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展示 |
| 基本信息 |
| 图书名称: | 非常的东西文化碰撞 |
| 作 者: | 罗福惠 |
| 定价: | 59.00 |
| ISBN号: | 9787301291573 |
| 出版社: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开本: | 16 |
| 装帧: | 平装 |
| 出版日期: | 2018-3-1 |
| 印刷日期: | 2018-3-1 |
| 编辑推荐 |
| 《非常的东西文化碰撞:近代中国人对“黄祸论”及人种学的回应》是作者在对黄祸论问题关注和研究10余年的基础上,所撰的国内为数不多的系统研究“黄祸论”的作品。 |
| 内容介绍 |
| 《非常的东西文化碰撞:近代中国人对“黄祸论”及人种学的回应》:"黄祸论"是19世纪后期在西方主要国家出现的,针对中国和日本的煽动、污蔑和诋毁的核心话语之一,一直流行到二战结束。其败坏中国人和中国的形象,对中国造成了很大困扰和不良影响。西方国家和日本对"黄祸论"不乏研究,但完全没有涉及当时中国人的回应情况。而在中国,50年代以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几为空白。本书是作者在对“黄祸论”问题关注和研究10余年的基础上,所撰的系统研究"黄祸论"的作品。全书立足于本土话语,反映了在中国日趋强盛的新形势下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全新认识。 |
| 作者介绍 |
| 罗福惠,1945年生,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兼任湖北省历史学会理事,湖北荆楚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近30年,研究领域主要涉及辛亥革命史、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现代化问题、中日关系和思想文化交流史、地域文化史等。 |
| 目录 |
| 引言 一德国与奥地利的“黄祸论” 二俄国的“黄祸论” 三法国及比利时的“黄祸论” 四英国与澳大利亚的“黄祸论” 五美国的排华浪潮与远东战略 六西方文学作品和电影中的黄种人形象 七西方社会的不同声音 八长期在华之西人的有关议论 九日本与“黄祸论” 十中国近代的人种学回应 十一中国近代报刊的舆论回应 十二辜鸿铭的“文明论”回应 十三孙中山先生的综合回应 十四20世纪40至70年代的“黄祸论”变形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
|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
| 儒者倡导“恕道”,“犯而不校”是“恕道”精要的表达,本意是“小人”冒犯了“君子”,“君子”不要计较。更不用说“君子”是不会去主动冒犯别人的。据说耶稣基督也教人左脸被人打了还要把右脸送上去,这不仅是一种宽恕和仁慈,还进而是视敌为友。但这种宽容、大度和高尚的德行,除了圣贤,以个体形式出现的人能够真正做到的并不多;而在由无数个体聚合组成的民族、国家之间,“犯而不校”的情形恐怕更是少之又少。 冒犯有程度之异,更有方式的不同。在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轻微的是言语冒犯,比如歧视、丑诋对方;较严重者是在自己权力所及的范围内排斥、压制、遏阻对方,违背人道和公正的普世价值,剥夺对方的权利;严重者则是诉诸武力,杀戮对方的军人和平民,攻占其领土领海,掠夺其财富和资源,甚至不惜灭其国而奴其种。而且历史事实证明,初通过言语体现的歧视和丑诋,总是伴随着行动上的排斥、遏阻甚至战争,即不仅有“言”而且有“行”。任何言语都有刺激、煽动大众感情的作用,或者是唤起大众的某种信念与希望,甚或是煽起人们的疑虑与恐惧,达到为自己的不当行为寻找借口的目的,博得大众支持,同仇敌忾。因此,这初的寻衅言语,实际上隐含着制造舆论的动员作用;而被冒犯的一方也就不可能不加以注意和关切,从据理批驳、反唇相讥,直到对抗和报复,很难完全做到“犯而不校”。 对待争辩有两种基本态度。相信“真理(真相)愈辩愈明”者主张争辩;以为“真理(真相)不辩自明”者则不热衷争辩。争辩可能与“百家争鸣”的条件、氛围有关,所以先秦时期是中国辩者蜂起的时代。不过即使在那个时候,“好辩”也没给人留下好印象,所以孟子要用“不得已”为自己的“好辩”作解释。此后中国进入严格控制言论的专制时代,人们害怕“口舌贾祸”,渐渐从木讷蜕变为麻木。当然这也与中国人较为相信“真理(真相)不辩自明”的态度有关。明末清初颇长于说理的王夫之虽主张论辩,但强调论辩不要被“邪曲”之谈牵着走,而应以立起自己的“正论”为目标,“君子之言有物也。物也者,实也。言吾之是,非以折彼之非;言吾之直,非以辨彼之曲;言吾之正,非以争彼之邪”,然而“是之胜非,直之胜曲,正之胜邪,操常胜之势,揆之义而义存,建以为名而名正,何患其不胜哉?”也就是相信,立论只要以真理、真相为归,光明正大,对立面的邪说就会不攻自破了。客观地说,进入19世纪后期,中国的言论环境比以前宽松多了,各种舆论较前大增,但可能主要是因为语言文字隔膜之故,当时的中国人对西方“黄祸论”的言说情形知之有限,因此直接对“黄祸论”作出回应的并不多。 