或者对文化背景的解释过于肤浅而感到乏味,但这本书完全不同。它的译文保持了足够的文雅和准确性,既没有生硬地用现代口语去“拉低”原文的格调,也没有晦涩难懂到需要频繁查阅工具书的程度,找到了一种非常优雅的平衡点。更值得称赞的是那些详尽的注释。每当遇到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一个复杂的典章制度或者一个地域性的专有名词时,总能发现页脚有清晰而深入的解读。这些注释不是简单地解释词义,而是往往会引申出更深层次的历史背景分析,甚至会对比不同史料的记载差异,这极大地拓展了我的理解维度。这说明编纂者不仅是文字的搬运工,更是深谙史学精髓的学者,他们深知一个不甚了解当时社会运作规律的读者,在阅读时可能会卡在哪里,并提前为我们铺好了所有必要的知识桥梁。
评分作为一部历史选本,这本书在选材上的考量体现了极高的水准和清晰的史学脉络梳理意图。它并没有一股脑地堆砌所有内容,而是非常精准地挑选了那些构筑了东汉历史关键转折点的核心篇章。例如,对于外戚干政、宦官专权这些历史性的痛点,它所选取的段落往往是论述最精辟、矛盾冲突最集中的部分,读起来酣畅淋漓,脉络清晰得仿佛眼前正在上演一场历史大戏。我尤其欣赏它在处理社会风貌描摹时的细致。除了帝王将相的政治博弈,书中对于当时的士族阶层的生活状态、地方豪强的崛起、乃至一些底层民生的记载,都有所侧重。这种全景式的视角,使得东汉不再是一个扁平化的概念,而是拥有了立体感的社会结构。通过这些精选的文本片段,我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忧思、儒家思想的演变轨迹,以及权力更迭背后的深层社会动因,远比单纯阅读大部头史书更具效率和洞察力。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很有质感,封面淡雅的米黄色调配上古朴的字体,初见就给人一种沉稳而厚重的感觉,这和它所承载的历史内容非常契合。拿到手里掂量一下,分量十足,能感觉到印刷和纸张的质量都很扎实,显然不是那种拿来看一两遍就束之高阁的速食读物,而是能陪伴读者细细品味的工具书。我特别喜欢那种油墨散发出的淡淡的纸张气息,一下子把我拉回了过去,好像正在翻阅一本尘封已久的古籍。内页的排版也处理得相当精妙,行距和字号的比例掌握得恰到好处,即便是对于初次接触史书的读者来说,阅读起来也不会感到压迫感。最让我满意的是,他们似乎在细节之处也下了不少功夫,比如页眉页脚的留白处理,既保证了信息的可读性,又没有显得过于拥挤,整体视觉体验非常舒适。这样的用心,让我在阅读过程中减少了许多视觉疲劳,可以更专注于文本本身的内容。这种对实体书品质的执着,如今在快餐文化盛行的当下,实在难能可贵,值得每一个热爱阅读的人珍藏。
评分阅读体验上,这本书成功地打破了我对传统史书的固有印象——即“晦涩难懂”的刻板印象。这种积极的阅读感受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流畅的叙事节奏。那些被选取的片段,经过了精心的组织和衔接,使得历史事件的推进过程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感染力。它没有将历史的演变简化为枯燥的年代罗列,而是像一位技艺高超的说书人,知道何时需要快进,何时需要慢条斯理地描绘冲突的高潮。特别是那些描绘特定人物性格和决策瞬间的文字,被翻译得极富画面感,让人能够轻易地代入情境,体会到历史人物在面对重大抉择时的纠结与挣扎。这种‘可读性’并非牺牲了深度,而是在深度的基础上进行的艺术化重构。可以说,它巧妙地架设起了一座桥梁,连接了严谨的史学研究与普通读者的好奇心,让了解汉代风云不再是一件望而生畏的任务,而成为一种愉悦的智力探险。
评分从学术参考价值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修订版确实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努力。我注意到,相较于一些老旧的旧版选本,这次的版本在某些关键史实的引用和人名的翻译上进行了审慎的校订,这在专业的史学研究者看来是至关重要的细节。它仿佛是一扇门,让那些希望深入研究魏晋南北朝前奏的年轻学者,能够站在一个更为稳固和准确的起点上开始探索。此外,编者对于某些争议性事件的处理方式也显得尤为审慎和客观,他们倾向于呈现不同学派的观点,而非武断地下结论,这本身就是一种极佳的史学态度示范。这种严谨性体现在字里行间,让人在使用时倍感可靠。我甚至可以预见,在撰写任何与汉末历史相关的学术报告时,这本书的某些段落和注释将是极佳的旁证资料,它不仅是历史的记录者,更像是一个被精心维护的“历史参考工具箱”。
