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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尔·戴高乐，是当代法国的伟人，也是20世纪接触的国际风云人物。……要了解戴高乐其人，必须了解“民族”这个概念在他一生中所具有的分量。可以说，他无时不把民族振兴的大业当作第1位的问题，把法兰西的民族命运同个人的前途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因此，民族主义的戴高乐哲学的核心，抽调了“民族”这个基本要素，也就无所谓人们习称的戴高乐主义。

　　玛格丽特·撒切尔是一个女人，又有一个“铁夫人”的绰号。女人而“铁”，又当了首相，这岂不容易引发人们的“好奇心”么？……本书的重点放在撒切尔夫人从事政治生活以来的年代，特别是她出任首相以后七八年来制定和推行国内外政策的主要政务活动。她是个很有特色当代的政治家，要想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历史，是不能绕过这个“撒切尔时期”的。

内容简介

　　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1890—1970），法国将军、政治家，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自由法国运动，战后成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并担任第1任总统。戴高乐支持发展核武器、制定泛欧洲外交政策、努力减少美国和英国的影响、促使法国推出北约、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系列思想政策旨在维护法国的国家利益和大国地位，被称为“戴高乐主义”。
　　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Hilda Thatcher，1925—2013），三次连任英国首相，在政坛堪与丘吉尔匹敌。她做事坚决，政绩远超过战后英国历任首相，使长期病病恹恹的英国经济出现生机，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因而摘取了西欧“政治明星”的桂冠。这部有关撒切尔夫人的传记，旨在告诉读者撒切尔在英国政治、欧洲政治乃至世界政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她的政见如何 怎样治理一个害了二、三十年“ 英国病” 的国家。
　　作者对战后西欧有较深入研究，因此对两位政治家的评介既具可读性又有学术价值，清晰勾勒了他们的生平、政策和诉求，能突破具体事件的时空限制，把它们放到历史大舞台上投影并考察。材料运用也很有讲究，大量直接运用外刊、外电，由此可见作者的视野以及消化、综合一手材料的功力。

作者简介

　　陈乐民（1930—2008），欧洲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前所长。欧洲学会原会长。是在中国首倡“欧洲学”观念的人。半个多世纪中长期从事“民间外交”、国际政治和中西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曾游历亚非拉欧美各地，参加了大量国际会议，进行讲学等学术交流活动。著作《欧洲文明十五讲》、《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等最受关注，成为中国欧洲思想史、政治史研究的典范作品。

前言/序言

　夏尔·戴高乐，是当代法国的伟人，也是20世纪接触的国际风云人物。……要了解戴高乐其人，必须了解“民族”这个概念在他一生中所具有的分量。可以说，他无时不把民族振兴的大业当作第一位的问题，把法兰西的民族命运同个人的前途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因此，民族主义的戴高乐哲学的核心，抽调了“民族”这个基本要素，也就无所谓人们习称的戴高乐主义。

《景泰蓝之夜》是作者谈文玩、以及人物交往的随笔集，作者与沈尹默、张充和、沈从文、台静农、朱家溍、王世襄……那些风华绝代的人们的交往，那典雅无比的乾隆掐丝珐琅套盒，那娟秀的小楷，那淡雅的墨梅，那细致的工尺谱，那余香袅袅的香炉，无不充满意趣和韵味。书中包括《墨梅枝谭》、《芦塘鸳鸯》、《黄溶书扇小注》、《毛姆书录与藏画》、《盖斯凯尔夫人》、《沉香钩沉》、《沈尹默蜀中小品》、《吉庆栈遗闻》、《沈尹默的小手卷》等篇。

　　陈乐民的思想穿梭于中西古今之间，他的读书治学都是中西古今互证的过程。陈乐民先生一生读书无定法，于杂中求专，专中求博。他学贯中西古今，胸襟视野开阔。他说，“我喜欢读书，中国的、外国的，好的书我都喜欢。总的说来，属于文史哲这个大的范围。……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一个中国学者，怎能并不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而能成为学者呢？”陈乐民后半生的“主业”是“欧洲研究”，然而他认为研究欧洲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却离不开更广、更深、更为基础的历史和哲学，因此他对中外历史、哲学下力尤多。他也一直倡导将人文学科引入国际问题研究之中。晚年更是将力图在高层次上、在中西哲学文化中找出通道。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下文简称《上校》）如题目所预示的，讲的是一个等待与失落的故事。主人公是一位75岁的上校，他每周五去镇上等待已经等了15年却迟迟不来的体恤金，当别人问他是不是在等邮件的时候，他说，“我没在等什么”，然后拍拍屁股回家去。

暗蓝色的海上，海水在欢快波溅。我们的心是自由的，我们的思想是无边的。

莫非他们就是海盗的后裔，遗传或者宿命让他们选择了这样的生活。

陈乐民认为，“启蒙”即对一个公正的、文明的、自由和民主的社会的向往和追求，并始终认为这“启蒙”在当今中国非但没有过时，而且非常迫切和重要。中国要真正达到当今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尚需几十年乃至于更长时间的努力，那么，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启蒙和学习，依然是推动中国进步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

　　陈先生的主要研究工作之一，也是其一生学术志趣之所在，乃是对中西历史文化关系的梳理及其比较研究。他在多年研究中西文化历史的基础上所得出的结论是：第一，在中西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底格”，此乃历史文化发展的“繁多性”所使然；同时，中西之交，古今之异也，依然后进的中国需要学习西学。第二，提倡向西方学习，完全不等于放弃传统；“全盘西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作为一名对于祖国传统文化有着全局把握和深切理解的研究家，陈先生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东学与西学嫁接之后，“中国总有一天有自己‘自主’的文化的，但这需要时间磨合……这就是要善于将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探索出将西方文明的精华用于改造中国，同时也将中国文明的精华融入世界文明的途径”。他认为“全球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问题不在于或迎或拒，而在于自身文化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