当然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原因影响到中国人对“黄祸论”大多采取不予置辩的态度。戊戌时期的维新志士谭嗣同的想法可以作为这种态度的代表。谭嗣同基于更强调民族自省的立场,多将批评的锋芒指向守旧、自大的“误国之臣”和“亡国之士”,说这些人“不虚心、不自反、不自愧、不好学、不耻不若人”;表示“吾何暇计外洋之欺凌我、虔刘我哉?责己而已矣”。他强调中国的出路在“自强”,并以为既然“名之曰自强,则其责在己而不在人”,“任彼之轻贱我,欺凌我,我当视为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则诋毁我者,金玉我也;干戈我者,药石我也”。显然这种认识有可取的一面,即凡事不忘先从自己一方找原因,不要一听言语冒犯,一见矛盾冲突就丧失理性和冷静,一切诿过于人而不反省自身。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如果对方有意寻衅,颠倒是非黑白,而受污者完全“失语”,就会导致积非成是,世界全无公理和正义可言了。所以对待他人的“丑诋”,不必多辩但也不可不辩。 鲁迅先生对待“黄祸论”的态度可谓独树一帜。20世纪初,鲁迅先生在《破恶声论》中曾批评当时中国人面对“黄祸论”的三种表现。一种是“自屈于强暴久,因渐成奴子之性,忘本来而崇侵略”;一种是“人云亦云,不恃自见”;一种是“援德皇威廉二世黄祸之说以自豪,厉声而嗥”。他既着重批评了恐惧或崇拜西方侵略者的奴隶性格,也嘲笑了因“黄祸”说而自豪的虚骄自大,视其为“梦中狂人”,强调“若夫,其可收艳羡强暴之心,而说自卫之要矣”。 20世纪30年代,即在鲁迅先生晚年,也有几篇文章涉及应该如何对待“黄祸论”的问题。如《准风月谈·黄祸》指出,三十年前德皇威廉二世称黄种人要席卷欧洲,中国“有些英雄听了这话,恰如听到被白人恭维为‘睡狮’一样,得意了好几年”。然而这些人“一面在做‘黄祸’的梦”,中国却仍在鱼烂瓦解,被他人欺凌宰割。“倘是狮子,自夸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但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这是强调中国人如果只是梦想强大或者自以为强大,会蕴含着极大的危险。当然鲁迅也不苟同那种过分自卑的态度,称“但倘说,20世纪的舞台上没有我们的份,是不合理的”。鲁迅:《准风月谈·黄祸》,同上书第十五册,第431—432页。 20世纪30年代初,当标榜“民族主义文学”的《前锋月刊》把当时中央军与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中原大战想象成蒙古人的“西征”,其后又无视日本人已经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鼓吹“黄种人团结的重要”,讴歌“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客观上配合了日本人的反苏宣传时,鲁迅先生批评说这实在是要“先使中国人变成奴才,然后赶他打仗”,而“用民族主义来朦混读者”。而当西方的“黄祸论”者或其他人在谈到中国文明、制度、现状及中国人的性格和精神问题的时候,鲁迅先生并不赞同讳疾忌医,以为外人一说中国的缺陷就觉得是伤害了中国和中国人的尊严,其实更多的是认为“丢了面子”的态度。所以当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其著作《中国人的素质》中较多谈到中国人素质的缺陷时,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序言》《约翰·史斯密(即明恩溥)在中国》和《中国学(一)》等文章中力加批驳,而鲁迅先生却认为明恩溥批评中国人做事“撑场面的分量多”“这话并不过于刻毒”,他希望中国有人译出该书,让更多的中国人“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总之,由于鲁迅先生一生主要的是致力于与黑暗抗争及改造国民性,因此在对待西方人的寻衅、丑诋或客观的批评而中国人的回应又未必全然冷静、科学的时候,他主张中国人多做“自省,分析”,“变革、挣扎,自做工夫”,既不自卑,更不自大。鲁迅先生的这种态度,是同时代的日本人所没有的,在中国人中也不多见,因而具有特别的意义。而在中国刚刚开始走向强大,即有人“未富先骄”,中国人的素质亟须继续提高的,尤其值得珍视和记取。 我们还有一点自知之明,深知要写出这样一本系统总结之作,非我等力所能逮。但我们深信“人类共生”之理,憧憬人类和谐和世界大同,因此希望共生于地球上的不同种属、民族和国家的人,彼此之间能逐步消除歧视、猜忌和敌意,无论是对历史上的恩怨还是现实中的分歧,都能从客观的理性的态度出发,先求沟通和理解,真正做到“知已知彼”。但这种“知己知彼”不是为了“百战不殆”或者“不战而屈人之兵”,而是为了求同存异,进而“(扩)大同(缩)小异”,终弃异求同。因此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在大量阅读中外文献的基础上,再现围绕“黄祸”这一话题展开的论辩史,虽有若干评论,但不多作人种学的、民族主义的或现代意识形态的批评。