评分华中师范大学学者选译,很信服
评分我前两天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还有去年冬天看张爱玲的《异乡记》。让我深思的是,一个人,他作为小说家的状态和生活底色的比重。老陀当时是被判死刑的,张爱玲去探胡兰成,也正逢战时,兵荒马乱,满地乱孚,应该是心思忐忑,难以聚神才对。而他们的注意力,是马力全开的,不放过一点点残渣。甚至三十年后的《小团圆》里,都楚楚如在目下——她的最爱,她的伴侣,不是胡兰成而是小说。她就是作为一个小说家而活着的,其他的一切,都是补给。她舅舅家的故事被她写成《花凋》。《金锁记》里是她父系的丑事,甚至名字都没换。《易经》《雷峰塔》则干脆把早期小说里的边角料:仆佣、下人,也给血肉丰满扩充写了。小说人格的最大特点,就是对人的兴趣,而不是急着判断说理,重叙事,更关注事件的质感,喜欢慢慢地体味。评论人格喜欢指点江山,发表意见。这两者没有绝对的分野,只是比重和偏向。 有些人又以评论胜出,私以为鲁迅就是。他的杂文比小说好,刀锋凌厉,气势十足,又多产。韩寒也是,眼睛亮,戾气重,快意恩仇,这种性格,自是杂文最便利。又比如西班牙的蒙特罗,她的《女性小传》我反复看了好几遍,文字紧凑,观点犀利,非常有个人视角,但是她的小说《地域中心》,实在是不忍卒读。桑塔格也是,学术一流,小说平平。这可能和性格有关。写评论的人,好解析,寻根溯源;写小说,更需要还原事件本身和编故事。一个是缜密深究的洞察力,一个是寻求趣味的娱乐性。 同时能把小说和杂文玩溜的,张爱玲算一个,那真是左右开弓的天才。小说文字,要隐蔽、含蓄、肉感,主观低调淡出,精确的全知视角,自抑和克制。杂文需要的是出刀,更骨感,更有观点和火药味。伊简直是文学界的小龙女,周伯通练了一辈子的左右互搏术,人家天生就会。 我前两天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还有去年冬天看张爱玲的《异乡记》。让我深思的是,一个人,他作为小说家的状态和生活底色的比重。老陀当时是被判死刑的,张爱玲去探胡兰成,也正逢战时,兵荒马乱,满地乱孚,应该是心思忐忑,难以聚神才对。而他们的注意力,是马力全开的,不放过一点点残渣。甚至三十年后的《小团圆》里,都楚楚如在目下——她的最爱,她的伴侣,不是胡兰成而是小说。她就是作为一个小说家而活着的,其他的一切,都是补给。她舅舅家的故事被她写成《花凋》。《金锁记》里是她父系的丑事,甚至名字都没换。《易经》《雷峰塔》则干脆把早期小说里的边角料:仆佣、下人,也给血肉丰满扩充写了。小说人格的最大特点,就是对人的兴趣,而不是急着判断说理,重叙事,更关注事件的质感,喜欢慢慢地体味。评论人格喜欢指点江山,发表意见。这两者没有绝对的分野,只是比重和偏向。 有些人又以评论胜出,私以为鲁迅就是。他的杂文比小说好,刀锋凌厉,气势十足,又多产。韩寒也是,眼睛亮,戾气重,快意恩仇,这种性格,自是杂文最便利。又比如西班牙的蒙特罗,她的《女性小传》我反复看了好几遍,文字紧凑,观点犀利,非常有个人视角,但是她的小说《地域中心》,实在是不忍卒读。桑塔格也是,学术一流,小说平平。这可能和性格有关。写评论的人,好解析,寻根溯源;写小说,更需要还原事件本身和编故事。一个是缜密深究的洞察力,一个是寻求趣味的娱乐性。 同时能把小说和杂文玩溜的,张爱玲算一个,那真是左右开弓的天才。小说文字,要隐蔽、含蓄、肉感,主观低调淡出,精确的全知视角,自抑和克制。杂文需要的是出刀,更骨感,更有观点和火药味。伊简直是文学界的小龙女,周伯通练了一辈子的左右互搏术,人家天生就会。 我前两天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还有去年冬天看张爱玲的《异乡记》。让我深思的是,一个人,他作为小说家的状态和生活底色的比重。老陀当时是被判死刑的,张爱玲去探胡兰成,也正逢战时,兵荒马乱,满地乱孚,应该是心思忐忑,难以聚神才对。而他们的注意力,是马力全开的,不放过一点点残渣。甚至三十年后的《小团圆》里,都楚楚如在目下——她的最爱,她的伴侣,不是胡兰成而是小说。她就是作为一个小说家而活着的,其他的一切,都是补给。她舅舅家的故事被她写成《花凋》。《金锁记》里是她父系的丑事,甚至名字都没换。《易经》《雷峰塔》则干脆把早期小说里的边角料:仆佣、下人,也给血肉丰满扩充写了。小说人格的最大特点,就是对人的兴趣,而不是急着判断说理,重叙事,更关注事件的质感,喜欢慢慢地体味。评论人格喜欢指点江山,发表意见。这两者没有绝对的分野,只是比重和偏向。 有些人又以评论胜出,私以为鲁迅就是。他的杂文比小说好,刀锋凌厉,气势十足,又多产。韩寒也是,眼睛亮,戾气重,快意恩仇,这种性格,自是杂文最便利。又比如西班牙的蒙特罗,她的《女性小传》我反复看了好几遍,文字。有些人又以评论胜出,私以为鲁迅就是。他的杂文比小说好,刀锋凌厉,气势十足,又多产。韩寒也是,眼睛亮,戾气重,快意恩仇,这种性格,自是杂文最便利
