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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早在20世纪初，史学大师梁启超等就已大声疾呼：“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①其后，潘光旦、谭其骧、罗香林等史学前辈都对中国族谱的研究做了有益的尝试。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由于中国史学的研究中心，集中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探讨上，致使族谱的研究，少人问津，一度落入低潮。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史学的研究领域也不断得到开拓，谱学的重要性再次为人们所认识。有志的学人们东奔西忙，为把谱学建成一门新兴学科而积极进取。于是，在短短的十年间，有关谱学研究的论文和著作不断问世，专门刊载谱学研究成果的杂志和丛书次第出版，各种各样层次不一的谱牒研究团体，犹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这种欣欣向荣的学术景象，值得庆幸，催人振奋。

作者简介

陈支平，1952年出生，历史学博士。现任厦门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部主任委员、国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任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主要著作有《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明史新编》、《福建族谱》、《客家源流新论》、《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历史学的困惑》、《透视中国东南》等，编纂大型丛书《台湾文献汇刊》100册及《闽台民间族谱汇编》、《福建民间文书》等。苏老泉云三世以为谱学者之事，盖近则致详，而远则难考，谱中宁过于详毋失

目录

第一章 福建民间修纂族谱的历史演变
第二章 福建族谱的种类与基本格式
第三章 福建族谱的修纂与管理
第四章 原则的训诫与标榜
第五章 族谱的装饰与炫耀
第六章 祖先的寻觅与塑造
第七章 渊源的追溯与合流
第八章 异姓的联宗与合谱
第九章 神明的崇拜与创造
第十章 客家族谱的人造畛域
第十一章 少数民族族谱的向心意识
第十二章 福建族谱的传播与闽台溯源
第十三章 结语与思考
附表1：福建百种姓氏所追溯的主要始祖、始迁时间及郡号、堂号表
附表2：民国《云霄县志》第六卷《氏族志》所载该县居民姓氏的郡望和始迁情况表
附表3：民国《上杭县志》卷八《氏族志》所载该县客家姓氏的郡望和始迁情况表

精彩书摘

宋代福建修纂的族谱，现在已不可见，但是我们从一些现存的族谱序言中，可以窥见当时修纂族谱的情景。如浦城《祖氏族谱》记载其先祖“光州固始县人，宋咸平间任建州别驾……至于七世八世，人物称盛。至宋淳j；占，于是缘旧谱请学士重纂之”①。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该家族又再次修纂族谱。可见在南宋时期，浦城祖氏家族至少已三次修谱。建阳书林余氏家族，“历任司理昭攀公修于宋元j；占二年（按：公元1087年），主簿大亨公修于南宋隆兴元年（按：公元1163年），尚书孙运公修于元至正十九年（按：公元1359年）”②。仙游傅氏家族在宋代也三次修谱，第一次是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第二次是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第三次是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③福州义山黄氏家族第一次修谱在北宋淳化三年（公元992年），第二次在南宋嘉祜年间（公元1201～1204年），第三次在宋末。④
宋代福建民间修纂族谱的兴起，毫无疑问也受到当时官僚士大夫、理学家们积极倡导的影响。许多族谱都称其仿用欧（阳修）、苏（洵）谱式，如上杭《刘氏族谱》称：“是谱画以五格，恪遵欧式，一世至五世为一图，六世至十世另起一图，以后皆然。使世次相承，昭然可考。”⑤泉州《尤氏族谱》载宋元时期的谱例云：“谱书字于宗子当修，增三世一大修。

前言/序言

　　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再没有比族谱更令人感到兴趣而又困惑的了。它丰博多姿，却又鱼龙庞杂；敦信真实却又诡伪百出。这种相互矛盾而又和谐统一的二重性格，形成中国人的族谱所特有的学术研究价值和跨越时代的社会文化功能，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普遍重视。
　　早在20世纪初，史学大师梁启超等就已大声疾呼：“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①其后，潘光旦、谭其骧、罗香林等史学前辈都对中国族谱的研究做了有益的尝试。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由于中国史学的研究中心，集中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探讨上，致使族谱的研究，少人问津，一度落入低潮。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史学的研究领域也不断得到开拓，谱学的重要性再次为人们所认识。有志的学人们东奔西忙，为把谱学建成一门新兴学科而积极进取。于是，在短短的十年间，有关谱学研究的论文和著作不断问世，专门刊载谱学研究成果的杂志和丛书次第出版，各种各样层次不一的谱牒研究团体，犹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这种欣欣向荣的学术景象，值得庆幸，催人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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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余世存似乎特别地感到焦灼。他大概是焦灼于他假定的“历史目的论”与他眼中的历史及其所造就的现实之间的落差。这种落差足以使他怀疑：历史，它究竟怀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难道它在耍我们？信念与怀疑夹杂，流诸笔端，就使得《中国男》这本书少了“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的从容大气，而显得逼仄怪异。 　　余世存写此书之旨，显然不在于其腰封广告语所迫问的：“中国男人，你是哪种中国男？”而在于为今之中国男树立一种标杆、提供一种尺度。然而时移势易，书中的“近现代四十一位‘非常人’”，其遭遇与行止，如今仅存文本意义；他们之于今天的中国男人，或不可法，或不需法，或不足法；而余氏枉抛心力，恐怕只会落得个“我本将心讬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了账。 　　究其因，倒不是今天的中国男人“朽木不可雕也”，更可能是余氏立意太高，心有余而力不足，其“矫正历史的深刻意图”（朱大可序文中语）因为开错药方，而成了无的放矢。正如朱序所说，余氏在此书中“植入”的各种“价值判断”，“有时是彼此矛盾、精神分裂的”－－其实朱大可还算客气了，岂止是“有时”啊？ 　　朱序提到，近年来的“民族记忆修复运动”大体有“纠史”和“释义”两个支系。不论是否有这个所谓“运动”，“纠史”和“释义”应该都是史家的份内事。但诚如朱序所指出的，余氏此书“《中国男》并未进行史实考据，也不关注史料来源和出处，却强烈地关注着那些史料背后的价值，试图发现它们的意义所在”，这就颇为趣怪了。史料的出处尚且未经考据，则其“背后”将存焉？ 　　试举一例，余书“军人第十一 吴佩孚”一节，讲到： 　　“当挤在宣武门内象房桥国会厅里争吵不休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拟拆除紫禁城三大殿 太和殿、保和殿、中和殿，在其废墟上另建议会大厦时，吴佩孚通电总统、总理、内务总长、财政总长：“ 何忍以数百年之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惟一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幸。盼祷之至！”当各报刊登载了吴氏通电后，颂扬吴帅之声鹊起，抨击国会之议潮涌，故宫三大殿幸免一劫。” 　　似乎国会议员们是如此地委琐不堪，而吴玉帅又是如此地力排众议、力挽狂澜。其实呢？相关史料并不难找，余世存却视而不见： 　　1912年初，国会参、众两院从南京迁北京，在宣武门象坊桥前资政院旧址办公。因场地狭小，渐不敷使用。1923年，政府秘密计划将参、众两院迁往紫禁城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将三大殿改造成日常办公及召开会议的场所，并委托瑞典建筑师司达克（Albin J. Stark）进行故宫三殿改造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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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愧是著名学者的一本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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