虽然历史学从来就带有一种“旧事重提”的特征,但从“致用”的目标出发,人类需要的是从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尽管西方有人认为中国人习惯引经据典,援引历史成例,是思维方法的显著不足,而且一直有人提出“人类果真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吗?”的难题,中国也有人视历史为“无用”且必须抛弃的“包袱”。对此我们只能简单地回答:历史是人类知识和智慧的资源之一,理性科学地对待和借鉴历史,对于人类总是有益无害的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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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语言风格,我感觉像是行走在一片开阔的草原上,视野辽阔,但又时不时地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奇石峻岭。作者在宏观的视角下,能以一种非常舒展和具有穿透力的笔触描绘出广阔的文化图景,遣词造句时既有学术的严谨性,又不失文学的韵味。然而,在深入分析某些微观的文化现象或具体的案例时,笔锋又会骤然收紧,变得极其精准和锐利,仿佛一把解剖刀,毫不留情地剖开事物的肌理。这种“宏大叙事”与“微观洞察”之间的自如切换,让阅读过程充满了节奏的变化和张力。有些段落的表达方式极为凝练,一句话可以包含多重含义,需要读者反复推敲才能领会其全部的意蕴。这种对文字的精雕细琢,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对表达准确性的极致追求,读起来让人感到酣畅淋漓,同时也深感挑战。
评分初读这书的章节结构,我立刻感受到了一种精密的逻辑构建,仿佛置身于一个由作者精心搭建的思维迷宫。它不是那种平铺直叙的叙事方式,而是通过一系列环环相扣的论证链条,将看似松散的议题紧密地编织在一起。每一章的过渡都处理得极其自然,前一节的结论往往成为下一节深入探讨的出发点,这种递进式的展开,极大地增强了阅读的连贯性和说服力。尤其是一些关键概念的引入和界定,作者的处理方式非常犀利,直击核心,避免了冗余的学术套话,使得复杂的理论也变得相对易于把握。我发现自己不时地需要停下来,回味一下刚刚读过的几段话,因为其中蕴含的思辨深度需要时间去消化和吸收。这种智力上的挑战性,恰恰是我最欣赏的阅读体验之一,它强迫我调动已有的知识储备,与作者进行深层次的对话和思想的碰撞,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
评分坦率地说,这本书的阅读门槛确实不低,它要求读者具备一定的背景知识储备,才能更顺畅地跟上作者的论证节奏,否则可能会在某些专业术语或典故引用处感到吃力。但这绝非一本可以囫囵吞枣的书,它更像是一场需要投入精力和专注力的智力探险。对于那些渴望进行深度学习和思想探索的读者来说,这种挑战是令人兴奋的。每攻克一个难点,每理解一个复杂的模型,都会带来巨大的成就感。而且,这本书所展现出的那种跨越界限的视野和整合不同知识体系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种极好的示范,它教会我们如何将看似不相关的领域联系起来,从而看到更深层次的结构。总而言之,这是一部需要时间沉淀、值得反复研读的力作,每一次重读都会有新的发现,其价值是随着读者的成长而不断增值的,绝非一次性消费品。
评分深入阅读后,我越来越体会到这本书在处理议题时所展现出的那种罕见的包容性和批判性的平衡艺术。它似乎并不急于给出非黑即白的简单结论,而是倾向于展现事物复杂的多面性,将不同的文化视角并置,让读者自己去权衡和判断其中的张力。在探讨某些敏感或有争议的文化现象时,作者表现出了极高的学识和审慎的态度,他能够清晰地区分事实陈述与价值判断,既不回避冲突,也不走向教条主义。这种“温和的激进”——既有挑战现状的勇气,又有尊重差异的谦逊——是当代学术著作中较为稀缺的品质。它引导我跳出固有的思维框架,去理解不同文化逻辑下的合理性,从而对“常态”产生一种审视的目光。这种引导式的思考,远比直接灌输结论更有力量,因为它培养的是一种长期的、批判性的思维习惯。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真是让人眼前一亮,那厚实的封面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立刻就给人一种内容扎实、值得细品的期待感。扉页的设计也很有匠心,那种留白的艺术处理,仿佛在邀请读者沉浸到作者构建的那个复杂世界中去。我特别喜欢它字体选择的考究,正文排版疏密得当,阅读起来丝毫没有压迫感,即便是面对长段落的论述,眼睛也能很舒适地跟随着文字的脉络前进。书脊的处理也很精美,文字清晰有力,放在书架上绝对是一道亮眼的风景线。这种对实体书细节的重视,体现了出版方对知识传播载体的尊重,也让阅读本身变成了一种享受,不仅仅是信息的获取。拿到书的时候,那种墨香和纸张的特有气味,是电子阅读永远无法替代的质感体验,让人忍不住想立刻翻开,去探寻其中蕴含的深邃思想。可以说,从触碰到感官的方方面面,这本书都在努力营造一种庄重而又充满吸引力的阅读氛围,为即将开始的知识探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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