评分这种双面品格的背后则是:知识背景十分复杂,其知识理路的厘清对我是困难的。但还是应当注意到,对于本书来讲,若关涉到方法论,则有两个层面,一是作为该文本之基础的田野调查的方法,这在第四编中有所反思,进一步展示了学者与法律实践者在知识生产关系中的复杂情势,说明了有利于法学知识之生产的结构处于溜流变、不稳定当中);二是作为本著作被写作的方法,即作者构建文本的理论依据。这虽也有所交代,但这种交代十分笼统。考虑到苏力自己所说的,他对西方学术“流露出一种不屑一顾”,只是“利用了驳杂的来自西方的学术理论”来开掘“中国可能开拓的处女地”,我们不得不感到不塌实。例如,尽管强调他所使用的“地方性知识”是受吉尔兹启发的,但与之不同,然而,他实际上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了“知识”这一概念。一种是被强调区别于吉尔兹的、“是交流不经济并因此不一定值得批量文本化的知识”,这实际上离开了文化解释的进路,几近于或就等同于哈耶克的经验理性主义的知识分工论(知识的弥散性),在此,“知识”等于“信息”;而另一种则是可交流的、在初步被文本化的知识。这种区分既未被指明,也未被坚持。更重要的是,这种区分的不被指明还隐含了这样的矛盾:如果苏力使用的“知识”一直是第一种意义上的,那么,关于知识的地方性与普遍性的辩解就是多余的。因为,当知识等于信息时,它就可能与这一问题无关。如此,则“知识的地方性”便不足以成为使任何知识具有被理论所重视的正当性之前提。这种“不屑一顾”的做法是否与苏力的建设性方案能够调和呢?仅仅解决知识与其生产机制的关系问题,还不足以使人疑云尽释。并没有试图探询知识在离开其产地之后与其受众的关系。但在另一种方式上,苏力表达了他的情绪与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构建了一个“概念法学”作为其批评的对象,尽管这个对象并不明确。对它的最大批评显然是认为它颠倒了知识生产的结构,它欲图以“逻辑的生活替代生活的逻辑”,其实质则是“思想和实践的贫困”。虽然如此,且流露出的感情也极强烈,但是,我们却决不能认为,当法律社会学提交了一份厚重的“作业”时,就自然构成了对概念法学的颠覆。概念法学有它存在的基础,这种基础可能同样是制度性的(德国在这方面享有世界声誉)。它的产生同样是在某种制约结构之中。激情陷于无思之境。,概念法学还有其建设意义。社会学研究离开概念工具也将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想到韦伯曾经提醒人们注意在社会学上的“法律”乃与法学上的“法律”不同,那么我们就应该具有更开阔的视界,这种视界既不囿于概念的分析,也不囿于法社会学。也许,把理解成是对中国法学面对中国之不平衡的、有断层的社会现实的不够自觉的批评,更富有启发与警醒意义。正是在对理论的追求与对理论的“不屑一顾”之间的紧张关系上,我们体味到苏力的矛盾心情,但确实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颇具现代性的农村基层司法。这其中,既有科学的冷静,又有“韦伯式”的忧郁。“你怯怯地不敢放下第二步,当你听见了第一步空寥的回声。”
评分华中师范大学学者选译,很信服
评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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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华中师范大学学者选译,很信服
评分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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